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被判有罪: “他們沒有退縮, 反倒藉機上位”| 文化縱橫_風聞

Robert Kagan

布魯金斯學會高級研究員

陳蕊(編譯) | 文化縱橫新媒體

【導讀】當地時間5月30日下午，美國紐約市曼哈頓一家法院的陪審團裁定，美國前總統特朗普在“封口費”案中被控的34項罪名全部成立。特朗普由此成為美國曆史上首位在刑事案件中被裁定有罪的前總統。有評論指出，大選在即，此時間點推動的有罪判決暴露出美國政治生態的重重問題。在法律武器化、黨爭升級、社會撕裂的現實面前，美國政治體制正面臨哪些挑戰？2024年的大選究竟會如何影響美國的政體走向？

本文作者羅伯特·卡根（Robert Kagan）憂心於特朗普對美國自由民主制的衝擊。**作為曾為共和黨效力的新保守主義旗手，黨內分歧加劇、美式民主危機等狀況使他的表態更加耐人尋味。**長期以來，人們認為選民由於意識不到特朗普對民主制的威脅，才會對他給予堅定支持。卡根指出，一系列破壞民主的警示信號已足夠明顯，選民並非無法理解，而是主動選擇忽略。這背後反映了一個核心事實：有相當多的美國人，希望看到當前政體被推翻，“反自由主義傳統”與美利堅的歷史一樣悠久。開國元勳們以普遍自由平等為核心設計的自由主義原則是一套激進的政治主張，無論是歷史上因奴隸制引爆的內戰，還是盎格魯-撒克遜白人新教徒對基督教民族主義的信仰，“自由主義”政體在設計之初就在種族、宗教等問題上埋下了衝突的禍根。如今，特朗普的許多核心支持者堅稱自己是愛國者，他們抱怨自由主義走得太遠進而威脅到自身利益。在卡根看來，他們效忠的不是建國者們設計的美國，而是建國者們明確拒絕的，以種族、宗教定義的美國。

作者指出，不同於特朗普出於個人私利的投機之舉，一些頗有影響力的美國反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已公開宣稱，僅靠選舉和立法改革等小修小補的措施，無法實現根本改變；如果真想迎來一個“基督教美國”，只有推進“政體更迭”。**許多基督教民族主義者已將特朗普視為受難的基督，捲入訴訟反倒“幫助”了他：他面臨的逆境越多，他收穫的忠誠便越多。**出於個人利益，美國大企業、共和黨內部及選民也對特朗普的政治活動表示默許。作者指出，回溯歷史，許多天主教徒及大多數白人移民正是受惠於建國者們才獲得了平等權利，如今目的達成他們便打算拋棄自由主義。2024年大選尤為關鍵，美國政體的存續與否就掌握在選民的手中。

本文為文化縱橫新媒體原創編譯系列“重點區域國家的內情與遠略”之十五，編譯自華盛頓郵報，原題為《觀點 |我們擁有的激進民主傳統，會被特朗普的支持者們毀掉嗎？》（Opinion | We have a radical democracy. Will Trump voters destroy it?）。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辨析。

文化縱橫新媒體·國際觀察

2024年第18期  總第190期

觀點 | 我們擁有的激進民主傳統，

會被特朗普的支持者們毀掉嗎？

在過去的一段時間，不少人相信，美國選民根本意識不到特朗普對美國自由民主制（liberal democracy）的威脅。如今距離選舉日僅剩六個多月（依文章發表時計算），**許多選民仍堅持維護特朗普，但我們卻很難再相信他們真的對特朗普的危害“茫然無覺”。特朗普幾乎每天都釋放出令人擔憂的新兆頭，我們認為，警示的信號已足夠明顯。**儘管很多選民選擇忽略，但我們可以確定的是，選民們能理解我們為何如此擔憂。

（本文發表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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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該如何理解這些選民的行為呢？特朗普給美國政府系統帶來了風險，但他們仍然選擇支持他？**我不認為是科技發展帶來的失業潮、逐漸擴大的貧富差距、收效甚微的外交政策、或是高校的動盪主導了選民的判斷，還有更深層、更本質的原因。**事實上，**很久以前，美國國父們和林肯就曾警告：美國的“公共美德”正在衰落，民眾日益喪失對《獨立宣言》中自由主義原則的追隨，對自由、平等的熱愛和良知將逐漸讓位於個人私利。**儘管國父們希望在肯定利己主義的前提上實現民治，但就連麥迪遜自己也承認，如果人民不能熱情地投身於《獨立宣言》中的自由主義理想，任何民治政府都不會長久。

