外交政策丨印度會成為下一個中國嗎？_風聞

圖源：RESHIDEV RK ILLUSTRATION FOR FOREIGN POLICY

《外交政策》2024年春季號封面

原文截圖

譯按

        本文第一作者喬什·費爾曼（Josh Felman），曾供職於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印度辦事處，現任印度JH Consulting公司總監。

        第二作者阿文德·薩勃拉曼尼亞（Arvind Subramanian），生於1959年，2014 年10月至2018年6月擔任印度政府首席經濟顧問，現為美國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非常駐研究員。

        本文原題“Is India Really the Next China?”，見於美國《外交政策》雜誌2024年春季號，是當期印度封面專題中的一篇文章，上線於4月8日。

        除截圖外的所有圖片均為原文所有。譯者聽橋，對機器形成的初步譯文有校閲。

印度會成為下一個中國嗎？

喬什·費爾曼（Josh Felman） 阿文德·薩勃拉曼尼亞（Arvind Subramanian）

印度會成為下一個中國嗎？考慮到中國經濟正螺旋式下滑，而對印度經濟增長的樂觀情緒在世界各地迴盪，對這一問題，再也不能不屑一顧，視之為民族主義者的狂熱幻想了，而需要嚴肅看待。這尤其是因為，世界已經表現得就好像印度是一個大國。

考慮一下這事: 2023年，人們強烈懷疑印度政府捲入了一名加拿大公民在加拿大領土上遇害之事，和在美國領土上殺害一名美國公民的陰謀。一系列指控令人側目。但比這些指控更令人側目的是各方反應。美國政府的選擇是按兵不動，澆滅了可能的爆燃性後果，幾乎不表態，只是讓該案在法庭上緩慢推進。換言之，印度方面的顧盼自雄被考慮到了，沒有受到嚴懲。這是印度新近收穫政治地位的明證。

就印度經濟而言，中國過去四十年的經歷確實是一種非常特殊的奇蹟，要加以複製是不大可能的。即令如此，仍有理由看好印度，因為它的經濟不再是以往那樣，像個被束縛了手腳的巨人。

過去四分之一世紀，印度的發展受困於基礎設施，無力滿足本國製造業的需求，顯然也無力滿足外國公司將印度當做出口基地的需求。但過去十年間，它的基礎設施已大有改觀，煥然一新。總理納倫德拉·莫迪領導的政府修建了大量公路、港口、機場、鐵路、電力和電信設施，於是，哪怕僅僅與數年前相比，這個國家也變得幾乎認不出了。僅舉一例，現任政府自2014年上台以來，已建成大約3.4萬英里的國家高速公路。

自左至右：印度高技能服務業佔全球市場份額，外國直接投資佔國內生產總值份額，製造業佔全球市場份額（淺色線條指低技能製造業，深色線條指全部製造業）。高技能服務業包括金融、保險、知識產權、電信和信息技術、其他商業和個人。2024年數據為三個財政季度。低技能製造業包括鋼鐵、重型機械、製藥和化工。數據來源：世界貿易組織、印度儲備銀行。 

該國數字基礎設施也已煥然一新。那些設施一度破敗不堪，技術落後，但眼下已走在前沿，普通印度人可以使用智能手機支付哪怕是最常見的購物交易。更關鍵的是，印度的數字網絡目前為所有印度人服務，這使得政府可以向那些有需要的人羣推出直接現金轉移等項目，另一方面，私營部門已將該網絡用作創業和創新的平台。

與此同時，莫迪政府的“新福利主義”提高了印度人的生活質量。這一特色鮮明的舉措優先向公眾提供主要為私人性質的商品和服務，為選民提供了清潔燃料、衞生設施、電力、住房、水和銀行户頭，同時向他們表明捐助者是總理。利用這些項目，國家現在能夠在新冠疫情這樣的困難時期為弱勢羣體提供就業機會和免費食物，以緩和它們的苦難。印度政府建設更優質工程和提供更優質服務的能力(以及規模)令人刮目相看。

這些都是重要政策成就，是國家齊心協力積累的成果。事實上，這些項目中的許多，是由先前的中央政府和邦政府發起的，但莫迪政府仍因那些項目的加速推進而受到褒獎。有跡象表明，它們的成果正在顯現。

首先，印度基於技能的服務業出口獲得了新的重要動能。印度的服務業首度蓬勃發展是在本世紀初，但在2008年至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停滯不前。眼下，印度服務業見證了自己的重生。2022年，印度服務業的全球市場份額增加了1.1個百分點(約400億美元) ，這反映出其在技能階梯上的重要躍升。(2023年，印度服務業可能斬獲了更多全球市場份額，但增速有所放緩。)

過去編寫廉價代碼和在呼叫中心工作的印度人，眼下正管理着一些全球能力中心，高技能人員正為全球頂級公司執行分析任務。僅摩根大通一家，就在印度擁有逾5萬名員工，高盛在紐約以外的最大辦公機構設在班加羅爾（Bengaluru）。埃森哲(Accenture)、亞馬遜和其他許多公司在印度也有大量業務。這種繁榮反過來刺激了高層公寓的建設，今天，這些公寓連同起重機點綴在艾哈邁達巴德（Ahmedabad）、班加羅爾、海得拉巴（Hyderabad）、孟買和浦納（Pune）等科技城市的天際線上。運動型多功能車銷量飆升，豪華購物中心和高端餐廳大量湧現，這些都得益於個人信貸的繁榮。

