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洛伐克總理刺殺案, 牽出一場“去俄化”的區域暗戰 | 文化縱橫_風聞

劉作奎、賀之杲

中國社會科學院歐洲研究所

【導讀】近日，斯洛伐克總理羅伯特·菲佐突然遇刺，引發國際政壇的廣泛關注。菲佐於去年10月上任，他對俄烏衝突的觀點與歐洲主流立場背道而馳，因此外界猜測，槍手行兇正是出於對其政治立場的不滿。從這一事件看，歐洲局勢出現了什麼值得關注的變化？本文指出，俄烏衝突進一步加劇了歐洲政治秩序變遷的速度和方向，尤其是歐洲政治生態呈現出“中東歐化”的趨勢。隨着歐洲遭遇多重危機的挑戰，中東歐國家不再甘於“二等國”的角色，而成為歐盟決策體系中重要影響力量。其中的主要力量包括波蘭、波羅的海三國、捷克、斯洛伐克、羅馬尼亞等中東歐的大部分國家。在俄烏衝突背景下，“中東歐化”在對外合作中表現為“弱經濟、強安全”思維，民生政治讓位於地緣政治，形成特色鮮明的政策譜系。歐洲政治生態的“中東歐化”集中體現在加速“去俄化”，尤其是在經濟、能源、安全等政策領域同俄羅斯部分或全面“脱鈎”，在安全上進一步擁立美國和北約，在發展道路上更強調安全利益而弱化民生政策。“中東歐化”的總體影響力隨俄烏衝突進程的變化而演變。如果俄烏衝突陷入長期化，“中東歐化”將會持續發揮影響，成為歐洲政治生態中不可忽視的一股力量。“中東歐化”是一個階段性現象還是持久現象，仍有待觀察，對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乃至中歐關係的影響正在發酵。作者認為，中國應該努力抓住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的下一個發展機遇期和窗口期，在關鍵議題上堅持去政治化、去安全化，在充分理解中東歐國家安全關切的基礎上發展相互尊重、互利共贏的合作關係。

****本文原載《國際政治研究》2023年第4期，**********原題為《歐洲政治生態的“中東歐化”：內涵、機制和前景》，******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

歐洲政治生態的“中東歐化”:

內涵、機制和前景

政治生態不僅指政黨格局的組合特徵，還強調在重要政策領域的動態調整。一段時間以來，歐洲政治秩序經歷着深刻變革。一方面，歐洲政治形勢出現了新變化，不僅體現在民粹主義的高位波動，還體現在政治極化和碎片化的演變；另一方面，歐洲政治格局出現了新轉移，不僅體現在法德軸心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得以維持，還體現在中東歐板塊的話語力量的增長。**俄烏衝突進一步加劇歐洲政治秩序變遷的速度和方向，尤其是歐洲政治生態呈現出“中東歐化”的趨勢。**政治生態變化是歐洲政治秩序變遷的重要維度，也是歐洲對外戰略調整的主要動因。作為“中間地帶”,中東歐國家安全需求明顯上升，在歐洲範圍內的決策驅動力增強，並充分藉助歐洲內部安全訴求和外部力量尤其是美國的支持，推動自身訴求變成整體歐洲訴求，進而加速形成歐洲政治生態的“中東歐化”趨勢。

中東歐既是一個地緣概念，也是一個區域概念，更是一個建構的概念。因此，中東歐的概念具有模糊性，尚沒有清晰的界定和大致的基本共識。一般而言，中東歐是建立在國家構建、社會發展與國家轉型三條同步進行的過程之上。但是，中東歐概念更多的是立足於政治學、社會學和經濟學，而非簡單融合區域國別研究和國際關係研究。本文將中東歐定義為歐盟內部的大部分中東歐國家。在大國競爭加劇的背景下，中東歐地緣政治的重要性再次吸引了世界主要大國的關注。大國依託各自的競爭優勢對中東歐地區和國家施加影響，不僅體現了其國際地位與地緣政治的重要性，更是大國博弈與國際秩序變化的風向標。

東歐劇變和蘇聯解體後，中東歐國家開始“迴歸歐洲”之旅，進行以私有化、自由化和民主化為特點的轉型，並陸續加入北約和歐盟。中東歐國家的“融歐之路”本身就是對自身發展道路的探索，它們邊“歐洲化”邊選擇有利於自身的發展道路，包括在新的體系制度框架下尋找自己的利益和話語權。歐洲債務危機爆發以來，波蘭和匈牙利湧動的“非自由民主”行為對歐盟現有法治體系造成挑戰，成為中東歐國家追求自身發展道路的標誌性事件。**隨着歐洲遭遇多重危機的挑戰，中東歐國家越來越擁有自己的聲音，在包括難民份額攤派、歐盟多年度財政預算、同北約關係等議題上堅持自己的立場。中東歐國家不再甘於“二等國”的角色，而成為歐盟決策體系中重要影響力量。**中東歐國家作為歐洲中等國家或小國，利用共同外部威脅以及日益上升的歐洲安全危機，在歐盟層面成功獲得博弈優勢地位甚至開始引領新的地緣議程。德國和法國等歐洲主導性大國也不得不遵循“中東歐偏好”或“中東歐議程”,如俄烏衝突背景下的德國在能源、防務和安全及外交政策上與中東歐國家的偏好和路徑日益趨同。鑑於此，“中東歐化”作為典型的地緣政治導向的政策選擇，正成為歐洲政治生態變化的重要風向標。需要特別説明的是，**在探尋“中東歐化”過程中，並不是強調所有中東歐國家都採取相似的政策偏好和選擇，而是中東歐歐盟成員國的主要力量的訴求，這些力量包括波蘭、波羅的海三國、捷克、斯洛伐克、羅馬尼亞等中東歐的大部分國家。**這種探討不是追求數量上的百分之百，因為任何一種政治現象都存在例外，把個別情況加入進來，就很難總結主體趨勢和主要特點。本文聚焦歐洲政治生態的中東歐化，基於歷史分析和過程追蹤的方法，探究中東歐化的內涵表現、發生機制和前景發展，並分析歐洲政治生態“中東歐化”對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的影響。

