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股‘拒絕上學潮’席捲中國, 很多家庭都深受其害”| 文化縱橫_風聞
文化纵横-《文化纵横》杂志官方账号-1小时前
史曉宇、阮琳燕、何麗
北京聯合大學師範學院
【導讀】近幾年頻發的青少年心理危機,使升學競爭壓力下的青少年心理健康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而其中一類問題長期得不到重視,即拒學現象。過去,討厭上學被認為是少數學生的問題,如今,拒學卻成為中學生羣體中較為常見的現象。如何看待和遏制這種青少年心理健康的惡化趨勢?
本文通過研究中學生拒絕上學現象的影響因素,發現這並非個人問題,更是家庭問題和社會問題。**作者採用質性研究取向的個案研究法,選取了北京市7名拒學中學生及其父母進行半結構式深度訪談。**結果顯示,在個人層面,主要是人際敏感、完美主義的鮮明特質;在學校層面,包括殘酷的競爭與學業壓力、高壓高控的管理風格、面臨危機的師生關係、倍感受傷的同伴羣體、返校復學的重重障礙;在家庭層面,包括矛盾重重的父母關係、愈演愈烈的親子衝突、日積月累的負面情緒、糾結複雜的二胎家庭、混亂失調的家庭功能;利弊難辨的新事物,包括網絡與手機、電競遊戲、偶像練習生;精神醫學層面,包括抑鬱、焦慮狀態。這些因素相互影響,最終導致了中學生拒學行為。
本文認為,中學生拒學行為的發生反映了個體的不適當性及社會系統的失衡,是學生個人、家庭、學校和社會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任何一個因素的改變都會使拒學行為改善或惡化。因此,學校、家庭、社區之間的相互協調、相互配合,是解決拒學現象的關鍵。
**本文原載於《社區心理學研究》2023年第2期,原標題為《他們為什麼不上學?中學生拒絕上學影響因素的質性研究》。**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辨析。
他們為什麼不上學?
中學生拒絕上學影響因素的質性研究
新冠疫情爆發期間,關於青少年“從不想學到不想活”心理議題的相關報道反覆出現。2020年春季學期由於疫情普遍採取線上教學模式,在恢復線下教學之後,很多學生拒絕上學。拒學對青少年自身及其家庭來説都造成了極大困擾。在中國,精神科門診中有拒絕上學行為的兒童佔尋求心理諮詢兒童的5%。近期的研究表明,拒學青少年的數量在不斷上升。國內有學者研究發現,廣州市中小學生拒學行為檢出率為22.5%,且拒學行為的檢出率隨年齡增加呈上升趨勢,小學階段處於較低水平(4.5%),進入中學階段陡增(24.6%),整個初中階段約1/3的學生有拒學行為,到高中階段,拒學行為的檢出率高達37.6%。
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義務教育普及率在逐年提高,因貧困被動輟學的現象在逐漸減少,但是學生主動缺勤和拒絕上學的現象日益增多。社會轉型時期帶來的社會競爭的加劇,較高的學業要求和心理壓力導致青少年負面情緒增加。拒學行為已經從之前的被認為是少數孩子的問題變成了許多孩子都可能遇到的問題。
學界對於學生不去上學的研究由來已久,概念和分類的觀點多種多樣且在不斷變化。Berg將拒學界定為青少年在學校裏或一想到要去上學時就產生強烈負面情緒,從而導致難以去上學的情況。Kearney提出了拒絕上學行為(School Refusal Behavior)這一綜合性概念,以攬括各種形式的學生不上學現象,並將其定義為,兒童自發地拒絕上學或難以整天堅持在課堂學習的表現。目前國外主流研究將拒絕上學,簡稱拒學,歸屬於學校出勤問題(School attendance problem,SAP)的一種。
