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八講：中國曲折的“共同富裕”之路及其前景分析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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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革命戰爭年代，中國共產黨人前仆後繼，付出了那麼大的犧牲，就是為了建立社會主義新中國，早日實現各取所需“共同富裕”的共產主義。

所以可以理解，新中國建立之初，本來理性地確定了從新民主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需要15年左右的過渡期，但形勢一好就難免急於求成，6年左右就提前走合作化道路，8年左右就成立了以公社為核算單位的人民公社，要“大躍進”式地跑步進入共產主義。

雖然“共產風”災難及時得到了糾正，但以當時的認知，不經過慘痛的教訓，不可能真正糾正蘇聯“一大二公”平均主義共同致富的社會主義路線。

這一路線當時在中國的表現主要有三：

一是希望通過簡單地變更生產關係來實現共同致富。以人民公社為核算單位的大集體，雖然退回到了以生產小隊為核算單位的小集體，但依然急於過渡到大隊核算，再過渡到公社核算，所以樹立的先進典型全部是實現了大隊核算的生產大隊。

二是一邊承認社會主義分配原則是按勞分配，但實際上實行的是平均主義分配原則。各生產隊是按“人頭七、工分三”的比例分配的，這雖然保證了那些孩子多、勞力少的“家大口闊”家庭能多分糧食，不餓肚子，但無疑挫傷了勞動力多的家庭的社員的勞動積極性。

三是割資本主義尾巴，實際上是不允許社員通過自留地或養殖業發展私有經濟致富，只允許社員通過生產隊的集體勞動共同致富。

城裏人呢？工資雖然分為八級，但差別並不大，享受共同的憑票供應以及分房、醫療、教育等福利，實際上也是平均主義的共同致富。

這樣的路線，當然帶來的只是貧窮，永遠也實現不了共同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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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前30年平均主義共同致富的慘痛教訓，總算讓執政黨認識到了貧窮不是社會主義，要實現共同富裕必須首先消滅貧窮，即必須首先通過發展生產力把經濟搞上去，把蛋糕做大。蛋糕大了人人才能分到更多的蛋糕，實現共同富裕，這就是“大河有水小河滿”的道理。

而要把經濟搞上去，首先必須改革開放，實現現代化，這就必須放棄平均主義的共同富裕，允許少數人先富起來，這樣才能刺激人人為了致富，或者充分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或者充分發揮自己強壯的體力，勤勞地多為自己創造財富的同時，也為社會多創造財富。

鄧小平首先用小康來詮釋中國式現代化，他明確提出到20世紀末國內生產總值翻兩番，“在中國建立一個小康社會”。黨的十六大又提出，國內生產總值到2020年力爭比2000年再翻兩番。

從1978年到新時代前，雖然中國在做大蛋糕的同時，一直在儘量公平地分蛋糕，即1982年我國就開始進行有組織有計劃大規模的扶貧行動，1986年確立開發式扶貧方針，1994年以來先後實施國家八七扶貧攻堅計劃和兩個十年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還實施興邊富民行動，開展沿海省市對口幫扶，加大對民族地區的扶貧攻堅力度等，但主要是通過經濟發展做大了蛋糕，讓大多數中國人因為多得到了蛋糕而擺脱了貧困，得以脱貧致富。

1978年，我國總人口才9.63億人，但僅農村就有7.7億貧困人口。可是到2012年末，農村貧困人口下降到9899萬人，農村貧困發生率從1978年末的97.5%下降到2012年末的10.2%。

至於城鎮人口，雖然1978年的城鎮化率不足18%，2012年的城鎮化率達到52.57%，但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自行車、手錶、縫紉機、收音機這“三轉一響”，是城市家庭渴望擁有的“四大件”。改革開放後，彩電、冰箱、洗衣機、錄音機取代“三轉一響”，成為新的“四大件”。進入新時代，新老“四大件”早已成為歷史，“四十大件”也説不完中國人的美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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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的十八大進一步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從“總體小康”到“全面小康”，從“全面建設”到“全面建成”，小康的標準不斷提升、內涵不斷拓展、要求不斷提高。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在“四個全面”戰略佈局中居於引領地位。

