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慶餘年第二季》：諸君莫作等閒看_風聞

作為幾年前引發熱潮的古裝大劇，《慶餘年第二季》上線以來影響顯著，也激起了不少討論。

一種觀點認為，第二季逗樂太多，直到第7集左右才“對味兒”；

另一種觀點認為，相比第一季過山車式的情緒體驗，這一季的刺激似乎又不夠。仔細看這兩種立場對沖的觀點，正解釋了何為盲人摸象，即對事物瞭解不全而固執一點，亂加揣測。

在我看來，《慶餘年第二季》的基調絲毫未變，幽默只是情節的外殼，其內核是一以貫之的，即主人公徐徐圖之的理想主義，以及為此知行合一的實踐。

很多觀眾會覺得第二季搞笑過重，其實越往後看，越會發現它的喜劇色彩比第一季減少了很多，更多涉及人物內心價值觀上的衝突。把笑點別出心裁地放在前面，一個是為了給予劇迷以熟悉感，另一個點是為了中和整體的敍事基調，情緒走勢屬於“欲抑先揚”。

但相比第一季，這一季的《慶餘年》又的確有所不同，劇集最大的變化，其實是增加了內容厚度，反映在劇情上，就是加大了主角範閒的“通關”難度。

看過《慶餘年》第一季的觀眾都知道，它吸引人的關鍵，在於主人公的“大背景”和“金手指”，即“父親是皇帝，母親是葉輕眉，養父是户部尚書，有（特務首腦）陳萍萍撐腰，有（絕世高手）五竹做保鏢，想死都死不了”。

但在第二季一開始，使團一行的返程路上，主人公便已然處處受制，陷入麻煩不斷的境地。

這種有意識的難度增加，也伴隨着主人公身上的擔子不斷加劇，他越是不能肆意而為，就意味着他越靠近風暴中央。

用主演張若昀的話説：

“第一季的範閒從來沒有認為，自己可以成為理想主義的化身，但當這個世界給他的價值觀構成衝擊之後，他想保護的東西越來越多，不可避免地跟外界產生抗爭。直到有一天他發現，自己從前的退路已經不復存在，他只能堅實地往前踏出一步，就是往那個理想主義的葉輕眉所描繪的世界前進。”

關於這種漸進式的弧光轉變，我想起的是肯·洛奇那部講述英愛戰爭的《風吹麥浪》，基裏安·墨菲飾演的達米安，目睹夥伴被英軍虐殺，心中有過掙扎，但還是踏上去倫敦學醫的火車，然而在車站，他再次看到了英國士兵毆打年邁的列車員。達米安上前攙扶老人的同時，也終於堅定了反抗的決心。

前一樁事件和後一樁事件，關係不在輕重，而在累加，正是這樣的累加，最終動搖了人物的妥協立場。

在《慶餘年第二季》也是如此，每一個底層小人物生命的終結，都令範閒不得不去重新思考奮鬥的意義，放棄過往那類獨善其身的觀念。

如果説第一季的主題是“見自己”，那麼第二季便進入了“見天地”的階段，“過手如登山，一步一重天”，從神龍擺尾到潛龍在淵，這樣的內在要求，勢必要增加劇情的嚴肅性，所謂渠成則水到，蒂落則瓜熟。

在劇作層面，這意味着《慶餘年》IP已經由“爽文-遊戲”思路向“文學-戲劇”思路進階。這兩種模式對內容的要求截然不同，前者是主觀VR視角，講求“利己”，一切服務於主人公升級打怪；而後者則是客觀全景視角，講求“利他”，有豐富的支線敍事，有充滿層次的配角，有嚴肅完整的世界觀。

這樣一種內在提升，既契合文藝創作的長期思維，也符合國產劇現階段去蕪存精的整體思路。

作為一部類型齊全的古裝劇，《慶餘年》故事的“元”元素，涵蓋了中國傳統的武俠敍事。如角色體內的霸道真氣、飛檐走壁的護駕高手、信手拈來的毒藥技能，這些設定都是給主人公行俠仗義的底牌。

**但不同於大多數具備武俠元素的古裝劇，《慶餘年》系列的主戰場是在朝堂，而非江湖。**尤其到了第二季，隨着範閒在權力遊戲中參與度的拉昇，他更多置身於宮廷黨政的迷局。古往今來的大俠都在“出世”，唯有小范大人是在“入世”。

《韓非子·五蠹》裏説“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三俠五義》裏的北俠歐陽春，一生不入開封府。**特權與任俠，就像一塊吸鐵石互斥的兩面。**而在《慶餘年第二季》中，編劇卻深入挖掘了將其結合的可行性，這是它的劇作難點，也是它的劇情看點。

歷史學者吳思曾專門分析，本土小説盛產武俠——如金古梁温黃，而西方小説更多描寫鉅富——如《百萬英鎊》《基督山伯爵》《了不起的蓋茨比》。

不同於西方讀者把幻想投入在成為億萬富翁身上，東方武俠的投射，是擁有一種超常的能力，既可以保護自己不受暴力侵害，又能夠隨心所欲地懲治他人。

當然，真正的俠之大者，絕不會濫用暴力，而是鋤奸懲惡、替天行道，路見不平、拔刀相助。從郭靖、喬峯、令狐沖到《慶餘年》裏的範閒，莫不如此。而具備了這種能力，社會地位和回報便會隨之而來。

