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興華 | 數字全球化與全球化的韌性重塑_風聞

劉興華 | 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副教授

本文原載《探索與爭鳴》202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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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興華

在各種全球性危機的衝擊下，全球化的發展前景飽受質疑，全球化韌性問題備受關注。全球化既未進入“枯竭期”，也未進入“停滯期”。數字全球化使全球化進入快速演進的軌道，擁有更廣闊的拓展空間，並擁有韌性重塑的契機。數字全球化時代的韌性重塑攸關全球化的未來走向。

全球化走向終結了嗎？

全球化終結論主要源於兩種觀念。**一種觀念是以偏狹的局部觀審視全球事務，將全球化“原罪化”。**有學者在批判特朗普時期的政策時指出，全球化浪潮改變了原本分立割據的世界格局，國家在無法實現自給自足的情況下，通過全球合作催生一體化意識，全球化為追求現代化發展的國家帶來益處。特朗普政府將全球化視為威脅，事實上就是無視美國從全球化獲益的事實，未能從整體性視野看待全球化。**另一種觀念則悲觀地認為全球化帶來了國家間的對立和國際社會的分裂，認為全球化是“窮途末路”。**有學者提出，全球化並不是各國的福音，反而造成了國家之間的糾纏，全球化網絡變成了彼此設陷和博弈的競技場，全球化帶來的是脆弱、競爭和控制，誘發風險和挑戰。查爾斯·庫普乾認為，基於數字經濟的全球化導致西方世界的治理危機，包括去工業化、貿易失衡、信貸泡沫等，引發了前所未有的困局和焦慮。

全球化對助力民族國家的發展和成長至關重要，全球化並非民族國家的對立面。美國不僅不是全球化的受害者，相反，美國恰恰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依靠全球化實現了權力和地位的躍升。全球化在數百年的演化進程中，已經塑造了民族國家的全球化習慣、行為和認識，形成了“全球化基因”，並將持續影響全球互動關係。除非人類倒退至相互隔離孤立的蠻荒部落時代，否則全球性聯繫就會持續存在，全球化無法被人為斬斷。

全球化並未終結，但的確正面臨挑戰而變得更加“漂浮不定”。烏爾裏希·貝克的全球風險社會概念至今仍有借鑑意義。全球風險社會是指與決策相關的全球性後果觸發的一系列風險，這些風險與權威機構對全球災難的敍事和承諾形成強烈反差，代表性風險包括生態危機、全球經濟危機和恐怖主義。具有全球化特徵的威脅是政治意義上風險社會的表現形式。各種挑戰和風險導致全球化進程出現波折，考驗着全球化的韌性。在物理學的概念中，韌性與破壞、彎折和斷裂相關。全球化韌性可以理解為全球化形成的體系在全球性危機和風險爆發前的消解力、爆發中的抗壓力和爆發後的恢復力。

數字全球化場域與全球化韌性的

延展空間

全球化韌性塑造的一個重要前提是全球要素仍有流動和聚合的新空間，而不是已經窮盡所有互聯互通和碰撞融合的可能性。數字全球化是全球化的一次躍進。理查德·鮑德温提出，信息通信技術驅動的全球知識和觀念流動是新型全球化與舊式全球化的根本區別。數字全球化觸發了多維場域生成情景，使全球化韌性擁有更加廣闊縱深的延展空間。當然，這種延展空間只是表明全球化沒有走入“死局”和“僵局”，擁有“繼續全球化”的可能性，並不代表全球化一定會帶來和平、善治的結果，也可能會導致衝突和競爭。

社會學中的“場域”概念是指各種位置之間客觀關係的網絡或構型，力量狀況決定場域結構。場域是爭奪的空間，位置佔據者以場域為活動空間和制定策略的基礎，這些策略用來改善其位置，即“特定資本的分配”，策略還取決於行動者基於位置產生的對場域的認知。數字全球化催生了新的權力場域、技術場域、資源場域、市場場域和道德場域。

**第一，權力場域。**全球權力結構因數字全球化而發生變革，世界政治中的權力經歷從物質權力、制度權力、觀念權力到數字權力的演變，全球權威性、聲望和地位的內涵發生改變。數字世界的權力關係尚處於發展初期，全球數字社會的地位分配遠未完成，全球化進程因數字權力關係的建構進入與傳統全球化不同的時期。數字全球化誘發權力本身的重組和變遷，比如數字傳播力和數字產業競爭力成為重要的權力要素，也導致權力主體的急劇增加，數字平台及附着於其上的各種倡議團體和網絡用户都藉助流量引導和輿論傳播而擁有一定權力。 

**第二，技術場域。**人工智能、元宇宙、區塊鏈等數字技術的演進極大地推動了技術發展和應用的全球化，建構了全球數字社會的新生產方式和生存方式，數字技術場域的生成突破了全球化發展的“天花板”。人工智能尚處於開發利用的初期，遠未達到真正類人智能的階段，其應用場景仍有廣闊的想象空間。數字全球化使擁有一定工業基礎的國家受益，這些國家大力發展通信產業、芯片產業和人工智能產業，獲得了投資和增長的新動力，推動產業數字化和數字產業化轉型，利用數字化能力開拓全球市場。