小康不小康，關鍵看老鄉。農村特別是貧困地區，是全面小康的最大短板。

黨的十八大以後，黨中央加大扶貧投入，創新扶貧方式，扶貧開發工作呈現新局面。2013年1月，習近平在湖南考察時，首次創造性地提出“精準扶貧”的重要理念，標誌着我國扶貧方式的重大轉變。

中共中央、國務院發佈《關於打贏脱貧攻堅戰的決定》，圍繞到2020年穩步實現“兩不愁、三保障”（農村貧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義務教育、基本醫療、住房安全有保障），制定扶貧開發工作目標，堅持扶貧對象精準、項目安排精準、資金使用精準、措施到户精準、因村派人（第一書記）精準、脱貧成效精準等“六個精準”，對於“扶持誰”“誰來扶”“怎麼扶”“如何退”等關鍵性問題，提出了實施“五個一批”（發展生產脱貧一批，易地搬遷脱貧一批，生態補償脱貧一批，發展教育脱貧一批，社會保障兜底一批）工程等具體解決方案，吹響了脱貧攻堅啃硬骨頭、攻堅拔寨的衝鋒號。

截至2017年1月，東部有267個發達縣市區與西部390個貧困縣結成對子，促進了西部地區脱貧攻堅和區域協調發展。到2017年底，累計向貧困村選派第一書記43.5萬名，駐村幹部278萬人次。全國有4.62萬家民營企業幫扶5.12萬個村，投資527億元實施產業扶貧項目，捐資109億元開展公益幫扶，帶動和惠及620多萬建檔立卡貧困人口。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統計，2019年共有70個國家和地區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超過1萬美元，包括中國14億人口在內，總數約為28億人。正是中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不懈努力，才使得世界上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超過1萬美元的人口數量翻了近一番。

2020年11月23日，註定是一個載入史冊的不平凡的日子，我國最後9個貧困縣宣佈摘帽。至此，經過8年的持續奮鬥，全國832個貧困縣全部脱貧，現行標準下近1億貧困人口實現脱貧，區域性整體貧困徹底解決。一步千年，夢圓今朝。在中華民族幾千年發展史上首次整體消除了絕對貧困現象，極大增強了人民羣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按照世界銀行每人每天1.9美元的國際貧困標準，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已有8億多貧困人口實現脱貧，佔同期全球減貧人口的70%以上，超過歐洲國家人口的總和。從減貧速度看，我國僅僅用短短几十年時間就歷史性解決了絕對貧困問題，提前10年實現了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確定的減貧目標，繼續走在全球減貧事業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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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諱言，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的貧富差距越拉越大。中央通過大力度扶貧相對縮小了貧富差距，並重提共同富裕，網上因此出現了各種聲音。

很多人説，農村應該重走合作化道路，甚至應該重新成立人民公社。理由倒也充分：如果農村還是集體經濟，就不會有這麼多拋荒田了。

還有很多人別有用心地説，應該給農村老人和城裏老人一樣的退休金待遇。進而發展到：無論城裏還是農村，所有的老人都應該拿相同的退休金。那些拿高額退休金的老人，他們的退休金必須降下來，否則就太不公平了。

有些富人因為害怕中國重走共同富裕之路，自己的財富被共產，悄悄向國外轉移財富。他們把財富轉移出去才發現，自己的財富在國內不被徵税，轉移出去後要被徵不動產税、遺產税等這樣那樣的税。更令他們憤怒的是，他們必須如實申報在中國國內的企業收入和個人收入，按中國的標準如果繳税少了，還得按移民國的標準補繳税。如有隱瞞，罰得他們傾家蕩產！有移民加拿大的老闆，被罰款幾千萬元！更令他們害怕的是，俄烏戰爭爆發後，不但俄羅斯中央銀行的3000多億美元資產被西方國家或者凍結，或者沒收，俄羅斯移民西方國家的富翁的資產，竟然也被沒收！原來西方最核心的價值觀：私人財富神聖不可侵犯，也是騙人的！一旦西方與中國發生衝突，那麼儘管他們已移民國外，他們的財富是否也要被沒收？他們能不日夜擔憂、害怕至極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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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説過，丘陵地區農村出現大量拋荒田，主要與產能過剩有關，與集體化與否無關。