拒絕上學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影響,包括個人因素、家庭因素和學校因素,這些因素相互作用,並隨着時間的推移而變化。Kearney則認為可以從系統視角和分析視角來考慮青少年拒絕上學行為的影響因素。在系統視角下,它通常與四種遠端變量相關:(1)消極的學校體驗。如學業困難、社交困難、校園欺凌等;(2)缺乏參與感。如學校環境差、教師不按時上課、師生關係不良;(3)對缺勤問題的錯誤認知。如認為缺勤幾次沒有危害等;(4)上學時的阻礙。如生活條件差、缺乏醫療保障、上學時交通不安全、互聯網使用不便等。
在分析視角下,研究者通常關注與其相關的近端變量,具體包括:(1)個人因素,如不良生活事件、學習困難、存在情緒或行為方面的問題、物質濫用等;(2)父母因素,如教養方式不當、與學校溝通少、自身教育程度低、虐待、自身存在心理問題;(3)家庭因素,如家庭規模過大、家庭成員衝突多等;(4)同伴因素,如同伴霸凌、同伴的不良行為的影響等。
儘管西方文化中關於拒絕上學的研究越來越多,但拒學議題具有高度的本土情境性,本土研究仍然很缺乏。本研究採用質性研究探索北京市中學生拒學的影響因素,旨在進一步促進拒學預防及干預,為家庭教育和學校心理健康教育提供一定的啓示。
**▍**對象和方法
(一)對象
從2019年7月到2020年12月,研究者通過在網絡上發佈招募海報來徵集研究參與者。採用目的性抽樣的方法選取拒學中學生為研究對象,排除因明確診斷的重性精神病性障礙(如精神分裂症、嚴重的雙相情感障礙等)而無法上學的中學生;在個案的選取上,按照理論飽和原則,選取具有鮮明差異的個案。本研究中的訪談對象為符合入組標準的北京市拒學中學生及其家長,訪談採用面對面形式開展。所有訪談者與研究對象在訪談前均不認識且無任何利益關係。本研究通過了北京聯合大學心理學系學術委員會倫理審核。
最終,本研究選取了7位拒學在家已經達到一個學期及以上的中學生作為研究對象。訪談對象知曉並同意後簽署知情同意書。研究對象姓名為化名,相關資料見表1。

郝平,在考入區重點高中一個月後,突然跟父母説不想去上學了,想去打電競。郝平的父母在他小學四年級時離異,目前郝平的父母處於未復婚共同居住狀態。
高帆,因為髮型問題多次遭受班主任的過激言語攻擊,初二開學一週後不再上學。因為高帆不敢獨自入睡,要求媽媽放行軍牀睡在旁邊。
吳佳,初二時參加偶像練習生選拔,被班主任當眾在班裏批評,並讓同學對其評價,開學一週後不再上學。此後雖多次嘗試復學,但都因種種原因以失敗告終。
王璇,初三時升入1+3貫通班,沉重的學業壓力和作業負擔讓她出現了抑鬱症狀,上學困難,在中考前回到了家中。
馬瑞,從幼兒園開始就不喜歡去學校。升入初中後,學業的壓力和對社交的恐懼給她帶來了身心上的諸多不適,初二軍訓結束3天后,她開始不上學了。
路依,有個比她小8歲的妹妹。在妹妹出生一年後,路依被診斷為抑鬱症。第一次不去上學是在小學五年級,初一時因受疾病影響開始間接性不去上學。
韓凌,在初一開學後不久,被某同班同學霸凌,此後一進學校就會發怵。一個月後,開始不去上學,並被診斷為抑鬱症。
(二)方法
1.方法論
本文的研究方法採用質性研究取向的個案研究。個案研究是指集中研究一個或幾個個案,其中個案的範圍可以從一個人到一個組織,或從某一件事件到某一特定程序實施中的一系列過程。本研究是多個案的個案研究。基於多個案實驗的理論構建基礎更牢固、更準確,也更具普遍性。個案的選擇不再基於特定個案的獨特性,而更多基於個案羣對理論發展的貢獻。
