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80年代~90年代中輸過血的人羣中，有較大的概率可能被感染丙肝病毒？_風聞

【本文來自《冬曉| 英國血污染醜聞：一場跨越半個世紀、自上而下的主動隱瞞》評論區，標題為小編添加】

• 卜而立
• 那次血液醜聞涉及多個國家，應該都介紹一下，讓大家有個全面瞭解。

是的。

https://www.guancha.cn/indexnews/2012_12_24_116446.shtml

去年底過世的高耀潔醫生，1991年作為河南省人大代表，從一位農村婦女代表處聽説一些農村因為賣血導致肝炎等傳染病流行。

血液製品是醫療必需品，當時，血液製品的進口受限制，出口被放開，而人口密集、收入水平低的河南農村，是發展新興產業的絕佳地點。巔峯時期，河南境內省政府批准、衞生廳發照的採血站，達到230個。賣血一次，賣血者拿到45元，血站可拿到七十多元。

可是在九十年代的河南血站，為了使一個賣血者能賣出儘可能多的血，甚至採用了“單採回輸法”。單採先從賣血者抽出800cc兩大袋“全血”，經過離心機獲得所需的血漿等，再將剩下的400cc紅細胞輸回患者體內。這樣操作，即使抽掉大量血液，但因負責運輸氧氣的紅細胞喪失很少，賣血者體感影響不大。這個血液離體又回輸的特殊過程，加上糟糕的衞生操作環境，創造了多名獻血者交叉感染的可能，其中就包括了艾滋病毒。

而地方醫院沒有能力診治艾滋病，他們只能把發現感染者的情況上報，然而長久地沒有迴音。

1995年，發現異常的血站醫生王淑平，自費成立血液檢測中心，檢測400多份血樣，報給當地衞生局，但沒有迴音。她又自費將河南艾滋血樣帶到了北京，碰巧得到了曾毅院士注意，河南血禍首次向上曝光。2001年，王淑平醫生出走美國，2019年在美去世。

1996年3月，全國開始取締營利性血站。官辦血站陸續被關閉，但賣血活動卻轉入了地下。同年，王淑平的工資被停發。她的血液檢測站被當地關停。

也在那一年，退休的婦科腫瘤專家高耀潔去給一名河南農村婦女會診後發現患者感染了艾滋病，她沒有亂搞，也沒有吸毒，只是在當地做手術時輸過血。高耀潔震驚地意識到，醫院血庫被艾滋病毒污染了。這位年過七旬的老專家，用纏過足的腳自費下河南農村調查。

從這一年開始，她自費進行艾滋病防治和救助工作。高耀潔率先提出“艾滋孤兒”的概念。

2000年開始，她將主要精力放在對艾滋孤兒的救助方面；同年，被九三學社河南省委評選為先進社員。2003年，獲“感動中國”十大人物。2005年，被提名諾貝爾和平獎；獲得“亞洲的諾貝爾獎”——亞洲拉蒙·麥格賽賽獎公共服務獎、“喬納森·曼恩世界健康與人權獎” 等。2009年，年過八旬的高耀潔以訪問學者身份定居紐約，隨身只帶了一塊硬盤。

除了高耀潔醫生，其他揭露河南血禍的人物。

1999年，武漢大學混血醫生桂希恩來到河南，給時任副總理寫信。北京佑安醫院張可醫生來到河南進行自費調查。

2004年3月，衞生部責令河南省清查此事，河南省社科院研究員劉倩開始這個特殊課題的田野調查，寫成《血殤》等書。

而這可能只是冰山一角。

​有沒有意識到，無論正文還是回覆中介紹的全球血漿污染問題的節點，為何都在1990年代初？

那是因為1989年美國首次從一名非甲，非乙型肝炎患者的血清中首次分離出丙型肝炎病毒（HCV），並發現此病毒主要依靠人類體液（主要是血液）進行傳播，輸血則是最重要的傳播途徑（發現者獲得了2020年諾貝爾醫學界）。而從絕對數量來説，當時通過血液製品傳播丙肝的病例遠遠高於艾滋病。

因此，1990年美國開始對供血進行丙型肝炎病毒的常規檢測，試圖從根本上消除輸血相關丙型肝炎的傳播。到1992年，更敏感的多抗原的檢測被實施，從而進一步減少感染的風險。

該事件導致了美國CDC提出對1992年7月前接受全血和成分血或者器官移植的患者進行丙肝篩查的建議。

而國內這方面跟進相關措施則要晚了好幾年。

這也是為何在上世紀80年代~90年代中輸過血的人羣中，有比較大的概率可能被感染丙肝病毒。而且，丙肝病毒非常隱蔽，如果不進行針對性檢測或發病一般很難察覺。而且潛伏期最長可達數十年，但會慢性損害人體肝臟健康。可導致肝臟慢性炎症壞死和纖維化，部分患者可發展為肝硬化甚至肝癌。