**▍**一、 中東歐區域的研究視角

國際權力轉移正加速形成真空地帶，給“中間地帶”或準中間地帶國家以更多的決策空間。進入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在地緣政治迴歸和大國博弈加劇的過程中，作為歐盟與北約雙重聯盟政治中的行為體，中東歐國家的地位和所發揮的作用問題備受關注。面對大國競爭，中小國家往往處於外交的活躍期，它們通過在戰略上的主動引領爭取實現戰略利益最大化，進而提高其在大國戰略佈局中的價值。中小國家雲集的中東歐區域向來是一個熱點研究區域，因其長期夾在美歐俄等大國之間，大國的衝突與合作對其內政外交影響明顯。**在推動在中東歐施加影響力方面，美國主要仰仗軍事工具，歐盟則是民事和經濟工具，俄羅斯為能源和宗教工具，中國則是互聯互通和市場工具，中東歐國家作為大國競爭與合作的重要場域，多數時候只能是接受者，或者只能採取優選的斡旋空間乃至兩面或多面下注。**俄烏衝突背景下中東歐國家的具體表現和政策選擇則為相關學術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案例。相關學術成果也對中東歐區域與歐洲政治生態的關係做了理論上的探討。

1. 地緣政治視角。

經過一個多世紀的發展，地緣政治學已經變成相對成熟的理論，尤其是對分析地緣敏感區域板塊如歐亞大陸地區，具有一定的理論解釋力。馬漢、麥金德、豪斯霍弗、斯皮克曼、布熱津斯基等古典地緣政治理論家大都依照歐亞大陸的“中心與外圍”分析框架展開分析，聚焦各大力量中心之間的中間地帶(如麥金德的心臟地帶或斯皮克曼的邊緣地帶)的控制權。俄烏衝突的爆發推動了古典地緣政治理論的迴歸，即大國競爭聚焦對地緣空間的爭奪，傳統的地緣政治邏輯仍未失效而且煥發新的生機。由此，危機態勢下的中東歐國家傾向於用地緣政治的視角來解讀大國外交政策和應對危機。

現實主義學者的觀點認為，小國在地緣政治戰略方面沒有選擇權，大國是國際秩序的塑造者，並且它們外交政策能影響到小國的戰略選擇。不過，俄烏衝突下中東歐國家的角色發揮，對古典地緣政治理論也提出了諸多挑戰：首先，古典地緣政治理論是大國博弈和國家興衰的理論，主要關注大國關係的互動，認為地緣政治主要是由大國塑造的，是大國在空間地理中的權力博弈，中小國家是無足輕重的，對於中小國主導和推動國際關係以自身利益和話語邏輯進行博弈的研究比較匱乏，忽視中小國家在塑造地緣政治格局中的作用；其次，古典地緣政治理論專注地緣要素，相對忽視地緣政治博弈的內部生成機制，即單一或不同行為體是如何形成地緣政治選擇的，機械的地緣決定論使其理論張力不足、解釋力受限；再次，古典地緣政治理論強調歷史的長週期分析視角和相對宏大的敍事，缺乏精細化的事實和邏輯着眼點，這在某種程度上也削弱了其解釋力。

2. 歐洲化視角。

歐洲地緣政治生態的變化調整的既有研究主要將焦點放在歐洲大國和傳統發達歐洲國家以及美國的影響上，較少有將焦點放在中東歐這些中小型新興經濟體身上。具體地説，中東歐是如何推動歐洲政治生態版圖轉變的研究比較稀缺，而大多成果只關注中東歐的“歐洲化”,即這些國家如何融入歐洲、促進歐洲的政治趨同和經濟增長。在歐洲主流政治和學術分析中，中東歐主要是走“歐洲化”道路，而很難看到一種“中東歐化”主導歐洲政治走向的路徑分析，而在歐洲主流話語中不堅持走“歐洲化”路徑通常被冠以“疑歐主義”或其他相對負面的定位。近兩年出現的波蘭和匈牙利“非自由民主”行為，也通常被主流媒體從民主體制上加以批判和否定。總而言之，中東歐國家在其歷史發展中，在重大政治思潮變遷中，鮮有引領歐洲政治生態走向的時刻並推動新的大國博弈，但這並不意味着它們是無足輕重的力量，而是有着自身的利益訴求和抱負。在俄烏衝突的特殊歷史時期，中東歐國家就充分利用自身的地緣和話語優勢、充分借重大國力量以及抓住國際政治博弈的轉換期，甚至發揮了部分程度的引領作用。

以上兩個視角目前是分析歐洲政治和中小國家作用的主要理論工具，既有傳承性，也在百年未有變局下漸漸顯現出侷限性。中小國家的研究者也認為，中小國家在國際體系中地位弱小，國際社會呈現出“弱肉強食”,或者相互依賴的不對稱性等態勢。霸權國和崛起國通過結盟的方式給小國提供安全保障，並換取小國的支持和追隨。以上視角均對中小國家的地緣政治競爭、中小國家的戰略選擇，以及中小國家在國際組織或者聯盟政治中的地位問題有所涉獵，但中小國家主動塑造國際組織政治決策或聯盟政治格局的研究尚未得到充分解釋，尤其是在美歐俄大三角互動關係中，準中間地帶的中東歐區域的戰略選擇問題。

歐洲秩序和政治生態調整變遷的基石是內部權力結構的變化，不僅包括法德軸心作用的提升，也包括歐洲外交戰略重心的東移。目前來看，歐洲政治生態的“中東歐化”是歐洲之變的重要維度。本文所強調的歐洲政治生態的中東歐化是一種趨勢性概念，是大多數中東歐國家秉承的立場，進而分析總結其主體趨勢。自2004年加入歐盟近20年來，中東歐國家的偏好與利益轉移到歐盟層面的能力不斷增強，為其發揮決策影響力奠定基礎。在俄烏衝突背景下，中東歐區域的戰略重心提升不僅影響到歐洲政治生態的變化，也外溢到歐洲與大國關係的變動。俄烏衝突的爆發為中東歐國家提供了左右歐盟戰略選擇和提高其博弈地位的機會窗口，中東歐國家在同美國主導的北約組織的不對稱互動中，強化了其在歐盟內部決策和外交戰略的推動甚至引領地位，呈現出具有歐洲政治生態特色的“中東歐化”態勢。中東歐區域板塊影響力提升作為歐亞大陸在地緣博弈背景下出現的新現象和新趨勢，值得學界總結歸納和研究其內涵、產生原因與作用機制。尤其是在部分中東歐國家宣佈退出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進而對既有合作產生衝擊的背景下，分析“中東歐化”的前景及對中國和中東歐國家關係未來發展產生的影響具有重要的學術和實際應用價值。

