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治的一次偉大探索_風聞
温伯陵的烟火人间-温伯陵的烟火人间官方账号-读历史、谈世事、阅人物53分钟前
作者：温伯陵
1
用人是一門大學問。
有的領導用人不拘一格，尤其喜歡搞五湖四海。
這樣既能發揮集體的智慧，羣策羣力辦大事，又能分而治之，不讓某個團體一家獨大，另外還能給不同地方、不同系統的人提供上升通道，有利於長治久安。
但有的領導用人方式單一，不自覺的就搞成團團夥夥。凡是私下忠於自己的一概提拔重用，凡是和自己意見相悖的一概貶斥鄉野，甚至人為的縮小上升通道，不同地方或不同系統的人難以獲得晉升。
原因麼，自然是上升通道狹窄了，更方便篩選。
明朝太祖朱元璋，用人原則就是五湖四海，翻閲明朝洪武年間的史料，這樣的記錄比比皆是，下面簡單給大家羅列一些。
公元1370年，朱元璋下詔求賢：“誠慮有隱居山林或屈在下僚者，其令有司悉心推訪以聞”，重點是尚未出仕和沉淪基層的人，試圖把天下賢才一網打盡。
公元1373年，朱元璋重新釐定選才制度，以聰明正直、賢良方正、孝悌力田等名目徵召知名士人，以儒士、孝廉、秀才、人才、耆民等名目徵召普通士人，以太學蒐羅各地學子。
朱元璋求賢，肯定有“拉攏士人、擴大明朝執政基礎”的因素，但朱元璋的求賢政策以及放手任用、破格提拔的魄力，也確實創造了明朝新氣象。
翰林院編修（正七品）高啓、謝徽的學識不錯，朱元璋問什麼都能對答如流，不禁大喜過望，當場提拔高啓做户部右侍郎（正三品），謝徽做吏部郎中（正五品）。
因為跳過的品級太多，兩人擔心擾亂官場秩序，不敢接受朱元璋的任命。朱元璋也不惱怒，賞賜白金放回原職。
元朝遺民方克勤，明朝立國後出任縣訓導，相當於縣教育局長，後來響應朱元璋的徵召，參加了吏部開設的官員考試，名列第二，朱元璋直接提拔為濟寧知府，做了一方父母。
方克勤之子，便是名滿天下的方孝孺。
禮部主事（正六品）曾魯，一個偶然的機會，發現安南國王陳叔明藏在奏表裏的貓膩，維護了明朝的體面和外交利益，由此得到朱元璋的賞識，立即提拔為禮部侍郎，跳過六個台階。
範敏以秀才的身份出仕，做了正五品的户部郎中，負責户口、土地、賦税方面的工作。五年後，範敏的工作出類拔萃，朱元璋青眼有加，任命他做了户部尚書（正二品）。
蘇恭讓是河北玉田人，在朱元璋頒發求賢令以後，被評為“聰明正直”，一步到位，出任漢陽知府。履新數年，蘇恭讓便名滿湖廣。
除了單獨提拔晉升，朱元璋還搞批量晉升。
朱元璋認為，論資排輩是對大多數人而言的，如果確實有非常之才，就不能用論資排輩的規則束縛他們——“朝廷懸爵祿以待天下之士。資格者，為常流設耳，若有賢才，豈拘常例？”
在這樣的考量下，公元1378年，朱元璋一次性破格提拔95名官員。
四年後，朱元璋又有兩次大手筆。
其中一次是選拔成績優異的國子生24人，任命為府、州、縣的主官。另一次是任命各地推舉的860名士人，做六部、布政使司、府、州、縣的各級主官。
公元1385年，朱元璋調整六部人事，調太原同知温祥卿做兵部尚書、山東布政使徐鐸做户部尚書、廣東布政使徐本做工部尚書，又一次在最高層落實了五湖四海的原則。
朱元璋能批量任命新鋭官員，和“胡惟庸案”空出大量崗位有關係，但這種客觀因素，不能否認朱元璋有求賢之心、用人的魄力。
所以《明通鑑》裏説：“一時山林巖穴之士，由布衣而登大僚者接跡矣。”