**第三，資源場域。**資源的競爭和合作呈現出與數字化發展日益關聯的局面，數字科技發展所需的關鍵礦產和原材料成為國家技術角逐的新焦點，全球數字社會的資源基底被重新發現。數字霸權與反霸權、數字等級制與反等級制觸發新的全球社會互動，對資源的角逐和圍繞資源的社會圈層既激發了“數字聯盟”和“數字堡壘”的產生，也促成了局部世界在新合作領域的全球化。圍繞資源的紛爭儘管會侵蝕合作關係，加劇風險和脆弱性，但並未切斷全球數字互聯關係。

**第四，市場場域。**在傳統全球化中，發達國家希望鞏固其在資本—知識密集型產品和服務方面的優勢，而發展中國家則希望利用初級產品和輕工業獲得比較優勢，由此形成了全球化的局部僵局。全球數字市場的整合以及發展中國家廣闊的數字化發展潛力拓展了全球經濟活動的運作空間，數字化的市場場域已經生成，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並駕齊驅，成為推動新一輪全球化的堅實力量。跨國數字公司所創造的數字平台和數字產品正在快速全球化，成為構建全球數字社會的基礎單元。當然，數字互動和博弈的新議程也在不斷湧現並引發爭議，比如數字税和數據市場秩序等。

**第五，道德場域。**全球道義和全球輿論體系被數字全球化改寫，戰爭、衝突和紛爭成為在數字空間中被同步觀察和討論的公開事件，道義和輿論力量影響衝突的限度、烈度及其解決方式。數字全球化的社會屬性日益突出，現實世界與虛擬世界的聯動性和一體性愈發明顯。全球數字社會的浮現意味着全球公眾對公共議程的全面介入。

國家、公司和個人在數字全球化新場域中的互動，超越了傳統全球化範疇，開闢了全球化的新軌道和新通路，使全球化在更多維度上繼續演進，全球化韌性有了進一步拓展的空間，全球化才不至於在有限的傳統互動空間中被突發風險所壓垮和摧毀。 

數字全球化與全球化韌性的重塑契機

全球化終結的論調過度誇大了全球經濟聯繫的局部裂痕，低估了全球化的持久生命力，全球化在全球互聯密度有增無減的背景下擁有強勁的發展動力。數字全球化是全球化發展的新階段，締造了全球互聯的數字社會，使失速的全球化進程再度加速，成為全球化韌性重塑的新契機。

**首先，數字全球化以經濟的數字化轉型為主要特徵，數字經濟成為拉動全球經濟增長的支柱，是確保全球化韌性的基礎性力量。**與實體經濟相比，數字經濟具有天然的全球性，交易快捷便利，受運輸通道和運輸環境的影響較小。在世界局部地區發生衝突和部分經濟活動停滯的情況下，數字經濟依然可以保持發展勢頭。在各種不確定因素的衝擊下，數字經濟的勃興使各國能夠較快地走出經濟低迷局面。

**其次，以數據流動為核心的數字全球化正在以數據而非傳統貨物和服務為新的資源基底。**全球數據流動正在呈指數級增長，數據流動加速並重新定義着全球化。數據是新型資源，在海量的全球數字活動中，數據不斷產生並被利用，成為大型數據平台維繫競爭力的基石。數據流動和數據開發雖然帶來了一些新問題，但總體而言並沒有衝擊現有經濟秩序和經濟體系，而是促進了數據的生成和積累。數據供應的充足性和穩定性增強了全球化韌性。

再次，企業活動的全球化被充分激發，全球各種類型的企業通過數字化革新擁有抗擊危機和風險的韌性，全球化正以數字技術為驅動力向前拓展。傳統全球化中，大型跨國公司佔據主導地位，在數字全球化驅動下，中小型企業可以藉助既有的大型數字平台進入數字化的用户羣、信息流和貿易網絡。藉助數字全球化，中小企業可以快速成長為全球型企業，極大地擴大了經濟活動領域和多元化市場，使其面對突發危機和風險時擁有更多替代選項。

**最後，數字技術的全球普及提升了國家治理能力，拉動了經濟增長，創造了全球經濟新增量，強化了國家發展韌性。**人工智能等數字技術的進步可能會產生失業問題，但也會提高生產效率，降低生產成本，激發新的市場需求並改善就業狀況。人工智能技術還有可能實現智能驅動的跨越式發展。區塊鏈技術能夠加快交易速度，降低交易成本，提升金融包容性，正在不斷擴大用途，被應用於數據存儲、金融交易、供應鏈管理和環境治理等領域。以數據和信息流動為標誌的數字全球化獲得動能，政府、大型跨國公司、中小型企業和個人均廣泛參與其中，全球數字平台確保了多元主體的全球性參與並賦予其全球影響力。數字技術開闢了全球化的新型快車道，提高了全球化參與者應對各種突發危機和政策性動盪的韌性。 

