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政治文化中的殉道與革命_風聞

引言

想寫一篇關於伊朗的文章很久了。一是因為自己親身去過這個國家兩次，對這個國家的歷史、宗教、語言略有所知；二是因為今天中國互聯網上無論是專家還是民間缺少對於這個國家富有洞見的認識。的確，伊朗同中國表面上看是那麼的相似，以至於似乎每一個對國際關係、世界歷史有所關注的人，似乎都可以迅速形成對這個國家的看法和認識。然而，伊朗同中國最為深刻地不同卻沒有被我們的靈魂所捕捉，導致的結果便是視野的遮蔽。

北京時間5月20日，伊朗萊西總統和外長阿卜杜拉希揚確認遇難，伊朗迅速成為了討論的焦點。飛機肇事的原因我在這裏無意揣測，無論是遭他國暗算，還是由於自己的疏忽，伊朗都將沿着自己的道路往前走——從某種意義上來説，他們的犧牲、殉難，恰恰意味着伊朗這個國家、共同體真正的延續。殉道，是這個國家最根本的底色。

我在這裏所談論的伊朗的“殉道”，絕不是伊朗政治、經濟、社會、文化中的一個部分，它最為深刻着塑造着伊朗這個國家從古至今的歷史，從上到下身份認同，它是一個解釋今天伊朗的一切都無法脱離的概念。因此，從不存在某種殉道文化，殉道對於伊朗而言是一個本體論的概念。

一、伊朗與中國歷史的吻合

如果要找到一個跟中國歷史脈絡最為接近的國家，表面上來看，除了伊朗以外，再也找不到第二個了。這意味着多個要素同時滿足。固然，這個國家需要有着豐富的古典文明，這種古典文明不是現代希臘之於古希臘、現代埃及之於古埃及的那種博物館中的古文明，更不是指近代歐洲，而是我們時常説的，源遠流長、生生不息、從未斷層的古文明。雖然不同時期凝聚伊朗的概念有所不同，伊朗作為一個共同體被喚起的觀念亦經歷了流變。但是，作為一個殊異於阿拉伯-伊斯蘭世界的伊朗，也同樣殊異於印度南亞次大陸的文明是始終如一的。這樣的如一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首先，伊朗的核心疆域2500年來幾乎保持着高度的一致性，從亞契美尼德到薩珊波斯，從薩法維再到今天的伊朗伊斯蘭共和國，伊朗的核心版圖南抵波斯灣，東部以俾路支斯坦的山脈為界，北達裏海，西部以庫爾德山脈、阿拉伯河為界。其次，伊朗對伊朗的土地和國家的感情亦始終如一，今天的伊朗人既認同伊斯蘭教什葉派，也認同整個伊斯蘭教以前的歷史。

任何的古典文明，往往都意味着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伊朗自然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而這樣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正是在多元文化交匯的過程中形成的。中國和伊朗都遭遇了外來的普世宗教，同時也都淪為蒙古西征的受害者。同時伊朗和中國最後一個王朝，也都是外族統治的王朝（1779年，來自東北部的土庫曼人的愷加部落統一伊朗，建立愷加王朝）。

第二，表面上看，伊朗和中國幾乎遭遇着完全相仿的現代化進程。19世紀中葉，英、法、美、俄、奧等列強敲開了伊朗的大門，愷加王朝被迫同列強簽訂不平等條約，列強獲得了礦產、鐵路、駐軍等特權。然而，伊朗和中國都沒有因此徹底淪為列強的殖民地，相比於列強在北非、敍利亞、伊拉克的予取予求，列強無法把伊朗變為徹底的殖民地。與此同時，愷加王朝也在謀求變法維新，本土工業開始興起，同時開始進行從中央到地方的自上而下的整合。然而，封建上層貴族同列強買辦相互勾結，社會矛盾逐漸激化。20世紀初，幾次全國規模的大起義很快就動搖了這個搖搖欲墜的帝國的基礎。愷加王朝覆滅了。1911年辛亥革命，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1921年，將軍禮薩·汗推翻愷加王朝，正式開啓了大刀闊斧的現代化改革。從禮薩·汗到他的兒子巴列維國王，伊朗建立了一個強大的中央政府，一支現代化的軍隊，與此同時，國家專制獨裁的程度也在日益加深。王室在這期間對內聯和歐美列強，搜刮國內的財富，將石油與礦產的專賣權交予跨國資本；對外同以色列以色列交好，向以色列輸送石油、幫助以色列攻打阿拉伯聯軍。