換位思考一下，如果你遇到這種“有功重賞、有過則罰”的領導，是不是和打雞血一樣渴望工作，是不是堅決不躺平？
2
破格提拔以外，朱元璋在其他用人方面，也有各種各樣的制度性嘗試。
例如命朝廷官員兼任太子朱標的東宮官員，並允許朱標預先批閲奏章，練習處理政務的能力。於是呢，朱標不僅成了明朝的常務副皇帝，也事實上承擔了宰相的全部工作。
皇帝和太子，不再是爭奪最高權力的競爭對手，而是互相配合的工作夥伴。
例如選拔公侯子弟數百人，到國子學讀書，給將來科舉入仕、徵召做官奠定基礎。
這樣一來，**和明朝榮辱與共的公侯子弟們，便可以和士紳地主出身的科舉文官分庭抗禮，**朱元璋擁有分而治之的條件。
例如在立國初期，調湖廣左丞周德興為徵蠻將軍，晚年調韃靼指揮使安童做刑部尚書，並以“文武兼備”的理由，駁回禮部要求“立武學、開武舉”的請求。
朱元璋是要效法漢唐，用出將入相的標準來培養文武官員。
公元1384年，朱元璋正式開科取士，但他沒有過分提高科舉進士的地位。
落榜舉人，朱元璋要量才錄用——“洪武二十四年三月丁酉，賜許觀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尋又擢下第舉人張孟鏞等為主事。”
沒有參加科舉的國子學生，朱元璋可以直接授予布政使、按察使等高官——“洪武二十六年十月丙申，擢國子學生劉政、龍鐔等六十四人，授行省佈政、按察使及參政、參議等官。”
公元1394年，**朱元璋派出大量的國子學生，監督各地興修水利，同時觀察民生歷練政務。**一年後，各地向朱元璋彙報，開塘堰40987處、治河4162處、修築堤壩5048處。
這些水利工程，就是明朝經濟復興的根本保證。
可以説，朱元璋能在一片廢墟上，親手締造出強盛的明朝，和五湖四海的用人政策是強相關的。
3
但到朱棣做皇帝的時候，明朝的用人政策完全變了。
洪武年間那種大開大合、五湖四海的用人政策，在永樂年間的史料裏，找不到一絲一毫的痕跡，幾乎完全消失了。
永樂年間的用人政策，影響力最大的只有兩條。
首先****是提高科舉進士的地位，尤其是庶吉士的地位。
庶吉士是朱元璋設立的官名。
每當科舉殿試放榜以後，考中一甲功名的進士授翰林院修撰，考中二甲以下功名的進士，擇優授予翰林院編修、檢討等官職，品級從正五品到從七品不等。
那些進入翰林院的進士，以及分配到承敕監、六科的進士，統稱為“庶吉士”，而分配到六部、督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實務部門的，依然稱為“進士。”
因為年輕、能力不足、閲歷淺薄等因素，沒有分配工作授予官職的，則稱為“觀政進士。”
相較而言，觀政進士的地位最低，進士的實權最大，庶吉士的地位最清高，但在朱元璋的用人政策下，他們的前途都一樣，沒有高下之分。
但是在公元1404年，朱棣舉行了永樂年間的第一次科舉考試，一次性錄取470名進士，授予狀元、榜眼、探花為翰林院修撰、編修，同時選拔60名二甲進士進入翰林院。
這些進入翰林院的新科進士，統稱為翰林院庶吉士。
從此以後，觀政進士沒有了，只剩下翰林院庶吉士和普通進士。而因為翰林院是清高職位，翰林院庶吉士的地位逐漸超過普通進士，成為明朝士人眼中最高貴的人羣。
所謂的“非庶吉士不入內閣”，源頭就在這裏。