如今美國人正自食苦果。**民眾不再關心國父們創建的制度是否能夠維持，而將底盤拱手讓給了以特朗普為首的、積極推翻當前“政體”（regime）的人。在國父們的引領下，這一政體堅持普遍平等和自然權利原則。2024年的大選則關係到這一體制能否存續。**據説本傑明·富蘭克林談到1787年的制憲會議時曾表態，“如果這些原則能夠在未來繼續維持，那美國仍將是共和國”。而我認為，這一狀態可能在今年被顛覆。

一個健康的共和國，不會對特朗普及其追隨者的所作所為還有分歧。他煽動衝擊國會大廈阻止權力和平移交、在關鍵州散佈選民舞弊的信息、説服副總統邁克·彭斯破壞國會的認證投票，在目睹了這一切後，人們為什麼還替他辯護？特朗普堅稱贏得了大選，並將那些襲擊警察的騷亂分子視為“愛國者”和英雄，這些危害難道還不足以證明一切嗎？正如2021年1月6日闖入國會大廈的一位56歲的密歇根州婦女所聲稱的：“我們不是來偷東西的，不是來搞破壞的，我們只是來推翻政府的。”

四年後，特朗普不僅對過去所做的一切“供認不諱”，還聲稱如果今年輸了，他會再次這樣做，成為“起義”“混亂”乃至“流血事件”等暴力的推動者。他不尊重憲法規定的民主程序，也從未承諾遵守；相反，他明確表示，自己會在必要時刻“違憲”。這使他成為美國曆史上獨一無二的候選人，應該被取消資格。

我不認為特朗普給美國民主帶來的挑戰應當由法院來裁決，就像你不會向一個潛在的暴君發出傳票，並讓他找律師為自己辯護一樣。一個煽動者可以贏得足夠多民眾的支持，並推翻選舉制度，因此正常的民主選舉程序已經難以解決特朗普所帶來的混亂。早在美國建國之初，國父們就賦予國會、特別是參議院彈劾和罷免總統的權力，確保他們不受民眾壓力的影響。在2020年特朗普試圖推翻政府之時，國會本有機會挺身而出，然而參議院的共和黨人被野心和怯懦所左右，最終選擇了沉默。時隔四年，國父們擔心的噩夢即將成為現實：誰也不確定特朗普在此次大選中會做出什麼。

特朗普的危險之處不在於他有深思熟慮的“奪權計劃”，更不在於他想為奪權賦予意識形態層面的合法性。（而其他人並非如此，稍後我會詳細説明）對於特朗普來説，一切行動主要關乎他自己和他眼前的需求，為了自己及家族的商業利益，不惜踐踏法律和憲法。美國人知道，如果他當選，他會濫用司法系統追究他的政治對手，並利用總統的權力解決自身的財務困境。他就是一個暴君，美國人人心知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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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為什麼選民們仍投票給他？我認為我們已經接近了事實的核心：美國有相當多的人，希望看到政體被推翻。這一“反動勢力”與共和國的歷史一樣古老。歷史學家曾寫過，美國存在“自由主義傳統”和“反自由主義傳統”。事實上，大量美國人決心維護等級制度及與之相配的信仰，反對《獨立宣言》和《權利法案》中的自由主義原則。而國父們突破重重阻力，將共和國建立在一套激進的政府原則和主張之上：人人生來平等，政府必須尊重和保護人的自然權利，並主張這些權利並不是由上帝、王權、乃至憲法賦予的，而是人類與生俱來的權利。

這是自由主義的核心原則。**在美國獨立戰爭之前，沒有一個政府是建立在自由主義原則之上的，絕大多數人從未相信過這些自然權利。**無論是基督教、伊斯蘭教、猶太教、印度教還是佛教，都不信奉自然權利。在神的眼中，人人平等，但沒有一個政府或宗教機構宣稱人人平等。事實上，英國的制度也並非基於自由主義原則，而是旨在維繫君主制、統治貴族以及王室與平民之間的契約。這種契約關係在幾個世紀中歷經調整和修改，但並非建立在普遍的自然權利原則之上。