**▍**二、 歐洲政治生態“中東歐化”的具體內涵

所謂政治生態，是指政治主體在一定的政治環境下的生存方式，以及在此政治環境下養成的政治習性，同時，也指政治主體在一定的政治環境下生存和發展的狀態。歐洲政治生態強調的是歐盟及其成員國在區域和全球環境中的互動方式，以及形成的影響力格局和秩序理念。隨着歐盟內外形勢發生深刻變化，中東歐國家在歐盟的影響力正不斷上升。歐洲政治生態的“中東歐化”是歐洲研究乃至國際關係研究的最新現象。**在俄烏衝突的具體背景下，在反俄和擁美兩翼的加持下，“中東歐化”在對外合作中堅持“弱經濟、強安全”思維，民生政治讓位於地緣政治，形成特色鮮明的政策譜系。**歐洲政治生態的“中東歐化”有其歷史根源，是歷史記憶，更是現實政治助推的結果。

(一) 歷史記憶助推“反俄”“去俄”身份政治

自冷戰結束以來，整個歐洲政治統一議程也日益聚焦身份認同問題，確定一個共同的歷史記憶作為其核心議題，比如，針對歐洲猶太人的大屠殺在歐洲記憶政治中一直髮揮關鍵作用。多數中東歐國傢俱有鮮明的仇俄歷史記憶，並採取反俄“一刀切”做法。隨着歐盟擴大到中東歐國家，這些新成員國要求把蘇聯獨裁統治納入到歐洲共同記憶當中，這種歷史記憶以“反對威權”敍事方式呈現出來，它主要是譴責法西斯主義和斯大林主義。在2008年4月、2009年3月斯洛文尼亞和捷克擔任輪值主席時積極推動這一議程，隨後在維謝格拉德集團及波羅的海國家積極參與下，歐洲議會也積極推動，整個歐洲逐漸形成反對蘇聯共產主義和極權主義的記憶政治。

**俄烏衝突爆發後，歷史記憶政治再度復興，演變為“民主和威權”對抗的敍事。在這一背景下，“逢俄必反”“去俄化”成為政治正確。波蘭、捷克、羅馬尼亞、波羅的海國家明確或隱形立法禁止在涉俄議題上發表不正當言論，親俄力量失聲，並快速傳導至多個西歐和北歐國家。**比如，德國對親俄的前總理施羅德進行的批評，否定默克爾對俄羅斯的務實合作政策，外交和安全政策呈現“時代轉折”趨勢。有評論認為，德國正放棄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一貫奉行的和平主義和軍事剋制路線，開始更加積極有為的軍事和防務政策。德國還積極推動對俄製裁，在能源領域加速擺脱對俄能源依賴。北歐國家芬蘭和瑞典放棄中立政策宣佈加入北約。可以説，歷史記憶政治和複雜的歷史心理促成了中東歐國家乃至整個歐洲採取更為簡單直接和“一刀切”做法，歷史記憶助推歐洲國家反俄情緒政治高漲，背後是中東歐國家積極影響和推動的結果。

(二) 強化美國和北約對歐洲安全的主導作用

歐洲加強同美國和北約的安全合作，積極推動北約加大在中東歐的軍事存在。一直以來，中東歐國家是推動同北約安全合作的急先鋒，成為歐洲內部最親美和親北約的力量，也是大西洋主義的積極支持者。20世紀90年代，中東歐國家積極推動北約擴大，成為北約的忠實支持者。甚至是，如果缺少中東歐國家的堅持，北約的發展路徑可能是另一種走向。中東歐國家立場鮮明，堅持認為沒有強大的北約，歐洲的統一會受到嚴重削弱。隨着2004年歐盟“爆炸式擴大”及一體化進程的推進，中東歐國家成為跨大西洋關係的黏合劑和橋樑。但在隨後一段時間裏，北約持續受到歐洲大國的懷疑，2017年特朗普上台執政後，美國開始在北約軍費分攤上向歐洲國家攤牌，希望歐洲承擔更多的責任，而歐洲大國對此則並不認同，2019年，法國總統馬克龍接受媒體採訪時稱北約已經“腦死亡”。然而，中東歐國家持續支持北約在歐洲安全秩序架構中的定位，甚至認為必須推動一個更加強大和統一的歐洲作為北約和美國的補充，而不是同北約競爭或者破壞聯盟合作。

**俄烏衝突爆發後，中東歐國家乃至整個歐盟對北約安全依賴加深，不僅增加防務投入和軍費開支，還強化對美國的戰略依賴和北約的協同依賴。**2022年3月，《歐盟戰略指南針》出台，在加強歐洲共同防務的同時，強調要與北約加強戰略協調。俄烏衝突凸顯歐洲特別是中東歐國家對美國的安全依賴。衝突發生後，美歐密切協調立場，在援烏、制俄方面確保“步調一致”。2022年3月，拜登訪歐與歐洲領導人會面，除釋放美歐團結的信號之外，雙方還在軍事合作和能源安全上達成重要一致。美國承諾加大在中東歐軍事部署，與歐盟成立“能源安全工作組”,並大量向歐洲供應液化天然氣，以幫助歐洲擺脱對俄羅斯天然氣依賴。2022年6月，在北約峯會上，美歐進一步加強戰略協同，出台“北約新戰略概念”,加大對俄羅斯的對抗力度。在這種依賴與合作關係之中，中東歐國家成為美國和北約主導歐洲安全秩序的最堅定支持力量。

