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四大世界政治預言, 變量不在中美, 在歐洲？”| 文化縱橫_風聞

 Miranda Böttcher, Lars Brozus等

Stiftung Wissenschaft und Politik

Deutsches Institut für Internationale Politik und Sicherheit

​慧諾(編譯) | 文化縱橫新媒體

【導讀】6月初，歐洲議會選舉即將舉行。民調顯示，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等右翼政黨在本屆歐洲議會選舉中將贏得創紀錄的選票，反映出選民對主流政黨在內政外交的全面不滿，以及對歐洲“何去何從”的焦慮和困惑。

本文認為，在當前不確定的世界政治中，歐洲越來越被動，其政策顯著受到外部影響。本報告預測了若干“對歐洲至關重要”的情景：其一，歐洲在大選後繼續右傾，右翼政黨進入歐盟及主要歐盟國家的政府。其主要議程包括：主要西歐和北歐國家繼續推進“歐洲一體化”，並且將歐盟作為推廣其政策理念的平台；加強內部監控、反移民等行動，這將在2027年法國大選後完全實現；強化行政力量，削弱歐洲法院的權威。

其二，聯合國安理會實現突破性“擴員”，德國、日本、巴西、印度、南非、尼日利亞可能成為半常任理事國，集體行使否決權，但本質是為了制衡現有五常的一票否決權。然而，擴員改革依然是由五常主導的，新成員進入前就已“站隊”，而安理會內部的分歧始終存在。

其三，美國總統/政府的權威持續被削弱，馬斯克等科技公司的寡頭獲得更大的政治影響力，他們不僅控制社交媒介，並且能以更靈活的方式進行全球外交斡旋。在意識形態方面，他們更關注美國內部及周邊事務，導致歐洲在經濟層面依賴美國，但在美國外交中被邊緣。

最後，全球變暖導致北極凍土中的病原體被釋放，新一輪“全球疫情”可能爆發，歐洲必須重啓與俄羅斯的合作，中國則成為全球衞生協作的樞紐。

本文為文化縱橫新媒體原創編譯系列“重點區域國家的內情與遠略”之十四，編譯自德國國際政治和安全事務研究所（SWP）官網報告《探索不確定的世界政治未來：2024年前瞻報告》（Weltpolitische Unwägbarkeiten - Erkundungen der Zukunft: Foresight-Beiträge 2024）。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辨析。

文化縱橫新媒體·國際觀察

2023年第16期  總第188期

探索不確定的世界政治未來：

2024年前瞻報告

如果2024年歐洲議會選舉中右翼民粹主義政黨佔優勢，將帶來哪些後果？美國超級富豪對外交和安全政策，如對烏克蘭的支持，將產生何種影響？歐洲應如何確保在中美太空競賽中不落後？聯合國安理會的全面改革和擴大將激發何種動力？

雖然本研究討論的情況多是假設性的，但近年來國際政治被不可預測的事件深刻影響，如新冠疫情和俄烏戰爭。因此，科學和政治需要準備應對各種未來可能。通過戰略遠見，我們能更好地應對意外。

本報告延續了我們十多年來的結構化審查國際政治未來的方法。我們將“前瞻”定義為科學指導的遠見，分析未來事件的可能影響，尤其是對德國和歐洲的戰略影響。這是對一個虛構政治事件的調查，一個關於國際政治未來事件的替代假設的思想實驗。

“前瞻”與“預測”不同，它不是預測具體事件的發生概率，而是評估其可能的影響。情景推演有兩個主要好處：一是幫助我們熟悉技術，在意外發生時快速評估並制定政治行動；二是提高我們對突發事件的敏感度，為應對不確定性做準備。

從“反向因果關係”的意義上來説，今天的決策和行動受到對未來假設的影響，即對未來的期望塑造現在的政治。因此，前瞻變得至關重要，因為它能擴大可想象的未來範圍，增強政策制定者制定應急計劃的能力。

對未來的假設不僅塑造政治本身，也塑造政治建議。對於政治分析者來説，考慮未來可能的發展是有益的。探索性方法通過展示不同的可能性來幫助我們理解可能發生的事情，而規範性方法則幫助我們確定應該發生的事情。這兩種方法的結合可以揭示不同的政策路徑，從而為政治決策者提供選擇。

接下來，本報告將探討了國際政治中的幾個關鍵場景和趨勢：右翼民粹主義在2024年歐洲議會選舉中取得壓倒性優勢，並逐步進入歐洲各國政府；聯合國安理會改革；科技公司權勢增強，尤其對發達民主國家外交和安全政策的影響加劇。

**▍**情景一：歐洲大選後繼續“右傾”

2027年6月25日清晨，歐洲理事會會議結束後不久，一個引人注目的三人組在布魯塞爾的媒體面前亮相。新任法國總統、意大利總理和瑞典首相併肩站立，他們的表情彰顯了這一時刻的重大意義。歐盟旗幟在他們身後飄揚，星星在晨光中閃爍。

法國總統首先發言：“我們團結一致，在這裏開啓歐洲的新篇章。現在是時候建立一個以強大價值觀和國家為基石的歐盟。歐洲公民的意願已迴歸布魯塞爾。我們將讓歐洲再次偉大。”這番話不僅宣告了歐盟變革的高潮，也意味着與所謂“自由主義”理念的分道揚鑣。

近年來，以歐洲人民黨（EPP）**為代表的右翼政黨不僅在本國政府中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還在歐洲議會、理事會和委員會中贏得了多數席位。**自2024年歐洲選舉以來，他們通過一系列選舉勝利，逐漸擺脱了英國脱歐式的“逆歐洲一體化”趨勢，而是利用歐洲機構和法律將其政策推廣至整個歐洲。