數字全球化時代新的脆弱性和韌性

數字全球化帶來機遇的同時，也帶來新脆弱性。脆弱性是指面對危機和風險的壓力，全球體系的承受力不足，有導致體系崩塌、損毀和衰退的可能性。全球化的脆弱性牽涉的是具有系統性效應和全局影響力的風險。脆弱性與韌性是全球化的一體兩面，韌性無疑是減少脆弱性的重要稟賦和資本。

數字全球化時代的脆弱性日益引發關注和憂慮。數字霸權使“數字連接關係”受到等級壓力的破壞，圍繞數字科技的脱鈎和遏制，以及基於意識形態的陣營對抗，威脅着全球數字發展和合作進程。數字分配結構的失衡是數字全球化進程中的關鍵風險，突出表現為數字鴻溝的存在，包括全球性鴻溝、地區內鴻溝和國家內部的鴻溝。數字鴻溝可能導致全球數字發展的斷裂和停滯。由於人類對科技的深度依賴，數字技術的偏差可能加劇全球化的脆弱性。此外，數字全球化還催生了某些相互依存的脆弱性。數字全球化幾乎無孔不入地將各個領域的參與主體連接起來，形成高密度的相互依存網絡。國家對相互依存網絡的強大影響力越來越警惕，與產業數字化相關的資源成為爭奪的新焦點，原本實體經濟中的資源因數字全球化而變得高度稀缺和重要，這將增強全局的高敏感性和脆弱性。儘管這些脆弱性具有全局影響，但不能過度誇大其負面效應，尤其不能以一些脆弱性來抹殺全球化的所有正面效應。

韌性重塑對維繫全球化在正常軌道上運行具有重要意義。追求韌性重塑這一目標本身就説明各國已經開始意識到不僅要關注全球性危機，也要正視全球化本身潛藏的危機。正如經濟學家約瑟夫·斯蒂格利茨所説，在看到全球化帶來的益處的同時也要看到其缺陷，全球化的問題不在於全球化本身，而是我們管理全球化的方式。數字全球化時代，全球化韌性重塑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國家韌性。**國家依然是全球化的首要主體，全球化韌性的重要組成部分就是國家韌性，即國家有能力維繫包括數字經濟在內的經濟活動的正常運轉，在全球經濟波動時有充足的政策工具和政策彈性，以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建設提高抵禦危機和風險的能力。

**第二，戰略韌性。**主要大國應妥善處理雙邊關係，避免將數字爭議演變為大範圍的數字衝突，提高戰略溝通頻率，增進戰略互信，有吸收處理小爭議、避免矛盾擴大、留有修復餘地的戰略寬鬆度，尤其應避免以意識形態劃界，挑起全球數字對抗和衝突。

**第三，規制韌性。**面對全球標準，國家往往選擇快速遵守，而不是開發國內新標準，尤其是對後發國家來説，無法獨自在數字世界中開展行動。規制韌性需要特別關注那些沒有能力進行制度規範開發的後發國家。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紛紛針對人工智能風險等新的數字挑戰制定制度規範，然而全球步調並不一致，各國應當提高規制的包容性和互通性，避免出現“數字孤島”和“數字堡壘”，更應避免規制衝突帶來國家間衝突。

**第四，關係韌性。**數字全球化浪潮使供應鏈等關係網絡更受矚目，關係韌性建設意味着數字發展要關照各個節點上的國家，避免數字治理“美國化”、數字革新“美國化”和數字福祉“美國化”，即美國不是數字治理事務的唯一主導者，也不是數字革新的唯一推動者，更不應獨享數字全球化帶來的益處。全球數字關係應當具有覆蓋度、透明性和交互性，小範圍的數字關係不能變為“小院高牆”，而是應與其他關係相互融合，兼容幷蓄。

**第五，市場韌性。**數字全球化需要穩定且具有彈性的市場。市場中的全球化關鍵參與者是數字公司，應維繫全球數字產業關係的穩定性。儘管美國政府採取了諸多與全球化背道而馳的行動和政策，但美國數字公司與美國政府的立場大有不同，它們總體上歡迎數字全球化，期待數字全球化的前景和機遇，它們是數字全球化的重要參與者和推動者。市場韌性建設應避免將數字公司拉入國家間對抗的漩渦，對抗使之要麼成為被打擊的對象，要麼成為經濟脅迫的工具。同時，要維護好公司間跨國合作網絡關係的可持續性，避免合作關係斷裂導致的市場波動。

數字全球化時代，韌性重塑的目標不僅僅是維繫全球化運轉的穩定性，更是為全球數字社會的建構奠定基礎。全球數字社會應當是一個包容東西方文化、擁有健全協同的全球性制度規範、具備抵禦危機和風險能力的社會。韌性重塑需要各國意識到共同應對危機和風險的必要性，並切實採取行動破除阻礙全球化的“圍欄”和“高牆”，在改進國內治理的同時提升全球治理的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