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家科普的最大障礙，是考評制度嗎？_風聞

除了要在體制上更加激勵科普外，同等重要的，是培育善待科普的文化。甚至可以説，如果不能在科學家中培育做科普的文化，那考評制度的改革讓科普成為科研結題的義務時，隨之而來的，可能更多是對付性的、敷衍了事的科普。

撰文 | 賈鶴鵬（蘇州大學傳媒學院教授）

在如何更有力地調動科學家這一“科學的第一發球員”更多更好地從事科普的諸多討論中，科普缺乏制度激勵、尤其是缺乏科研考評制度的激勵往往成為議論的焦點。在去年科技部徵集《科普法》修法意見時，筆者團隊也提交了在制度上促進科學家科普的修法建議，而且筆者看到的大部分修法意見，基本上都把設定科學家或科研項目的科普義務作為主要着力點。

然而，如果真如眾多專家所建議的那樣，修訂後的《科普法》把科普作為科研結題的義務，科學家就一定會更加積極地從事科普嗎？相應地，科普的效果也會立竿見影地被提升嗎？業界對此的討論並不多，因而我們也值得費些筆墨，對此進行更加深入的探討。

科普義務的實施障礙

首先要肯定，在中國自上而下的考評體制下，假如新修訂的《科普法》及其各類實施細則、配套措施真的強行規定，科研結題必須要完成一定的科普工作量，那科學家一定會投入更多時間進行科普。但正如筆者近日發表在“返樸”上的兩篇文章《為什麼中國科學家贊成科普，卻乏於行動？》和《觀點：我們需要什麼樣的科學家科普？》中所指出的一樣，增加的科普內容可能是交工分式的科普文章。在互聯網已經創造了極為豐富的科普內容供給的情況下，新出現的大量科普文章，有多少能吸引公眾認真閲讀並進而增長科學知識、提升科學精神呢？

要判斷這一點其實不難。雖然現在並沒有施加給科學家或科研團隊的科普義務，但各大科研機構、大學的主頁或官方公眾號上，幾乎總會有科研進展這一欄。然而有多少文章，有幾百次以上的點擊呢？另一方面，各大主流科普賬號的熱點文章中，有多少是來自現在這種科研機構對中國科學家最新科研成果的報道呢？一位科普大號編輯告訴我，他們是非常重視及時報道中國科學家的重要成果的，但結果是，有關這些科研成果的報道往往成為“流量殺手”。

造成這種狀況，板子不能打到科學家身上。他們最關心的，是對自己科學成果的科普報道，不能出現錯誤。怎麼才能不出現錯誤呢？把科研論文的摘要拿過來無疑是最穩妥也最省事的辦法。板子能打到科研機構宣傳人員身上嗎？後者一定覺得委屈。筆者在眾多科研機構的調研結果顯示，這方面工作做得最好的中科院系統，很少有一個所能做到配備兩名以上專職宣傳人員。各個大學倒是都有一個隸屬於黨委宣傳部的校級新聞中心，通常大幾號人甚至十幾條槍總是有的，但其中受過科普寫作訓練的人，經常是零。

在這種情況下，當基於考評要求而湧現的對科研成果的報道需求增加十倍甚至幾十倍的情況下，結果可想而知。

那麼為什麼不能錄用更多的科普專業人士來支持大學研究所的科普工作呢？答案是錢從哪裏來。如今在大學科研機構激烈競爭的情況下，領導者們都願意“好鋼用到刀刃上”，更願意用更多的資源來錄用或挖來更有產出的一線科研人員。科學家們經常抱怨行政人員不給力，但至少就傳播職能而言，筆者很少見到哪個單位的新聞中心人浮於事。

那麼歐美的情況如何呢？它們就不需要集中資源辦大事嗎？為何如筆者在《觀點：我們需要什麼樣的科學家科普？》一文中所提及的，一般美國的一流研究型大學能有十幾名專兼職的科學報道者呢？至少從筆者比較熟悉的各所美國大學看來，我們看到大學對國家科學基金會（NSF）或國立衞生研究院（NIH）科研經費的提成比例經常高達30%。另一方面，科研成果的傳播對大學吸引社會資源尤其是校友捐助極為有利，這也是讓大學舍得在這方面投入的原因。反觀很多中國的科研機構，可能在成果發佈時更加重要的考量，還是校領導甚至更高一級的領導能看到“我校……在頂刊上發表……重要研究”這樣的文字。

非義務科普的驅動路徑

以上的閒言碎語，絕不是貶低對科研成果進行科普的意義。實際上，筆者去年牽頭的一箇中國科協系統的調研顯示（但不是證明），原創性科研成果的及時傳播，對於在產業端最終實現科技創新至關重要。也有不少以區域為分析單元的研究顯示，我國省級區域的科普指標與其創新指標往往具有很大的相關性。

與此同時，我們也看到，不少知名科學家儘管工作繁忙，但仍然在科普或傳播工作中投入了大量精力，比如中科院高能物理所的張雙南老師，比如中科院地理所的陳同斌研究員。不少的院士也是科普熱心者。他們的科研領域不同，科普的方式也很不一樣。但一個共同點是都不認為科普浪費了自己的科研時間。

也就是説，在缺乏強制科普要求的情況下，仍然有不少科學家投身其中，併為公眾貢獻了大量精彩的科普文章或觀點。是什麼原因造成這一點呢？筆者在過去十年左右，進行了大量所謂網紅科學家的訪談。這些原因大概可以總結如下：

首先，所有在現有體制下仍然願意從事科普的科學家，都從中有所收穫。少部分人能直接獲得科研線索或承接橫向課題獲得科研資助；更多的人是感受到了與人分享科學的認可和快樂；也有一些人，像中科院地理所的陳同斌研究員，通過與媒體的交流，極大地驅動了自己所推動的環保議程。