（一）右翼政治聯盟正式形成

到2027年，歐洲政治格局右傾演變是由三個主要趨勢塑造的：首先，右翼民粹主義和民族保守政黨在國家和歐洲層面的影響力持續增強；其次，這些政黨在聯盟構建和政策協調方面的能力日益提升；第三，中右翼政黨在合作上的開放性不斷增強，直至形成了正式的聯盟。

1、右翼的民眾基礎和選票持續增長

自2010年代起，右翼政黨在選舉中取得了顯著的選票增長。2009年歐洲議會選舉中，他們僅佔15%的席位，但到了2019-2024年立法期，這一比例已升至近25%。2024年歐洲選舉中，右翼政黨如歐洲人民黨贏得了顯著勝利，在比利時、法國、荷蘭、意大利等創始國以及北歐、中歐和東歐的多個成員國成為主導力量。

2025至2026年間，右翼民粹主義政黨在歐盟所有地區進一步贏得全國選舉，如奧地利和西班牙的提前選舉。然而，2027年法國總統選舉成為轉折點，標誌着深刻政治變革的開始。中間派陣營未能找到合適人選接替即將離任的埃馬紐埃爾·馬克龍，導致右翼聯盟最終當選。

2、獲得歐洲議會的多數席位，“歐洲懷疑論者”基本消失

隨着選票份額的增長，右翼民粹主義政黨開始軟化一些立場，以展示其執政能力。這一趨勢在國家聯盟協議中已顯現多年。在2024年歐洲選舉前，這些政黨已在一些歐盟國家以不同形式參與政府，如匈牙利的青民盟作為唯一執政黨，“意大利兄弟"領導聯合政府，“芬蘭人"作為聯盟夥伴，“瑞典民主黨"作為間接影響力者。

梅洛尼總理的"意大利兄弟"在國內推行民族保守政策，但在歐盟和國際層面上做出了重要轉變：一方面，他們支持歐洲一體化，甚至呼籲進一步一體化以符合政治目標；另一方面，他們在外交和安全政策上支持跨大西洋聯盟，明確支持烏克蘭，成為歐盟和國際社會接受的聯盟夥伴。

然而，**這些變化也導致了右翼陣營的分化。**對歐盟行為更加温和的方向變化主要發生在歐洲人民黨（EPP）和部分不屬於歐洲的右翼團體中，而在"認同與民主派”（ID）中則有限或未發生。2024年歐洲大選後，歐洲保守派和改革黨（ECR）越來越多地參與歐洲議會的妥協，而ID派則堅持嚴格反對的角色。

3、右翼政黨進入歐洲各國政府

歐洲人民黨與極右翼勢力的合作在2024至2027年間日益加深，形成了更穩定的聯盟，而歐盟及其外交政策原則未受質疑。荷蘭新政府的成立，尤其是海爾特·威爾德斯（Geert Wilders）的參與，成為這一進程的標誌性事件。儘管威爾德斯未擔任首相，但其在政府中扮演了關鍵角色。

同時，歐洲公共領域見證了右翼邊緣勢力地位的上升，中間派政黨如歐洲人民黨越來越多地接納這些勢力，以提升自身政治地位。隨着選舉勝利，極右翼政黨在更多歐盟成員國參與甚至領導政府。

（二）右翼政黨在歐盟機構佔據新主導地位

歐洲人民黨與右翼政黨的新聯盟旨在永久改變歐盟政治，使其更少自由，更貼近公民意願。然而，由於歐盟以共識為導向，結構上不易受單一政治潮流主導，多數觀察家認為這種根本性轉變幾乎不可能。

出人意料的是，歐盟“右傾”的趨勢在2024年歐洲選舉中跨過了臨界點，中右翼到極右翼的聯盟首次獲得多數席位。儘管保守黨通常拒絕與"認同與民主派”（ID）常規合作，但在阻止某些舉措時，這種合作並非不可能。

與各國議會不同，歐洲議會中沒有固定的政府與反對派之分，多數派會根據決策而變化。2019年前，多數派通常由歐洲人民黨（EPP）和社會主義者和民主人士進步聯盟（S&D）組成的"大聯盟”。2019年選舉後，議會分裂，需要至少三個派別合作才能獲得多數。EPP、S&D和“復興歐洲”派（Renew）通常會聯合起來。在2019-2024年立法期後期，EPP已嘗試在某些問題上與歐洲保守派和改革黨（ECR）組織中間偏右的多數，例如反對迴歸法。

2024年歐洲大選後，歐洲人民黨面臨戰略調整。由於“中間多數”變得脆弱，法律通過常需綠黨或極左翼支持。EPP對中左翼妥協不滿，開始與ECR合作，到2025年，與中間派決裂並依靠中間偏右聯盟變得越發可能。歐洲議會的角色由政策變革的剎車轉變為加速器。

2024至2027年間，歐盟理事會和歐洲理事會經歷重大變化。在理事會中形成政治意願需滿足三個門檻：一致同意、合格多數和少數反對。少數派雖不能通過法律，卻能顯著影響談判。

2023年，右翼民粹政黨在理事會中以微弱劣勢未能達到少數派門檻，波蘭法律與正義黨政府落選是原因之一。2027年前，大型成員國在雙重合格多數制度中的重要性凸顯。意大利極右政府的存在使得實現封鎖少數派還很遙遠，需要極右翼在小成員國選舉中連續獲勝，最早可能在2026年實現。

**2027年法國總統選舉成為轉折點，法國擁有15.16%的投票權，右翼民粹和民族保守勢力獲得少數派阻擊力量。**西班牙右翼和極右翼聯盟贏得提前選舉，甚至取得積極合格多數。德國2025年選舉後政府組建困難，民粹主義政黨選票大增，無法形成有效制衡。組織右翼多數派反對德法幾乎不可能，但單獨反對德國是可能的。到2027年，這一點已為所有人所意識到。