前文還説過，上世紀80年代初，很多地方打着“讓少數人先富起來”的旗號，通過行政力量大力發展專業户、重點户、聯合體，實際上有“讓少數專業户、重點户先富起來，然後先富帶後富，通過發展聯合體重走合作化道路”的意思。但是因為當時中國還很窮，中國人的消費能力還很低，“兩户一聯”生產的農副產品供過於求，造成大面積虧損，最後大多數農民放棄做“兩户一聯”，去城裏打工緻富了。這應該是一些地方政府急於讓少數人先富起來以後，通過先富帶後富重走合作化道路，好心辦了壞事。

現在中國雖然富了，中國的人口也增加了4億多，中國人的消費能力較之上世紀80年代翻了幾番，但是由於科技進步和生產力提高，中國的農產品產量也翻了幾番，中國農業因此依然存在較為嚴重的產能過剩問題。

幾年前海南要辦自貿港，出現投資熱。有朋友拉着我參入投資。最後商定投資農業最保險，我們便去屯昌縣考察。

考察發現，只有糧食最好賣，有多少糧食國家收購多少。但是一者，種糧利潤低，必須有千畝以上農田才能形成規模效益，但不可能成片租到千畝以上農田。二者，即使能租到千畝以上農田，也投資過大，投資風險較大。種蔬菜、玉米、水果等農副產品，倒是幾百畝農田或山地就夠了，而且利潤高，見效快，但是已飽和了。因為農副產品必須成熟之後馬上採摘，馬上運走，馬上賣掉，否則就爛掉了。那些種植農副產品的公司或大户或聯合體，都已有了自己的固定銷售渠道，他們的農副產品成熟後，總是一邊採摘，一邊有經銷商的車開到田頭及時運走了。這意味着要加入與他們的競爭中，首先必須找到經銷商，而你還沒有租田種植，經銷商談都不會與你談。等你租田種植之後再談，就意味着存在找不到經銷商的風險。

事實上，我和朋友放棄農業投資之後，朋友的幾位朋友沒有放棄，但他們租地種植農副產品後，因為沒有找到經銷商，自己銷售的路子又不暢，農副產品喜獲豐收後卻大多爛掉了，最後虧得血本無歸。

這説明什麼？説明正如我前文所説，土地集中種植形成規模效益雖然是必然趨勢，但必須遵循經濟規律。所謂經濟規律，就是在不違背產能過剩、避免生產過剩的前提下，在雙方自願的原則下，才能土地逐步有償向農業公司、家庭農場或新型農業合作社集中轉移。如果政府違背經濟規律，用行政手段組織農民重走合作化道路，甚至重新成立人民公社，讓大批在城裏打工的農民回鄉集體從事農業，把所有的拋荒田都種上，其結果只能有三：一是糧食產量雖然大增，增產的糧食國家也都收購了，但糧價會更低，而谷賤必然傷農。二是農副產品雖然產量大增，但要麼價格更低，要麼大批爛掉，受損失的仍然是農民。三是農民失去了在城裏打工的高收入，回鄉集體務農換來的卻是低收入，必然重新返貧。

還有更可怕的後果：如果農村重走合作化道路，那麼城市走不走？如果走，怎麼走？會有什麼後果？

要知道，中國已然形成的“56789”特色的基本經濟制度，這個“9”就是指民營經濟數量。民營經濟的總數中，個體工商户又“10”有其“9”。個體工商創造的GDP，國家統計與否我雖然不得而知，但他們普遍不交税我是知道的。因為掙多掙少全是自己的，所以他們普遍沒有節假日，每天營業12-16個小時。

