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革命的近乎不可能之路（二）中國革命道路的特性（4）_風聞

中國革命道路的特殊性之九 中國革命打造了一套獨特的意識形態

這套意識形態我指的就是毛澤東思想。它是中國自主形成的，是將外來重大思想資源本土化的， 是與實踐並行發展的成體系指導思想。

後發國家在救亡獨立和轉型的過程中需不需要成體系的意識形態？需要什麼樣的意識形態？如何形成這樣的意識形態？這些是革命者必須解決的重大基本問題。中國的解決之道有如下幾個獨特方面。

第一，新意識形態是建立在對深厚文明傳統中落後部分的深刻批判和堅決揚棄之上的。從打倒傳統官方意識形態儒家的統治地位到掀翻長期在民間中生命力非常頑強的各種迷信和宗族勢力都是如此。這種力度的涅槃重生意味着新生的體系將是受古典時代思想拖累最輕的從而是最現代的。這一點在中共之前甚至中共之外可能沒有一國能做到。比如各個先發國家都保留了大量宗教殘餘，後發國家保留的古典時代殘餘只怕更多。哪怕是蘇聯，從近幾年我看到的解釋看，與傳統的決裂也不如中國深。

第二，新意識形態建立在對居於指導地位的外來思想進行堅決改造的基礎上。中國革命的成功當然有賴於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傳入，但無論是馬克思的經典理論還是經過列寧改造後已經具有強大戰鬥力的列寧主義，都不能回答中國革命應該如何進行的問題。要正確回答中國革命該如何進行，就必須要做出一些看似離經叛道的意識形態改造。

在本國的很多深厚傳統已經被揚棄的情況下， 對於外來先進思想還敢於做如此深度的改造，這裏需要的勇氣是非常巨大的。而改造能夠服眾，歸根到底也必須依賴於實踐中的成功。這就指向了第三個特點。

第三，中國革命指導性意識形態是在壓力極大的革命實踐中依託穩定核心而逐步形成的。

歷史上有很多重大社會轉型非常漫長並因此沒有很系統化的意識形態指導，比如西方進入近現代資本主義。有的重大轉型則是事前有了很系統的意識形態從而速度很快，比如俄國革命之前就有列寧的重大理論突破。而中國的情況與上述都不同。毛澤東思想雖然在1927年之前有一些早期的部分，但其主體部分是1927年開始建立革命政權的實踐之後才發展起來的。這種一邊打仗一邊搞根據地建設一邊改造外來先進思想一邊發展自己思想既用理論指導新的實踐再用新的實踐來支持新的思想的模式，是很難操作的。因為這要求一個相當穩定的思想核心，而這個思想核心必須既有強大的學習能力，還要有強大的思想建構能力，與此同時還必須有重大的實操能力，如此才能做到學，思，改，行合一的境界。

第四，中國革命指導性意識形態形成並取得重大勝利的時間是很短的。從共產主義在中國大規模傳播到毛澤東思想進入黨章不超過30年時間。在如此短的時間內，不僅完成思想體系的構建而且用思想體系武裝了數以百萬計乃至上千萬的鋼鐵戰士建立強大政權，效率實在是驚人。我覺得人類歷史上可能只有伊斯蘭文明崛起之效率可以與之相提並論。

中國形成了自己獨立改造外國先進思想基礎上的指導性意識形態之後，就擁有了驚人的政治思想底藴。這個底藴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第一，未來擺脱外來意識形態源頭（蘇聯）的束縛走向政治與外交的徹底獨立有了堅實的基礎。第二，為將來吸收和改造其他外國先進思想（改開以來學習西方）提供了一個成功的範例，至少使得後來人覺得這件事是做得通的。第三，這種發展和改造指導思想的傳統也為後來人對革命和建設歷程中形成的傳統做進一步改造提供了先例。