開國元勳們知道這些思想是激進的，正如他們自己所説，他們正在開創一種新的時代秩序，這需要呼喚一種新的思維和行為方式。他們同時也知道，自己的實踐以及18世紀美國的社會現實與他們倡導的新革命理論還存在距離。例如，儘管奴隸制違背了《獨立宣言》，但依舊被允許繼續存在，人們起初並不主動採取行動而是希望奴隸制會自然消亡。信教權利對維護自由至關重要，對宗教信仰的干預顯然侵犯了思想自由。然而，許多州在18和19世紀仍保留了各種宗教測試來評判公職人員。簡而言之，**國父們深知很多美國人實際上並不相信革命中所倡導的自由主義原則。**正如《獨立宣言》的簽署人本傑明·拉什（Benjamin Rush）所説：“我們已經改變了政府形式，但還需要對我們的原則、觀點和行為方式進行革命，以使其與政體匹配。”公民並未被強迫要求相信這些原則，無論相信與否，一個人都可以成為美國公民。

事實上，許多人表達了不認同。南方的蓄奴主稱《獨立宣言》是“最有害的謊言”。約翰·C·卡爾霍恩（John C. Calhoun，譯者注：第七任美國副總統，來自蓄奴州南卡羅來納州，對推動美國內戰的爆發至關重要。此外，作為美國保守主義的代表人物，他在宣揚任何一個州，都有權宣佈國會的任一法案違憲的州權理念（State Sovereignty）的同時，主張要維護南方州既存的種族關係）稱權利平等的理念本身就是“錯誤的教義”。這部分人相信民主，但前提是白人獨享的民主。當民主理念在1860年對他們不利時，他們便發動起義並尋求擺脱這一制度。這場叛亂從未結束。它被削弱、鎮壓，並轉入地下，但它從未消失。儘管南方在軍事上被擊敗並被剝奪了憲法賦予的特權，但開國元勳們開創的自由主義仍舊不得人心。

正如南方作家（W.J. Cash）在1941年所觀察到的那樣，即便戰爭“摧毀了南方”，但“南方人的基本思想和意志……卻完全沒有動搖”，南方人決心“堅持自己的立場，保持分歧，維持現狀”。在1956年，即南北戰爭結束近一個世紀後，五分之一的國會議員（幾乎全部是民主黨人）簽署了《南方宣言》，呼籲各州拒絕遵守最高法院1954年關於中止公立學校種族隔離的裁決。什麼都沒有改變。對於許多美國人來説，看到這種“進一步，退兩步”的歷史狀況，我們難道會感到驚訝嗎？

反自由主義思潮也不僅僅只牽扯到種族。獨立戰爭後的一個多世紀裏，許多盎格魯-撒克遜白人新教徒堅持認為美國是一個新教國家。他們不認為天主教徒擁有平等的權利，也不應該受到平等對待。20世紀20年代頗有影響力的第二代“三K黨”（Ku Klux Klan，譯者注：19世紀美國南北內戰時期誕生的白人至上極端主義組織）既反對天主教和猶太教，也反黑人，這就是為什麼它與第一代的三K黨不同，能在南方以外的地區蓬勃發展。許多人認為今天的基督教民族主義只是一種邊緣運動，但事實上，在美國曆史上，它一直是一股強大且具有主導性的力量。

兩個世紀以來，許多美國白人一直感到自己被建國者確立的自由主義傳統圍攻。在戰爭中他們被擊敗，受到武力威脅的壓制。更重要的是，他們深感不斷受到建國者們制度設計的壓迫。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法院和政治系統越來越忠實地追求建國者們的自由主義目標，包括中止了種族隔離，將宗教從公立學校中驅逐出去，承認和捍衞因宗教、種族和民族歧視而被剝奪“自然權利”的婦女和少數羣體的權利。正如林肯所希望的那樣，自由主義已日益擴大，“不斷傳播和深化其影響力，並增強了世界各地所有有色人種的幸福和價值感。”反自由主義政治學家帕特里克·德尼恩（Patrick Deneen）將這一切稱之為“自由主義極權主義”（liberal totalitarianism）。這種誇張揭示了一個事實，自20世紀40年代以來，自由主義傳統在兩黨的領導下一直在穩步深化和擴展。