（三）歐盟政策右傾的後果

新政治聯盟和多數派局勢的影響逐漸顯現，一些成員國和非歐洲國家開始採用“右翼劇本”，並根據歐盟制度環境進行調整。目前主導的右翼民粹勢力主要關注貿易、經濟政策和內部市場，視其為歐盟核心領域，儘管在這一領域共識有限。自由主義和所謂“歐盟基本價值觀”，尤其是安全政策、法治和權力分立方面，正在發生持續轉變。

1、經濟貿易政策

從2024年中期開始，在成員國和歐洲議會的更廣泛支持下，歐盟加強了貿易政策的調整，以應對美國的保護主義傾向。新一屆歐盟委員會更加註重供應安全和經濟保護，優先發展與非洲等地區的雙邊關係，以多樣化供應鏈並結合政治利益推動基礎設施項目。同時，歐盟提高了內部市場準入的壁壘，中右翼多數派推動了以“公平貿易”為中心的保護主義政策。

儘管這一戰略成果有限，卻加速了歐盟脱離多邊主義的進程。歐盟不僅接受了世貿組織日益擴大的封鎖，還越來越多地不執行仲裁裁決。法國總統大選後，歐盟在2028年的多年期財務框架中，為“歐洲冠軍”推出大型融資計劃，包括國防公司。同時，歐盟放寬了氣候目標，降低了CO2價格，對“綠色新政”進行全面“審查”，並重新分配了發展援助和“綠色新政”的資金。

為了促進非自由聯盟並解決右翼保守陣營在經濟政策和俄羅斯政策上的緊張關係，歐盟計劃在2027年底成立“歐盟人口與彈性發展機構”。該機構旨在支持成員國提高出生率的戰略，以維持“競爭力”和“繁榮”，並重點關注家庭政策和人口增長。此外，歐盟範圍內針對有大孩子的家庭的第一個統一“税收抵免”模式已被提上議程。

2、內部安全和移民

在2019至2024年立法期間，國內保守派和右翼民粹主義政黨在輿論上逐漸佔據主導。2024年歐洲選舉前，社會民主黨和自由黨也趨向於更強硬的"法律與秩序"政策和孤立主義言論。面對外交和地緣政治挑戰，歐盟政策的安全化趨勢在不斷發展。

新議會開始工作時，左翼自由派和綠黨議員失去了關鍵委員會職位。歐洲議會宣佈與理事會建立密切的"安全夥伴關係"，新任安全聯盟專員兼任副主席，其在委員會內部的地位高於司法和法治部門。

2025年，基於歐盟機構間的新共識，《歐盟網絡安全與安保法案》出台，這是之前被否決的"聊天控制"提案的擴展版，旨在大規模破解端到端加密，官方理由是打擊恐怖主義和嚴重犯罪。

“深化歐盟安全聯盟"的下一步是監管NGO的新指導方針。從2026年起，接受其他歐盟國家資助的組織必須披露。這些措施旨在防止"外國勢力"和"混合策略"的影響，同時加強對洗錢的處罰，併成立新的歐盟機構打擊洗錢。預計捐助者將被歐洲安全當局記錄，導致對批評政府的NGO的支持下降。

2024年春末，歐洲共同庇護制度改革協議未得到有效執行。2025至2026年間，打擊走私和新的驅逐法律未能有效阻止非正常移民，尤其是因為歐洲鄰國的安全局勢持續不穩定。在此背景下，修建邊境圍欄和封閉營地的趨勢持續，申根區內部邊境管制增多。

實施了全面監控旅客流動和生物識別出入境控制的新系統後，歐盟從2026年起集中記錄第三國國民的個人數據。庇護政策的外部化也在推進，歐盟通過了意大利和阿爾巴尼亞之間的外包庇護邊境程序協議，其他入盟候選國和鄰國也採取了類似模式。

2027年秋天，**法國新總統舉行全民公投，兑現了移民禁令的競選承諾。****歐盟宣佈發生"系統性"危機，允許關閉邊境和拒絕尋求庇護者。**個人庇護權的廢除運動加速，“大規模人口交換"的論點被用來證明新成立的歐盟人口統計局的合理性。然而，不穩定或非法就業移民的比例上升，勞動力市場對他們的需求依然迫切。

3、“法治”和歐洲法院被削弱

右翼民粹主義政黨在歐盟層面主要針對法治，呼籲改革歐洲法院（ECJ）。2024年，ECJ重組開始，新任命的法官多由保守派政府提名。匈牙利對歐盟媒體自由法案的挑戰成為標誌性案件，ECJ宣佈相關法律無效，標誌着放棄確保歐盟媒體獨立和多元化的努力。

波蘭在政府更迭後，於2024年終止了第7條程序，但未產生跨國動力。2025年，歐爾班政府表面性改變後，歐盟委員會建議取消對匈牙利的所有資金限制，第7條程序於2026年到期。歐洲議會在選舉前雖主張對匈牙利政府強硬，但未獲多數人支持，形成了新的默契，減少對國家“憲法身份”和“政治文化”的“干涉”。

**▍**情景二：聯合國安理會擴員，意想不到的改革措施出台

2028年，聯合國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宣佈，在發生大規模暴行時自願放棄否決權，這一決定受到廣泛歡迎。這一倡議是由擴大後的安理會新成員提出的，基於“法國-墨西哥提案”（譯者注：主張在涉及種族滅絕，戰爭罪等重大問題時，禁止使用否決權）行為準則。

這一自我剋制的實現，如果沒有安理會之前進行的深遠改革，是不可想象的。**到2027年，安理會成員從15名擴大到27名。**安理會擴員的主要原因是，作為世界和平與國際安全守護者的安理會作用日益減弱。五個常任理事國之間的分歧加劇，難以做出決策，而和平與國際安全的威脅卻在增加。

