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發展製造業還是服務業？這不一定是道單選題 | 文化縱橫_風聞

陸銘

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

中國發展研究院

【導讀】從人類社會的普遍規律來看，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普遍呈現為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再向後工業化社會的變遷過程。當下，中國經濟正處於轉型升級的關鍵期，學界圍繞轉型升級的路徑和目標展開了持續而豐富的爭鳴。爭論的一大主題，就是今後中國到底應該重點發展製造業還是服務業？陸銘的這篇文章指出，隨着服務業在GDP中佔比的持續提高，中國經濟事實上已經進入了後工業化階段。但並不應由此擔心中國會患上“鮑莫爾病”，出現“製造業空心化”。因為經濟的逐步服務化是客觀規律，不同發達國家走過的歷史路徑非常接近。相比之下，中國卻一直存在服務業發展的不足，這對中國經濟增長和人民福祉提升都是不利的。

陸銘認為，後工業化時代給傳統的思維方式和政策慣性帶來了巨大的挑戰。為了推動中國經濟在後工業化時代的持續發展，在認知上我們需要防止製造與服務、消費與生產、線上與線下、高端與低端的對立；在行為層面，則需要對產業政策、社會治理、城市空間格局、人的發展和教育方面做出相應的調整。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4年第3期，原題為《**********迎接後工業化社會》，****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

迎接後工業化社會

中國正在發生深刻的變化，但人們的認知和行為往往滯後。當前，中國的人均GDP處在從中等收入國家向高收入國家行列邁進的階段。進一步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進程，必然伴隨着經濟發展水平提高和經濟結構的升級。在產業結構方面，第三產業在GDP中所佔的比重已經超過一半（2023年的比重為54.6%），經濟事實上進入了後工業化階段。從人類社會發展規律來看，只要發展水平逐步提高，服務業佔比還將持續上升，中國要做好迎接後工業化社會的準備。在工業化時期形成的一些思維方式和行為慣性，越來越不能適應後工業化階段的需要，如果不調整，經濟發展的動力將會受到制約，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將持續面臨供給側短板。

**▍**後工業化社會的來臨

從人類社會的普遍規律來看，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伴隨着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再向後工業化社會的變化。其中，經濟從工業化向後工業化過渡的驅動力主要有兩點。第一，生產性服務業的發展。一個國家經濟發展水平不斷提高以後，生產要素成本低廉的時代逐漸過去，製造業的競爭力越來越多來源於獨立發展的研發、設計、品牌、銷售等生產性服務業。在全球價值鏈分工中，發展中國家早期主要從事附加值較低的製造環節；隨着發展水平的提高，產業會向附加值較高的生產性服務業環節攀升，其國內經濟的服務業佔比相應上升。第二，消費性服務業的發展。經濟發展必然帶來人民收入水平不斷提高和消費持續增長，而人的需求是有層次的，將逐步從温飽向享受過渡，新增的收入將更多用於服務消費。基於以上兩個機制，現代化進程將伴隨着服務業在GDP中的佔比不斷提高。相應地，製造業佔比在工業化階段是逐步上升的，然後隨着服務業佔比繼續上升，製造業佔比出現下降。同時，人均GDP所表徵的發展水平越高，服務消費在消費中佔比越高，農產品消費佔比越低。

服務業在GDP中的佔比持續提高必然帶來其就業佔比相應提高，技術進步更是加強了就業的服務化。**通過使用機器和技術，製造業裏相對標準化的就業崗位比較容易被替代，而服務業需要從業者為其他人提供個性化的服務，資本替代就業的可能性較小。**換句話説，在技術進步中，製造業勞動生產率提高得相對更快，而服務業則很難實現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於是，**技術越是進步，為了滿足人們持續產生的服務需求，就業越向服務業集中，這種現象被經濟學家稱為“鮑莫爾病”。**在中國存在把“鮑莫爾病”真的當作病的誤解，認為需要去克服這個病，甚至有人認為發展服務業不利於提高勞動生產率。實際上，“鮑莫爾病”所刻畫的只不過是製造業和服務業的特性差異，以及就業服務化背後的原因。可以説，製造業的技術進步帶來的勞動生產率提高越快，就業服務化的速度也就越快，“鮑莫爾病”就越明顯。這本質上不是因為服務業阻礙了技術進步，而是因為人們有持續增長的服務需求，如果服務工作難以被資本替代，就只能投入更多的勞動來進行生產。近年來，大數據和人工智能替代了很多製造業標準化的崗位，卻創造了大量服務崗位，例如騎手、外賣小哥、專車司機等，加速了就業轉向服務業的“鮑莫爾病”。因此，“鮑莫爾病”不是病，即使是病也是個“富貴病”，它反映了社會整體上的技術進步，以及人們對服務需求的持續增長。

