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壓榨的菲傭，成了“國家英雄”_風聞

作者：餘葉子

會英語、能幹活、愛小孩、性價比高。

菲傭，已然成為了菲律賓行走世界的一張名片。

世人只知道，她們是家政界的天花板，卻不知，她們在菲律賓還有另一個稱謂——“國家英雄”。

在普遍重男輕女的菲律賓，菲傭怎麼就成“英雄”了呢？

故事要從二戰後説起。

1946年7月4日，菲律賓徹底結束殖民統治，宣佈獨立。

這個穿越戰爭陰霾的海洋島國，很快憑藉優越的地理位置和製糖、煙草、木材等行業，迎來了經濟發展的春天。

到1953年，菲律賓人均GDP已達到208美元，躍居亞洲第二（彼時中國人均GDP只有89美元），成為僅次於日本的亞洲富國。

1965年，在美國的扶持下，費迪南德·馬科斯當選菲律賓總統。

● 費迪南德·馬科斯

這位老百姓眼中打跑了日本鬼子的“二戰英雄”。在登台20年時間內，硬生生地，把一手好牌全打爛了。

起初，馬科斯還是積極做了一些實事：推行土地改革、發動“綠色革命”、普及教育等等，贏得了不少讚賞的聲音。

漸漸地，他開始打壓政治集團內部的反對派，控制媒體。

等到全國上下都沒有人敢再質疑他的時候，馬科斯展露出徇私舞弊的另一面。

● 馬科斯一家

他直接修改法律，把國家重要原料行業——諸如糖業、煙草、椰子、香蕉等全部收歸自己家族所有。

藉着執政權勢，馬科斯一面壓低國內原料收購價格，一面又高價賣出。

像套娃般，菲律賓一個又一個關鍵產業被納入私囊，昔日的救國英雄搖身一變，成為了個人資產超100億美元的超級富豪。

然而，老百姓的日子卻越發困窘——馬科斯執政後期，50萬製糖工人日收入甚至不到1美元。

持續的經濟衰退很快激化了社會矛盾，底層勞動者開始走上街頭抗議，年輕人被迫遠離故土，去異國他鄉另尋生路。

● 1980年代的菲律賓

為了轉移矛盾，緩解國內就業壓力，1974年5月，菲律賓政府頒佈《勞工法》，明確政府會對海外勞工提供必要的法律保護，鼓勵大家走出國門，在海外尋找工作機會。

就這樣，菲傭開始成為一張亮眼的名片，從菲律賓走向新加坡、日本、中國香港、科威特等世界190多個國家和地區。

儘管1986年，馬科斯被趕下台流放海外，菲律賓的海外勞工政策卻延續保留了下來。

1987年，為表對海外勞工的重視與關心，菲律賓政府將“海外勞工福利基金會”擴大為“海外勞工福利部”；1995年，政府又頒佈《移民勞工和海外菲律賓人法》，進一步保護海外勞工權益，設置海外工人基金，提供更多的政府援助。

時至今日，菲律賓總人口不過1.17億，海外勞工和僑民人數卻接近1200萬，成為全球排前三的海外移民族羣。

● 週末在户外聚集休閒的菲傭

2016年，菲律賓海外勞工的匯款總額就突破了270億美元，佔菲律賓當年GDP的9.8%。

到2023年，菲律賓海外勞工的個人匯款更是創下372億美元的新紀錄。

菲傭憑實力成為了菲律賓重要的經濟支柱，也因此贏得了國內社會的尊重——政府盛讚她們為“新的國家英雄”。

自1995年起，菲律賓政府便將每年6月7日定為了“海外勞工日”。

不僅如此，菲律賓國內很多機場都設有菲傭專門通道，每年聖誕節來臨前，機場還會鋪紅毯歡迎回國休假、探親的菲傭。

● 菲律賓總統會見海外務工者

遇上國內選舉時，政客們會設置各類獎項表彰海外女性務工者，感謝她們做出的貢獻，並藉機拉選票。

就這樣，昔日謀生困難的菲律賓女性，奔走海外幾十年後，擔起了“英雄”重任。

在准入門檻較低的家政服務領域，皮膚黝黑的她們，是如何贏得國際市場青睞，成為“金字招牌”的呢？

首先，菲律賓擁有完善的家政教育體系。

在菲律賓，各個中學女校和近3000所大專院校都開設有必修的家政課程，市面上各類家政培訓中心更是數不勝數。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要數菲律賓國立大學家政學院（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設有7個學士學位專業、5個碩士學位專業、3個博士學位專業。