到了2007年，美國丙型肝炎死亡數從1999年的3/100,000增加到幾乎5/100,000。艾滋病死亡人數從1999年的超過6/100,000下降到2007年的4/100,000。值得注意的是，丙型肝炎病毒的傳染性比艾滋病病毒高了10倍以上。

鑑於丙型肝炎的全球負擔，影響全世界大約1.5-1.7億人，2011年世界衞生組織和美國總統奧巴馬宣佈每年7月28日被正式確認為“世界肝炎日”。

然而不巧，個人家中一名長輩就不幸因在1990年代初的一次輸血中被感染了。

長輩在1980年代曾得過一次甲肝，愈後對於肝臟健康就比較重視。雖然在之後歷年的常規血檢指標基本正常，但發現有個別指標一直略高於標準範圍。多次轉診，但都沒有明確結論。直到近十年前才在體檢醫生的建議下，去滬上排名第一的肝病醫院做了詳細檢查，發現感染了丙肝。通過病歷追溯，就是90年代初的那次輸血。

當時主流的治療方法是長效干擾素聯合抗病毒藥物方案。但無論是瑞士羅氏的聚乙二醇干擾素α-2a（商品名“派羅欣”），還是美國先靈葆雅的聚乙二醇干擾素α-2b（商品名“佩樂能”），都並不能殺滅人體中的全部丙肝病毒，只是將其控制在對人體無害的極低複製水平。此療法對人體的副作用也較大，相當於一次小型化療。

由於大部分需採用進口品牌藥物，而且一個療程耗時超過一年，費用則超過了10萬元。

所幸，長輩檢出丙肝的前一年，上海開始試點丙肝治療進入醫保。但這個政策並非所有醫院都執行，具體醫保醫院要在上海衞生局官網才能查到。而正是在家族內相關業內人士的瞭解下，長輩轉入了另一家全國肝病重點科室醫院。但即使進入了醫保，個人支出的部分也大約需要6~7萬元。

不過，由於本世紀初上海有關單位為了應對本地針對政府在輸血工作中失職行為的相關集體訴訟，多方籌集資金成立了一個血液安全基金。即如能證明是在上述時段在本市因輸血感染的丙肝病人，可以申請最高6萬元的補助。而且與國外類似，索賠人必須簽署一份棄權書，聲明永遠不會就此事再次對政府發起訴訟。之後補助款項還需通過司法流程發放。而對於已染病死亡的患者，家屬同樣無法得到補償。

這一政策和操作流程同樣不對外宣傳，只有通過部分病友羣交流才知悉詳情。並輾轉多部門很長時間才拿到了這筆補貼款。

但這是建立在上海強健的本級財政之上。據悉當時全國好像也就獨此一家。

所以，在每次陪長輩就醫時看到來滬求醫而囊中羞澀的外地病友低聲下氣詢問是否可轉讓進口乾擾素時，卻因醫院嚴格控制劑量而不得不當面拒絕時於心多有不忍。

另外，由於丙肝有多種基因型，光譜的干擾素聯合治療方案對各種基因型的效果並不一致，整體治癒率只有70%左右。針對頑固性丙肝的效果較差，而且成本高昂、副作用大，患者容易因病情出現反覆而放棄治療。

而當時，國際上出現了一種類似艾滋病的丙肝“雞尾酒療法”，其中的明星藥物就是美國“Gilead”公司的全口服丙肝特效藥Sovaldi，其對我國常見的1b型丙肝治癒率高達到98%以上。

但此款藥物當時在國外才剛上市，也未引進國內。而且在美國本土一個療程費用高達84000美元。當時還做過備選方案，如果幹擾素聯合治療方案對長輩無效，就咬咬牙準備讓親戚幫忙赴美治療。

不過，之後由於Gilead的分區銷售策略，Sovaldi在印度一個療程費用只有美國的百分之一（900美元）。因此也曾打算過直接去印度就醫（當時國內已出現相關一條龍赴印陪醫服務，總價約8萬元）或通過地下渠道獲得印度版的Sovaldi。這或許成了後來上映的電影《我不是藥神》劇情的背景之一。

所幸長輩在經過痛苦的干擾素聯合治療後，體內病毒很快得到了壓制，一直沒有出現反彈。之後配合醫院相關課題跟蹤檢查至今，肝功能所有指標都正常，應該已經痊癒了。

而在全國範圍，類似的丙肝患者根據不同統計來源，總數達1000~4000萬。

幸運的是，Gilead的第三代Epclusa（中文名丙通沙，俗稱“吉三代”）等丙肝特效藥也於2019年開始陸續正式進入國家醫保藥品目錄，一個療程（3盒）從70000元降到了20000元左右，但總體費用仍是印度仿製版“吉三代”的3~4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