反自由主義的右翼羣體並不驚訝於如今所謂的“覺醒”的憤怒。在美國社會中，無論是為了捍衞白人還是基督教的利益，或是把二者的利益綁定起來，以此為旗號的反自由主義運動，一直聲稱自己在自由主義不斷擴張的霸權下苦苦掙扎。他們表示，自由主義政府和社會剝奪了他們按照基督教教義生活的“自由”，並以犧牲他們為代價偏袒各種少數羣體，尤其是黑人。20世紀70年代，頗具影響力的神學家R.J. Rushdoony抱怨説，美國的基督徒“沒有權利保持自己的身份”，卻被迫承認“所有其他人及其‘權利’”。如果基督徒的“權利”不僅包括自己過基督徒生活的權利，還希望將這種生活強加給整個社會；如果白人的“自由”意味着維護白人在社會中至高無上的地位，那麼他的説法是對的。19世紀的奴隸主堅稱他們被剝奪了將人作為財產佔有的“自由”；後重建時期（post-Reconstruction，譯者注：美國在南北戰爭之後，開啓了重新接納、建設南方，並重建南方黑白關係的階段。這一重建時期（1865-77年），具體可分為65-66年的總統重建時期和67-77年的國會重建時期。期間通過各方權衡、博弈，以及廢奴主義者的不懈努力，從而鞏固了內戰的成果，促成了憲法第十三、十四、十五修正案的通過，將黑人的自由、平等的公民權利刻入合眾國憲法）的南方人則堅稱他們有壓迫其州內黑人公民的“自由”。

如今，美國社會的反自由主義者確實被剝奪了將自己的宗教和種族觀點強加於社會、公立學校、公共領域和國家法律的“自由”。基督教民族主義者稱這一發展趨勢為“自由主義極權主義”，而建國者則稱這一切是保障了“思想自由”。

前面提到的Rushdoony的表態是在回應1964年的《民權法案》（譯者注：1964年的《民權法案》禁止了公民投票中的不平等待遇，以及在學校，工作場所，公共空間中的種族隔離。該法案創設了獨立的平等就業機會委員會，負責監督實施，確保僱傭中不存在種族，膚色，宗教，性別或國家出生地的歧視），他當然無法預見今日的“覺醒”運動或“黑命貴”（Black Lives Matter）運動。今天，反自由主義的保守派抱怨學校課程對美國曆史上種族主義的批評，但即使在五十年前，在“批判性種族理論”（critical race theory）流行之前，像Rushdoony這樣的反自由主義白人也堅持認為“白人”被“系統地灌輸了相信他犯有奴役和虐待黑人的罪行”。許多白人認為少數羣體對權利和尊重的要求“走得太遠”，而美國白人自身卻遭受着最嚴重的歧視。20世紀60年代《紐約時報》的調查顯示，大多數白人甚至在那時就認為民權運動“走得太遠”，黑人“輕而易舉地得到了一切”，政府正在對白人實行“反向歧視”。對許多美國人而言，自由主義總是走得太遠，對反自由主義者而言更是如此。因此，就像建國以來就存在的反自由主義者一樣，如今反自由主義者們同樣怨聲載道。他們真正反對的是建國者們留下的自由主義政府制度以及相應的平等主義精神。特朗普的許多核心支持者堅稱自己是愛國者。即便他們意識不到，但一個事實是明確的：他們效忠的不是建國者們設計的美國，而是建國者們明確拒絕的，以種族、宗教定義的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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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確實意識到了這一點。他們中最聰明、最誠實的人知道，如果真想迎來一個“基督教美國”，那麼只有通過“政體更迭”（regime change）才能實現。這是在直指開國元勳們創建的“政體”。克萊蒙特研究所高級研究員格倫·埃爾默斯（Glenn Ellmers）寫道，開國元勳們的遺產是一條“死衚衕”。憲法是一個“波將金村”（Potemkin village，譯者注：“波將金村”的概念源於18世紀的一則傳説。1787年，亞歷山德羅維奇·波將金（Aleksandrovich Potemkin）元帥為了迎接葉卡捷琳娜大帝出巡克里米亞，在巡視路線中精心設計了令人驚歎的大型形象工程。“波將金村”後被用來形容面子工程）。Deneen和哈佛大學法學院的魏安真（Adrian Vermeule，哈佛大學法學教授、保守派學者。長期以來，魏安真都以其極具挑釁性的評論在學術界著稱）宣稱，開國元勳們為保護個人權利而建立的制度需要被替代。他們心目中的理想形態是一個基督教聯邦國家：一種“維護既有秩序，鼓勵文化的連續性，支持宗教信仰和宗教機構”，立法以“促進公共道德，禁止其墮落腐化”，“坦率地承認和更新文明延續中的基督教根源”，有“公開祈禱的機會”，以及“振興公共空間，以反映一種更深層次的信念，即人們深受感召努力邁向另一個美國的王國”。