在吳思看來，武俠小説盛行的深層因素，是在一個長期缺乏財產安全與秩序的社會環境裏，對獲利能力的幻想，不如對傷害能力的幻想具有根本性。

畢竟缺乏後一種自衞能力，財富再多也難以周全。

而在《慶餘年第二季》中，範閒心心念唸的，正是重新建立秩序，一如其母葉輕眉留下的碑文：

“我希望慶國之法，為生民而立，不因高貴容忍，不因貧窮剝奪，無不白之冤，無強加之罪，遵法如仗劍，破魍魎迷崇，不求神明。”

《慶餘年第二季》第9集鄧子越在鑑查院內的訴衷腸，之所以能引發共鳴，就在於他遭遇的種種不得已，那些被迫為之的與光同塵，作為觀眾的我們並不陌生。

故事演的是古代人，但又好像在今天隨處可見。這既是心照不宣的互文，又藴含了別樣的表意——有些人活在現代，本質上仍是古代人，用辜鴻銘的話説，“無形的辮子長在心裏”；還有些人雖是古代人，但思想卻早已超脱了他所處的時代。

赫爾曼·布洛赫在《夢遊人》裏寫道：

“這個世界上到處都是屬於不同世紀的人，可他們卻不得不生活在一起，甚至是同時代人。這或許可以解釋他們為何那麼不穩定，難以合理地理解彼此。儘管如此，還是存在一種人與人的團結一致，一種橫跨歲月的理解。”

而《慶餘年第二季》的重心正在於此：主人公如何在一個皇權至上的社會，在對抗權力的同時守住內心，維護他作為一個現代人的價值觀。

 關於平等。

在範閒的價值觀裏，王子犯法該與庶民同罪，不能把人命視為草芥，這是他和一干權貴無法調和的分歧。第一季中滕子荊為救範閒而亡，對大人們來説“死的不過是個護衞”，第二季菜農老金與女兒先後遇害，看在眼裏的範閒會把這些不公牢牢記住。

 關於公平。

慶帝授意範閒主持春闈，目的是將往年弊案牽扯出來，倒查後者準岳父林相的責任。慶帝這招一石二鳥，打得範閒首尾難顧，如果袒護長輩，那麼便違背了自己秉持的道德理念；如果秉公執法，他不僅會在朝中失去支柱，更會四面樹敵，淪為徹頭徹尾的孤臣。

在範閒之外的所有當權者眼裏，考場只是過場，誰能上榜早已定好，但在範閒看來，春闈不僅是場考試，更關乎階層躍升，決定的是社會公平的底線。

大義滅親，或還普通學子公道，便成了一個經典的“電車難題”。將此等局面甩給範閒，才能真正意義上考察人物在良知與利益面前的抉擇。

 關於交際。

無論對滕子荊、王啓年還是高達，範閒始終將他們看成同自己一樣人格平等的個體。他願結交批駁自己的御史賴名成，也是基於對後者剛正品格的欣賞。

縱觀劇情上下，範閒始終堅持這樣的人際原則：不談利用談交情，不當梯子當朋友。

結草銜環，投桃報李，只可能存在於以誠待人的友誼中，不可能為權力或利益所驅動。為利益同他人相交，交來的只能是關係，而非朋友。這一路徑看似精明，實則短視。

因為利益關係是世間最脆弱、最不穩定、也最不值得投資的關係，只有當雙方對一件事存在共同利益時，這個關係才存在，而當共同利益稍有變動，關係也會轉瞬覆滅。可即便是關係存續時，彼此之間也無法建立深層次的信任。

然而在相當一部分人的認知中，利益關係卻是一種最為牢靠的關係，只能説這是三觀層面的不同，這樣的認知放到《慶餘年》裏，多半會淪為範閒的敵人。

 關於愛情。

範閒與林婉兒，兩個被聖裁成婚的人竟能一見鍾情，情投意合，因緣際會之間，這是他們的幸運。

但除卻幸運，兩人也早已交換過意見，他們追求的是自由戀愛，摒棄的是門户之見。至於繼承“內庫”財權，在範閒眼中更是不值一提。包括大皇子從邊境歸來，奉旨與北齊聯姻，其實也一早做好了逃婚打算。

凡是劇中行事磊落者，如範閒與大皇子，愛情觀都頗具現代性，而行事詭詐的二皇子，愛情觀就未能超脱於時代語境。這不能僅僅視作人設上的巧合，其實也是創作者埋下的妙筆。

甚至於言冰雲談到的“慶國比陛下重要”，也是一種典型的現代價值。這足以表明看上去刻板的小言公子並非一味愚忠，其立場不是基於恐懼權力或貪圖權利，而是為了大局之下的萬民。

值得注意的是，範閒們維護的諸多價值，即便在當代社會，仍然是一種並未完全實現的理想。正因為理想尚未完全實現，所以範閒第二季中的這條孤臣之路，實踐起來才別具先驅性。

這正是整個故事立意上的最可貴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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