其實不僅是不入內閣，到了明朝中期以後，如果不是翰林院庶吉士，你連六部尚書、巡撫、布政使都不一定能做。
對於明朝官員來説，這是真正的一考定終生。
至於落榜舉人、國子學生、鄉野賢才，更是想都不用想了。普通進士的政治前途都受限制，你們這些學渣還想有政治前途？
在學歷決定一切的永樂朝，如果沒有翰林院庶吉士的最高學歷，僅憑忠厚、老實、清廉、勇於任事等個人品質，朱棣是不可能發現你的。
從此以後，朱元璋的五湖四海用人政策，只留下“考進士、點翰林”這一個窗口。
而進士有師承、同年等私人關係，翰林院庶吉士又在同一個大院共事多年，等他們登上高位以後，自然更容易抱團取暖，形成各種各樣的團團夥夥。
腐敗也好，架空皇帝也罷，都是順理成章的。
其次是取消基層官吏的晉升通道。
公元1409年，朱棣召見了28名新任御史，發現其中4人的出身是“吏”，類似於辦事員、科員，朱棣大怒：“御史為朝廷耳目之寄，宜用有學識達治體者”，然後便給吏部下了一道詔書：
“自今御史勿複用吏。”
既然御史不能用吏，那縣丞和縣令能不能用吏？六部主事能不能用吏？科道言官能不能用吏？
雖然朱棣沒有明説，但不喜歡“吏”的態度已經表露無疑，那麼對於吏部來説，最安全的做法就是，全力培養翰林院庶吉士，降一格培養普通進士，選擇性培養出類拔萃的舉人，關閉“吏”進入明朝官場的大門。
這就導致明朝的“吏”沒有上升通道，看不到任何政治前途，那麼**“吏”做為明朝官場最廣大的羣體，努力工作的唯一目的，就是利用職務之便貪污腐敗、吃拿卡要、盤剝民生。**
高層搞團團夥夥，基層搞吃拿卡要，明朝的政治生態怎麼能清明呢？
所以後世評價永樂朝的時候，除了徵漠北、下南陽、定安南以外，專門寫了一句：“官吏貪殘，非復洪武之舊。”
4
用大歷史的視角來看，朱元璋一輩子堅持五湖四海的用人政策，不完全是提拔新人、清洗舊人，為政治鬥爭服務。
我估計，這是朱元璋吸取宋朝科舉文官獨大的教訓，然後參考元朝重用色目人、回回、儒生的經驗，逐漸摸索出來的一條新路——
在漢唐貴族政治退場之後，重建一種能調動官員積極性、保持旺盛的戰鬥力、內部互相制衡的政治生態，避免和宋朝一樣，因為因循守舊的科舉文官而亡國。
朱棣修改朱元璋的用人政策，事實上打斷了這種全新探索，導致明朝的政治生態極大退步，重新走上宋朝的舊路。
中國下一次總結歷史經驗，探索可行的新路，已經是20世紀了，即教員在革命運動、生產車間、農村勞模、戰鬥英雄中選拔幹部，而不是隻重視名牌大學畢業生。
名牌大學畢業生確實有專業知識、有開闊的眼界，但工農羣眾不是沒有可取之處，老同志不是沒有獨特的經驗。脱離他們，就是脱離羣眾了。
教員，從來不是脱離羣眾的人。
公元1634年，明朝又到了科舉殿試的日子，崇禎皇帝朱由檢親自出題，其中兩道是和用人政策有關的題目——
士大夫的品行不端，吏治敗壞，如何糾正——“所與共治天下者，士大夫也。今士習不端，欲速見小。茲欲正士習以複道，何術而可？”
唐宋時文武不分，洪武年間能破格提拔人才，現在的文官隊伍，為何針插不進水潑不進——“唐宋曾以武臣為中書令、樞密使，文武似不甚分。我太祖高皇帝曾以直廳為佈政、典史為僉都，今奈何牢不可破？”
希望參加科舉的士子回答這兩個問題，崇禎皇帝朱由檢，註定是要失望的。
如果真的想知道答案，不如問問他的成祖文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