在單個案研究中,敍述是一種分析性建構,它們將過去和現在的很多行動和事件組合為一個前後連貫的、有關係的、有意義的整體。在這個整體中,這些行動與事件具有解釋結局的意義。
跨個案比較法,即將每個個案視為一個獨立的整體,在單個個案研究的基礎上,對所有個案進行整體、系統、全面的分析。通過系統的歸納和抽象,探究多個個案的異同,總結多個個案的共性和特點,為後面運用建構主義框架構建拒學影響因素理論模型奠定基礎。
2.資料收集與分析的方法
本研究資料的收集主要採用訪談法和實物收集法,並以研究者備忘錄作為輔助資料。研究者通過半結構式深度訪談收集訪談資料,累計訪談時間1634分鐘,訪談錄音共轉錄文本40萬字。同時,收集日記隨筆、個人朋友圈等實物資料,對7名研究對象的生活背景、父母婚姻情況、圍繞拒學的相關理解、拒學發展過程等有了較為全面的瞭解,為每位研究對象整理了個人檔案。
通過對拒學中學生本人及其家庭的質性訪談,有助於更好地理解中學生拒學影響因素的多樣性和複雜性,並加深對拒學中學生、家庭和當前教育制度之間關係的理解。本研究的資料分析採用情境分析和類屬分析相結合:其中對單個案採用情境分析,跨個案採用類屬分析。採用這樣的分析方式使得本研究可以保留拒學中學生真實的生活經歷,不僅可以幫助我們全面瞭解影響北京市拒學中學生不去上學的原因以及各因素間的作用機制,還有助於我們對拒學中學生每個人的特殊情況有更加具體的感受和理解。因篇幅有限,本文只顯示跨個案分析的結果。
**▍**結果
(一)拒學行為的影響因素
通過跨個案分析得出影響中學生拒學的因素,共包含5個核心主題,17個亞主題。
1.特質鮮明的青少年
(1)人際敏感
許多拒學中學生多具有敏感的特質。馬瑞媽媽告訴我們:
“這孩子吧她就是比較敏感,要面子,我覺得心理素質不是太好,抗壓能力各方面比較弱。一直到上小學,老師反映就是動不動就哭。那時候也會完成不了作業,偶爾有一次半次的或者有什麼沒做好的,老師一説她就在那不吭氣的哭。”
(2)完美主義
拒學在家的孩子多具有完美主義的特質。上學困擾王璇的一點是不能接受自己比別人差,追求完美:
“就是學習成績或者説成果上,我總會覺得如果我要比別人同學差的話,就好沒面子。”
在訪談的過程中,王璇多次哭着説到不知道應該怎麼辦:
“我怎麼放過我自己。可能一開始就給自己設定的人設也是這個樣子,盡己所能做好呀。”
2.壓力重重的校園
(1)殘酷的競爭與學業壓力
對於學生來説,作業、考試貫穿整個中學階段;成績、排名不停地在鞭策着他們要努力。尤其是,小升初和初升高的銜接與適應、初高三年級的升學壓力,讓他們沒有時間喘息。
王璇生活的改變發生在初三由普通班轉到了由學校裏的尖子生組成的初三和高中連讀的一貫制班級。
“上了貫通班反正就周圍人很強啊,但是我也想要一個好成績,所以就很絕望,然後就開始熬夜。每天放學了不代表放鬆了,而是要開始寫作業,寫到反正挺晚的,12點算正常。”
長時間的疲憊讓王璇懷疑是不是自己能力不夠強,再看到大家應對起來好像都很輕鬆,這種觀察讓王璇的熬夜不斷地惡性循環,慢慢的擊垮了她的承受防線。
(2)高壓高控的管理風格
對於拒學中學生來説,學校高壓力、高控制的管理風格讓他們難以接受。甚至還有的學生認為當前的教育制度並不適合自己。
2016年,高帆在A中學讀初一時時,就曾因頭髮和校服問題與班主任老師多次產生衝突。2018年,在家待了一年以後,高帆回到了A中學重讀初二,強硬的班主任連續三次以頭髮不合格為由督促高帆去剪頭髮。高帆被老師一週內勒令理了三次頭髮之後,還用言語中打擊他:
“德育處查頭髮,他們班主任的做法就是跟其他同學説,説那個你甭管高帆,他有心理疾病,你跟他比得了嗎?”