許多聯合國觀察員同意這一評估，但也指出權力政治動機在改革實施中的重要性。長期以來，人們認為安理會已不再反映21世紀的地緣政治現實。存在的分歧包括哪些國家應成為成員國，以及它們應擁有哪些權利，尤其是五常通過否決權阻止安理會決定的可能性。

即使在2027年安理會擴員後，五常（P5）仍保留了其否決權。改革支持國未能克服中國、俄羅斯和美國的堅決反對。不過，新加入的六國（N6）**——德國、日本、巴西、印度、南非、尼日利亞作為半常任理事國，可以集體行使否決權。**如果達成共識，他們也能阻止決議通過，除非是程序問題。

N6與現有的16個非常任理事國一起，推動了自我剋制倡議的議程。P5最終同意了限制，條件是N6也遵守。關於“大規模暴行”的措辭留有解釋空間，通常包括種族滅絕、危害人類和戰爭罪，但危害人類罪的定義未明確。

這一決定為聯合國帶來了新的改革動態，與特定環境有關，使之前認為不可能的擴大成為可能。新成員藉助這股勢頭，在聯合國大會的廣泛支持下，發起了一項倡議，旨在恢復《聯合國憲章》第二十七條第三款，限制爭端方常任理事國使用否決權。雖然這一倡議能否實施尚不確定，但它象徵着安理會終於獲得了新鮮空氣。

（一）漫長的擴員之路，故事迎來終局

20世紀90年代，隨着東西方衝突的結束，安理會改革成為聯合國議程的焦點。1993年，聯合國大會成立了一個工作組來探討安理會的未來組成、工作和決策方法，但未取得實質性進展。儘管成員國普遍認同改革的必要性，關於誰應加入和改革的具體形式仍存在分歧。

21世紀初，改革努力再次興起。在伊拉克戰爭爭議的背景下，四國集團（巴西、德國、印度和日本）提出了包括兩個非洲國家的擴張建議，即“埃祖爾韋尼共識”（Ezulwini Consensus），要求至少兩個常任理事國席位。2005年，聯合國世界峯會上改革似乎有望，但未能獲得必要的三分之二多數支持。同時，另一項提案提出僅增加非常任理事國席位，由“團結謀共識”運動推動。

自2008年以來，儘管進行了政府間談判，但安理會的全面改革仍未能實現。從利比亞危機到克里米亞危機，再到委內瑞拉的政治動盪，安理會在多個危機中顯示出分歧。2020年代，俄烏衝突和巴以衝突進一步凸顯了安理會的無力。儘管在2024年的未來峯會和和平新議程後取得了一些短期進展，如支持區域和平努力和加強建設和平委員會，但這些努力未能彌補安理會行動能力的不足。

到了2023年底，通過聯合國資助非盟領導的和平使命的機會未被充分利用。同時，五常中的兩大陣營——法國、英國和美國，以及中國和俄羅斯——爭奪南半球國家的支持。長期的代表性不足和不斷增長的改革壓力，加上地緣政治和經濟考量，最終促成了2027年安理會擴大的成熟時機。

（二）新的安理會

修改安理會組成需修《聯合國憲章》，這要求聯大三分之二多數票和所有成員國三分之二的批准，包括五常。候選國家必須獲得廣泛支持並克服五常特別是中國和俄羅斯的反對。

非洲國家間的一致同意是候選人名單的關鍵，尼日利亞和南非最終被提名。G4國家（巴西、德國、印度和日本）與這兩國共同制定的名單得到了聯大三分之二以上成員的支持。

五常兩大陣營需接受聯合名單。中國不接受日本候選資格，直到日本宣佈不再正式參拜靖國神社，為安理會擴大掃清了障礙。

儘管中俄反對增加常任理事國席位，印度為首的L69發展中國家集團的提案為改革帶來動力。提案建議設立六個“半常任理事國”席位，有效期八年，可取消，但需聯大三分之二多數同意。這些席位旨在提供連續性，但非永久性，為達成協議奠定了基礎。

（三）打敗“魔鬼的細節”，形成改革的共識

改革得以實現的關鍵在於，面對行動壓力，區域集團商定了一種模式，得到包括原本反對改革草案國家的同意。非盟找到了一個區域解決方案，基於候選人區域分配的協議，確保每個非洲次區域在安理會中有代表。肯尼亞和埃及等國得到非正式承諾，可以為其次區域的民選成員獲得第一個席位。

歐洲國家同意解散東歐和西歐/其他地區組織，歐盟成員國放棄了獲得三個非常任理事國席位的要求，與小島嶼發展中國家（SIDS）獲得單獨席位的要求相結合。德國作為新半常任理事國，承諾其總部面向歐洲，並與歐盟密切協調。意大利和一些東歐國家擔心影響力下降。非洲和歐洲國家推動一項規定，允許區域集團在八年後將半常任理事國從聯合國大會上除名。

俄羅斯和中國試圖打破全面改革共識，爭取為非洲國家爭取兩個新的常任理事國席位**。**他們的要求不符合區域協議，且阻礙整體代表性平衡。美國表示不會反對基於廣泛支持的擴張。**儘管四國集團的一些地區對手投票反對擴大聯合國大會的規模，但這並未危及必要的三分之二多數。**這次改革依然嚴重以來“走後門”，對其持懷疑態度的五常間充滿計算，並在擴員後加強了自己的陣營。

（四）安理會擴容後的聯合國“新常態”

在擴大後的安理會首次會議上，新氣象顯現。德國與其他六國聯合現有16名當選成員發表聲明，呼籲安理會重新致力於維護和平與安全，並認識到建設性合作的責任。五常保留的一票否決權仍是潛在爭議。