反自由主義的保守派知道，建立這樣一個聯邦意味着拋棄建國者們對個人權利的堅守。“保守民族主義”（conservative nationalism）的有力倡導者約拉姆·哈佐尼（Yoram Hazony，譯者注：以色列知識分子，在其2018年出版的《民族主義的美德》（The Virtue of Nationalism）一書中，呼喚所有“反對普世自由主義的抵抗者”團結起來）希望美國人放棄《獨立宣言》，轉而支持建立在新教和聖經基礎上的國家。共和黨聯邦參議員霍利（Sen. Josh Hawley, R-MO）堅持認為，美國是一個“革命國家”，但這既不是因為遵循《獨立宣言》的原則，甚至也不是因為美國獨立戰爭本身，而是“承繼自《聖經》中所記述的革命歷史”，“以色列建國”拉開了革命的序幕。這些聲明顯然與美國建國者們倡導的自由主義、普世主義願景背道而馳。

信仰上帝並不會對建國者們的制度設計構成威脅，但試圖按照基督教教義重構社會則意味着推倒一切。不僅需要拋棄《獨立宣言》，還需要拋棄旨在保護《獨立宣言》原則的《憲法》。格倫·埃爾默斯（Glenn Ellmers）認為，“今天生活在美國的大多數人——肯定超過一半——在任何意義上都不是美國人”，他們像“殭屍”或“人形齧齒動物”一樣，過着“膽怯順從的生活”，只有“上次選舉中投票給特朗普的7500萬人”才是真正的美國人。在他看來，與其試圖在不能反映人民意願的選舉中與民主黨鬥爭，“倒不如直接切入正題，跳過空洞、毫無意義的過程？”“唯一的出路”是“推翻現有的後美國秩序（post-American order）”。

在這些知識分子看來，特朗普是一個不完美但無可替代的反革命（counterrevolution，譯者注：在面對革命威脅時意在維持和延長現存政治和社會秩序的精英反動員行為）工具。Deneen和格倫·埃爾默斯（Glenn Ellmers）認為：特朗普是一個“極端自戀者”，有“誇誇其談的虛榮心”，“缺乏紀律性，無法有效約束自身的創造性或破壞性傾向”。但這些人格特質還有補救的空間。在Deneen看來，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內未能實現預期中的轉向，是因為缺乏“一個強有力的內閣團隊”。倘若此次當選，他的下一任期將有所不同。他就此呼喚一個“有充分自覺的統治階級”，一羣“既能診斷國家社會所遭遇的病症，也能對症開出治癒良藥”的思想家，以便將民粹主義的“不滿情緒轉化為持久的政策議程”。作為新精英階層的一員，Deneen將自己的所作所為與列寧類比，認為自己是民粹主義革命的先鋒，“代表廣大工人階級”的利益，同時旨在提高“矇昧羣體”的覺悟。魏安真提出了一個列寧主義的説法：即便可能違背個人意願，也必須以公共集體利益為先。

“因此，擺脱憲法對自由和民主的約束條件，基督教國家需要一個強大行政機構。”魏安真曾在書中描述了一幅新國家的圖景：強大的行政機構將撲滅自由主義信仰，遏制以城市貴族為代表的自由主義者繼續擴大社會權力和經濟野心。這些言論中有意充斥着暴力和壓迫氣息，因為反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明白，僅靠選舉和一些立法改革措施，遠遠無法改變自由主義制度。