思想道德方面，巴列維國王幾乎徹底拋棄了伊斯蘭，廢除一切宗教服飾，走向了完全放任，唯一在乎的只有國民對自己的忠誠。與此同時，巴列維國王嘗試着將伊朗的國家認同從什葉派伊斯蘭轉移至對古波斯的認同。在文化、語言方面，伊朗自上而下進行了一場波斯語純潔運動，清除波斯語中的阿拉伯語詞彙，清除以阿拉伯語命名的街道，統統改為波斯語。值得一提的是，1971 年 10 月，巴列維國王在伊朗古都波斯波利斯慶祝居魯士大帝建立古代阿契美尼德帝國建國2500週年。這場巨大的慶典活動旨在突出伊朗的古代文明和歷史，並展示伊朗在巴列維國王領導下取得的當代進步。慶祝活動強調了伊朗的前伊斯蘭起源，同時將居魯士大帝作為民族英雄加以宣傳。然而，這次慶祝活動的鋪張令人咋舌，這一切都同伊朗鄉土與普通市民的赤貧化形成了鮮明的反差，也間接地藴含了1979 年伊朗革命的火種。

1949年新中國成立，這意味着那個裏通外國、民不聊生的國民黨政權壽終正寢。1979，伊朗在幾乎沒有任何流血衝突的情況下就完成了政權更迭，時年79歲的阿亞圖拉·霍梅尼成為了國家的最高領袖。值得一提的是，作為教法學家、哲學家的霍梅尼生於印度，6歲才開始學習波斯語。從未有過任何帶兵打仗的經歷，一生都是在書齋與三尺講壇上度過的，一生清貧。在掌握最高權力之前的最後16年，他一直在伊拉克、土耳其、法國等地流亡。1979年1月，巴列維國王無法控制國內鬥爭的局勢，宣佈出國“休假”；2月，霍梅尼從法國回到伊朗，正式成為了伊朗的最高領導人、精神領袖。

事到如今，這場革命究竟是如何發生的，為何有着強大軍隊的巴列維國王的政權會迅速的崩潰，這之中至今依然有着許多的疑問。但可以肯定的一點是，伊斯蘭革命得以實現，依賴的是傳統的教士集團同社會主義左翼圖得黨的聯合。革命成功的伊朗伊斯蘭政權馬上面臨着伊拉克的入侵，兩伊戰爭進行了整整8年。與此同時，新政權還面臨着美國最為嚴厲的制裁，於是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立刻開啓了國產化的獨立自主工業體系的建設。

大體上來看，伊朗的整部歷史應當是最容易引起中國人共情的。兩個國家相似的歷史進程幾乎決定了兩個國家都有着相似的政治光譜。首先，兩個國家都有相當數量的海外流亡者或是不同政見者，他們大都在國內有着不愉快的遭遇。到了今天，這些人便在任何問題上，都同美國與西方的立場站在一起。與此同時，兩個國家的內部亦都有着數量龐大的不滿的聲音，不滿的聲音所聚焦的關鍵詞亦都大抵相仿。

二、伊朗社會生活中的殉道元素

然而，在談論伊朗的時候，一定有一個重要的問題無法繞開，這個問題便是宗教。徹底置身於世俗社會的中國人若想對“宗教是如何塑造一個國家的”這樣的問題有所理解、感同身受，必然需要通過自己的知識、智力、想象力進行一些逾越，而不是簡單地用中國話語體系中現成的概念進行對應，例如説，把封建迷信、洗腦、外國勢力、阻礙現代化、反人性等概念直接投射到對伊朗的理解中，跟隨着西方現代化的理論鸚鵡學舌，將世俗化與現代化、建立一個強大的國家徹底對立起來。

今年一月我在伊朗旅行，走在德黑蘭的街頭，一個現象令我無法忽視。在城市的主要街道，每隔一段，就可以看見一個很大的人像。走近一看，大體上可以通過簡單的波斯數字和圖案猜出，這些人是伊斯蘭革命衞隊的英烈。然而當地人進一步告訴我，這些烈士是在兩伊戰爭時期犧牲的。仔細一算，即便從88年算起，至今已經過去了35年。

更不用説，整個的德黑蘭還保留着大量的與1979年伊斯蘭革命有關的印記，無論是宣傳畫還是紀念館。比如説著名的前美國駐德黑蘭大使館的遺址，現今已經成了伊斯蘭革命的教育基地。還比如説伊朗伊斯蘭革命與神聖守衞的博物館，這個博物館展示了自1979年革命以來伊朗的革命烈士，包括大量兩伊戰爭時期的革命烈士，近來被以色列和美國暗殺的烈士，這之中就包括3年前在德黑蘭近郊遇刺的那位核科學家和他已被子彈射得千瘡百孔的專車。當然，這裏面還展示着薩達姆被捕時的經典場景。在清除薩達姆這個問題上，也許是美國和伊朗唯一一次的完全保持一致。最讓我吃驚的是當我乘坐伊朗地鐵的時候，我仔細盯着地鐵線路圖時，驚訝地發現，他們居然有數十個地鐵站，是以“烈士”（Shahid）結尾的，可以説，“烈士”是第一個真正觸動我的波斯語詞。

