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樂節為何深陷“舉報潮”？_風聞

作者 | 丁茜雯          編輯 | 範志輝

“加油舉報，讓他們停辦。”

5月初，天津舉辦的IOC“眾生相”黑金屬節音樂節聲稱演出過程中多次被舉報。據IOC廠牌發佈的道歉信顯示，涉及的舉報內容為“現場出現一些危險性活動和肢體碰撞，並告知一旦再次發現會直接叫停演出”，且當晚接連被舉報三次。

而本應在5月25日、26日舉辦的的合肥河流音樂節，雖然在官方聲明中並未提及延期原因，但在各大社交平台上也流傳着受羣體舉報影響的傳聞。

目前來看，對於音樂節、演唱會、Livehouse等音樂演出而言，被舉報似乎也在近兩年成為了司空見慣的現象。

音樂節深陷“舉報潮”

近幾年，樂迷對於“舉報”二字已然不陌生，一場演出被舉報的理由更是紛繁多樣。

舉報作為合理維權的途徑渠道，能夠產生強大的輿論影響力。比如據中消協發佈的《五一消費維權輿情報告》顯示，文化娛樂類負面信息共計達到16萬1123條，佔據吐槽類信息的10.77%，日均更是達到2.7萬條。

不管是演出詐騙還是黃牛問題等，均在消費者舉報、投訴下將訴求得到解決，諸如演出現場飲水、衞生間、交通等問題也在監督下不斷改進。可以説，一定程度上，合法、合規、合理的投訴舉報，也倒逼演出市場的規範化。

但與此同時，更多濫用消費者權利、惡意競爭舉報的現象也愈加普遍，很多合規報批的演出也難以倖免，讓市場陷入混亂。

比如在4月，儘管演出藝人早已獲得合法審批手續，天津泡泡島音樂與藝術節、成都仙人掌音樂節還是因演出陣容遭到舉報。更早之前的2月，獵户座金屬音樂節主辦方也曾公開發布聲明，稱掌握百分之百的證能夠證明某網友“惡意舉報”，更要求舉報者公開道歉、賠償經濟損失。

諸如此類的舉報情況，很難説都有合理性，惡意舉報的現象也確實普遍存在。

而在飯圈化、粉黑大戰的影響下，一旦粉絲稍有不滿，惡意進行的舉報也會走向氾濫。

比如在去年，青島多可艾克音樂節便發佈聲明稱“被迫取消”，理由則是“相關部門接到了多途徑、多方面的羣眾投訴舉報”。在此之前，這場音樂節便因以泰國藝人為主要陣容受到關注，但多位藝人粉絲之間也因“有我沒他”的態度互相進行舉報，更是出現了CP粉、毒唯大混戰。

即便時隔一年，樂迷“有顆小白菜”談及此事還是頗感憤怒。在她看來，這場舉報鬧劇不過是粉絲矛盾所引發的不理智結局，“沒有買票的人只是在發泄情緒，這邊不想藝人同台，那邊不想CP捆綁，而實實在在買票、定好機酒的消費者，就活該為飯圈罵戰買單嗎？”

然而，遺憾的是，這種“得不到就毀掉”的舉報現象卻是越來越常見。

去年，迷笛音樂節的聲勢浩蕩所帶來的社會爭議也延續到今年，網絡上也不乏流傳着“舉報迷笛的電話有500個”，以及“迷笛收費貴”、“迷笛意識形態有問題、搖滾就是邪教”等激進的舉報理由。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今年5月於北京East Live舉辦的2024金屬戰隊中國賽區總決賽演出，據現場樂迷與場地方瞭解“接到了三百個舉報電話”。

此外，即便舉辦演出的地點大多選擇在偏僻地點，部分演出也因噪音問題難免遭受到擾民投訴。比如在今年五一期間，合肥VAC電音節便因噪音問題被諸多市民舉報、投訴至媒體、相關部門；華晨宇煙台日出演唱會，也因在凌晨時分舉辦影響到附近居民休息引發不滿舉報。

並且，由於部分主辦方大力抵制黃牛，也同樣遭到了“魚死網破”的舉報報復。

比如2022年銀河系樂團Livehouse巡演蘇州站，便被爆出因抵制黃牛代排，造成黃牛手中所壟斷的前排號碼砸在手裏，進而引發報復性舉報，最終演出也因過多投訴而取消。

可以説，舉報理由千萬條，最終壓死一場演出的稻草，卻可能並非僅有一根。

為什麼惡意舉報如此氾濫？

一場演出從報批到落地的流程十分之多，任何環節的舉報生效，均可能牽一髮而動全身。例如“哎呀音樂”便曾整理出決定着演出“生死線”的每一環，均可能因為某一特定因素取消。