Deneen和魏安真這樣的知識分子通常因被認為只是煽動者而遭到輕視。但**正因為他們敢於承認自己與建國者們追求的自由主義制度相異，他們的著作反而脱穎而出了。**雖然其他人會對自由主義原則表達虛假忠誠以掩飾自己，或者聲稱他們的追求符合建國者們的真實意圖，但以Deneen和魏安真為代表的反自由主義者承認，如果不推翻建國者確立的自由主義和具有挑釁性的世俗主義制度，他們想要的那個服從基督教上帝、以聖經為基礎的法律國家，就無法建立。就連美國最高法院的法官尼爾·哥薩奇（Neil M. Gorsuch，美國保守派大法官，由前總統特朗普提名）對“政教分離”也有微詞，當然，日益保守的最高法院的反自由主義傾向也不是新鮮事了。

反自由主義者也知道，今年可能是他們實施反革命的最後機會。白人，尤其是白人新教徒，在美國人口中的佔比日益下降。二戰前，反自由主義保守派未及時關閉移民大門，來自南歐和東歐的人潮紛紛湧入。自1965年以來，以非白人為主的移民浪潮極大改變了美國的政治生態。因此，反自由主義者面臨的現實是，在只有少數選民致力於“政體變遷”的情況下策劃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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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接管共和黨使這一切成為可能。事實上，**特朗普並不是美國曆史上的特例。在每一代人中，反自由主義勢力都轉向了煽動家、規則蔑視者、粗暴踐踏自由主義傳統的政客。**威廉·巴克利曾指出，喬治·華萊士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粗魯”而贏得了普遍歡迎。詹姆斯·伯恩哈姆（James Burnham，譯者注：著名社會哲學家和記者，在其1941年出版的《管理革命》一書中，特別提出人類社會正處於從資本社會轉向管理社會的轉型時期，管理者將成為社會統治階級，個體的權利也將隨之發生改變。此書的出版，標誌着他從美國著名左派反刃己身為右翼思想家，主張馬基雅維利式精英統治）驚歎於約瑟夫·麥卡錫的“無能行為和無知言論”如何富有“魅力”，因為這一特質很好地傳達了他的忠實追隨者的恐懼和憤怒。

批評者們指責這些政客粗魯無禮、心懷惡意，而追隨者則認為這是反抗自由主義制度的象徵。他們被奉為制度的“反叛者”“破壞者”，在思想和行為上都毫不掩飾地反對自由主義，因而收穫了大量美國白人的歡迎。對美國白人來説，眼看黑人、天主教徒、猶太人和非北歐移民的湧入，他們深感自己的文化和社會地位正在下降。距離美國曆史上最嚴格的種族主義移民限制已經過去了一個世紀，今天，特朗普再次呼籲，歡迎更多來自丹麥、瑞士和挪威等國的優質歐洲移民。

特朗普並非是偶然成為了美國白人的代言人。事實上，他主動發起了這場運動。在首次總統競選時，他毫不掩飾自己的白人至上主義政綱，竭力支持“出生地陰謀論”，即美國的第一位黑人總統實際上不是美國人。2011年的民調顯示，他藉此一躍成為共和黨陣營的領軍人物。隨後他退出政壇，繼續經營他的熱門節目《學徒》（The Apprentice）。他首次以白人至上主義者亮相到底是出於機會主義還是信念所在，這幾乎不重要，尤其是對他的追隨者來説。事實上，白人至上主義一直是他打出的名片，因此吸引到數百萬人的跟隨，以至於白人民族主義者已成為他的核心支持者。許多基督教民族主義者已將他視為受難的基督，從這個層面來理解他的處境，捲入訴訟反倒“幫助”了他：他面臨的逆境越多，他必須參加的法庭辯論越多，對他的指控越多，他收穫的忠誠反而越多。

再沒有人能獲得如此堅定的忠誠了。**當被問及，如果特朗普被判有罪，對他的支持是否動搖時，一些共和黨人開始猶豫不決，但白人福音派基督徒中的絕大多數人都表示，無論如何他們都會一如既往地提供支持。**特朗普需要這種不可動搖的忠誠，因為他正在為自己的生命而戰。一想到自己最終可能入獄，他便有充分的理由儘可能地與這些支持者堅定地站在一起。在競選中，如果他輸了，這些人將無條件地支持他挑戰選舉結果；如果他贏了，在與民主黨和司法系統的艱苦鬥爭中，以及重構共和黨權力格局的過程中，他將需要這些支持者。