其次，幾乎每一位從事科普樂此不疲的科學家，都或多或少地具有更好的表達能力或傳播能力。部分科學家一直喜歡文字方面的創作（不侷限在科普文本），更多的人則是通過從事科普提升了交流能力，並因此更加願意做科普。

第三，雖然一些在科普中投入極大的科學家會抱怨考評體制不太公平，但大多數人基本上默認了這種狀況。幾乎所有筆者訪談過的科學家，都能在科普和科研之間找到一種動態平衡，其中的大多數人都不會圍繞着課題申請來組織自己的時間和精力。而讓他們做到這一點的原因，固然不乏少量科研人員選擇了科研上保持現狀，但更多的人則認為，很多科研工作，雖然可以通過找到並克服現有研究的不足來實現發表，從而滿足科研考評的需求，但這種為了發表而發表的科研，至少不如科普更有意思。

最後則是從事科普的條件，雖然如上所説，中國的大多數科研機構專職科普人員配備嚴重不足，但善於和樂於做科普的科學家們，總還是得到了或摸索出了各種有助於自己科普的條件。這其中部分人藉助互聯網尤其是各種新興網絡的支持，也有部分則仍然能從既有的科普支持體系中獲得幫助，這既包括各級科協或隸屬於科協系統的科普作家協會和各類專業學會，也有社會化的商業力量。

筆者所瞭解的歐美科學家，不少人也分享了上面總結的促進中國科學家科普的路徑。他們所做的工作中超出了筆者上述分析的情況，主要是與公眾的對話和對政策議程的驅動。不少人是從特朗普上台後開始做科普的，他們或者希望對抗特朗普上台後不斷飆升的社會上的反智浪潮，或者積極呼籲公眾接受特定的科學議程。在英國及很多英聯邦國家以及美國，科學媒介中心（Science Media Center）及其美國版本Sciline所組織的在敏感或熱點議題上科學家與公眾和媒體的對話（包括及時應對媒體諮詢），都在這種參與式的科學傳播過程中發揮了很大作用。

培育滋潤科普的科學文化與體制

從上面的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到，即便在缺乏考評制度支持的情況下，仍然有不少科學家願意在科普上投入很大精力，如果科普能與科研相得益彰無疑是最為理想的，但即便不能如此，所有經常做科普的科學家都會指出，科普不是在浪費科研的時間。無論什麼原因，科普至少不是一件讓人覺得麻煩的事情。

這就讓我們看到，除了要在體制上更加激勵科普外，同等重要的，是培育善待科普的文化。甚至可以説，如果不能在科學家中培育做科普的文化，那考評制度的改革讓科普成為科研結題的義務時，隨之而來的，可能更多是對付性的敷衍了事的科普。

與此同時，科普是很難獨立於科研體制的。如果你追我趕地發論文、申項目是科研常態，如果科學家的收入要在很大程度上決定於論文篇數和科研課題項目轉換成的“工分”，如果科研單位根本沒有經費來僱傭專職的科普宣傳人員，那單純靠《科普法》，可能很難做到鼓勵科學家投身真正的科普之中。

而且，不論是善於從事科普哪怕是一般性傳播的能力，還是長期培育一種“science communication is fun”的文化，都需要科研工作者至少從研究生階段就要開始參與相關的文化類課程、傳播能力課程乃至對科學進行反思的課程。就筆者調研和了解，全國研究生教育中，很少有提供科學傳播類課程的。幸運的是，我們的理科訓練有一門叫做“自然辯證法”的課程；不幸的是，鮮有“自然辯證法”被教成融合了對科學與社會關係的反思及其運用自身傳播能力來改善這種關係的綜合素質課。

無論如何，始於求學階段的浸潤真知灼見的教導，對培育親善科普的科學文化，其作用怎麼説都不算過分。除了正規課程外，各種科普技能的短期培訓班也能既培育科普文化，還能促進科普應用。《自然》雜誌中國特約記者邱瑾女士就回憶，她在英國從事神經生物學的博後研究時，就是通過參加若干這樣的短訓班（workshop），走上了科學報道的路徑。

而這類短訓班及上面説的科學媒介中心（Science Media Center）及其美國版本Sciline，都屬於扶持科普的社會支持系統，除了培訓外，這樣的支持系統還應該包括科學中介機構。就算科學家願意做科普，就算他們不計較時間，就算他們有了相當的技能，但科學家常年的專業訓練導致了大部分人缺乏與公眾在知識上進行平等交往的認知和習慣，缺乏能容忍受眾不那麼精確需求的一點“馬虎精神”（參見筆者前述的兩篇返樸文章《為什麼中國科學家贊成科普，卻乏於行動？》和《觀點：我們需要什麼樣的科學家科普？》對同事楊正博士有關科學家劃界研究的介紹）。這就需要中介機構來提供幫助。其實在互聯網滲透到我們生活中的每一個角落，有大量傳統科普人員在新媒體衝擊下舉步維艱，他們是很樂於也善於成為這種中介的。這説明，中國有很大的潛在資源來建設這種中介機構。

可喜的是，“科普中國”已經啓動了“星空計劃”，來培訓更多科普創作者；但遺憾的是，像“星空計劃”這樣的能力建設項目太少了，在中國尤其缺乏能覆蓋到科研工作起步階段的傳播能力課程和能覆蓋到基層科技工作者的科普能力培訓。總之，在支持科學家投身科普的事業中，除了繼續推動親善科普的考評體制的變革外，還有很多工作需要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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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品：科普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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