經濟的逐步服務化是個客觀規律，不同發達國家走過的歷史路徑非常接近。在中國有一個非常流行的觀點，認為存在“德國模式”，要向德國學習製造業發展，要提高製造業比重。向德國學習先進的製造業發展，這一點是有共識的，但這並不意味着要維持高的製造業比重。其實，從經濟結構轉型來看，德國並非例外，它的製造業佔比也是隨着經濟發展而逐漸下降的。如今德國的製造業在GDP中所佔比重大約是18.4%（2022年），類似地，日本的製造業GDP佔比是20.4%（2021年）。當然，相對於英國和美國這些所謂“製造業空心化”的國家來説，德國和日本的製造業佔比仍然是高的。但其實英國製造業佔比為8.4%（2022年），美國的製造業佔比為10.7%（2021年），也沒有想象中那麼低。還要特別指出，在歐元區成立之後，統一的貨幣和歐元匯率實際上相當於德國貨幣相對於其他國家有所貶值，同時，在歐元區內部的國家間，相當於實施了1∶1的匯率，是有利於生產率較高的德國向其他國家出口的。德國的面積相當於中國的長三角地區，所謂的“德國模式”更加像是“長三角模式”。因此，作為歐元區一部分的德國，不宜作為整個中國的類比對象。

與發達國家的歷史路徑相比，中國一直存在服務業發展的不足。儘管中國自身的服務業佔比也在隨經濟發展水平提高而提高，但是在每一個經濟發展的水平上，中國的服務業佔比都低於主要發達國家歷史同期。出現這樣的現象，有國內、國際兩方面原因。在國內，一直存在有利於製造業而不利於服務業的發展環境。**從税收體系來看，中國的地方税收以基於生產的增值税為主，而服務業相對於製造業來説企業規模較小，信息不透明，徵税成本較高，因此地方政府相對更偏好大規模的製造業。****從金融體系來看，中國以間接金融為主。製造業有較為明確的抵押物，更容易獲得貸款，而服務業則缺乏抵押物，因此金融系統天然偏好製造業。**尤其在利率受到抑制的歷史時期，更加有利於製造業這樣資本密集型的行業發展。從政策環境來説，對於製造業，無論是行業進入還是產業管制，當前基本上都是正向政策為主——除了近年來的去槓桿、去產能和環保等政策——而服務業則存在大量的進入壁壘和行業管制。從國際條件來看，在中國加入WTO之後，國內製造業的產能由國際市場消化了一部分。但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後，國際市場消化中國產能的能力明顯下降。當前中國經濟體量已經佔到全球的18%，未來國際上可能也沒有那麼強的能力來消化中國的過剩產能了。

服務業發展相對不足，對於中國經濟增長和人民福祉提升都是不利的。一方面，隨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人民會產生越來越多的服務需求，但是國內服務業的供給存在短板，那麼經濟發展的動能就被抑制了，經濟增長帶來的幸福感是不足的。從體感上來説，中國居民總是能花錢買到所需的製造業商品，而且質量也越來越好，但是對醫療、教育、養老、旅遊、文化等服務業存在不滿。另一方面，當國內存在服務短板，要麼就需要服務進口**（如文化產品），要麼中國居民就會到國外去消費服務（包括教育、醫療、旅遊）****，實際上是把國內經濟發展的機會轉讓給了其他國家。**而且，製造業比較資本密集，比服務業的勞動收入佔比更低，如果服務業發展不充分，在宏觀上就會造成勞動收入佔比低的問題。

綜上所述，技術進步、過高的製造業比重和人民福利之間存在着隱含的矛盾。如果要技術進步並且提高製造業比重，必然導致服務業受到抑制，而這勢必不利於創造就業和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服務需求。

