苟仲文落馬，回眸體育產業6年改革風雲_風聞

苟仲文就任體育總局局長之初，中國體育行業從業者期待他引領體育戰線的改革更積極地探索“深水區”，支持中國體育產業開拓更大片“藍海”機遇。

文|羅冉峯

2016年10月31日，苟仲文正式出任國家體育總局局長。2022年7月29日，苟仲文到齡卸任。

李鐵、劉奕、陳戌源、於洪臣、杜兆才、劉愛傑、曹衞東、倪會忠……從國足到足協到總局、從體育系統中的競技體系到商務體系到教育體系……2022年中國足壇腐敗案帶出中國體育界自下而上的反腐浪潮，一個個被牽涉進去的名字交織成一張錯綜複雜的關係網。

擔任體育總局一把手六年的苟仲文最終也未能跳出網外。2024年5月30日，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發佈消息，十四屆全國政協常委、民族和宗教委員會副主任苟仲文涉嫌嚴重違紀違法，接受紀律審查和監察調查。

苟仲文在任的六年也是中國體育產業從站在風口走向一度蟄伏的六年。作為2014年《院關於加快發展體育產業促進體育消費的若干意見》政策出台後首位履新的體育總局局長，苟仲文被中國體育產業從業者寄予厚望。大家都期待體育戰線的改革更積極地探索“深水區”，支持中國體育產業開拓更大片“藍海”機遇。

“改革”如約而至，只是事後看來並沒有達成大眾預期，反而成為落實個人利益的工具。

01

改革一籮筐，種種往裏裝

2015年，時任北京市委教工委書記苟仲文曾經發表有關“改革”的解讀。“要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籬，關鍵是要樹立正確的利益觀，明確‘動誰的奶酪’，又要‘把誰的利益放在首位’。”

當時苟仲文推動了多項教改新舉措，在全國率先公佈中考、高考改革方案。他在教育領域的大膽風格，也被視為能打破體育系統內一系列陳年窠臼的希望。

但在局長履新後，大家開始發現改革的方向不太“對味”，代表事例為“中超新政”。2017年，中超一年內兩度推出新政，限制外援使用以及加強U23球員鍛鍊。2017賽季的新政公佈於聯賽開賽前一個多月、國際足球轉會窗已完成約三分之二的節點，給各傢俱樂部的賽前部署帶來一波擾攘。

針對2018賽季的升級版新政則發佈於2017年5月，有“充分時間”給俱樂部準備，但具體規定更加讓人費解。“U23球員出場人數必須與外援出場人數相同”的要求給球隊的排兵佈陣生生加上“鐐銬”。還有俱樂部引援金額一致、交給中國足協的“引援調節費”，美其名曰是控制俱樂部“燒錢”，然而這筆創全球職業足球先河的費用最終流向何方，卻沒有公開透明的交代。

除了上述有顯著爭議的聯賽新政，中國足球的改革覆蓋更大範圍。例如青少年足球發展方面，中國足協一直努力促成體育口與教育口打通，擴大青少年足球的參與基數；又如行政方面，陳戌源成為首位非體育系統出身的足協主席；還有國家隊方面，足球率先落實歸化政策，擴大國腳選材面……

這些政策有的得到行業普遍支持，有的存在爭議但至少具有“實踐出真知”的空間。整體來説，中國足球改革的力度確實顯著，並且在某些時期確實也帶給外界希望。例如有關歸化球員的討論，爭議重心主要在於如何理解歸化球員的“報國之心”，但對於歸化球員能不能幫助國足短時間內出成績，多數人還是有期待。

自苟仲文上任之後，其他體育戰線上的改革也有同樣的特點。例如2017年初，深受國人愛戴的姚明就任中國籃協主席。姚明就任後規劃了“雙國家隊集訓隊制”、“CBA 2.0”改革、校園籃球人才選拔等等新方案。儘管中國男子籃球國家隊連續缺席兩屆奧運會，但是輿論對改革並非一味否認。甚至有人認為如果因為種種主客觀因素，有決心、有見解更有人氣護航的姚明的改革也尚且失敗，中國男籃將在很長時間再也找不到一個扭轉頹勢的新契機。