我每年在海南五指山市住半年，家的附近有兩家“湘味煲仔飯”館，一家是父母兒子三人在經營，一家是父子和一個已出嫁的姑姑三人在經營。由於味道好，價格低，還衞生，所以成了我的食堂，我幾乎天天輪流去兩家吃。他們從來不關門歇業，因此沒有節假日。他們每天早上8點開門營業，晚上9點多才關門，中間不關門休息，無論是食客還是外賣小哥，隨時來了隨時可以吃飯或領走盒飯。我問他們：你們生意興隆，也不交税嗎？他們説不交。

於是我想，很多人在網上熱炒農村應該重走集體化道路，如果農村重走集體化道路，那麼城市也會走嗎？如果城市也走，那麼以這兩家“湘味煲仔飯”館為例，會是什麼後果呢？

不説別的，單是他們沒有節假日、每天包括營業前的準備和營業後的收拾，營業時間長達15個多小時，這個超長時間營業的難題就解決不了。因為新的集體所有制飯館，工作時間只能是8小時，這就得增加近一倍的員工。而員工增了近一倍，成本也要增加近一倍，飯菜價格也要增加近一倍。價格倍增，食客必然倍減，而要養的員工卻比原來多近一倍，兩個“湘味煲仔飯”館集體化以後，能經營下去嗎？要不了多久不關門倒閉才怪！

再説，如果城市強走集體化道路，中國好不容易形成的“56789”特色的基本經濟制度也就不復存在了，後果想想都太可怕了。

所以，中國政府絕對不會為了“共同富裕”而違背經濟規律，在城鄉通過行政手段重新強制推行集體化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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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中國的共同富裕之路究竟會怎麼走呢？

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鄧小平在黨的十三大上指出，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發展太慢也不是社會主義。黨的十三大要闡述中國社會主義是處在一個什麼階段，就是處在初級階段，是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社會主義本身是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而我們中國又處在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就是不發達階段。

黨的十三大指出，我國從20世紀50年代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到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基本實現，至少需要上百年時間，都屬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中，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黨和國家的主要任務是發展生產力，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

隨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我國長期所處的短缺經濟和供給不足狀況已經發生根本性轉變，更加突出的問題是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再講“落後的社會生產力”已經不符合實際。同時，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更加強烈、需要日益廣泛，不僅對物質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長，再只講“物質文化需要”已不能真實全面反映人民羣眾的願望和要求。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制約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因素是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

從“五位一體”總體佈局來看，我國各個領域仍然存在這樣那樣的短板，有些方面還面臨不少突出問題。從城鄉區域發展來看，我國農村和中西部地區特別是老少邊窮地區經濟社會發展還比較落後。從收入分配來看，收入分配差距仍然較大，必須把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擺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黨的十九大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作出新論斷，特別是強調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問題。要求正確理解和把握社會主要矛盾的“變”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沒有變”，強調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發展仍然是解決我國一切問題的關鍵。

從新中國成立才幾年，就急於進入共產主義，到認識到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至少需要上百年時間，這是有了多大的教訓之後，認識才會發生如此深刻的變化呀！

任何一個科學實驗，都要經過多次失敗的教訓才會成功。社會主義事業這麼偉大的科學實驗，要經過失敗的教訓再正常不過。可是公知和恨國黨們，至今反覆拿前30年的教訓説事，想通過前30年的教訓證明中國的社會主義事業是失敗的，是沒有出路的，真是其心可誅！

因為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主要矛盾變成了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再正常不過。

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當然包括貧富差距的客觀存在。而因為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縮小貧富差距，實現共同富裕，至少在上百年時間裏，仍然首先要通過經濟發展來解決，也就是先通過做大蛋糕、再分配蛋糕來解決，這無疑就是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共同富裕之路的主要路徑吧？