**▍**後工業化時代需要調整認知

後工業化時代對於傳統的思維方式和政策慣性所形成的挑戰越來越明顯。具體來説，在當代中國有以下幾點認識上的對立，需要在理論上加以辨析。

（一）防止製造和服務的對立

前文已經説過，中國有強大的重製造、輕服務的觀念和體制環境，非常容易將“製造強國”等同於提高製造業的比重。片面強調製造業比重有可能進一步強化地方政府重製造、輕服務的傾向，惡化服務業發展的環境。有學者認為，中國出現了過早的去工業化。其實並沒有。中國製造業就業佔比在2015年之後出現下降是個事實，但其中的原因有很多。一方面，中國存在製造業產能過剩，2016年之後，去產能、去槓桿就是想對製造業進行糾偏，客觀上當然會出現製造業佔比下降。另一方面，2016年的營改增改革緩解了服務業被重複徵税的問題，同時使得服務業的發票可以直接衝抵企業成本，有利於促進製造業內部的服務環節獨立發展，從而帶來服務業佔比的上升，但這並不説明製造業變得更弱了，而是製造業企業變得更專業化了。因此，不能將製造與服務對立，要避免認為發展服務業是脱實向虛，或者認為服務業搶了製造業的勞動力。要在重視製造業的同時，加強服務業與製造業相互賦能。還要看到，服務業將製造品作為中間產品，在當下中國製造業存在產能過剩的情況下，服務業發展有利於消化製造品的產能。

（二）防止消費和生產的對立

在經濟理論裏，往往把經濟活動區分為消費和生產。但在實際生活中，大量服務消費本身就具有生產的性質，或者有利於生產。只是在統計上，服務消費進入了消費統計，而大量服務消費直接的附加值並不高，往往容易被忽視。因此，我明確地提出以下幾點，來説明**“消費就是生產”**。

第一，很多消費本身就具有人力資本積累的性質，有利於長期的經濟增長。例如，教育和醫療本身是計入消費的，但這是增進人的知識和健康的。再如，會展、演藝等消費是提升人的審美能力的，有利於設計等生產性服務業的發展。第二，大量生活服務業實際上就是把原來沒有市場價值的家庭生產外包給了市場，例如家政服務、餐飲、托育等。這些活動轉由市場來提供，原來從事家庭勞動的人可以去工作或者休閒，可以大大提高勞動生產率。第三，在現代化城市裏存在着大量居住和就業之外的“第三空間”，例如公共活動空間、咖啡館、餐館、茶館等。在這些空間裏人們相聚在一起，在這裏直接的消費產生的價值似乎並不多，但其實人們大量在“第三空間”裏進行思想碰撞，有利於創新，在大城市尤其如此。只是創新的完成是在之後的工作中，而沒有被統計在“第三空間”裏。第四，在宏觀層面和城市間競爭中，一個城市提高自己的本地服務消費品質可以產生“以生活留人”的人才吸引力，成為對本地企業普惠型的產業政策。第五，也是尤其重要的，消費本身推動科技進步。遊戲產業在推動元宇宙的發展，醫美在推動生物醫藥的進步，文體產業在推動聲光電各類儀器和技術的升級，此類例子不勝枚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各類平台消費中產生的數據正在被用於研發、設計、諮詢等，賦能於企業和社會的管理。

（三）防止線上與線下的對立

數字經濟以及基於數字技術的平台經濟蓬勃發展，讓很多人擔心線上經濟對線下產生了替代，甚至對實體經濟產生了衝擊。事實上，任何技術進步對於低效率的生產都有“創造性的毀滅”，但不能認為線上經濟就不是實體經濟。實際上，大量的線上經濟在為線下經濟賦能，例如直播電商能夠幫助線下小規模生產者拓展市場交易範圍，這對於信息相對閉塞、人口相對稀少的地區尤其重要。一些線下的商家同時在做線上的生意，線上線下相互補充。一些線下經濟轉到線上，產生了降本增效的作用，無數消費者從中受益。即使線上對線下產生了替代，那也只是局部的、個體的，從整體上來講，線上與線下是相互補充的，線下的密度仍然是非常重要的。例如，在城市內部人口密度更高的地區，外賣的訂單數量、質量和消費多樣性、及時性、便利性都是更高的。從全社會而言，要糾正線上與線下對立的觀點，尤其不能認為線上經濟是虛擬的，從而產生對技術進步的牴觸情緒。