粗略的計算了一下，伊朗7條線路100多個車站中，有20多個是以“烈士xxx”的形式命名的。有學者、教法學家Mohammad Mofatteh；也有29歲的，在兩伊戰爭喪生的旅長Mohammad Hemmat；還有被薩達姆處決的什葉派神職人員Muhammad Baqir al-Sadr。“殉道”，這個主題是伊朗社會的主要基調，如果我們隨便翻閲一下伊朗的兒童圖書就會發現，與殉道相關的主題佔有相當比重，還有一些小英雄的故事更是家喻户曉，比如説1980年在兩伊戰爭中犧牲的，年僅13歲的法赫米德。他用一大捆手榴彈包裹着自己的身體，拔出別針，跳入敵人前進坦克的履帶下，引爆自己，炸燬坦克。最高領袖霍梅尼更是直言：“我們國家的領導人不是我，而是那個13歲的孩子。他用他的小心臟撲向敵人，他比100個教士文人要有價值得多。”

毫無疑問，中國近代史上也有着大量的烈士，尤其是在抗日戰爭時期和解放戰爭、抗美援朝時期，董存瑞、黃繼光、劉胡蘭亦都是在自己十幾歲的時候便為了崇高的理想獻出了自己寶貴的生命。可以説，我們也許可以把伊朗的這位法赫米德等同於我們的黃繼光。

然而，當中國人聽見“殉道”兩個字的時候，總會覺得有些彆扭，因為殉道的不僅僅有伊朗的這些為國捐軀的孩子戰士們，還有那些對手無寸鐵的平民進行自殺式炸彈襲擊的kb分子。宗教就此同極端聯繫在了一起。值得一提的是，今日猖獗的kb組織，無論是基地組織，還是ISIS，無一例外，這些組織的基本意識形態是遜尼派的瓦哈比主義，並且這些組織極端敵視什葉派和伊朗。

在2003年薩達姆政權倒台以後，整個伊拉克陷入混亂，恐怖組織叢生，這些kb組織並沒有首先將武器對準美國入侵者，而是將武器對準了什葉派，尤其是位於納傑夫和卡爾巴拉的什葉派的聖陵。伊朗朋友告訴我，當時蘇萊曼尼將軍率領聖城旅在伊拉克打擊ISIS，守護着聖城，因此伊拉克的百姓也愛戴他。在今天，無論是伊朗還是伊拉克境內的針對平民的kb襲擊，乃至全世界的恐怖活動，其根源統統出自遜尼派的瓦哈比主義。當今世界並沒有任何一個什葉派的kb組織。

三、重審“文明衝突論”

但無論如何，伊朗的“殉道”，包括伊朗的革命，同中國革命先烈的拋頭顱灑熱血還是有着很大的分別。伊朗的“殉道”絕不是什麼近代面對着外敵入侵才有的事物，其“殉道”所具有的最鮮明的特點正是在於，今天的伊朗將自己國家國民的身份認同以“什葉派”來完成整合。而什葉派恰恰自誕生伊始，所有的故事都與“殉道”有關。這樣一來，伊朗這個國家，我們也可以説，它是以“殉道”作為主基調而建立的國家，同時，伊朗人所學的歷史，本身就是一部殉道的歷史。這樣的特點幾乎在全世界絕無僅有。

我們需要理解，什葉派究竟意味着什麼？

面對今天紛繁複雜的世界，我們總會有一些簡單的想當然，這之中自然包括，把全世界70億人劃分成不同人種、宗教、文化，然後想當然地認為相同人種、宗教、文化的人是一個具有規範性意義的共同體，因此這個共同體自然應該聯合起來。所有與文明的衝突有關的理論皆出自於此，無論各種理論家將世界劃分成多少種文明，這樣的劃分也始終停留在學科理論層面，無法使世界每天上演的切實的戰爭與衝突變得可理解。原因很簡單，這些區分都只是純然外在的，進行這樣的區分只是基於一種純然的歷史性，這樣的區分無法回答這樣兩個問題：我們所運用的劃分概念究竟在什麼意義上具有一個概念的自足性，以及它同此時此地究竟產生了何種關係。

具體説來，今天世界的許多人會認為：俄羅斯是白種人，俄羅斯也是基督教文明的國家，並且俄羅斯的衣食住行生活習慣更像歐洲，所以俄羅斯骨子裏還是一個歐洲國家，他們想要融入西方。現在中俄的蜜月期都只是暫時的。然而，上述所有的論斷統統只是在陳述一個事實，俄羅斯和西歐無論是人種、宗教還是衣食住行，相比於中國都同歐洲更接近，這種接近可以理解為一種歷史上發生過的事實。然而，這樣的説法無法回應任何一個俄羅斯未來會走向東方還是走向西方的問題，因為無論是白種人也好，基督教也好，統統不是一個與這個國家未來走向有關的問題。