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有多重要，對比一下蘇聯的解體，就會有更深刻的認識。

蘇聯在勃列日涅夫時期，就宣佈蘇聯進入了社會主義高級階段，離共產主義只有一步之遙，因此不斷昇華生產關係，例如把集體農莊升為國營農場；不斷縮小分配差距，例如縮小集體農莊莊員和國營農場職工的工資差距。到了戈爾巴喬夫改革時，因為根本不敢改變社會主義高級階段理論，所以根本不敢打破平均主義的共同致富，經濟改革必然失敗，最後轉而去搞“民主化”“公開化”的政治改革，才導致蘇聯解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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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談談在整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發展仍然是解決我國一切問題的關鍵——也就是“做大蛋糕、分配蛋糕”與中國式共同富裕的關係。

首先，由於新時代的精準扶貧是“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的扶貧，絕大多數脱貧户也掌握了致富的本事，所以在整個國家做大蛋糕的過程中，脱貧户也能做大屬於自己的那一份蛋糕，在共同致富的道路上不會再掉隊。

其次，中國的基本經濟制度，決定了從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實際出發，堅持多勞多得，着重保護勞動所得，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完善工資制度，健全工資合理增長機制，完善按要素分配政策制度，健全再分配調節機制，重視發揮第三次分配作用。堅持好這一分配製度，能夠有效實現各種分配方式各揚其長，讓廣大人民羣眾共享改革發展成果，朝着共同富裕目標邁進。

我的通俗理解，就是在不違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分配原則的前提下，在前兩次分配中，儘量縮小收入差距，以防止貧富差距進一步擴大。例如，國家已在適當下調公務員工資，讓公務員在縮小收入差距方面起表率帶頭作用。在第三次分配中，或者通過提高全民福利，或者通過精準扶貧等等，縮小貧富差距，實現共同富裕。

當然，中國的提高全民福利，與西方有兩點原則性不同。一是中國是量力而行，絕不會像西方那樣，為了討好選民，大大超出國家的財政收入能力，去一再提高全民福利。二是中國的全民福利不是平均主義的，存在地區和人羣的差距。例如，中國發達地區的福利就高於落後地區。再例如，中國農民雖然都享受新農合醫療，但特困人羣因為有國家的特殊補貼，報銷的比例就高一些，很多項目甚至費用全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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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談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公有制與中國式共同富裕的關係。

雖然公有制是實現共同富裕的根本道路，但是在整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中國不會違背經濟規律，單純通過行政手段變更生產關係，在城鄉基層再次推行集體化或國有化公有制。

但是，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並存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整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時期永遠不會變。

關於這一點，有三個偽命題。

一是“國進民退”或“民進國退”是一個偽命題。因為即使暫時“民進國退”，中國也絕不會放棄以公有制為主體這個前提。況且，現在已實現了“國”與“民”融合，許多國有企業中有民營資本股份，民營企業中有國有資本股份，不存在誰進誰退的問題。

二是很多人在網上嚷嚷國企不該壟斷、應該放棄壟斷產業是一個偽命題。因為西方尤其是美國，壟斷產業利潤全部落入極少數富人腰包，中國的壟斷利潤則全部為全民所得，中國絕不會放棄社會主義優越性，去追逐資本主義劣根性。

三是該不該探索新型公有制道路是一個偽命題。例如中國農村自發出現的新型農業合作社、城市自發出現的像華為那樣的新型集體性質民營企業，中國雖然絕不會像社會主義時期那樣，急於樹為典型在全國推廣，但不等於不密切觀察並且允許它們在公有制道路上探索發展壯大。

華為董事長任正非只持股1%，其餘99%的股份為全員持股。而且任正非接受中央電視台採訪時曾表示過，不打算讓子女接班。只不過因為美國動用國家力量打壓華為、孟晚舟在加拿大被囚禁3年的特殊經歷，反而有可能讓孟晚舟成為華為新掌門人。華為這種全員持股和不打算搞家天下的權力繼承模式，是典型的新型集體所有制民營企業。全世界只有中國才可能自發出現這樣的企業。