新成員並未集中於否決權，而是新結構中三類成員和區域權重的差異創造了變革動力。**五常自願同意在“嚴重罪行”的情況下限制否決權，得到16個當選成員的支持。**美國、俄羅斯和中國最終同意在此類情況下放棄否決權，儘管相關案文內容有所淡化，未提及責任保護（R2P）。

新成員在工作方法上持強硬立場，基於國家集團間的緊密協調。多數席位的出現改變了安理會動態，捆綁提案和演講提高效率。歐盟的投票方式確保德國遵守共同立場。小島嶼國家集團等新代表創建論壇，專門就候選資格和實質性舉措協調。

擴張改變了投票多數要求，現在需17票（共27票）達60%批准，而非9票（共15票）。這意味着歐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國家可共同擁有多數席位，也可存在無西方導向國家的多數。中國和俄羅斯可組織多數，但需全球南方支持。

多數比例變化是五常未根本放棄否決權的原因之一，但組織決策也變得更困難。非常任理事國任期從兩年延長至四年，激勵民選成員進一步明確自己的定位。

**▍**情景三：美國科技寡頭的非法權力加強， 歐洲成為“受害者”

2025年夏，基輔獨立廣場爆發持續數週的大規模示威，要求總統澤連斯基下台，示威者揮舞烏克蘭和歐盟旗幟，抗議活動中出現執法人員與示威者的暴力衝突。

示威的背景是烏克蘭東部和南部前線的崩潰，國際軍事支持減少，烏克蘭武裝力量消耗增加，抵抗力下降。俄羅斯於2025年4月發起新攻勢，取得自2022年春季以來的首次巨大成功，佔領了扎波羅熱、赫爾松地區和哈爾科夫。

俄羅斯黑海艦隊重新對敖德薩發動攻擊，導致烏克蘭糧食出口停滯，引發新一波難民潮，數十萬人流離失所，逃往烏克蘭中部、西部和鄰國歐盟國家。

**烏克蘭基礎設施恢復困難，國家變成失敗國家，無法有效履行國家任務。**烏克蘭游擊隊自2024年底以來在東部和南部與俄佔領者作戰，得到民眾支持。

為維持國家行動能力，烏克蘭政治領導層於2025年6月與莫斯科就現有前線停火達成一致。普京政權將此視為偉大勝利，預計烏克蘭的不穩定將導致國內政治狀況的調整，符合俄羅斯利益。

（一）烏克蘭成為美國國內政治的受害者

馬斯克通過批評拜登政府的烏克蘭政策，並利用自己的媒體影響力和社交媒體平台X，對美國減少對烏克蘭的支持產生了顯著影響。這一政策辯論在2024年美國總統選舉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選舉結果對美國政治方向具有決定性影響。

2023年秋天，白宮與國會之間關於烏克蘭援助的爭論導致了政治僵局。選舉後，對烏克蘭的國內政治支持進一步惡化。特朗普在2024年11月的選舉中敗北，其政治和經濟狀況的惡化導致其在共和黨基礎中的吸引力下降。

拜登因健康原因退出後，哈里斯在2024年7月意外成為民主黨候選人。由於缺乏其他選擇，哈里斯最終贏得了決定選舉的州的微弱多數票，但支持並不熱情。作為美國曆史上第一位女總統，哈里斯從上任伊始就面臨低支持率，缺乏足夠的政治資本來説服國會持續向烏克蘭提供援助。

**自2023年底，美國內部對烏克蘭的支持出現裂痕。**起初，參議院和眾議院大多數批准了對烏克蘭的財政和軍事援助，但隨後支持減少，眾議院的阻力導致資金未能進一步提供。特朗普為選舉利益多次破壞兩黨妥協，導致烏克蘭的財政資源批准停滯。

選舉後，共和黨在兩院保持微弱多數，黨內極端派影響力擴大，政治僵局成為常態。由於多數微弱和公眾支持率下降，尤其是共和黨支持者，眾議院議長和參議院多數黨領袖拒絕將烏克蘭支持計劃列入議程。同時，一些民主黨人也呼籲結束戰爭，進一步削弱了對烏克蘭的支持。

（二）馬斯克登場，顛覆美國政治格局

埃隆·馬斯克深諳如何利用局勢為自己爭取利益。在美國，有抱負的政治影響力是成功企業家的常態，他們或通過經濟支持，或親自投身政治，慈善與個人利益遊説的界限常模糊不清。

與歷史上的商業巨頭如亨利·福特、約翰·D·洛克菲勒、比爾·蓋茨和邁克爾·布隆伯格一樣，馬斯克也運用其財富影響政治，但他的特別之處在於，他的公司在多個戰略領域佔據重要地位，賦予了他巨大的影響力和近乎寡頭的地位。

特斯拉引領電動汽車行業，Space X成為美國政府太空探索的合作伙伴，星鏈則以其龐大的衞星網絡提供安全的近地軌道互聯網服務，對烏克蘭的通信和軍事至關重要。

俄烏戰爭爆發後，馬斯克迅速向烏克蘭提供了免費的星鏈軍事互聯網服務。但**隨着戰爭拖延，他開始擔憂相關財務和政治成本，並公開考慮撤回支持，暴露了烏克蘭和美國政府對他的依賴。**最終，美國國防部與星鏈簽訂合同，由五角大樓支付服務費用，美國政府也承擔起在烏克蘭提供互聯網服務的政治責任。

馬斯克通過收購推特這一廣受歡迎的即時通訊平台，進一步擴大了他在政治傳播領域的影響力。自2022年秋季接管推特並將其更名為“X”後，他開始更明確地表達自己的政治立場，利用這個平台為自己發聲，併為支持的立場提供展示空間。他逐漸公開且積極地介入美國外交政策，烏克蘭政策的爭議和美國政治體系的弱點為他提供了在2024年擴大影響力的機會。