首先是白種人，白種人從來不能成為任何意義上構成共同體認同基礎的事物。人種膚色作為錯誤的認同基礎僅僅在19-20世紀活躍了一段時間，但很快就回到了它無關緊要的地位。人種膚色不具備構建共同體的力量，更不足夠讓我們做出敵人亦或朋友的區分。這般不具有任何嚴肅性的概念無法將人聚攏在一起，更無法讓人為此獻出自己的時間、精力乃至生命去建設這個共同體。用最為簡潔的話説，沒有人會因為一個人只是皮膚同自己顏色相同，就感受到了一種命運共同體般的紐帶，並將他視作同胞，願意為他獻出自己的生命。

基督教這個概念具備構建共同體所需要的嚴肅性，但是今天的歐洲在任何意義上都不能算基督教國家，今天歐洲的社會與倫理道德恰恰無時無刻不在反對基督教，今天歐洲的民族國家的概念源自中世紀基督教神聖帝國的裂變，民族國家的興起是由同基督教倫理與政治秩序的決裂引出的。今天的歐洲雖然放棄了基督教，但是並沒有丟棄那個要去捍衞真正的普世價值的姿態，因此歐洲/美西方的普世與同樣捍衞普世的俄羅斯形成了對撞。以基督教為切入，我們恰恰可以理解的是，為什麼俄羅斯與西方為敵，只有理解了這一點，我們便可以理解為什麼“中美必有一戰”這般的命題（特指世界大戰規模的，而不是指小摩擦）是徹底的偽命題。因為中國與美西方能產生對撞的只有經濟利益和發展模式，而全面戰爭必然是全民的，自下而上聯動的。而中國在全球化進程中的得利帶給美國的相對地位的衰弱無法讓全美國，哪怕只是美國的精英階層真正聯合起來將中國視作敵人。

四、“什葉派”歷史的殉道及其普世內涵

帶着這樣的理解，我們再來考察伊斯蘭世界。我們總會好奇為什麼在巴以問題上，穆斯林不團結起來對付以色列和西方？有人對此的回答是，波斯人與阿拉伯人是世仇，什葉派與遜尼派教派分歧很大，無法調和。穆斯林不懂得“攘外必先安內”的道理。然而，真正嚴肅的問題其實是：究竟什麼是“外”，什麼是“內”，只要都是穆斯林就可以想當然地被視作“內”嗎？在我們過往的知識中，我們往往會把什葉派與遜尼派的分離或分別的表面原因歸納為：什葉派只信仰阿里是真正的哈里發，而遜尼派則認為四大哈里發都屬於正統的哈里發。於是，我們便會對什葉派和遜尼派因為教義不同而進行的戰爭感到困惑和不解，並認為這樣的行徑是無意義的，荒唐的，野蠻的。這個問題在一個旁觀者看來，只是覺得誰是真正的哈里發無關緊要，並且認為這是一個誰也無法説服對方的問題。很顯然，如此理解伊斯蘭便失去了一個重要的視野，即如他人自我認識一般理解他人。

對於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可以劃分為“遜尼派”穆斯林的人來説，他們會不斷地強調，這個世界上並沒有什葉派與遜尼派之分，只有穆斯林。尤其對於那些其生活周邊沒有那些可以劃分為“什葉派”穆斯林的人而言，他們甚至會對“遜尼派”這樣的概念感到陌生，比如説中國或印尼的穆斯林。但這個問題到了西亞和中東地區就會變得尖鋭，因為這些地區什葉派人數眾多，並且分化最初正是由“什葉派”開啓的，是什葉派首先説出——“我們和你們這些穆斯林不一樣”。

因此我們可以説，什葉派是一個自足的概念，對於什葉派穆斯林來説，他們從小就習得了自己如何同遜尼派穆斯林不同。而遜尼派大都不會學習這些，遜尼派不會去捍衞“遜尼”，但什葉派則會去捍衞自己的“什葉”。這樣一來，我們可以看見“什葉派”國家或是地區往往可以形成強烈的組織力量和向心力，而遜尼派往往給人呈現的面貌是一盤散沙。

什葉派與其周遭穆斯林的分離，源於先知死後繼任問題的分歧。先知死後，一部分穆斯林選擇追隨阿里，因為阿里最早跟隨穆罕默德皈依，更重要的是阿里品德高尚，學識淵博。這部分人認為，為了確保自由與公正的實現，必須得由得到真主保護，並完美無誤的人來擔任先知的繼承人，這個人只能是品德學養兼具的阿里。而其他穆斯林選擇通過民主協商推舉的方式選出穆罕默德的繼承人。此時，分裂的種子便已然醖釀於其中。