上述現實能解釋一個現象：到目前為止，為什麼特朗普還沒有任何意願去接觸他的支持者之外的人，包括妮基·黑利的選民、更温和的郊區共和黨人，以及那些對他的言論和行動感到不適的人。在墮胎這一重要問題上，他可能會策略性地靈活行事以確保當選，但自從獲得提名以來，他還是繼續強化基督教民族主義觀點。數百萬其他共和黨選民的感受並不被特朗普重視，針對他的白人基督教民族主義支持者，特朗普兜售“特朗普牌”《聖經》，聲稱：“移民毒害了我們國家的血液”，如果重返白宮“只在第一天做獨裁者”，上任後將成立“一個新的聯邦工作組”來打擊“由司法部領導的反基督教偏見”。他在兜售“特朗普牌”《聖經》時表示，基督徒“正遭受圍攻”，“我們必須讓美國再次祈禱”。

此外，他的白人至上主義和基督教民族主義並未讓他在廣大共和黨選民中有所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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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特朗普公開堅持基督教民族主義，並希望推翻建國者們的自由主義傳統，卻沒有受到多少抵抗呢？

對於許多人來説，大概是出於狹隘的自身利益。就美國企業而言，他們首先看中的是市場營銷數據。企業希望通過擁抱社區來吸引最廣泛的美國社會階層，但他們已經認識到，特朗普對此並不認同。因此企業只好後退以保持沉默和中立。為了示好，企業儘可能明確地表明，無論如何也不會給特朗普製造麻煩。

摩根大通CEO傑米·戴蒙（Jamie Dimon）曾在瑞士達沃斯論壇釋放了類似信號，他宣稱特朗普“對北約和移民問題的立場都比較正確”，“在促進經濟增長方面表現優異”。毫無疑問，他代表了許多美國富豪及企業領袖的心聲，他們中沒有人發出任何抗議。事實上，他們不會因為經濟理由反對特朗普。他們知道，特朗普的追隨者中大多數工薪階層的白人主要關心文化戰爭，並不聚焦經濟回報。因此，特朗普當選後仍然可以推進減税、減少聯邦監管，掃除企業獲利的障礙。富人和權貴總能從特朗普政府中獲益。從特朗普第一任期的作為來看，他需要且重視金錢，也希望為自己及其家族牟利。無論商界領袖對特朗普有何道德或政治疑慮，底線還是要保持和睦。這意味着對他的違憲行為視而不見，傑米·戴蒙對特朗普第一任期的正面評價明顯忽視了他推翻政府的企圖。

眾所周知，共和黨內部幾乎沒有特朗普的反對者，少數願意站出來反對特朗普的官員要麼被趕出黨，要麼難以尋求連任，甚至無法完成任期只好提前辭職。選擇留下的人已經接受了特朗普的鐵腕，並開始期待他開啓第二任期。

但是那些曾經投票給小布什（George W. Bush）、約翰·麥凱恩（John McCain，美國共和黨重量級人物，2018年逝世）和米特·羅姆尼（Mitt Romney，共和黨參議員）的共和黨選民呢？他們難道看不出特朗普與這些共和黨人的區別嗎？還是他們根本不在乎？他們很可能覺得特朗普的勝利符合自身利益，儘管他們不一定是基督教民族主義者。但作為美國白人羣體，他們還是對反自由主義者的訴求表示同情。他們可能認為，在一個日益多元且走向“覺醒”的體制中，他們自己及其下一代將處於劣勢。他們對“走得太遠”的自由主義感到惱火，這使得他們容易被特朗普吸引，更重要的是，他們不關心特朗普構成的威脅。如果任由這一趨勢發展，他們既不會推翻政權，也不會妨礙那些想要推翻政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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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選民和共和黨高層人士是否和戴蒙一樣確信，推翻了建國者們確立的自由主義體制會改善他們的處境？或許是的。他們不會是第一批因美國倒退到20世紀20年代而遭到衝擊的人。在內戰後的一個世紀裏，美國默許了對黑人的系統性壓迫。他們放任南方的暴力行徑、法庭不公，最高法院拒絕承認黑人、婦女和各種少數羣體擁有平等權利。他們會奮起反抗特朗普再次當選嗎？還是會默許過去八十年的自由主義成果逐漸瓦解？