(三) 從民生政治轉向地緣政治，從經濟優先轉向安全優先

中東歐國家加入歐盟前，其最大訴求是獲得更多的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的機會。長期以來，中東歐國家與歐盟的關係主要體現在三個維度，其一是中東歐國家與老成員國在生產方式和消費模式的互補性，再加上地理優勢，有利於歐洲一體化的發展，促進內部貿易和節省成本；其二是歐盟通過經濟紐帶將中東歐國家納入到歐盟社會和政治制度框架中，擴大單一市場規模，進而提升自身經濟和政治影響力；其三是中東歐國家維持自身安全，並在跨大西洋框架下加強防務合作，成為塑造歐洲安全秩序的重要力量。

**隨着俄烏衝突的推進，中東歐國家尋求生存優先和安全優先的、地緣政治導向的政策。**中東歐國家通過宣傳俄羅斯的“罪惡”,塑造反俄話語和敍事，聯絡歐洲親美派，影響歐盟對俄羅斯的政策制定和實施。在波蘭等中東歐國家批評和其他因素影響下，德國中止“北溪二號”項目認證是標誌性事件，歐洲整體政治生態從經濟發展與合作優先轉到安全優先，對俄羅斯等經貿政策完全呈現“安全化”和“武器化”的態勢。**在經貿、能源、科技等政策上，供應鏈安全取代實際經濟合作需求，進一步加速了供應鏈的地緣政治化。**俄烏衝突也促使德國不得不扭轉對俄羅斯的政策立場，德國總理朔爾茨稱與俄羅斯的任何合作是“不可想象的”,以此與默克爾對俄羅斯的務實合作政策切割。歐盟委員會強化“地緣政治委員會”色彩，協調加大對俄羅斯制裁，迄今為止對俄羅斯實施了十輪制裁行動，試圖通過極限施壓來獲得安全利益，經濟利益服務於安全利益，而非兩者統籌協調發展。

中東歐國家的戰略轉變也進一步驅動歐洲政治生態的變化。地緣政治主導的發展模式將很大資源聚焦到危機驅動的政策模式當中，而用於改善民生福祉的政策工具被暫時擱置，轉而激活地緣工具，服務於地緣政治。從通脹、消費品價格上漲、能源緊缺等一系列亟待解決的經濟和民生問題看，歐洲政治家很顯然準備付出這種代價並優先解決好地緣政治上同俄羅斯對抗的問題。目前，歐洲政治生態的“中東歐化”是中小國家在區域秩序變化中的集中體現。反俄和擁美是“中東歐化”的一體兩翼，在歷史記憶和現實政治雙重作用下，反俄成為一種政治正確，成為“中東歐化”的最核心特點，擁立美國和北約則是中東歐國家維持地緣政治戰略的主要支撐。

**▍**三、 歐洲政治生態“中東歐化”的形成機制

在大國戰略競爭加劇的背景下，當中東歐地區的域內外主導國家無法為中東歐國家提供足夠的公共產品，也未能滿足中東歐國家多樣化需求的實現，中東歐地區最容易出現“金德爾伯格陷阱”。目前來看，中東歐國家在安全上依賴美國及北約，在經濟上依賴歐盟，在俄烏衝突長期化和複雜化的背景下，中東歐國家對安全依賴明顯超過經濟依賴，但這種依賴性暫時因“金德爾伯格陷阱”效應無法得到解決。中東歐國家積極主動利用自身的地緣地位和外交傳統話語優勢、大國之間的權力機構關係，以及歐盟整體面臨的外部壓力來重塑與自身利益有利的政治生態格局。具體來看，歐洲政治生態“中東歐化”的主要機制是外部因素經由地區層面傳導至國家層面。其中，外部因素是美國深入介入中東歐地區帶來的地緣政治劇變，地區層面的因素是歐盟對地緣政治迴歸和大國博弈的政治生態，國家層面的因素是中東歐國家的戰略塑造。由此，歐洲政治生態的“中東歐化”成為多種因素的結果，中東歐國家的牽頭性表現、美國的支持以及歐洲安全面臨“唇亡齒寒”效應是形成機制中的主要要素。

(一) 中東歐國家牽頭反俄是推動“中東歐化”的基礎和前提

俄烏衝突對歐洲造成的衝擊太大，從根本上顛覆西方對安全的認知，歐盟整體上反對俄特別軍事行動，而中東歐國家則成功抓住歐盟外交和安全政策轉折的契機，成為新一輪政策的引領者，將本國、本區域訴求成功同整個歐盟訴求銜接在一起，又因其地緣優勢和衝突前線國家的角色定位，站在較為有利的地緣位勢和反侵略的道德制高點上，引領歐洲反俄政治思潮。尤其是作為中等強國的波蘭利用俄烏衝突成為“地緣政治歐洲”的領導者之一，在塑造話語權、投放政策工具、地緣政治轉向上發揮了獨一無二的作用。總體看，在俄烏衝突中，中東歐國家不但引領反俄話題，而且在實際過程中率先行動。

**第一是中東歐國家外交反應迅速，第一時間強烈譴責俄羅斯入侵違反國際法。**在歐洲國家中，波蘭是最早對俄羅斯入侵進行預警並正告西方世界採取預防措施的國家。俄羅斯特別軍事行動發生後，波蘭和波羅的海三國率先對俄羅斯予以譴責。波蘭外交部聲明指出：“俄羅斯蓄意摧毀現有安全結構的基礎，試圖武力改變邊界，這在21世紀是不能接受的。波蘭將與其盟國合作，採取國際法規定的一切行動，支持烏克蘭，制止俄羅斯的侵略。”捷克、斯洛伐克等國家的外交部第一時間也譴責俄羅斯的“野蠻侵略行為”嚴重“違反國際法”。中東歐諸國也紛紛到訪烏克蘭，以聲援基輔反抗俄侵略。從2022年3月24日愛沙尼亞、拉脱維亞和立陶宛三國議長訪問基輔開始，包括波蘭、波羅的海三國、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和斯洛伐克的領導人紛紛訪問基輔。在中東歐國家領導人訪問期間，歐盟機構和大部分歐洲國家也表達了對俄羅斯的譴責，多國政要也到訪基輔，以示歐洲團結並堅決支持烏克蘭的抵抗行為。