阿里短暫繼任哈里發不到五年的時間後便去世，死後穆阿維葉通過政變與陰謀詭計，篡奪了本屬於阿里的兒子，第二位伊瑪目哈桑（Hasan ibn Ali）的哈里發，開啓了倭瑪亞王朝的時代。自此也開啓了穆斯林多數派迫害什葉派的歷史，即什葉派的殉難史。阿里的追隨者繼續追隨第二位伊瑪目阿里的兒子哈桑，然而，穆阿維葉仍不善罷甘休，買通了哈桑身邊的人給哈桑投毒，哈桑殉道，時年47歲。隨後哈桑的弟弟侯賽因繼任第三任伊瑪目，他拒絕效忠穆阿維葉的兒子葉茲德，葉茲德決定對侯賽因進行追殺。在伊斯蘭曆61年（公元680年），穆哈拉姆月的第10日，侯賽因在卡爾巴拉殉道，先知家族的所有成員除了伊賈得以外，全部遇難，連同哈桑的兩個未成年的兒子和侯賽因的兩個未成年兒子。自卡爾巴拉以來，什葉派開始作為一個成體系的，有組織的教派形成。什葉派的內涵變成了先知後裔的追隨者。這般先知後裔的概念不是任何憑習俗意義上的血統論，事實上來看，先知後裔承載着殉道的精神，他們品德高尚，學識淵博，這一點任何穆斯林也不會反對。在今天，對於什葉派而言，雖然麥加是任何穆斯林都要去朝覲的聖地，但對於什葉派而言，更為重要的聖地則是卡爾巴拉。

然而，堅守着這條道路，便意味着更多的殉道者。第四任伊瑪目薩賈德遭倭瑪亞王朝的哈里發毒死（伊歷95年，公元712年）；第五任伊瑪目穆罕默德亦慘遭毒害（伊歷114年，公元732年）；第六任伊瑪目賈法爾慘遭阿拔斯王朝哈里發曼蘇爾迫害致死（伊歷148年，公元765年）……不用進一步敍述歷史，除了最後一位隱遁的伊瑪目，十二伊瑪目中的十一位都是遭敵人毒害或殺害殉道的。

第十二伊瑪目，在什葉派中又被稱作“第十二伊瑪目馬赫迪”，馬赫迪在阿拉伯語中的意思是引領者的意思，也有救世主的意味。他並不特指第十二伊瑪目，而是在伊斯蘭曆史中廣泛出現的一個與“救世主”有關的概念。什葉派和遜尼派共同認為，馬赫迪的降臨將使人類社會達到真主的完美。自第七第八伊瑪目以來，在什葉派中便流傳着是第十二伊瑪目即是馬赫迪的諭令。第十二伊瑪目馬赫迪繼位後，他突然開始隱藏起來，僅通過代理人同外界交流。隨着代理人的離去，馬赫迪宣佈了自己將永遠隱遁下去。於是我們也可以説今天的伊斯蘭正延續着“大隱遁”時期。“馬赫迪的隱遁”在什葉派傳統中，可以被視為最嚴肅的信仰。馬赫迪仍然活着，而他的消失，是因為真主已經為世界準備好了十一個伊瑪目，但是全部都慘遭人間的殺戮，似乎沒有人在乎他們。於是真主所幸命令第十二伊瑪目徹底隱遁下去，馬赫迪的重新降臨，需要等待人世間為救世主的到來對此做好準備。

對此，法國的哲學家、伊斯蘭學家科爾班（Henry Corbin）在晚年的時候曾説過這樣一段話，以對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關切——伊斯蘭什葉派做出總結：

“在我看來，什葉派是唯一一個通過信仰伊瑪目制保留並延續了人與真主之間神聖指引聯繫的教派。猶太人認為，作為人與真主之間真正紐帶的先知身份在摩西之後就終結了。他們不相信耶穌和穆罕默德的先知身份。基督徒也沒有超越耶穌。遜尼派也止步於先知穆罕默德，認為隨着先知身份的終結，人與神之間的聯繫也被切斷了。只有十二伊瑪目什葉派認為，這種聯繫通過馬赫迪依然存在，並將永遠存在下去。至於馬赫迪為何在就任伊瑪目後立即消失，這幾乎無需解釋。真主以他的智慧如此安排就足夠了。與此同時， 所有穆斯林，尤其是什葉派，都有責任為建立一個以正義、美德和虔誠為基礎的世界秩 序而堅定不移地努力創造適當的氛圍和環境。他們不僅應根據伊斯蘭教義和崇高理想塑造個人的生活，還應努力在集體和社區層面建立伊斯蘭秩序。他們應該全心全意地為信仰服務，並做好準備迎接期待已久的救世主。這就是伊瑪目們告誡穆斯林繼續等待馬赫迪的意義所在。”