(3)面臨危機的師生關係
在拒學發生之前,許多拒學中學生都與老師的關係存在危機,比如:被誤會、被針對。
吳佳從小就喜歡跳舞,一次去參加了社會上的練習生面試,當時正好有其他班的同學也想去,兩人就相約一起,但吳佳的班主任認為是吳佳把那個孩子帶去的,並對吳佳施加了壓力:
“老師她是把一個不是事實的事情,讓大家去説對我的看法。她不是匿名,所以大家就是已經相當於默認我就是怎麼。因為她上完課就走了,但是我要被全班同學問,然後壓力好大。所以我就覺得很委屈,然後我就有一段時間沒去。”
(4)倍感受傷的同伴羣體
有些拒學中學生在班級裏沒有歸屬感,可能遭遇被同伴羣體的排斥,甚至有同伴欺凌的現象。
韓凌媽媽介紹,同班的女同學誤會自己喜歡的男生喜歡韓凌,於是建了線上羣,對韓凌進行語言暴力:
“就在羣裏邊對我們家孩子語言暴力,説我們家閨女特別不好,找男人什麼的。”甚至撥打電話對韓凌恐嚇威脅:“因為這個事還跟我們家孩子打電話,你信不信我找幾個人揍你。”
但學校並沒有對女同學有任何實質性的懲戒處理:
“我們家孩子覺得本來就是我受傷害了,不沒收她手機,反而沒收我手機,你們還沒有人理解我,受委屈了,我們孩子就抑鬱了。”
(5)返校復學的重重屏障
在拒學的過程中,很多學生都嘗試過回到學校,但是老師的過度關注、同學的議論紛紛、學業長時間未跟上、學籍管理的限制,又讓他們望而卻步。
新的學期,吳佳調整好自己決定再次復學,沒想到復學之後在學校裏的壓力很大。吳佳告訴我們:
“這個學期是開始去了三天,因為重新分班了,所以問的人更多了,再加上新的班主任直接在班裏公開的問我上個學期為什麼沒有來,各科老師有的就叫我到辦公室去問,有的就是在講上半學期的東西的時候問我有沒有學,所以壓力好大。然後我到現在就一直沒有再去過了。”
休學再復學的時候,除了本身適應上的困難,還有老師們的不斷詢問,同學們的猜測和討論。這樣的“特殊對待”以及“過度關注”,對吳佳來説又是一個新的刺激和挑戰。吳佳媽媽也考慮過給吳佳轉學,換個全新的環境重新開始。但是因為學籍管理的要求,轉學未辦理成功:
“北京市的規定是如果你的學籍在初三是不能動的,因為它是教委直接管理,到了初三就不可以轉學了。”
3.環境糟糕的家庭
(1)矛盾重重的父母關係
部分拒學中學生的父母之間的關係矛盾重重。郝平小學四年級的時候父母離異,媽媽説:
“他四年級(的時候)我跟他爸離了婚,我就帶他走了,轉學到D小學那,從那以後他就住宿了,也就週六日我們娘倆溝通。”
離異一年半以後,媽媽帶着郝平和郝平姐姐又回到了爸爸的身邊,但沒有辦理復婚手續。儘管現在一直生活在一起,但郝平媽媽也積攢了很多對爸爸的不滿與怨氣:
“你也不往家拿錢,你還家裏啥啥不管,你在家還跟大爺似的,我回來之後我還伺候你,為啥呢?”