（四）防止高端與低端的對立

在社會上，很多人認為服務業有所謂高端和低端之分，一些生活服務業被認為是低端的。不可否認，生活服務業的從業人員往往教育程度不高，但是，生活服務業恰恰滿足了人民對生活品質的要求，也是很多所謂高端行業的基礎保障。而且，生活服務業的工作很難被機器人和人工智能所取代，有利於促進充分就業。更重要的是，很多生活服務業都已經被高科技重新定義了。一些基於平台的生活服務業表面上看起來從事着傳統的生活服務業，如家政服務和外賣，但大數據和人工智能正在高效率地匹配供給和需求，並且在進行服務的相對標準化管理，一些行業正在被重新定義。例如，直播電商甚至小紅書上的紅人賬號正在重組流量佈局，並相應影響廣告投放的資金佈局。再如，“悦管家”是基於大數據技術的家政服務平台，但它們正在將進户的家政服務轉化成日化用品的廣告和銷售渠道。

▍後工業化時代需要調整行為

經濟進入後工業化階段之後，為實踐提出了新的問題，公共政策、社會管理和個體行為都需要做出相應的調整。

（一）產業政策需要由前置的標準化調整到普惠式

在工業化階段，不同消費者對工業品的需求更注重實用的功能，需求比較標準化，相應地，製造業產品的好與不好可以由事前可知的參數進行界定。於是，產業政策的底層邏輯是，在事前根據產業發展的需要制定標準，給予具體的生產者相應的補貼和扶持。但是在後工業化階段，製造與服務深度融合，消費者對製造品的需求不再滿足於功能本身，而是越來越重視設計、服務等要素，消費者需求出現差異化。此時，一些製造業產品是否受到歡迎，不再只是取決於事前由技術參數界定的功能。佔GDP比例越來越高的服務產品，更是要滿足消費者千差萬別的個性化需求。

由於上述原因，曾經在工業化時期盛行的產業政策邏輯越來越難。不妨舉一個調研中的案例。一個地方政府對平台經濟提出，可否協助制定“數字人才”的標準，用於制定吸引相關人才的政策，促進數字經濟的發展。對此企業很困惑，什麼是“數字人才”呢？在企業進行編程和算法設計的當然是“數字人才”，但平台上最稀缺的是給投資人和供貨商講商業邏輯的人才**（企業笑稱為“放PPT的”）****，而這可能不是“數字人才”。**

創新的不確定性也給產業政策帶來了更大的困難。例如，在新能源車產業中，仍然存在充電和換電兩種技術路線。兩者的差異本質上並不在技術，而是消費者獲得服務的便利性的差異，這背後又有技術不斷升級的影響。此時，如果地方政府僅以技術邏輯挑選企業進行扶持，那麼，就容易忽視服務便利性的市場邏輯對於企業的篩選。

（二）城市的社會治理需要從單一化調整為多元化

隨着服務消費呈現出個性化和多元化的趨勢，從政府的統一管理出發的傳統社會治理模式，越來越難以適應人民的需求。近些年來，一個突出的例子是在對教培、遊戲等行業進行規制時，出現了政策“一刀切”的現象，沒有充分響應人民對相關產品或服務的多元化需求。

在應對本地的個性化、多元化需求方面，社會組織（尤其是基層的社區組織）具有天然的優勢。進入後工業化階段後，社會有重新迴歸熟人社會的需要，差別在於，此時的熟人社會更多建立在社區成員互動的基礎上，而不再與傳統社會的血緣和業緣有那麼強的關係。在數字經濟時代，一些社交媒體和平台（如微博、小紅書）上所形成的互動密集的線上社羣，拓展了人們社會交往的時間和空間範圍，平台的社羣治理越來越重要。