五、天啓宗教與什葉派的雙重區隔

中東遜尼派與什葉派的分別絕不是阿拉伯人和波斯人的爭鬥，因為十二伊瑪目與哈希姆家族無一例外都是來自阿拉伯半島，從民族成分上來看，伊朗人所敬仰崇拜的自然是阿拉伯人。但這在任何意義上不意味着波斯人屈服於阿拉伯人。無疑説，伊斯蘭文明中伊朗之於多數派的海灣阿拉伯世界的處境，可以類比於基督教文明中俄羅斯之於西方多數派的處境。雙方敵對的必然性在於伊斯蘭文明與基督教文明共有的天啓宗教的敞開與普世性。這般的普世性並不意味着非要將全世界同化成同一種宗教，但這樣的天啓宗教總會為這些文明帶來一種善惡感——這種善惡感是超出任何習俗與傳統的，它會立定文明與野蠻的分別，並內在的含有激烈的以殉道的方式，以暴力與強力抵抗惡的傾向，其具體的表現依然延續着什葉派從穆斯林中分化的趨向。首先是自我區隔，自我區隔必然面臨外界多數派的迫害，於是走向殉道。20世紀的伊朗又在這條道路上走了下去。

對於今天的伊朗而言，同遜尼派的分立不能被理解為教派鬥爭，而是應當被理解為什葉派歷史記憶的延續。今天的海灣遜尼派國家無一例外，全部都是君主專制的國家，王室的生活奢侈、荒淫無度，同倭瑪亞與阿巴斯的哈里發毫無區別。與此同時，它們幾乎都是美國的盟友，在對抗以色列的聖戰中早已放棄了抵抗。伊斯蘭對於這些遜尼派國家而言，僅僅意味着一套過去延續至今的習俗與律法。

而在近代伊朗的歷史中，伊斯蘭完成了自己的第二重區隔，這重區隔意味着自己與源自西方的現代文明進行了堅定地切割，並自信地認為只有伊斯蘭才代表真正的文明。當西方的“船堅炮利”叩開中國的國門，中國對於現代西方文明根本道德品質有所反省的知識分子，只有一些例如像林紓、辜鴻銘之類的我們稱之為“腐儒”的晚清遺老以及此後的學衡派。這些人主要對抗的是“打倒孔家店”，對儒家進行全盤反對的新文化分子。除此之外，中國最主流的聲音還是關心救亡圖存，自立自強的問題。

然而當西方的“船堅炮利”叩開近代伊朗的國門，自19世紀末以來，以近代西方的思想來反對伊斯蘭與古蘭經的社會思潮幾乎從未出現過。恰恰相反，幾乎所有的伊朗的知識分子，無一例外都在使用着“西方之毒”（Gharbzadegi，Westoxication）這一概念來形容西方，伊朗的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者與什葉派教士對待西方的態度與基本立場在這一問題上有着共識。相比於傳統的教士，伊朗的知識分子甚至更善於運用馬克思主義、存在主義等20世紀西方的思潮，革新、聖化伊斯蘭傳統。我們可以説，1979年的伊斯蘭革命表面上看是一場宗教復興運動，但是其宗教復興的基礎是以解放神學更新傳統，將伊斯蘭與殉道，伊斯蘭與守衞文明徹底聯繫在一起。馬克思、尼采、海德格爾，這三位思想家都在伊朗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六、解放神學如何更新傳統

那麼伊朗是如何使使這樣的革命與殉道精神，真正深入人心的呢？

在伊斯蘭革命期間，作為解放神學的伊斯蘭被推向了高潮。如果説中國在建國後主要是通過“社會主義新人”“人民當家做主”“民族獨立”等概念，建立人民主體性，那麼伊斯蘭便是通過對古蘭經與伊瑪目歷史的神聖闡釋，將整個社會靈性的革命力量彰顯到極致。以下的討論基本上出自20世紀伊朗的哲學家、社會學家沙里亞提的思想，但這絕不僅僅意味着沙里亞提一個人的思想，恰恰相反，沙里亞提對於伊斯蘭的理解奠定的是整個20世紀伊朗的知識分子對伊斯蘭理解共同的基調。

沙里亞提為神學注入力量首先源於其所處時代的20世紀60-70年代伊朗神職人員的墮落。伊斯蘭神學徹底被磨平了稜角，要麼變成了伊朗國王的奴婢，要麼則如同今日世界一般，成為了僅僅在神學院被教授的學問，亦或者説將宗教同迷信、互聯網娛樂、心靈雞湯進行聯姻。伊朗在60-70年底也面臨着相仿的處境。

沙里亞提首先控訴，在當今世界，伊斯蘭教與小資產階級完成了一場不倫之戀。在這場聯姻中，神職人員讓市井小民安於宗教 ，而市井小民則讓神職人員安於世俗世界。的確，這樣的情況古已有之，伊斯蘭教總被用來為地主的權力辯護一樣。在資本主義時代，伊斯蘭教縱容集市商人的權力。沙里亞提尖鋭地指責這些伊斯蘭教士們將伊斯蘭內部所藴含的不斷改革的生命力閹割為家長制與威權主義。