(2)愈演愈烈的親子衝突
無論是拒學發生前,還是拒學發生後,拒學中學生與其父母之間都存在着矛盾和衝突。
路依與父母的關係很疏離:
“5年前吧,就是每天都是自己騎車去上課,然後中午在小飯桌或者學校吃飯,晚上之後去作業班,七八點鐘之後回來就準備睡覺了。就跟我爸媽也沒有什麼話,他們也沒怎麼管我。”
等到路依的父母意識到了對路依的忽視時,她已經習慣了一個人的生活,對於父母的靠近感到很煩:
“他後面意識到了之後我就不想讓他們再靠近我,我就覺得也很煩,我一個人也挺好的。”
(3)日積月累的負面情緒
拒學中學生的家庭關係往往也錯綜複雜,家庭氣氛緊張,父母本身累積了很多的負面情緒,孩子無形中也成為了接收父母負面情緒的容器。
路依透露媽媽已被確診為雙相情感障礙,但她自己不認同這個結果。據爸爸所説,路依媽媽也經常與路依姥姥爭吵:
“她跟她媽最厲害那段時間,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天天嚷嚷。”
路依媽媽的生活方式也在無形中影響着路依,有的時候媽媽和姥姥的爭吵太激烈,路依只能用大吼的方式讓她們停下來:
“不是無奈,就是她倆吵的時候聲音很大,嗓門都開始提起來了,然後我就得出去也一塊吼兩句,讓她們倆停一下。”
(4)糾結複雜的二胎家庭
在非獨生子女家庭中,二胎的到來會讓父母將注意力更多地轉向家中的幼孩,作為老大經常被忽視。在青春期這個特殊的階段,矛盾會集中爆發。
吳佳對妹妹也有一些不滿:
“我不喜歡妹妹動我的東西,她會把我東西弄壞。我告訴過她很多次,不要進姐姐的房間,不要動姐姐桌子上的東西,然後我也把東西放好了,也會把門關上,但是回來的時候看到妹妹動了,我就會説她為什麼動我東西。我覺得我沒有做錯,我比較生氣的是媽媽批評。妹妹做錯了事情,她就會要我讓着妹妹。就是現在妹妹已經養成了一種錯誤的習慣了,但是媽媽依然不去説她。”
(5)混亂失調的家庭功能
在訪談的過程中,我們發現聯繫我們的幾乎都是孩子的媽媽。絕大部分家庭都呈現出消失的爸爸、焦慮的媽媽和失控的孩子模式。
在自責的同時,馬瑞媽媽也對因為工作忙碌而長期脱離家庭的爸爸有了很大的意見:
“因為什麼都是我管,我那時候對她爸其實有挺大的意見的,什麼都是我管,好的是我的,不好也是我的。確實有一些就是力不從心,就是工作上什麼的比較忙,就造成這種撕扯。”
4.利弊難辨的新事物
(1)網絡與手機
手機在當今社會已經成了每個人的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但是在家長的眼中,手機在孩子手中使用時,就是影響他們學習和生活的罪魁禍首。
初一時考試成績的大幅退步,讓高帆對學習的興趣也下降了,同時也越來越沉迷於網絡遊戲,高帆媽媽説:
“就那個假期,他學習興趣就不濃了,因為之前他跟我説要假期補回來,但是他實際行動沒有補,而是變本加厲的玩遊戲了,所以他這個初二開學之前的狀態不是很好。”
(2)電競遊戲
電子競技已被列入體育運動的範疇,因此也催生了很多學生的電競夢。電競遊戲和手機與網絡的區別在於:手機與網絡指學生通過手機連接網絡,進行包括遊戲、社交在內的一系列活動,是一種娛樂手段;電競遊戲更加專業,是一種新的職業選擇。
郝平爸爸告訴我們,郝平認為自己打遊戲的水平很好,想成為職業電競選手:
“從開始的時候他就認為他玩遊戲的水平不錯,就説有希望能打這個打比賽,或者説什麼搞直播,能掙錢,能掙大錢。”