**第二是中東歐國家力主對俄羅斯強力制裁進行極限施壓。**俄烏衝突爆發至今，歐盟委員會已經主導歐洲範圍內對俄羅斯七輪的制裁，對俄羅斯進行極限施壓。中東歐國家是堅持制裁的急先鋒。波蘭和波羅的海國家為中東歐國家對俄羅斯制裁的激進派，推動歐盟出台最嚴厲的制裁。波蘭對俄羅斯中央銀行的制裁、切斷俄羅斯銀行與國際資金清算系統(SWIFT)的聯繫、對俄羅斯實行全面能源禁運、沒收俄羅斯的海外資產等。歐洲對俄羅斯制裁整體一致由歐盟委員會主導，中東歐國家則在其中發揮重要推動作用。在對制裁俄羅斯出現不同聲音的背景下，大部分中東歐國家堅持將制裁進行到底，直到取得對俄羅斯鬥爭的最後勝利。比如，波蘭一直是歐盟國家中制裁俄羅斯最積極的國家之一。美國提出能源禁運後，波蘭搶先禁止俄羅斯煤炭進口。波蘭不僅提醒歐洲關注俄羅斯的威脅，而且提醒歐洲要實現能源多元化，擺脱對俄的能源依賴，反對北溪天然氣管道項目。在對俄羅斯天然氣禁用問題上，波蘭立場非常堅定，批評德國是制裁俄羅斯的障礙。愛沙尼亞、拉脱維亞和立陶宛也支持對俄羅斯實行最為嚴厲的制裁。在中東歐國家推動下，包括德國在內的歐洲大國也走上能源去俄化之路，整個歐洲反俄、去俄氣氛強烈。

**第三是中東歐國家加大對烏克蘭的援助和支持，推動歐洲軍事和防務安全政策轉型。**中東歐國家紛紛加大對烏克蘭的援助和支持，以維持和鞏固反俄成果。從2022年1月24日至7月1日，西方國家承諾對烏克蘭的軍事援助達到807億歐元，其中，中東歐國家提供援助力度最大。**在全球援助烏克蘭的國家中，位據前六位分別是愛沙尼亞、拉脱維亞、波蘭、斯洛伐克、立陶宛和捷克，援助額佔各自國家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重是0.9%、0.7%、0.5%、0.2%、0.2%和0.2%,其他承諾援助國家均未超過國內生產總值的0.1%。為了援助烏克蘭，中東歐小國可謂傾盡全力。**在兑現軍事援助承諾方面，中東歐國家也是表現亮眼，波蘭100%兑現了18億歐元的軍事援助，援助總額僅次於美國，但美國的兑現率只有38.3%(承諾援助63.7億歐元，只兑現了24.4億歐元)。除波蘭外，拉脱維亞、斯洛文尼亞和保加利亞100%兑現援助承諾，愛沙尼亞(98%)、捷克(90%)基本兑現，立陶宛兑現超過80%。在歐洲大國中，法國和意大利都完成了兑現，但數額比較低，分別為1600萬歐元和1500萬歐元，這個數量還不如拉脱維亞軍援的數額2200萬歐元。德國則是承諾援助的落後生而飽受波蘭批評，德國承諾援助6200萬歐元，只兑現2900萬歐，兑現率為46.8%。自2022年6月初開始，西方軍事援助烏克蘭幅度開始下降，數量也開始減少，這也意味着這種格局在相對較長時間不會有較大改變。

中東歐國家在軍事和防務安全預算上也做出較大調整，比如，防務預算提高到國內生產總值的3%以上，積極購買先進軍事武器擴大防務安全。2022年3月，波蘭通過《保衞祖國法》,決定從2023年起將國防支出增加到國內生產總值的3%,軍隊將增加到30萬人。羅馬尼亞宣佈將從2023年起將其國防開支從國內生產總值的2.02%提高到2.5%。愛沙尼亞、拉脱維亞和立陶宛也表示將國防開支至少增加到國內生產總值的2.5%。德國政府宣佈大幅增加國防預算的決定，計劃設立1000億歐元的特別基金對聯邦國防軍進行現代化改造，並且到2024年之前德國每年把國內生產總值的2%以上用於國防開支。意大利宣佈國防預算國內生產總值佔比從1.41%增長到2%,挪威、瑞典、荷蘭也宣佈增加到2%,英國、法國、芬蘭同樣宣佈將增加防務預算。在這場防務預算調整的變革當中，中東歐國家又變成了引領者。

**第四是中東歐國家積極吸收烏克蘭難民，並進行妥善安置。**此前，面對中東北非難民，中東歐國家是反對歐盟難民攤派的急先鋒。但是，面對烏克蘭難民的湧入，中東歐國家積極予以接納。從2022年2月24日戰爭爆發到7月25日，統計數據顯示，492萬烏難民到達波蘭、100多萬難民進入匈牙利、89萬難民進入羅馬尼亞、63萬難民進入斯洛伐克、55萬難民進入摩爾多瓦。波蘭為難民提供18個月的居留權，併為難民提供住房。羅馬尼亞允許烏克蘭難民進入羅馬尼亞，並向烏克蘭難民提供便利條件，如建立難民營安置難民，提供免費獲得醫療、教育和運輸服務以及就業服務。歐盟大國以前是接納難民的急先鋒，併力促中東歐在攤派中東北非難民問題上做出表率，但受到大部分中東歐國家的抵制，如今在中東歐國家大量接待烏克蘭難民的背景下，歐洲短時間內吸納了大量烏克蘭難民。

**第五是中東歐國家力推烏克蘭加入歐盟，積極支持北約擴大。**中東歐國家支持烏克蘭加入歐盟。與西歐國家相比，中歐國家和波羅的海國家更為積極推動烏克蘭加入歐盟。波蘭總統杜達在俄烏衝突爆發後不久就明確表示烏克蘭應當立即獲得歐盟候選國地位，並開始入盟談判，稱烏克蘭應當從歐盟獲得重建基金，有加入歐盟的快速通道。羅馬尼亞支持烏克蘭加入歐盟，並強調同時向摩爾多瓦和格魯吉亞提供入盟前景。目前來看，烏克蘭快速入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此外，中東歐國家還拉動歐盟加強對美戰略協同，支持北約擴大。安全因素也一直是中東歐國家在歐洲內部發揮影響力的重要發力點。俄烏衝突爆發後，中東歐國家堅持依靠北約來實現對俄羅斯制裁和鬥爭。同時，中東歐國家最初支持烏克蘭加入北約(儘管遭到法德等國反對),同時，芬蘭和瑞典宣佈加入北約後，得到中東歐國家尤其是波羅的海國家的有力支持。因此，中東歐國家在上述關鍵領域對俄羅斯政策的引領作用在某種程度上推動了整個歐盟對俄羅斯進行政治和安全“雙圍堵”。