到了2025年4月，馬斯克利用其技術和社會影響力，對烏克蘭的國防努力構成了對抗。他的行為在創造一種軍事局勢中發揮了核心作用，最終迫使基輔的政治領導人同意一個對烏克蘭極為不利的停火。

馬斯克不斷批評烏克蘭的官方政策，並主張積極參與解決衝突。早在2022年10月，他就在推特上發佈了自己的“和平計劃”，呼籲承認克里米亞歸俄羅斯，建議烏克蘭放棄加入北約的野心，轉而支持中立，並提出了在扎波羅熱、赫爾松、頓涅茨克和盧甘斯克舉行全民公投的想法。

馬斯克的立場顯然與克里姆林宮的官方路線相呼應。他對烏克蘭能否贏得對俄羅斯的防禦戰表示懷疑，聲稱擔心衝突升級可能會損害烏克蘭。儘管俄羅斯總統的發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拒絕了公投的想法，但他對馬斯克致力於“和平解決方案”的態度表示了肯定。

到2024年，馬斯克成為共和黨國會議員、自由主義倡導團體、獨立智囊團和前美國將軍組成的聯盟的支持者。這個聯盟主張美國從烏克蘭撤軍並與俄羅斯談判，他們在華盛頓的影響力日益增強。

保守派共和黨人，之前一直抱怨硅谷的自由文化和政治正確性，現在歡迎馬斯克加入，認為他是科技界的傑出人物。右翼的億萬富翁彼得·蒂爾（Peter Thiel）也支持，認為保障美墨邊境安全和打擊伊斯蘭恐怖主義比烏克蘭戰爭更為重要。

馬斯克的外交政策立場正在向右轉，之前他在國內外政策問題上的立場並不明確，但現在越來越接近所謂的另類右翼運動和共和黨右翼，特別是特朗普及其支持者的意識形態。

由於面臨政府訴訟，馬斯克對政府機構和監管的懷疑加深，他對言論自由的絕對支持和對左翼政治正確的反對使他更傾向於陰謀論和右翼激進思想，贏得了右翼圈子的掌聲和左翼的批評。

最終，馬斯克也接受了特朗普派共和黨對中俄領導人的普遍同情。隨着批評聲的增加，他戲劇性地將自己描繪成美國“深層政府”（deep state）的受害者，贏得了特朗普支持者的廣泛同情，並模仿了特朗普的挑釁風格，將自己塑造成天才、成功企業家和反抗當權派的革命者。

自從2022年6月馬斯克對羅恩·德桑蒂斯的總統候選資格表示同情後，他與特朗普的私人關係開始惡化，特朗普隨後對馬斯克發表貶低性評論，而馬斯克則在X平台上取笑特朗普。儘管如此，馬斯克並未確認有關他尋求2028年美國總統職位的猜測。

馬斯克繼續通過X平台、傳統媒體和右翼小眾媒體，如史蒂夫·班農和喬·羅根的播客，積極發聲。他與外國政要的會晤經常成為焦點，特別是與那些在烏克蘭戰爭中持中立立場的政府，如2024年會見的印度總理莫迪、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匈牙利總理歐爾班和阿根廷總統米萊。

馬斯克在國內外政策中的重要性日益增加，這與美國政治體系的弱點有關，但也超越了這一點。“馬斯克現象"的出現是因為國家退出了戰略部門，將其留給私營部門，同時美國媒體格局的變化增加了他的"名人"效應。

在許多人對"美國夢"失去信心的時候，馬斯克對藍領工人和硅谷科技企業家有着強烈的文化吸引力。他勇於冒險，不懼政府法規，成為了久違的美國理想的象徵。

（三）歐洲政治成為馬斯克現象的“受害者”

在2024/25年，即使是那些最初支持基輔的歐洲國家，對烏克蘭的支持也開始動搖。這一方面是由於美國領導力的減弱，另一方面則是因為民粹主義勢力的上升，這些勢力從左右兩翼對民主政府施加壓力，要求停止對烏克蘭的財政和軍事援助，放寬對俄製裁。

馬斯克利用Platform X（原推特）支持持有親俄立場的右翼民粹勢力，影響奧地利（2024年）和德國（2025年）的選舉以及2024年的歐盟議會選舉。他故意傳播虛假信息，比如烏克蘭政客貪污歐盟援助或非法轉移軍事技術給恐怖組織，這些指控和對烏克蘭失敗國家的敍述旨在削弱西方對烏克蘭的支持，使得歐盟制定統一外交政策更加困難，北約的團結也出現裂痕。

普京政權從美國和歐洲的這些變化中獲益，俄羅斯的信息戰策略加劇了西方社會的內部緊張，導致跨大西洋聯盟分裂，極化政治有利於歐洲的右翼民粹勢力，削弱了民主派系。隨着美國之後，歐洲的民主國家也面臨越來越多的挑戰。

（四）歐洲應該如何應對“馬斯克們”的“非法權力”

如果這些情景成真，不僅烏克蘭和歐洲安全將面臨嚴重後果，還將凸顯西方民主國家的脆弱性。它還突顯了當民主制度基礎被破壞時，未經過選舉的個人（如科技寡頭）可能對政治產生重大影響。在美國，兩黨合作的缺失不僅削弱了公眾對政治機構的信任，還讓極端少數派獲得了過大的影響力，為“馬斯克現象”鋪路。歐洲民主國家也可能發生類似情況，政治失靈為俄羅斯和中國等外國的不友好影響打開了大門，媒體部門的破壞加劇了這一問題。