當我們還在討論大學生幹家政是否大材小用的時候，菲律賓早已將家政服務變成了一門嚴謹的學科。

大學裏的家政課程劃分相當細緻，教學內容涉及家居管理、家庭倫理、人文藝術、家庭教育、家庭保健、生活哲學等諸多領域。

其次，為了打造有足夠競爭力的菲傭品牌，政府還對所有計劃出國務工的女性增設了一道門檻——必須通過菲律賓教育和技能發展局（TESDA）的考核培訓：

最低學習時限216小時，課程總數超240門。

在規範的學校家政教育及政府培訓下，菲傭品牌很快便在世界範圍內贏得良好口碑。

與我們國內家政主力為中年婦女的情況不同，菲傭羣體有很多年輕女性，她們基本都有中專以上學歷，其中還不乏高學歷的大學生，以及擁有醫師、教師執照的專業人才。

更令人刮目相看的是，菲傭除了過硬的家政服務素養外，還會根據流入國的情況，靈活掌握學習英語、阿拉伯語、廣東話、日語等與僱主相通的語言，為開拓全球市場作了充分的賦能準備。

後來，菲傭被譽為“世界上最專業的保姆”，名不虛傳。

上個世紀70年代，隨着香港經濟的高速起飛，許多香港女性紛紛走出家庭，在職場綻放光彩，而另一頭繁雜的家務與育兒陪護，不得不另尋幫手。

菲傭就是趁着這個契機，進入了無數香港家庭。

目前，香港僱請菲傭最低月薪不得低於4520港幣（約合4200元人民幣），每份合約期限為2年，僱主除提供食宿外，還需提供勞工保險以及菲傭往返香港的機票費用。

這個聘請價格相較於歐美，並不算高，但對於菲傭而言，依舊高於國內白領收入，頗具吸引力。

每到週日，香港中環街邊就會聚滿休假的菲傭姐妹，她們用硬紙板臨時鋪出一片空間，三五成羣地席地而坐，熱情地彼此分享美食、聊八卦、唱歌跳舞，享受難得的休息時光。

● 在户外聚會休息的菲傭

香港僱主眼中的她們，大多勤勞、温和、誠實、內斂，是家庭管理的好助手。

不少港人都與菲傭建立起了親密的關係，有的甚至視如家人，長期合作。

菲傭Jonah就很滿意自己的工作——她育有兩個兒子，都留在菲律賓交由婆婆照顧，自己和丈夫則出國務工。她在香港，丈夫在沙特，兩人每個月往家裏各寄2000港幣，足以讓孩子過上一份無憂的學習生活。

然而，遠離自己熟悉的家園，在異地求生存的日子，也並非一帆風順。

“英雄”光環之下，是賭注，是隱忍，也是犧牲。

在菲傭的個人簡歷裏，不少女性的學歷顯示為大學肄業。

她們既然唸了大學，為何不認真學完課程，拿到學位畢業呢？

原來，很多女孩子在大學戀愛期間，遭遇了意外懷孕——菲律賓是天主教國家，禁止墮胎，一旦有了孩子，學業就很難繼續了。

並且，在菲律賓的本土文化裏，沒有男性要撐起家庭重擔，賺錢養家的習俗，恰恰相反，不少男性還會在女友懷孕後選擇“溜之大吉”。

一面是嗷嗷待哺的孩子，一面是空無支撐的伴侶，兩相無奈，便促使女性出國務工，以菲傭身份賺取高工資，挑起養家重擔。

就算沒有育兒壓力，不少高知女性也會主動選擇遠走。

在菲律賓，家裏有女兒出國做菲傭，不僅不丟人，反而是父母引以為傲的事——能賺錢養家，是能力的證明。

有的菲傭在香港做到50歲後“退休”歸國，便能在老家過上比較富裕的生活。

然而，僱主千差萬別，並不是每一段關係都盡如人意。

香港的法律明確規定，僱主必須給家庭傭工提供住宿和膳食，實際情況卻令人唏噓。

香港兒歌天后李紫昕，曾被爆出在她父母家中的衞生間內，有一個特別定製的木板“上鋪”，供菲傭居住。

照片曝光後，李紫昕遭網友質疑虐待菲傭，而她本人則支支吾吾地解釋説：自己母親不願意與菲傭共用衞生間，所以有了這樣的特殊“隔間”。

天王張學友的妻子羅美薇更是在三年內以“清潔不徹底”為由，頻繁更換了近20名菲傭，被菲律賓駐香港領事館直接拉入黑名單。

在跟蹤關注香港菲傭的學者陳如珍筆下，曾記錄過一位菲傭的自述：

“有一次我和僱主全家去麥當勞吃飯。僱主夫婦點餐時，我帶着孩子找位子坐。我以為他們會給我點個套餐，沒想到他們卻叫我從小孩的兒童餐中拿一隻雞翅和一些薯條。我看着他們，驚訝得説不出話來。我低下頭盯着自己的雙腳，然後才説：‘我不餓’。在他們繼續享用他們的食物時，我決定暫時走到一邊去。”