(二) 美國助推中東歐國家在俄烏衝突中充當“急先鋒”

中東歐國家是大西洋主義的堅定支持者，這是美國所樂見的。中東歐的大西洋主義起源於這些國家在過去一個世紀中形成的與美國的一系列特定歷史情感，包括承認美國在推翻共產主義和促進中東歐國家融入歐洲—大西洋制度構架方面發揮的主導作用；許多中東歐國家的戰略考慮是通過美國積極參與歐洲事務來平衡其他歐洲大國的影響，以確保它們在歐洲的利益得到更好維護。美國也非常看重中東歐國家在歐盟中能夠發揮維護美國利益的積極作用並加以扶持和引導。

**首先，美國扶植中東歐國家在歐盟發揮有利於美國的作用。**歐洲是美國霸權體系的重要一環，美國通過民主約束歐洲、經濟誘拉歐洲、安全把控歐洲等主要政策工具，將歐洲拉入維護美國利益和霸權的軌道上。中東歐八國加入歐盟後，美國一度擔心它們的政策選擇不利於美國並加強對其控制，以避免在重要安全問題上美歐出現戰略分歧。當歐美髮生矛盾的時候，美國通常把中東歐作為突破點，重點推動中東歐國家來實現美國自身利益，因此，在很多時候，中東歐被歐盟視為是“特洛伊木馬”。美國在關鍵時刻不惜利用中東歐國家來分裂歐盟，並堅信分裂的歐盟無法制定一項可能挑戰美國利益的政策。

美國一直密切監測歐盟擴大對跨大西洋關係的影響以及新成員國對歐盟外交和安全政策的影響，將重點放在與中東歐國家政府結成聯盟的工具上。為保持美國在歐洲的影響力，並確保美國在全球各個不穩定地區的政策得到持久支持，布什政府加強與中東歐國家的關係，並加上適當的經濟和商業利益作為吸引手段，在中東歐國家優先考慮的問題上美國一直給予政治支持，以此來獲得對美國戰略的支持。特朗普政府上台時，曾對跨大西洋關係和北約造成一定破壞，但在發展同中東歐國家盟友關係上保持了一貫性。拜登政府上台後，美國繼續加大對中東歐工作力度，在通信技術安全、互聯互通和供應鏈安全等方面取得積極成果，表明同中東歐國家合作一直是鞏固對歐洲合作的重要基石。在俄烏衝突中，美國多方面滿足和迎合中東歐國家訴求，支持北約擴大，增加在中東歐國家駐軍並新增了四個戰鬥營。通過拉動中東歐國家，維持歐洲對俄對抗政策，從中獲得重要能源、軍事利益，並最終削弱俄羅斯。

**其次，美國與中東歐國家民間力量合作密切，確保在合作機制上的無縫對接。**美國還為中東歐國家影響美國決策留下了一定的制度空間。在美國活躍着一批龐大的中東歐移民人口，主要集中在波蘭、羅馬尼亞、匈牙利和捷克等國，包括波蘭裔美國人代表大會(Polish American Congress, PAC),美國總統每年都有一次專門會面波蘭裔美國人代表大會並與其面對面交流的傳統，羅馬尼亞裔美國人組成的羅馬尼亞裔美國人代表大會(CORA),還有一個代表2200萬中東歐裔美國人的中東歐聯盟(The Central East European Coalition in America),均發揮較大作用。通過中東歐移民這一羣體，美國和中東歐國家形成了較為緊密的利益紐帶和較為制度化的溝通渠道。

**備受關注的東歐劇變和蘇聯解體後北約擴大問題就是美國和中東歐國家官民聯動的結果。**北約擴大是美國擴展冷戰紅利的既定戰略，在具體實施進程上，美國克林頓政府則一直模稜兩可，由於俄羅斯的反對，克林頓認為在其擔任總統期間北約擴大到中東歐國家很難實現。據美國國會近年解密檔案顯示，當時，波蘭、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羅馬尼亞等中東歐國家非常期待美國能夠儘快推動北約擴大，為中東歐國家重返西方世界和獲得安全保障提供機會。活躍在美國的中東歐移民積極在美開展遊説攻勢。從美國國會解密檔案看，波蘭裔美國人代表大會在美國一直強化俄羅斯造成歐洲不安全的宣傳，積極遊説各方，並以召開會議、致信函、進行新聞宣傳等方式加強公關工作。例如，直接聯繫美國總統進行多次遊説公關活動；同支持北約擴大的美國參議員保羅·西蒙等保持密切關係，並通過其不斷影響美國國會關於北約擴大的政策；對國家安全委員會和總統安全顧問安東尼·萊克進行遊説並保持密切聯繫；同中東歐國家在美移民團體抱團取暖，擴大遊説影響力；對關鍵活動進行贊助，等等。在中東歐移民的強有力遊説下，美國政府和國會經過權衡，在克林頓政府任內推動了北約向中歐的擴大。