尤其在社交媒體發達的當下，通過社交平台發聲、製造網絡輿論等方式來維護自身利益、惡意中傷音樂人、演出的現象十分普遍，卻幾乎沒有成本。

比如獵户座金屬音樂節主辦方“傑姆音樂”就曾發文控訴惡意造謠者舉報演出一事，表示舉報者“很有針對性説了哪個樂隊哪些歌詞，根據場地給我們提供的信息，舉報人在離開演前的這段時間內在不停地投訴，好在這場演出我們已獲得了報批資料，我們頂住了所有壓力以及在現場管理部門的嚴格監管”。

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演出市場在過去兩三年中“戴着鐐銬在跳舞”，統一的舉報理由更成為不少惡意舉報者最為鋒利的暗箭。比如2022年，樂隊海龜先生蘇州巡演便在臨近開場前被迫取消，原因則是需要配合當地防疫政策，但這一理由也被網友爆出B面——被惡意舉報。

隨着演出市場恢復常態化，舉報演出的理由也逐漸走向瘋魔。值得注意的是，如今隨着舉報聲量漸大，在演出市場上還出現了“代舉報”業務，且形成一定的產業鏈條，成為不少黃牛、水軍組織的一大副業。

據瞭解，這種代舉報多為同行互毆、樂迷不滿等。曾參與過代舉報工作的黃牛“範哥”便向音樂先聲透露，花錢僱人舉報演出已經業內公開的秘密，且這種模式下舉報成功命中率頗高，“商業演出就是會有這種被舉報的風險，一般來説很多人突然集中舉報，那各方面也希望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就會有‘既然有人反饋肯定是有問題存在的’這種心理，所以成功率也自然就高”。

範哥提到，**這種舉報費用十分彈性，一單總價在幾百到幾千不等，**而分佈到兼職單羣“不過一杯奶茶錢”，“相對是有暴利的。對我們來説舉報成本可以忽略不計，其實不需要太多人蔘與，我們自己團隊十來個人就可以完成，最多在刷單羣招募兼職，只是在手機上編輯複製文案，去地方熱線或是平台進行投訴，沒有什麼費時費力的需求”。

他還提到，因強實名制的推廣，演出代拍、代排需求也在日漸擴大，成為樂迷花錢要求舉報演出的導火索，“代拍和代排並不能完全保證客户一定能過收到想要的票，所以有的客户可能就本着‘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態度，沒有票OK，我代拍費也不要了，就當作花錢舉報你演出取消的費用，誰也別好過”。

在他看來，樂迷、競品與主辦之間的矛盾愈加擴大，對於代舉報這一板塊來説更是“喜聞樂見”，“監督和投訴，都是消費者的權利，我們也只是一個代理發聲的渠道”。

尤其對於音樂節而言，隨着受眾羣體的擴張，搖滾樂迷與飯圈粉絲、普通大眾之間亂鬥，音樂節偏高的飲食消費與大眾日常消費觀念的不合等也愈加激烈。這也導致音樂節本身的隱患問題被放大，尤其在一次性主辦方、草台班子等紛紛入局的當下，高票價低體驗，跳水、旗幟、冷焰等搖滾文化引發的演出現場安全問題、退票難等矛盾也成為消費者舉報投訴的理由，甚至於音樂節多舞台形式、演出陣容的多樣性也會遭到惡意舉報投訴。

另一方面，不管是音樂節還是Livehouse，甚至相對來説整個演出市場也仍未剝離亞文化屬性標籤。由於演出市場無觀演年齡門檻的限制，但銷售酒飲，LGBTQ、二次元等亞文化內容，以及性騷擾、擁擠踩踏等安全問題，也令家長如臨大敵，不少帶有偏見、激進的家長甚至為杜絕孩子出行，以舉報的形式來達到目的。

在社交平台上，便有不少學生髮帖求助“家長不同意去音樂節/演唱會怎麼辦”、“我媽威脅我去音樂節就舉報“等。

同時，“文旅+”與演出市場的捆綁，促使地方政府大力支持演出建設，音樂節、演唱會也在不斷下沉，成為新型城市名片。但同樣的，不少地區也因缺少辦節經驗、公共服務不健全等問題面臨着樂迷、普通市民舉報投訴的“雙重夾擊”，面臨輿論危機。比如合肥市便因LMF音樂節、河流音樂節等多場音樂節接連取消，且均陷入演出被舉報疑雲，飽受輿論爭議。

當動動手指的舉報，變成了殺死一場音樂節、一場演唱會乃至一場Livehouse成本最低、最有效的方法，甚至變成一門生意時，也就不怪乎為何如今舉報能夠形成熱潮了。

而惡意舉報的泛濫，已然嚴重破壞了演出市場的公平競爭環境，造成了行業資源的極大浪費，也需要行業、監管部門和社會各界共同關注、解決，斷不能聽之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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