遺憾的是，許多白人似乎已經忘記，他們以及他們的先輩所獲得的平等對待，以及今日看起來理所當然的自由，在多大程度上依靠建國先驅們對自由主義的推動。

畢竟，大多數共和黨白人並不擁有塔克·卡爾森（Tucker Carlson，譯者注：美國著名保守派媒體人、前福克斯新聞主播）所讚揚的“歐洲血統”。他們的祖先並非是從“五月花號”上走下來的人，也沒有參加過獨立戰爭。如今，絕大多數美國“白人”的祖先在首次踏上美國國土時並不被視為“白人”。愛爾蘭裔美國人可能已經忘記了，托馬斯·納斯特（Thomas Nast，譯者注：美國憲法制定之初就明確規定了白人可以獲得公民身份，但被劃入白人羣體的標準卻在不斷變化，最初抵達美國時，德國人、愛爾蘭人、意大利人和猶太人都被視為非公民和非白人羣體。被稱為“美國漫畫之父”的托馬斯·納斯特創作的一系列漫畫頗具代表性。在漫畫中，工人階級愛爾蘭人的形象是戴着褶皺大禮帽、穿着捲曲鞋子的黑猩猩）在19世紀末創作的漫畫中將愛爾蘭人描繪成黑猩猩。許多意大利裔美國人可能也忘記了，新奧爾良市民在以“新奧爾良最優秀者”（New Orleans’ finest）為名發起的暴亂中，以私刑處死了11名西西里移民，但並未受到指控（譯者注：1890年，新奧爾良市警察局長被刺殺，移民被視為主要嫌疑人。新奧爾良市民憤怒於被逮捕的移民被判無罪。1891年，由新奧爾良市民組成的數千人暴動隊伍衝進監獄對11人處以死刑，這是美國曆史上最大規模的集體私刑。私刑過後，另外幾百名移民被圍堵和逮捕）。

許多天主教徒似乎已經忘記了他們曾是美國最受輕視的羣體，以至於開國元勳之一約翰·傑伊（John Jay）曾希望剝奪他們的公民權。大多數美國白人曾因移民身份被排擠，是反自由主義的受害者，而現在他們正在投票讓反自由主義者重新掌權。他們以自由主義為梯攀登平等之路，而現在目的達到後，他們選擇把梯子拉開，拋棄自由主義。在利用自由主義的法律和制度獲得平等之後，他們對自由主義的熱情已經消退。

開國元勳們明白，也深感憂慮，因爭取和信仰權利與自由主義而凝聚起來的革命大潮不會持續下去。托馬斯·傑斐遜（Thomas Jefferson）在戰爭結束前夕的1781年曾預言：一旦戰爭結束，“我們將走下坡路”。人們將回歸日常生活，忘記對權利的熱情，一心只想着“賺錢”。人們可能再也不會團結起來“對所擁有的權利保有足夠的尊重”，因此政府也將不再關切權利的狀況。半個多世紀後，林肯在著名的Lyceum演講（譯者注：1838年1月27日，林肯利用對斯普林菲爾德青年學會發表演説的機會，譴責了美國北部出現的各種暴力和違法事件，包括針對黑人的私刑活動。彼時美國內部由於奴隸制問題矛盾日益激化。在演講中，林肯將內部的暴力活動視為對美國政治體制的最大威脅，強調公民應當尊重憲法）中哀嘆，隨着時間的推移，美國人民對革命的原始熱情逐漸消散，留下來的只是尋常人類的自私之心，建國者們創建的崇尚“自由和平等的政治大廈”已經“崩塌”。在演講過去的二十多年後，美國陷入了內戰。

如果美國政體在今年走向失敗，那不應歸咎為建國者們在制度設計上失敗了，也不是因為新技術浪潮的衝擊或憲法的缺陷。事實上，沒有哪種政體能抵禦鐵腕暴君。只有人民才能做到。今年，我們就能知道一切將如何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