美國與中東歐移民團體的聯動是擴大中東歐在歐盟影響力的重要手段。中東歐國家也充分借重這一點來對歐洲事務發揮影響，在應對俄羅斯的威脅時，中東歐遊説集團同樣活躍，為影響美國對俄和對歐政策創造機會。波蘭裔美國人代表大會在俄烏衝突尚未爆發前就以其歷史上同俄羅斯打交道的經驗和敏鋭性，向美國政府發出公開預警。2021年12月21日，波蘭裔美國人代表大會致信美國總統拜登，提醒美國政府，俄羅斯加強在烏克蘭邊境的軍事存在，陳兵20萬威脅入侵烏克蘭，可能對東歐的安全機制造成破壞，美國及其北約盟友應警惕並積極反對俄羅斯這種行為，必要時要給烏克蘭實質性和直接的金融、軍事武器等援助，希望美國和北約加大在波蘭和歐洲東翼的軍事存在，同時對北溪2號項目實施制裁，以減少俄羅斯利用能源武器威懾中東歐國家的風險。在信中，波蘭裔美國人代表大會還特別強調：“我們擔心俄羅斯正試圖利用新冠肺炎疫情和歐洲經濟困難的機會，通過軍事升級和積極的外交攻勢，在東歐重建其勢力範圍。我們從歷史教訓中記得，綏靖政策只能鼓勵俄羅斯進一步侵略和衝突的擴大。我們呼籲您通過向烏克蘭提供支持來堅決反對俄羅斯的行動，抵抗其入侵，我們要求您現在對俄羅斯實施制裁，讓俄羅斯看到一個強大而統一的北約致力於保衞歐洲東翼。”2022年1月20日，波蘭裔美國人代表大會再度致信拜登，併發布了緊急情況下聯繫白宮來支持烏克蘭的具體信息，信件再度敦促拜登政府情況非常危急，必須對俄羅斯實施制裁以抵制入侵，提供緊急軍事援助並加快推動烏克蘭加入北約。

俄烏衝突發生後，波蘭裔美國人代表大會又在全美組織捐助活動來支持烏克蘭。期間，波蘭裔美國人代表大會在促成拜登2022年3月底訪歐期間訪問波蘭並發表演講發揮了積極作用。3月31日，波蘭裔美國人代表大會專門致信美國總統拜登對其訪問波蘭表示感謝：“我們讚賞總統對波蘭人民的慷慨陳詞，波蘭已經歡迎200多萬烏克蘭難民，我們完全同意波蘭和該地區其他國家不應獨自面對這一負擔。我們讚揚拜登總統承諾追加10億美元用於人道主義努力，並希望這些資金將根據烏克蘭難民的需要在波蘭和其他提供援助的國家之間公平分配。”

2022年6月28日，由中東歐在美移民組成的中東歐聯盟在華盛頓發表聯合聲明：“俄羅斯在烏克蘭問題上取得的任何成功都有可能在全球範圍內造成更加危險和代價高昂的後果。這場戰爭實際上已經將白俄羅斯置於普京政權的佔領之下，中東歐國家對此表示強烈譴責。更廣泛的後果包括俄羅斯對包括北約成員國在內的其他國家的擴張和破壞。中東歐國家支持美國大幅增加對烏克蘭人的援助，以幫助他們渡過難關，並將俄羅斯軍隊趕出烏克蘭。作為未來和平進程的一部分，從烏克蘭全境撤軍是不容談判的。因此，將烏克蘭納入北約是確保該地區和世界其他地區未來和平的自然和必要步驟。”總而言之，在中東歐移民羣體的遊説之下，美國對中東歐政策給予了有力支持，也深刻影響到歐盟整體對俄羅斯的政策，夯實了歐洲政治生態的“中東歐化”。

(三) 歐洲面臨共同的安全困境與信任困境是“中東歐化”形成的客觀原因

俄羅斯對烏克蘭開展特別軍事行動在歐洲引起震動。歐洲普遍認為這是公然侵犯一個主權國家，違反了國際法，也給歐洲帶來的極大的安全困境，歐洲的生存安全遭到威脅，這構成了歐洲整體應對俄羅斯的一個重要背景。學界和戰略界關於俄羅斯對烏克蘭政策有着較早的分析，並至少有三種分析判斷，即“修正主義的俄羅斯”“受害者的俄羅斯”和“麻煩製造者的俄羅斯”。第一種觀點認為，俄羅斯是一個極具侵略性的新帝國主義國家，一直有計劃的準備推翻歐洲冷戰後的安全秩序；第二種觀點認為，俄羅斯是一個維持現狀的大國，它積極捍衞自己的地緣政治利益和榮譽，以避免受西方的侵犯；第三種觀點認為，俄羅斯是一個惡作劇製造者，其統治精英故意製造外部衝突，以轉移人民對內部問題的注意力。美西方不迴避俄羅斯的這三種戰略動機，同時更傾向於第一種判斷，認為俄羅斯是在有意挑戰現行國際秩序，是對歐洲地緣政治的巨大威脅，進而強化了中東歐區域在歐盟對俄羅斯戰略博弈中的立場和的政策選擇。

歐盟認為，面對俄羅斯的安全威脅，尤其是在一個大國博弈加劇的世界裏，只有集體行動和戰略自主才可以使歐洲成為地緣政治競爭的參與者。同時，源於歐洲內部的結構性因素，歐洲需要更加明確地界定何為自己的核心利益。在地緣政治和安全議題，歐盟的權限更容易受到外界的干擾，體現在美國對歐盟內部差異性的操縱。美國有意支持中東歐國家發揮榜樣作用，這為中東歐國家發揮影響力提供了制度空間。

之前與俄羅斯保持務實合作和外交對話的德國和法國在俄烏衝突到來時，面臨巨大的道德和輿論壓力，同時更伴隨着安全焦慮，認為後冷戰時代俄羅斯對安全空間的構築是以蘇聯原來幾個核心國家作為安全屏障為前提，尤其是烏克蘭和白俄羅斯的“俄羅斯化”為前提，俄羅斯夢想着打造一個政治同質化的發展空間，重塑帝國夢想，並進一步破壞美歐構築的歐洲安全秩序。在種種因素推動下，在中東歐國家對歐洲大國持續不斷的批評下，德國和法國的軍事和安全政策不得不進行調整，尤其是德國正經歷“時代轉折”的戰略調整。