那份僱主示意她拿的雞翅和薯條，也許，已經無聲證明了這段僱傭關係裏的隔膜——再能幹的幫傭，終究都成為不了平等相待的家人。

被忽視、被壓榨、被邊緣化，似乎成了菲傭海外探索的某種“家常便飯”。

所以當連續在香港定居7年以上的菲傭，嘗試藉助香港入境條例申請永久居住權的時候，遭到了本地市民的強烈反對。

無論多麼出色的家政業績，都難以讓她們在異國實現真正意義的融入。

菲傭像永不停息的候鳥，乘着鄉愁的風，向一個接一個的未知目的地遷徙。

1995年3月，一個名叫弗洛爾的菲傭，在新加坡被執行絞刑。

消息一出，兩國關係墜入冰點。

案件發生在1991年5月，弗洛爾被指控謀殺僱主年僅4歲的兒子和一位名叫蒂拉曼卡的菲傭。

● 弗洛爾（中）

儘管在法庭上弗洛爾對此供認不諱，但案件在執行期臨近前卻出現驚人反轉。

一名認識弗洛爾的女傭回菲律賓後，告訴媒體事件的另一個版本：

是僱主兒子不小心溺亡在家中浴缸，僱主盛怒之下勒死了菲傭蒂拉曼卡，並嫁禍到弗洛爾身上。

● 弗洛爾的經歷被改編成電影《弗洛爾的故事》

就這樣，菲律賓隨即發起了“拯救弗洛爾”的遊行活動，要求新加坡政府特赦弗洛爾。新加坡方面在仔細審查後，以證據不足為由，拒絕特赦，維持原判執行了絞刑。

此舉引發菲律賓民眾的強烈不滿，人們篤信弗洛爾是被冤枉的，在街頭焚燒新加坡國旗、抵制新加坡產品。菲律賓政府也出面要求重審案件，並撤回了駐新加坡的大使，宣佈無限期推遲兩國聯合軍演，將弗洛爾遺體接回國以英雄名義厚葬。

一夜之間，弗洛爾成為海外務工者悲慘境遇的象徵。

不管此案的真相究竟如何，菲律賓政府展現出對菲傭的高度重視，並在此案之後，進一步強化了海外務工者的法律保護措施。

遺憾的是，國家的關懷與制度的完善，依舊難以扭轉菲傭在異國的被動處境。

封閉居室下了的家政工作，時刻都潛藏着難以預料的壓迫，甚至暴力。

2020年，科威特的相關政府報告顯示：“今年以來科威特一半以上的自殺事件是發生在家裏，而半數以上的自殺者是菲傭。”

在科威特，部分菲傭不僅沒法按時拿到薪資，還會遭遇僱主虐待甚至性侵，“捱打、吐口水是常事”。

● 2015年，兩名菲傭遭到科威特僱主的虐待

菲傭在英國的情況也不樂觀。一位名叫米託斯的菲傭告訴記者，她曾被僱主關在家裏整整三年，禁止外出，每天只被允許休息2小時。

所以，在菲傭圈子裏，流傳着這樣一句話：

“當菲傭，意味着一隻腳踩進了墳墓。”

高強度的工作、微妙的僱傭關係、對家鄉親人的思念，都成為外出謀生路上的考驗。

耐人尋味的是，菲傭們鮮少在社交網絡上分享自己的孤獨與辛酸。

點開她們的賬號，你可能看見的是高樓大廈、車水馬龍以及她們在週末聚會時，開心的笑容。

● 慶祝生日的菲傭

遠在菲律賓的親友們，看到這些照片都羨慕，你們在國外真正過上了好日子。

可如果真的國家富有，社會安定，誰願意拋下孩子、父母，去獨享“好日子”呢？

喜提“國家英雄”的菲傭，不知是社會的驕傲，還是時代的嘆息。

● 參考資料

[1] 徐瑤丨試析菲律賓海外勞務輸出問題.創造，2020

[2] 觀察者網丨菲傭好使？用了五十年菲傭的香港人這麼説

[3] 界面新聞丨談論“菲傭” 如何跳出“黑心保姆”與“高級女傭”的想象？

[4] 陳朋丨菲傭品牌的形成.家庭服務，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