乒乓球改革則耐人尋味。2017年6月，劉國樑卸任國家乒乓球隊總教練，升任中國乒協副主席。然而這次人事風波釀成巨大輿情，併成為部分業界人士重新審視苟仲文上任影響的節點。

整體而言，“改革”是一個大筐，內容包羅萬象。以某些具體措施的當下得失來評價苟仲文功過，可能尚未是合適時機。只是無可否認的是，隨着反腐行動深入推進，外界無法避免地從一系列細節聯想到，部分改革內容與苟仲文違紀行為之間的關連。

02

有罪當罰，咎由自取

最終將苟仲文拉下馬的導火索是改革風頭最盛、也最受國人關注的體育戰線——中國足球。在中國男足從2022年卡塔爾世界盃亞洲區預選賽十二強賽鎩羽而歸後不久，前國足主教練李鐵被帶走調查，反腐大戲正式上演。李鐵在帶領國足期間的一些決策備受輿論質疑，因此眾多人將十二強賽失利視為反腐行動的源頭。

對李鐵的一大質疑在於他對歸化球員的限制性使用。雖然從實際排兵佈陣來説，李鐵用人是否得當可以討論，但是十二強賽出局的影響太差。尤其是勢頭兇猛、耗費大量資金的足球歸化政策因此被視為階段性失敗，觸及到有關改革意義的評價和影響問題，歸化球員使用就成為坊間輿論中有關李鐵的“罪狀”之一。

諷刺的是，在另一個場景下，“歸化”卻是苟仲文的“政績”。2022年北京冬奧會期間，冰球、自由式滑雪、花樣滑冰等隊伍大膽採取了歸化方式引入運動員。其中獲得2金1銀的谷愛凌成為焦點人物。

不過“政績版”的歸化恐怕最終也會成為苟仲文的罪狀來源。歸化涉及到的大筆資金流動，與裝備採購、協會改革、資格認證、跨界選材等領域共同組成了利於當事人聚攏利益的灰色地帶。

苟仲文還有另一項“業績”——2020年東京奧運會的凱旋。東京奧運會中國代表團收穫38金32銀19銅，排名金牌榜第二位。不少人以此來説明苟仲文爭議之一“體能大練兵”的合理性。

然而另一個解答可能跟“體能大練兵”無關。東京奧運會週期、全球性突發事件出現前，不少與競技戰線接觸緊密的人士，曾透露過對東京奧運會中國代表團戰績的謹慎甚至憂慮態度。最終固然是中國運動員艱苦奮鬥、賽出水平締造東京驕傲，同時也要留意到，“黑天鵝事件”讓以自由訓練體制為主的歐美運動員遭遇前所未有的訓練困難，導致整體競爭力下滑。除了中國代表團，中國香港、中國台灣以及東道主日本等東亞地區代表團都創造奧運歷史佳績，反映出一定的此消彼長之勢。“黑天鵝”仿似命運贈禮，東京奧運會後，苟仲文的聲望空前高漲。

但“命運”這種唯心主義説法，在貪污腐敗的鐵證前變得蒼白。李鐵的腐敗證據確鑿，他所牽涉出的“人鏈”也先後受到法律的制裁。現在輪到苟仲文正在交代問題。他沒有慨嘆“時運有常”的資格，只能反思自己當初親手作出導致今天結局的抉擇。

中國體育產業卻不得不慨嘆：改革的結果種種不盡人意，艱苦的“深水區”探索可能需要重啓，尤其需要在改革遭遇腐敗行為污名化後、有魄力重整旗鼓的人物昂然出列。期望2024年5月30日，被猜測已久的反腐大網中心人物的命運終於“靴子落地”時，中國體育產業的改革發展新曙光已浮現天邊。

注：本文所用圖片來自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