**▍**四、 歐洲政治生態“中東歐化”的前景及影響

歐洲政治生態的“中東歐化”是一個階段性還是持久現象有待觀察。鑑於該趨勢是多重因素影響的結果，未來任何一個因素髮生變化都可能使這種戰略動向乃至政治思潮發生變動。

(一) 歐洲政治生態“中東歐化”的前景

**首先，“中東歐化”的總體影響力隨俄烏衝突進程的變化而演變。如果俄烏衝突陷入長期化，“中東歐化”將會持續發揮影響，成為歐洲政治生態中不可忽視的一股力量。**如果俄烏衝突是短期的，且俄羅斯在戰場獲得明顯優勢，歐洲政治生態中的“中東歐化”影響力將會下降。歐盟大國不僅會尋求同俄羅斯開展外交協調和談判，還會擠壓中東歐國家推行地緣政治政策的合法性，使“中東歐化”曇花一現。目前來看，衝突長期化和複雜化的趨勢已經愈發明顯，其背後是美西方與俄羅斯長期角力的推動。在此過程中，中東歐國家在安全防務領域的話語權上升，歐盟決策越來越受到中東歐國家聲音的影響。因此，“中東歐化”的戰略動向乃至政治思潮將會外溢到聯盟政治發展態勢和大國博弈進程。

**其次，歐洲政治生態在未來可能會經歷民粹化發展過程。歐洲的政策選擇可能進入另一個政黨政治週期循環，即向右翼極端化方向發展，但並不具有可持續性，危機驅動的模式仍在持續，情緒政治將使歐洲國家未來政策再度陷入困境。**隨着通脹、物價持續上漲和生活窘迫，能源和安全政策掏空國家發展潛力從而使外交逐漸反噬內政的時候，民粹力量再度捲土重來，政府重組的可能性大增。目前，德國、法國和意大利等已出現因俄烏衝突推高民粹化的傾向，政局趨於不穩，意大利因受俄烏衝突帶來債務危機的情境再度上演。需要注意的是，中東歐國家較為多元，在一些議題領域仍存在分歧。匈牙利等國對歐洲的“去俄化”政策持保留態度。中東歐國家對俄政策的發力者主要集中在危機的前線國家如波蘭、捷克、羅馬尼亞和波羅的海國家等。一旦出現戰場不利態勢，中東歐內部首先會出現分裂，使得地緣政治政策堅持者的影響力下降，在歐盟內部的集體議價能力也將出現下降。

**再次，中東歐國家最終會重回“歐洲化”路徑，儘管它可能會等待很長時間。俄烏衝突總歸會得到解決，屆時歐洲大國必然重新思考和定位與俄的關係。**俄羅斯是歐洲搬不走的鄰居，無視俄羅斯存在而做出安全安排註定是不現實的。在這一點上，歐洲傳統大國勢必會促進和平重啓、推動新版的歐洲政治進程和強化歐洲戰略自主等辦法，重新掌握話語權，而中東歐板塊力量重回話語弱勢地位，使其影響力進一步下降，使得歐洲政治生態重回“歐洲化”的發展趨勢當中。隨着俄烏衝突的持續，可以看到歐洲大國已經採取相對謹慎客觀的應對立場，危機到來時的情緒政治有所收斂，德國在援助和支持烏克蘭問題上始終持慎重態度，其對外戰略中固有的“剋制文化”、能源轉型因“去俄化”造成的巨大沖擊、鉅額預算壓力都迫使德國採取相對温和的舉措，其外交和安全政策的徹底轉型在國內仍存在激烈爭論。客觀地看，地緣政治化的政策不符合歐洲發展大方向，歐洲絕大多數人不願意看到冷戰的再度重演。歐洲朝着更具凝聚力、更具包容性安全以及更快恢復經濟發展的和平主義路線符合絕大多數歐洲人和政黨的利益。

(二) 歐洲政治生態“中東歐化”對中國與中東歐國家合作的影響

政治生態的變化對一國的外交關係產生重要的影響，體現在政治理念、政治結構和政治過程等維度。歐洲政治生態的“中東歐化”對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造成全方位影響。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自2012年啓動以來已經經歷10年的發展，取得一系列進展，形成一系列豐富成果，也標誌中國針對中小國家為主的集羣式外交探索，尤其是對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這種史無前例的合作模式探索取得一定成就，中國特色的“雙邊+多邊”理論得到有益嘗試。然而，隨着中美戰略博弈和新冠肺炎疫情的持續肆虐，以及俄烏衝突的爆發，中國與中東歐國家合作的態勢發生顛覆性變化。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的主軸是尋求務實性，強化經貿和人文交流，堅持去政治化和非安全化，但中東歐國家將政治和安全列為第一要務，使得雙方合作空間收窄，雙方需求錯位，合作的可持續性受到挑戰。政治生態是雙邊合作的天花板，沒有好的政治生態不可能有很好的雙邊合作發展空間。

**歐洲政治生態的“中東歐化”在無形之中加重了中東歐國家對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的地緣政治政策取向，這是當前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的最大挑戰。挑戰之一是中東歐國家將中國對俄羅斯立場同合作機制掛鈎。**俄烏衝突發生後，國家安全成為歐洲國家的首要關切，涉及國家發展和民生改善的重要經濟和社會問題都被擱置起來。在強力反俄的背景下，立場較為激進的波羅的海國家也對合作採取相對激進的政策。這種激進性政策隨着戰爭的持續、污名化宣傳的增強，對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的衝擊會產生更大的影響，使得合作不得不步入沉默期。挑戰之二是中東歐國家地緣政治化的政策選擇使得雙方的經濟和產業合作商業環境出現明顯變差跡象。受危機影響以及迫於美國和歐盟壓力，高科技和新能源領域在中東歐地區也出現了“排華”態勢。挑戰之三是輿論唱衰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令合作氛圍變差。多箇中東歐國家對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的態度出現變化，由之前的積極參與、抱有期待轉為報怨不斷。該地區一些智庫媒體藉機炒作認為，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機制已進入死衚衕。

在此背景下，中國應保持戰略耐心，**在歐洲下一個選舉週期(約三至五年)來臨時，在中東歐國家亟須在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的情況下，主動推進務實合作項目，努力抓住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的下一個發展機遇期和窗口期。在關鍵議題上仍然需要堅持去政治化、去安全化，在充分理解中東歐國家安全關切的基礎上發展相互尊重、互利共贏的合作關係。**而面對歐洲尤其是中東歐區域的國際傳播則避免在話語敍事上落入“威權對抗民主”當中，強調中國在推進合作中的非地緣政治化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