但郝平爸爸並不認可郝平將打遊戲作為未來的職業。雖然父母最終退讓,同意郝平大學畢業再去嘗試電競這條路。但郝平認為電競行業對年齡的要求有限制,而這又與上學產生了很大的衝突。
(3)偶像練習生
近幾年,各大視頻播放平台都推出了各式各樣的練習生節目,在媒體的傳播下,練習生這個職業走進了社會大眾。對於處於青少年階段的中學生來説,藝術之路、練習生生活美好而充滿誘惑。
想走舞蹈這條路不是吳佳的突發奇想,吳佳從四五歲開始學習跳舞,小升初的時候,吳佳就表達過自己想走舞蹈這條路的想法,但是家裏沒一個人支持:
“我跟爺爺奶奶説、跟爸爸媽媽説,他們都不同意。包括我之後去姥姥家的時候,想跟姥姥聊聊天,但是姥姥姥爺跟我講,你走藝術以後就相當於以前那種唱戲的。”
5.精神醫學問題
(1)抑鬱狀態
在訪談的過程中,我們發現超過一半的拒學中學生有不同程度的抑鬱情緒。有的是在拒學發生之前就被診斷為抑鬱症、有的是在拒學發生之後父母擔心其身體帶去醫院就診從而被確診抑鬱症、還有的是因為特殊事件引發了拒學和抑鬱症。
抑鬱症也給路依帶來了影響。路依自述五年級的時候因為心情不好,才開始不去上學:
“沒什麼特殊的事情,我就是覺得不開心那種。我只想躺着,只想睡覺,然後我別的什麼也不想想。”
因此路依去了安定醫院就醫,確診了抑鬱症。吃了藥以後,路依的情緒得到了緩解,也能夠和父母正常溝通了,但身體狀況依舊無法支持她長時間待在學校。
(2)焦慮狀態
還有一些學生,雖未去醫院就診,沒有得到明確診斷,但也存在焦慮問題。比如學生自述對社交的焦慮,以及與媽媽的分離焦慮。
高帆對於與媽媽的分離十分焦慮。每當媽媽想要離開高帆的房間,讓高帆獨自入睡時,高帆就會整夜的失眠:
“我一直是單住,都是我帶着他,然後我説那我就先陪一兩天,沒想到就不行了,然後再跟他分的時候,他每次你只要一走,他半夜就叫你,就必須,他就很不踏實了睡的。”
這麼多年來,媽媽也進行了多次嘗試,想鍛鍊高帆一個人入睡,但是每次媽媽一離開,高帆就要找媽媽。就這樣一直陪到了現在。
從幼兒園開始馬瑞就害怕學校的老師,不喜歡上學。初中拒學在家後,馬瑞對於社交的焦慮更是讓她難以走出家門。馬瑞的媽媽介紹:
“有時候晚上她想起來自己也哭,就覺得自己沒有目標,也很焦慮,也沒有朋友。她自己也覺得和別人特別不一樣了,脱離了這個主流,就比較焦慮。她現在越來越不願意出門,她説自己有社恐。”
(二)拒學行為影響因素的理論模型
本研究將個案研究與跨個案研究相結合,構建了“推力”與“拉力”之下的拒學影響因素的理論模型,該模型認為拒學現象不是某一個因素導致的,而是多個因素相互影響的結果(見圖1)。
圖1拒學影響因素理論模型
1.壓力重重的校園是拒學發生的推力
壓力重重的校園是推動中學生出現拒學行為的主要誘因,殘酷的競爭與學業壓力、高壓高控的管理風格、面臨危機的師生關係、倍感受傷的同伴羣體、返校復學的重重屏障把學生從學校推開,讓學生對於學校望而卻步。
2.利弊難辨的新事物是拒學發生的拉力
在學校、家庭都無法給予拒學中學生舒適的安全環境的同時,利弊難辨的新事物也在一點一點的拉扯着他們。利弊難辨的新事物是把雙刃劍,在短期內可以對學生起到一定的保護作用,長期以往也會讓學生產生一些不適應。與其説網絡成癮是誘發他們拒學的原因,倒不如説手機依賴、遊戲成癮是他們放鬆的途徑,而對於偶像的崇拜、新興職業的規劃也讓他們的精神有了更多的寄託,手機和網絡某種意義上成為了青少年的朋友,滿足他們某些內在的心理需求。
3.環境糟糕的家庭是拒學發生的温牀