歐盟必須採取措施保護民主、歐洲安全和烏克蘭：

提高對未具民主合法性的個人對政治決策過程產生過大影響的認識，避免過度的財政資源、控制和個人崇拜的結合。

民主政府必須減少對全球私營公司的技術依賴，不能屈從於科技寡頭的政治奇想，識別並消除技術政策中的缺陷。

歐盟應繼續其數字化和技術政策的監管，利用其在全球的影響力，如數據保護和標準方面。

通過這些措施，可以抵禦未選舉個人對政治的影響，減少對私營公司的技術依賴，維護民主制度和歐洲安全。

**▍**情景四：永久凍土的病原體被釋放，歐洲重啓與俄羅斯的合作

到2027年夏，歐洲不僅面臨健康危機，還遭遇生物多樣性和糧食安全的威脅。俄羅斯苔原的快速融化釋放了一種主要由鳥類傳播的未知炭疽病。這迫使歐洲必須與俄羅斯重新合作。

2025年夏，北極附近的國家首次發現鳥類和哺乳動物屍體。加拿大的研究確認這些動物感染了新炭疽變種。同年冬天，南半球的一些國家也報告了攜帶相同病原體的鳥類和牲畜的有限病例。國際社會正在努力確定疫情起源並阻止病原體傳播。

通過分析遷徙模式，發現許多死亡的候鳥源自俄羅斯苔原。結果公佈後，俄羅斯也報告了該地區動物死亡案例。莫斯科宣稱這是一個局部現象，不會對全球構成威脅。

（一）國家間互不合作，危及全球抗疫行動

2026年冬季，新型炭疽病在南半球國家再次爆發，感染人數增多，但應對措施也更加廣泛。這表明該疾病有成為週期性全球動物疾病的趨勢，威脅生物多樣性和糧食安全，若發生人畜共患病，將對人類構成嚴重威脅。儘管俄羅斯有死亡病例的初步報告，但已被官方否認。

歐洲正在尋求與俄羅斯合作，以在2027年夏季前解決這一問題，防止其演變成全球大流行。然而，這些事件凸顯出一個事實——世界並未從新冠疫情中吸取教訓。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加劇了應對健康威脅和構建強大全球衞生體系的難度。此外，到2027年，由氣候變化引起的病原體釋放問題仍未得到足夠的政治關注。

1、氣候變化導致病原體釋放

2016年，西伯利亞經歷了75年來的首次炭疽病爆發，原因是極端高温導致感染的馴鹿屍體從永久凍土中解凍，造成其他動物感染，導致70人住院，1人死亡。

自2005年以來，西伯利亞的氣温偏離平均值愈發顯著，特別是在2016年疫情爆發前的七年中，這一趨勢如圖2所示。鑑於全球變暖的預測情景，預計這種趨勢將在未來幾年持續。

科學家們一直警告，永久凍土可能釋放未知病原體。雖然病毒因其強大的抵抗力受到關注，但細菌同樣能在永久凍土中存活，特別是炭疽病的細菌孢子，它們對環境具有極強的抵抗力，即使在冰凍條件下也能存活。這些病原體具有特別強的抵抗力，有時會發展出特定的適應機制，遇到幾乎沒有免疫力的人羣和動物時，可能造成嚴重影響。

到2027年，當科學警告似乎成為現實，全球衞生架構的重要性愈發凸顯，需要構建強大的體系以應對此類挑戰。

2、全球衞生架構現狀

新冠疫情揭示了全球衞生體系的不足，自2021年起，國際社會便開始就大流行病預防、準備和控制協議（大流行病協議）和國際衞生法規（IGR）的改革進行討論。這些討論旨在確保在大流行病發生時能公平分配醫療資源，並促進各國在面對全球健康危機時的合作。儘管計劃於2024年進行談判，但主要國家如俄羅斯、中國和美國尚未批准該協議，導致其在全球健康威脅應對中的作用受限。

根據現行的2005年《國際衞生條例》，各國有責任向世界衞生組織（WHO）報告可能引起國際關注的公共衞生緊急事件，包括已知和新出現的病原體。炭疽病根據世界動物衞生組織（WOAH）的《陸地法規》也屬於應報告的疾病。然而，由於擔心經濟影響，一些國家並未充分履行報告義務，導致諸如炭疽病新疫情未能及時報告。

為解決這一問題，正在談判中的疫情協議和《國際衞生條例》改革試圖引入治理機制，以鼓勵信息共享並預防其他國家的負面反應。但中國和俄羅斯對報告義務持批評態度，並拒絕執行機制。

面對這些挑戰，一些歐洲國家在強調世界貿易組織（WTO）在控制新型炭疽病毒傳播方面的潛在作用。WTO的貿易法規作為全球衞生體系的經濟支柱，提供瞭解決經濟問題和疾病防護的合法且可執行的途徑。特別是《衞生和植物檢疫措施協定》(SPS)和《陸地法典》的報告要求，為評估炭疽病風險及貿易限制的合法性提供了法律基礎。

3、全球衞生治理的協調困難

到2027年，全球衞生架構的建設因地緣政治緊張而受阻，導致政府間合作困難，國際衞生治理效能降低。面對人類和動物健康的全球威脅，國際合作變得至關重要。在新冠疫情期間，美國對中國的遏制政策導致全面合作失敗，這一模式可能在2027年重現。

儘管俄羅斯承認苔原地區爆發了炭疽病，但聲稱已控制情況，不構成威脅，而世界衞生組織無法進行核實。由於俄烏戰爭，俄羅斯在國際舞台上非常孤立，不願與西方合作，特別是歐盟，普京在位期間不會與歐盟合作。受戰爭和西方制裁影響，俄羅斯抗擊動物疾病的財政資源有限。此外，莫斯科對保護苔原地區少數民族免受疾病侵害的努力也不夠積極。