相反，聯想最初本來是中科院投資辦的公有制企業，經過柳傳志、楊元慶等人這麼多年精心操作，不但變成了地地道道的民營企業，甚至不一定是純粹中國的民營企業，而有可能是有美國成分的民營企業，因為聯想打着辦世界企業的旗號，已將總部由中國北京遷去了美國紐約。

聯想前10大股東，都是國內外私營公司及個人。例如，聯想控股持股比例為23.60%，董事長楊元慶個人持股比例為6.05%，美國高盛集團持股比例為4.88%，柳傳志個人雖然持股不多，但是擁有聯想控股的話語權，加之他聯合好友盧志強，實際上是聯想控股的實控人。

聯想37個核心人員也是有中國人、外國人，在過去三個財年裏，他們的總薪酬分別為5.65億、9.1億、9.3億，其中楊元慶年薪為1.7億。柳傳志雖然已於2020年退休，但每年實際拿到的退休金接近1億。

如果説華為代表的是中國式新型集體所有制企業，聯想代表的是美國式全盤私有化企業，那麼我們來看一看，在投資方面，兩家企業有什麼顯著區別。

華為能着眼於企業和國家的長遠利益，長期花巨資聘請科研人員和搞研發，因此儘管遭到了美國舉國之力的打壓，但科研成果一再取得重大突破，成了中國和世界頂尖高科技公司。

聯想則打着高科技企業的幌子，實際上能買則買，很少自己投資搞科研，乃至聯想電腦的核心部件，至今都是外國貨，尤其是美國貨。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因為私人資本的投資，只追求暴利，追求短期見效快的利益，越來越害怕長遠風險大的投資。而高科技越來越接近天花板，科研成功的難度越來越大，因此不但投資極其巨大，見效極其慢，而且並不是所有的科研投資都能成功。一旦不成功，前期所有的投資就都打了水漂。那種巨大的損失，名義上是企業的，實際上是大股東們私人的，大股東們怎麼捨得拿自己的錢，去搞那麼大的風險科研投資呢？

由聯想案例不難發現，為什麼在上世紀80年代，美國里根總統和英國撒切爾夫人聯手推行全盤私有化以後，西方的科研和高端製造反而越來越弱了，從而給了中國迅速趕超的機會？

聯想已由盈轉虧，去年虧損30億，而且前途會越來越黯淡。因為長期以來，聯想電腦打着民族的品牌，中國各級政府都採購聯想電腦。從今年開始，中央政府通知鄉鎮以上的各級政府，為了不泄密，必須採購核心部件是中國自產的電腦，這意味着聯想電腦被中國政府淘汰了。

由華為和聯想的命運及前途，不難發現，究竟是新型公有制企業更有生命力，還是全盤私有化的企業更有生命力，答案越來越明確。

華為員工實現了共同富裕，這種共同富裕也代表了中國共同富裕的未來方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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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了“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的目標，突出強調了“紮實推動共同富裕”，這在黨的全會歷史上還是第一次。

按照這一目標，在實現國家現代化過程中不斷地、逐步地解決好共同富裕問題。要自覺主動解決地區差距、城鄉差距、收入差距等問題，堅持在發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統籌做好就業、收入分配、教育、社保、醫療、住房、養老、扶幼等各方面工作，更加註重向農村、基層、欠發達地區傾斜，向困難羣眾傾斜，促進社會公平正義，讓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

按照這一目標，到本世紀中葉，也就是2050年前後，我國要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到那時，我國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生態文明將全面提升，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成為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領先的國家，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實現。

總之一句話，我國將繼續按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推進共同富裕，也就是繼續搞“大河有水小河滿”的國強民富式的共同富裕，而不是退回去搞人民公社式的平均主義共同富裕。（未完待續）

（本講主要信息來源：1、《中國共產黨簡史》，本書編寫組，人民出版社、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2、《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學習問答》，中共中央宣傳部，學習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

本講作者  張國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