處於中學階段的孩子,面臨很大的競爭和學業壓力,而當家庭環境動盪不安,衝突混亂時,往往很難給予孩子足夠的支持和關愛。有時候,父母之間矛盾重重,家長自身就有很多負面情緒,孩子可能還會分出一部分精力關心家庭,這更加會影響孩子的學習內驅力。因此,環境糟糕的家庭是拒學形成的温牀。當孩子出現拒學行為之後,如果父母不理解,親子之間頻繁衝突,家庭無法合作應對這一困境,也是讓拒學問題惡化與維持的因素。相反,如果整個家庭科學歸因、積極應對,也是問題改善的重要契機。
4.特質鮮明的青少年是拒學發生的易感人羣
拒學中學生普遍具有完美主義、脆弱性的特點。同時,拒學中學生大多正處於不穩定的青少年階段,具有青春期發展中易衝動、易產生偏激行為等特點,這是青春期發展的普遍規律。與此同時,拒學中學生的個性特質也與社會環境因素有關,社會轉型期特質鮮明的青少年是拒學發生的高風險人羣。
5.精神醫學問題與拒學問題交織在一起,存在部分重疊,又不完全一致
拒學學生除了無法上學之外,還有許多所謂的“症狀”,如抑鬱、焦慮、強迫、恐懼、軀體化、失眠等,因此拒學和心理障礙的診斷往往交織在一起,以抑鬱症和焦慮症為主。雖然有部分拒學學生符合心理障礙診斷標準,但學生拒學不等於一定都有心理障礙。本研究不主張把拒學議題簡單變成一個精神醫學問題,精神醫學問題和拒學問題可能都是冰山上的一角,都受到了學校、家庭、社會等共同因素的影響。拒學議題不僅僅是精神心理問題,也是教育問題,更是社會問題。
**▍**討論
本研究以北京市7名拒學中學生為研究對象,立足於探究影響拒學中學生拒學行為的關聯因素有哪些,以及各個因素之間是如何發揮作用的。通過資料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結論:拒學現象不是某一個因素導致的,而是多因素導致的,同時,各個因素之間互相影響。
關於拒絕上學行為的研究最早源於歐洲國家,主要樣本來自美國、英國、加拿大和澳大利亞等國家。然而,近年來,在其他歐洲國家以及南非、日本、沙特阿拉伯和印度等國家對拒學相關的研究關注迅速增加。這些研究的進展也反映了時代的發展與文化間的差異。一些學者意識到與學校缺勤行為有關的某些變量是文化特有的,這在很大程度上來自於日本對於拒絕上學行為的不斷探索。
Kameguchi指出,日本學校往往過分強調羣體一致性,並在課程考試中施加巨大壓力要求學生取得好成績。在這種僵化的體系下,那些學習或人際交往需求被老師忽視的孩子更容易曠課。東亞文化有一些類似的部分,在學歷社會的背景下,個人的社會地位由個人的學歷高低甚至畢業於哪所學校決定。進人一流大學成為成功的唯一條件,學歷主義成為教育界的唯一價值判斷標準。學生受教育功利化的影響,為進入名牌大學,從初等教育階段就開始了激烈的考試競爭,從小形成了巨大的心理壓力,一些學生因此而產生學習焦慮、考試焦慮、厭學情緒以及學校恐懼症。
拒學現象在我國也出現已經很久了,但是在國內並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我國的相關實證研究十分缺乏。而國外的拒學研究基本是基於歐美國家的數據,但拒學又是一個高度本土化、情景化的現象,需要有本土化的實證研究以及基於本土情境的預防和干預體系。**拒學也會與時代發展的社會背景因素相關。本研究發現:網絡與手機、電競遊戲、偶像練習生這些時代的產物也在影響學生的拒學行為。**在以往的研究中,只報告了網絡成癮與拒學相關,其他因素暫未提及。1995-2009年間出生的Z世代(Generation Z),受到互聯網等科技產物影響很大,是生命歷程完整嵌入數字社會的第一代人。他們熱衷於各種亞文化消費,包括二次元、虛擬偶像、盲盒、模玩手辦、網遊。