中國革命道路的特殊性之十 中國的革命者具有極強的分析外部形勢和把握重大外部機遇的能力

其實革命者並不是一開始就具有這種能力的。中國革命的兩次重大挫折（1927大革命失敗和蘇維埃國反圍剿失利）都和分析外部環境時有重大失誤是密不可分的。

但是在遵義會議以後情況出現了根本性的變化。首先是找到中央軍和各路軍閥之間博弈的縫隙，成功擺脱多次包圍。其次是快速堅決地通過零星情報在陝北找到了合適長期立足之地。再往後雖然有西路軍這樣的失誤，但那可能是中國共產黨與外界博弈時犯的最後一個重大錯誤。從西安事變開始，革命者領導集體取得了一系列對外鬥爭的重大正確判斷和決策。

這些重大正確判斷和決策包括： 正確處理西安事變，在37-38年判斷華北出現重大權力真空，全力往華北擴張並繼續堅決走之前已經走失敗過一次的農村路線， 正確分析日本力量的限度，提出持久戰戰略，在華北擴張時採取正確的統戰政策，在國民黨掀起以皖南事變為代表的反共高潮之後有力地以鬥爭求團結，正確判斷衞國戰爭和太平洋戰爭形勢，利用重慶和談和馬歇爾調停為自己爭取戰略時間，及時派大量精幹力量進入之前力量較為薄弱的東北地區，在東北正確處理與蘇聯的關係，敢於放棄延安與敵冒險周旋牽制敵人大量力量（可能也造成蔣的很大誤判），劉鄧大軍挺進蔣介石統治腹地，及時發動遼瀋淮海戰役（不僅僅包括國內戰局的把握也包括國際上抓住美蘇陷入一年多柏林危機抽不出手的關鍵機遇），以打談並舉的手段解決平津問題，在毛澤東訪問莫斯科期間不惜長時間停留莫斯科來獲取一份對當時的中國較為有利的中蘇友好條約，執行一邊倒的對蘇友好政策並利用此政策保障的戰略時間快速解決西北青藏和南疆問題以及徹底沒收帝國主義資產等，做出冒險性極高的參與朝鮮戰爭決定並取得重大勝利，既敢於對英帝國主義開炮又堅決保留香港這個英國殖民地，及時介入印度支那事務援越抗法，等等。

總之我認為從1936年西安事變後到1953年（即我劃分的中國近代史的終點），中共在對外博弈方面沒有犯過一次較大錯誤。這段時間正是整個世界近現代史上列國博弈局面最為混沌和政治家決策壓力最大之時。蘇，德，日，美，英，法等世界主要玩家都犯過大錯誤。但中共卻交出了可謂“零失誤”的答卷。

尤其難得的是這裏面的很多決策都是中央位於地理上極為閉塞的西北內陸或者華北小村之時做出的。他們如何在這樣的閉塞條件下具備這樣強的時局分析判斷能力？

我想這歸根到底取決於兩個要點。兩個要點的代表人物分別是毛澤東和周恩來。

第一個要點，就是有人具有很高的站位能夠跳出一時一事的進退得失來看出大道理管着小道理。第二個要點就是中共始終具備非常強的情報能力。

第一個要點前面已經説過很多。關於第二個要點我再多説幾句。

從打入國民黨內部高層的各種特科特工人員，到潛伏在廣大城市裏的大量地下人員，到有可能在美國（甚至蘇聯？）也有相當情報收集能力的人員，中國共產黨實際上掌握着一張強大的情報網。沒有這張網，縱有正確的宏觀判斷，在戰術執行上也很可能陷入很多麻煩。

這種在混沌環境下在強者力量邊緣進行激烈博弈的成功傳統當然是首先從毛澤東指出為什麼如星星之火的小型革命政權可以在軍閥混戰的中國存在開始，之後在長征、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和朝鮮戰爭中這一傳統被髮揚光大。其實這一傳統也被一直延續到了21世紀，成為中國革命者又一筆寶貴的精神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