他的結論是：由於伊斯蘭神職人員已經拱手將普及開花民智的使命轉交給了現代知識分子，那麼，他當前的使命，就是將伊斯蘭教從現實權力手上徹底解放出來。

沙里亞提對古蘭經與伊斯蘭曆史的神聖闡釋首先意味着，將作為一種習俗意義上的宗教伊斯蘭，變成一種先知帶領人民反抗世間的罪惡與落後傳統的宗教。沙里亞提告訴我們，自古以來，有着各種各樣的智者、賢者，從孔子到釋伽牟尼，從柏拉圖到亞里士多德，無一例外，他們都是來自舒適的貴族階層。然而，穆罕默德是真主派遣的，他出生於貧苦人家的人間使者。從亞伯拉罕到摩西，先知們無一不是帶領人民揭竿而起，反對權貴、富人和騙子。 解放神學意味着：世界上只有一種宗教，這種宗教就是服從那個最高的真主或/上帝。而我們所需要服從的只有先知那永恆的，不斷同惡抗爭的精神。

然而，當穆罕默德創立伊斯蘭教後，伊斯蘭迅速回到了古萊氏的部落文化的軌道之中。倭瑪亞王朝的荒淫無度、背離真主，這樣的論斷並不是派系分別所致，而是任何是否真主的信仰者都會得出相同的結論。在沙里亞提看來，作為先知的繼承人，隨着阿里的離去，伊斯蘭教的精神在阿里的子嗣那裏得到了繼承，他們繼承的方式就是殉道。殉道的方式無外乎以自己的生命抵抗世間的罪惡與不公。第三任伊瑪目侯賽因的殉難（shahādat）絕不僅僅只是一個歷史事實，恰恰相反，他們意義是永恆的，如同耶穌的道成肉身一般。這樣一來，伊朗內部所藴含的伊斯蘭革命的種子絕不僅僅發生於1979年，恰恰相反，伊斯蘭革命的種子自阿里的時期就已經孕育於其中了。伊朗現在的道路，真主的道路，只是需要遵循着先知的後裔。

七、理解“教法學家治國”

今天世面上流行的説法是，伊朗是一個政教合一的國家，一切權力歸為最高領袖，宗教掌管一切。然而這樣的説法恰恰意味着對其宗教之中解放神學維度的無視，將這般的宗教等同於習俗、教法意義上的，同現代化相牴觸的墨守成規。

今天伊朗的全名是：伊朗伊斯蘭共和國，我們如何理解今天伊朗共和國這樣的概念？難道這只是一個幌子？基於對歷史的重新闡釋，伊斯蘭革命將自己對巴列維國王的反對，同十二伊瑪目對倭瑪亞王朝君主制的反對看作是什葉派一以貫之使命的延續。作為解放神學的宗教意味着，反對把宗教視作為國家合法性作辯護的那種意義上的公民宗教。宗教本身即意味着一種最為深刻地，更新社會，不斷革新的超越力量。然而這兩者之間的張力一直都存留着。在沙里亞提看來，伊斯蘭教通過聖戰、人民的鬥爭和努力發展起來的文化和思想，卻成為了倭馬亞王朝統治合法性的來源。在倭瑪亞王朝時期，大量的清真寺都變成了多神教，成為了壓迫、欺騙和愚弄百姓的支持系統。如果我們再看看今天的遜尼派國家便會發現世上並沒有新鮮事，伊斯蘭教與世俗政權徹底地融為了一體，為世俗統治背書。然而在伊朗，伊斯蘭依然保留了其作為宗教的，極為強大的解放神學的力量。一種並非憑藉習俗的，而是憑藉自然正當的對現實的反對與不滿。

也正因為如此，我們才能看見在伊朗有着大規模的全國範圍內的遊行示威。前兩年，伊朗由於“頭巾事件”立刻掀起了全國範圍內的“反頭巾”的抗議運動，但於此同時，全國也同樣掀起了一場“守衞黑袍、守衞頭巾”的全國人民大串聯。很顯然，這樣的畫面絕不會出現在任何一個，已然失去了革命動力的遜尼派伊斯蘭教國家，尤其是海灣地區的絕對君主制國家。

在此之中，我們該如何理解今日伊朗的“教法學家治國”的政治體制呢？的確，今日伊朗的大阿亞圖拉有着最高的權力，但其實質並不是要建立一個將宗教作為習俗的全權統治，將精神權力變成世俗的權力，而是代替已故的先知，監督着這個世界的發展運作，以防這個世界走向邪路。在此基礎之上，自然有很多的靈活處理的情形，無論是發展經濟科技、提高生活水平、提高人民的受教育程度、提升國家的綜合實力等這些我們視作現代性標誌的事物，統統不與伊斯蘭相沖突。其實，今日的“教法學家治國”的政治制度，符合每一個什葉派心靈深處的一些共識：世界上不存在任何一個可以缺少統治者和領袖的組織化社會。先知穆罕默德不會忽略這一點，因此必然會指派一位繼任人。