(一)從生態系統視角看拒學
從生態系統視角下看待中學生拒學現象,**中學生拒學行為的發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個體的不適當性及社會系統的失衡。**在快速變化的社會中,過度競爭與內卷帶來的成年人的焦慮和緊張情緒無疑會通過家長、教師傳導給青少年;此外,青少年是網絡成癮的高發羣體,氾濫的網絡遊戲、不良信息極易對青少年的心理行為產生負面影響。
在社會高速發展的大背景下,中國家庭也面臨着巨大變化。這些變化帶來的負面影響之一就是**家庭規模變小,家庭成員間的交流變少,同時帶來的就是家庭成員間互相提供的支持變得很少且不規律。**拒學研究常常被詬病的點在於更廣闊的影響拒學的學校和社會的背景因素經常被忽視。從生態系統的視角看,**拒學現象不僅是個人問題、家庭問題、學校問題,也是社會問題。**是學生個人、家庭、學校和社會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任何一個因素的改變都會使拒學行為改善或惡化。因此,在中學生拒學的研究與干預中,系統地分析影響學生拒學的各類因素及其相互作用和變化情況,以提高預防和干預的針對性和有效性是重要且必要的。
(二)家校社醫協同育人的拒學干預
長期拒學,可能面臨一系列問題,所以需要研究動態過程及相應的綜合干預方案,真正建構“家校社協同育人”的拒學干預機制。以往研究對於拒學成因的側重點往往聚焦於學生個體和家庭層面,雖然有對學校和文化因素的關注,但從應對路徑的角度來説,我國的拒學現象仍然被視為家庭需要獨自面對的困境,應對方案也單單指向個體和家庭,學校和社會等層面還未形成專門的干預機制。**學校、家庭、社區相互協調、相互配合,使三者之間達到一種理想的合作的狀態,是近年來世界教育發展的一大趨勢,**各國都在積極嘗試建立和完善學校、家庭、社區的合作關係。
又因為拒學問題與精神醫學問題交織在一起,所以本研究提出家校社醫聯合干預行動,即以學校和家庭為核心,社會和醫院提供輔助支持的聯合識別和預防體系。學校可以重點關注有不到校行為的學生,關注並解決校園欺凌及不良師生關係等問題,與家長保持定期的聯繫;家長可以調整自己的養育方式,並留意青少年在行為、情緒、認知、身體方面的異常,及時向學校反饋;社會可以通過公益性的心理熱線、心理諮詢服務等來為青少年及家長提供專業性的支持;醫院可以診斷青少年是否存在身體、精神方面的疾病,必要時給予及時的治療。
(三)研究侷限和展望
本研究蒐集的資料以質性資料為主,因此本文尚缺乏量化數據分析。從研究結論角度而言,具有一定的歷史侷限性。本文的研究對象“中學生拒學現象”在國內尚處於起步階段,雖然本文己經通過選取北京市不同區域、性別、年級的拒學中學生以儘量增加研究結論的穩定性。但隨着時間推進,一方面拒學學生數量及類型會越來越多,另一方面拒學中學生現狀也會隨着社會發展不斷變化。本研究收集和分析資料的時間是疫情剛剛爆發前後,隨着全球疫情爆發,拒學發生率越來越高,這也是影響拒學的一個重要的遠端社會環境背景因素。但是我們缺乏更長時間的追蹤數據,去探究疫情爆發對於拒學和兒童青少年心理的長期影響。因此本研究還需要在未來繼續接受檢驗並不斷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