（三）城市的空間格局需要由疏散調整為重聚

工業化時期產業集聚是在城市和城市之間發生的，而在城市內部，製造業大量佈局在郊區，使得一些大城市產生了人口向郊區疏散的現象。隨着後工業化時期的到來，在城市和城市之間，大城市更加專業化於服務業，它的服務業佔比越來越高。由於服務業比製造業更需要人際互動，大量的服務業就業機會和消費場景位於市中心；在市中心內部，服務業又在人口密度高、人口流量大、交通便利的區位發展得更好。於是，大城市的流量越來越向中心城區**（尤其是高密度的交通便利的地區）****集聚，呈現出“向心城市”的趨勢。**上世紀80年代，紐約、倫敦、東京等全球頂尖城市人口重返市中心，這個拐點在當下中國的大城市也有所顯現。因此，**如果城市繼續進行人口疏散，將出現就業、消費向中心城區集中，但郊區大量集聚居住人口的職住分離和住遊分離問題，可能加劇城市擁堵，且不利於提升城市活力。**在城市學裏，上世紀80年代以來，新城市主義比較強調人口密度，提出了“緊湊型城市”的概念，與後工業化趨勢是相吻合的。我認為，只是整體上的緊湊還不夠，因為接近市中心的區位流量更大，更需要高密度的發展。為此，我提出了“傾斜城市”的概念，試圖説明，最優的城市空間結構是，密度與流量隨着離市中心的距離增加而梯度下降。

 （四）人的發展需要從重知識調整到重社交技能和本地經驗

在後工業化時期，由於創造就業的主體轉向服務業，人與人之間的互動**（而且是與不同類型的人）****越來越頻繁，理解力、表達力和溝通力等社會交往技能越發重要，而傳統學校教育裏強調的對知識點的記憶變得沒那麼重要了。**另一個可以預見的變化是，由於服務品質往往難以被正式制度加以規範，服務供求雙方頻繁互動對於提升供求匹配度和服務品質越來越重要，隨着社會文明程度相應提升，誠信、友善等品質將帶來更高回報。同時，大量的服務供給和需求都是本地化的，因此對服務業從業人員來説，本地化的經驗將越來越重要。大量流動人口從事服務業給城市帶來的成本紅利將成為歷史，城市更需要加快外來人口的本地市民化，增加服務業從業者的本地就業和居住穩定性。值得一提的是，平台經濟在克服服務業的供求雙方信息不對稱方面發揮着積極作用。消費者打分、留言、評論等，有利於防止單次服務博弈中存在的機會主義行為。如小紅書和抖音之類的平台，粉絲羣體與網絡紅人之間的頻繁互動，建立起了強大的相互黏性，形成了人羣資產，可以向流量轉化。網絡紅人為維護人羣資產，必須約束自己的機會主義行為。消費者也願意在互動中建立與網絡紅人之間的信任感，併為之付出時間和金錢成本，相應減少商品和服務的搜索成本。

▍後工業化社會的應對

只要中國經濟持續發展，後工業化社會的來臨就是必然的，對此必須積極應對。服務業更加依賴人際交往，需求更加個性化和多元化，它要求人們的觀念、行為、社會治理和公共政策做出相應的調整，否則服務業的短板和人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之間的矛盾將長期存在。

為了順應後工業化時代的來臨，經濟政策上需要對服務領域的行業進入大幅度放松管制。對於一些符合人民對美好生活嚮往的服務業發展，要在以法治築牢底線的基礎上，減少緊縮式的政策舉措，減少“一刀切”式的管制政策。在城市發展方面，產業政策要從針對具體行業和企業、以補貼生產要素價格為手段的產業政策，調整為激勵科技創新和全面提升城市生活品質的“用生活留人”政策。在城市空間再造方面，要順應大城市就業和消費向中心城區集聚的向心趨勢，增加中心城區的住房供應，提升密度，優化流量，減少職住分離和住遊分離，在線下公共空間提升交通便捷性和空間互動性。在人口政策方面，要加快流動人口市民化的各種舉措，讓流動人口能夠在本地穩定就業和居住，為服務業發展提供所需的本地城市生活經驗。在教育方面要深化改革，重視社會交往技能的培養，特別是理解力、表達力和溝通力，塑造人際交往的文明行為。

面向未來，對內，通過充分發展服務業，能改變中國經濟整體上製造業產能過剩和服務業存在短板的局面。對外，要適應國際上服務貿易日益增長的趨勢，既要通過服務業的開放，更好滿足國內的服務需求，還要讓中國的服務走向全球。尤其在數字經濟和平台經濟領域，一些中國企業出海表現不俗，未來要在服務貿易的雙向開放進程中更好地讓中國經濟融入全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