於是什葉派與遜尼派真正的分歧在於：“這個世界在穆罕默德以後，依然需要一位看護者，並且應該持久地永恆地需要一位看護者守衞正義，亦或者説穆罕默德在降示完真主的教誨之後，我們只需要在字面意義上遵循古蘭經與聖訓，一個正義的世界就將來臨。”

伊斯蘭對於今天的伊朗而言，首先是意味着解放神學，然後才意味着沙里亞律法。而作為解放神學，其自然需要輸出革命。這般的輸出革命，對於任何安於現代秩序，為現代秩序合法性論證背書的人來説必然無法接受。然而對於那些認定既定秩序有着根本的惡，因而需要被剷除的人看來，一切都順理成章。對於伊朗而言，以色列是根本的惡。這絕不意味着我們時常説的不同宗教的分歧，因為古蘭經中先知給予了猶太人和猶太教足夠的肯定。數千年來，猶太人與波斯人和平共處。

將以色列猶太復國主義政權視為根本的惡，同以色列作為侵略者，與其作為一枚美西方勢力安插在中東的棋子有着最直接的關聯。同時衝突的烈度亦不止於此，美西方對於伊朗而言，還意味着不僅僅是外族，更是一種無所不包的，滲透到毛細血管的精神毒素。其根源與現代西方文明最根本的品質有關：西方現代文明是建立在反宗教、謀殺上帝/真主的基礎上。現代西方文明縱容個人的慾望和享樂，徹底無視一切的共同體與道德。在此基礎上，它為人類帶來了最為深重的苦難，奴役了人類的心靈。於是，伊朗所激活的另一場聖戰，也可以被稱作是對“肉慾”的聖戰。縱容肉慾，鼓勵放縱的文明就意味着根本的惡。

歸根結底，在伊朗知識分子心中，即便是伊朗的馬克思主義者，伊斯蘭與西方之間也毫無任何妥協的餘地。其實，無論我們將近代史稱作西方化也好，現代化也好，西方-現代與伊斯蘭在一個維度上是相同的，即可以“化”一切事物。無論那高遠的神學、科學、藝術、哲學，還是今天人們喜歡談論的文化、人種、民族、習俗，更不用説日常的世俗生活衣食住行，一切人間的事物，我們都可以稱作是伊斯蘭化的，或是西方-現代化的。在這兩者之間並沒有任何妥協的餘地，任何的調和與折中只意味着其中的一方將另一方降格為一種歷史、習俗、文化、工具或一種趣味。在伊朗看來，以西方為代表的反宗教的文明之所以邪惡，不是作為一種歷史、習俗、文化、工具或一種趣味而邪惡，而是作為一種無所不包的可以容納一切精神的西方現代文明而邪惡。

結語

本質上來説，我們是否認為這個世界上有一種惡，它是絕對根本的，它先於一切的因素，無處不在、不可妥協，我們必須要抵抗到底，抵抗的方式也許可以靈活多樣，但最終總是通往殉道。事實上，中國在改革開放以前也有着同今天伊朗相似的社會文化，這樣不可妥協的惡叫做資本主義、美西方帝國主義的走狗。

即便對於今天的中國來説，中國亦同樣面臨着和伊朗相似的處境。例如説台灣尚未迴歸，美國依然深深的扎進了東亞的深處，美西方的文化、教育、意識形態依然無孔不入的滲透進我們社會的肌體中。然而，這一切對於中國而言，是否是不可妥協需要對抗的惡。很顯然，中國對於這個問題的處理是靈活的，我們有着更為務實的認識。事實上，我們靈活處理跟我們所面臨的國際處境有着高度的關聯性。雖然我們嘗試着通過教育、文化宣傳等方式來保留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所保留的革命先烈的記憶，但在這一整個以“發展經濟”、“人人奔向自己美好生活”為主要基調的時代，在戰爭已經過去了70年以後，一切的愛國主義教育基本上可以説統統是蒼白的。

當伊朗今天的憲法將什葉十二伊瑪目派定為國教，我們也許可以想象當伊朗的孩子們學習這些伊瑪目的事蹟時，心中會燃起什麼樣的火焰。這樣的火焰可以迅速同當下正在發生的事情聯繫起來。蘇萊曼尼殉難了，但必然會有千千萬萬個蘇萊曼尼，在今天的伊朗，蘇萊曼尼已成為了新的精神領袖。可以想象的是，無論萊西總統的墜機事故最終同什麼相關，它延續的是伊朗的殉道精神，在這一點上毫無疑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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