（二）在俄烏戰爭的背景下，歐洲重啓與俄羅斯的科學合作

到2027年，由於俄烏戰爭，歐盟仍禁止與俄羅斯的科學合作。但釋放的休眠病原體可能為有限科學合作提供機會。該事件也嚴重影響了歐洲政壇。歐盟通過格陵蘭和丹麥間接參與疫情應對，但與俄羅斯溝通困難，因為俄將問題淡化，並將歐盟視為政治敵對。

同年，中國與俄羅斯保持緊密聯繫，成為唯一與之溝通的大國。中國強調俄羅斯的主權和應對疫情的能力，但鑑於地理位置，對防止疫情擴散有興趣，為歐盟和其他國家通過中國與俄羅斯交流提供了機會，可能派遣由中國領導的國際團隊。

在與難以合作的夥伴工作時，應避免指責，優先確定病原體來源。如果是由永久凍土融化引起的，俄羅斯不承擔直接責任。北極理事會和遵循“同一個健康”（One Health）方法的多個國際組織可以提供公正的合作平台。

1、北極理事會和“同一健康”方法

北極地區的環境合作基於1991年的《北極環境保護戰略》，這是北極理事會的基礎性文件，雖無法律約束力，但指導着八個成員國：丹麥、芬蘭、冰島、加拿大、挪威、俄羅斯、瑞典和美國的合作。進行疾病爆發等調查需成員國政府同意，尤其在俄羅斯，這可能需要大量外交努力，中國雖非成員國，但其斡旋作用可能發揮作用。

北極理事會在運作和實質上都值得關注。儘管在烏克蘭危機後與俄羅斯的合作曾暫停，但2024年2月，理事會宣佈將恢復與所有成員國的虛擬工作，使其能成為與莫斯科合作的論壇。理事會的主要目標是北極的可持續發展和環境保護，雖然健康不是合作重點，但通過新冠疫情，理事會認識到生態系統整體性的重要性，並開展了“同一個北極，同一個健康”項目，旨在加強極地知識和實踐，特別是設立專門的組織應對疾病爆發等。

除了北極理事會，“四方機制”也很重要——由世界衞生組織、世界動物衞生組織、聯合國糧農組織和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組成。儘管俄羅斯在烏克蘭戰爭後被孤立，四方機制仍將是抗擊炭疽疫情的中心論壇，可以作為與俄羅斯接觸的非政治化平台。四方聯合行動計劃的第二軌道，特別是減少新出現人畜共患病和大流行病風險的重點，提供了合作的起點，通過監測系統預防炭疽傳播給人類。

2、與民間社會和私營部門的合作

無國界醫生組織等非國家行為者正在努力獲得莫斯科的批准以控制苔原疫情併為當地平民提供疫苗接種。然而，由於俄羅斯對國際非政府組織的活動施加限制，以及堅持使用未經獨立測試的國產疫苗，這些努力尚未成功。

同時，非政府組織與世界糧食計劃署等一起發出警告，指出疫情對糧食供應的風險。炭疽病可能通過鳥類傳播，威脅農場動物，導致牲畜大量損失和動物產品產量下降，甚至在俄羅斯境外引起糧食短缺。貿易政策的反應，如限制出口，加劇了這一危險。

2025年底，非政府組織發起了一場運動，通過Twitter/X、Instagram和TikTok等平台動員公眾和向政府施壓。這些活動提高了人們對全球生物多樣性受到的炭疽威脅的認識，並強調了國際合作的重要性。

私營部門，包括農民、食品加工和零售商，支持非政府組織的關切，回想起新冠疫情期間貿易限制帶來的經濟損失，並要求賠償預期的銷售損失。這給政治決策者帶來了壓力，要求他們採取措施預防大流行。

3、貿易和世貿組織的作用

世界貿易組織（WTO）為自由貿易提供了基本規則，但地緣政治的緊張關係給自由貿易帶來了挑戰。雖然出口禁令在某些模糊情況下是被允許的，但實際使用卻很少。新疫情的出現降低了加強監管的政治意願，因為許多國家希望在危機時能獨立採取措施保障供應安全。

德國和歐盟正在強化如二十國集團農業市場信息系統（AMIS）這樣的機制，以提高市場透明度並顯示供應狀況，幫助避免貿易限制。但數據輸入的阻礙正日益增加。

WTO規則還涉及制定關於《實施植物衞生措施的協定》（SPS）風險的標準，比如根據《陸地法規》向世界動物衞生組織（WOAH）報告的動物疫情。這類疫情可能會成為禁止受影響地區進口的依據，如2027年新炭疽病初步跡象後的情況。獸醫領域常見的相互承認控制系統協議的暫停，進一步阻礙了貿易並損害了國際信任。

4、歐盟的行動選擇

德國政府在2023年的安全戰略中提出“同一個健康”作為預防大流行的關鍵方法。這種方法強調了人類、動物和環境風險評估之間的緊密聯繫，並着重於在流行病威脅人類健康前解決影響動物和環境的風險。

基於此概念設計的監測系統適用於永久凍土地區，有助於及早識別病原體傳播風險，防止其蔓延至人類。疫情爆發後，該系統對於監測傳播和評估措施同樣至關重要。這一體系必須是多邊合作的，涵蓋北極圈內所有國家，包括俄羅斯。因此，至少需要在一定程度上恢復與俄羅斯的科學合作，例如通過工作組合作。

此外，歐盟還有多種行動方案來應對氣候變化與健康問題的交叉點：跨領域合作；氣候專家與人類和動物健康專家之間的合作至關重要，是有效治理的關鍵；世界貿易組織（WTO）層面的法規整合；監測糧食供應風險；支持脆弱國家的風險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