其次，有跡象表明，作為印度人口最多的邦，也是印度最不發達的邦之一，北方邦正在經歷一場復興。其魅力十足的教派領導人曾經是義務治安員、印度教僧人，在其領導下，這個邦正在翻新其破舊的基礎設施(更不用説許多寺廟了) ，管控財政，減少腐敗和暴力。假如最終成了一個令人神往的投資目的地，憑藉其絕對人口規模，這個邦有可能改變整個國家的發展軌跡。北方邦的轉型將釋出一個信號，即印度的印地語中心地帶(直到最近還被輕蔑地稱為 bimaru，即患病地區)沒有淪為永久欠發達地區。

最後，中國經濟的螺旋式下滑已經加速。結果是，資本正以驚人的速度撤出該國：根據官方數據，2023年，企業和家庭資金淨流出了690億美元。(本段有刪節。——譯註)

有跡象表明，這批資本的一小部分正流向印度。最亮眼的事情是，蘋果公司在印度的一些邦設立了工廠，這樣它就能更方便地供應印度國內市場，並使其出口基礎多樣化，尤其考慮到，美中經濟緊張局勢正在加劇。這反過來有助於建立一個國內電子產品供應商鏈條，其中一些供應商正計劃建立大型工廠，尤其是在印度南部地區，僱員超過2萬人。在一個通常以規模以下、效率低下的製造業公司為特色的國家，這是一個令人震驚的現象。

假如這些大型工廠被證明是具備內生活力的，那麼它們可能刺激出口激增，這將真正改變前景：不只是處在長期困境中的印度製造業的前景，還包括未能享受高技能出口服務繁榮果實的低技能工人的前景。數字值得深思。印度的低技能產品出口永遠無法達到中國的競爭力水平，這反映在其相關產品超過40% 的全球市場份額中。這是因為，曾經鼓勵發達世界將其相當大一部分工業基礎轉移到僅僅一個國家的獨特政治經濟環境已不復存在。但對印度而言，在接下來的十年裏，將其目前約3% 的份額提高5至10個百分點，是完全可行的，這意味着增加數千億美元的出口。

儘管有利的預兆所在多有，任何有關印度取代中國的宣示仍為時過早。這是因為，這些鼓舞人心的跡象尚未令人信服地反映在經濟數據中，同時，政府政策仍不足以實現新的機遇。

考慮一下印度的經濟數據。有一段時間，我們是懷疑如下斷言的，即：印度確實已能放下2010年代失去的十年了。那一時期，印度經濟增長緩慢，結構轉型很少，沒有能創造多少就業機會。沒錯，後疫情時代，印度經濟已滿血復活，但方式不平等，資本地位優於勞動力，大公司地位優於小公司，工薪階層和富人地位優於非正規經濟中的數百萬就業者。

問題的癥結部分在於，印度迄今為止只成功利用了中國經濟相對衰退所創造的一小部分新機遇。政府固然已下定決心，要實現“在印度製造”，但迄今為止，它還未有成功説服許多公司壯大在印度的業務。事實上，流入印度的外國直接投資一直在下降中。在流向中國以外新興市場的外國直接投資中，印度所佔份額也更少。

不只有外國企業反覆無常的例子。儘管政府已改進了基礎設施，提供了補貼，在某些情況下還對製造業實施了慷慨的保護主義，但哪怕是國內企業也不願投資。對工廠和裝備的私人投資仍未從過去十年的低迷水平中反彈。目前還沒有令人信服的跡象表明形勢即將好轉。事實上，相較於前一年的水平，2023年新項目的公告在名義上是減少了。

結果是，作為印度大量非熟練勞動力就業機會形成的源頭，印度製造業出口依舊疲軟。事實上，自全球金融危機以來，印度在服裝等關鍵行業的全球市場份額下降了。對莫迪政府乃至中央銀行來講，所有這一切都是重大關切。中央銀行最近發佈的一份報告，敦促私營部門“採取一致行動”，併為政府減輕投資負擔。

為什麼企業極不樂意抓住如此明顯放在它們面前的機會？這根本上是因為，它們認為，這麼幹的風險太高。

企業的擔憂在三個方面。首先，它們擔心決策的“軟件”依舊薄弱。因少數大型國內企業集團和一些大型外國公司被認為受到照顧，印度的競爭環境難言公平，這傷害到更廣泛的投資環境。畢竟，對每一家因風險降低而進行了投資的受照顧企業來講，都存在許多因風險增加而減少了支出的競爭對手。對它們來説，成為任性國家行為受害者的風險依舊巨大。

其次，哪怕政府意識到有必要推動出口，從本質上講，它依舊迷戀向內用力，也即，進口壁壘。這種保護主義有了新的吸引力，因為許多人認為，當前印度國內市場已經極其龐大，國內企業又相當先進，只要政府給予扶持，它們就很容易取代外國企業。不出所料，經濟民族主義必然伴隨着政治民族主義。

但現實是，印度的國內市場沒有特別巨大，至少對全球性企業試圖兜售的中產階級商品來説是這樣。頻頻宣佈的保護主義措施實際上削弱了國內投資，因為企業變得厭惡風險，預計它們遲早可能被切斷關鍵的外國供應。例如，去年8月，政府宣佈將限制筆記本電腦進口，這在重要的信息技術行業引發了恐慌。最終，那些限制措施的力度有所緩和，但人們的擔憂仍然揮之不去，這尤其是因為其他行業已經實施了類似措施。

最重要的是，政治與經濟之間的罅隙赫然聳現。只要政治體制保持穩定，哪怕面對制度性衰退，投資和增長仍能維持，甚至實現繁榮。而且，莫迪的民望似乎預示着穩定。但少數族羣社區、南方各邦、政治反對派和印度北方農民內部日漸積聚的憤懣和動盪，增加了發生事故的可能性。正如經濟學家凱恩斯的著名評論所洞見的那樣，不可避免的事情永遠不會發生。那些事情總是出人意料。

我們可以瞥見印度當下的希望，但仍然對未來憂慮滿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