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克疾：莫迪為啥贏了十年還能繼續贏，這篇把道理説清楚了_風聞

編者按

6月1日，本屆印度大選投票程序落幕。本次大選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印度對“莫迪十年”的全民公決。**印人黨之所以能以風捲殘雲之勢再次橫掃印度政壇，本質是因為印人黨的表現確實可圈可點，不僅告別了國大黨延用數十年的治國理政方略，還走出一條從社會文化、政治治理到經濟發展，再到外交戰略都截然不同的全新道路，並形成各個環節互相促進、正向反饋的閉環。**莫迪治下的印度如此不同，甚至可稱之為“印度第二共和國”。南亞研究問題小組特此轉載本文，供各位讀者參考。

印度總理納倫德拉·莫迪，圖源網絡

印度自獨立以來對大國地位的勃勃雄心與其現實中不盡人意的政經情勢之間形成強烈反差，這驅使歷代印度政治精英不斷求索通往強國的路徑。**提升一個國家的綜合國力需要動員全社會的思想資源、人力資源和物力資源，而在這個過程中“國家能力”，即一國中央政府將自身的意志和目標轉化為現實的能力，則是其中最關鍵的變量之一。**納倫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自2014年上台以來，帶領具有濃厚印度教民族主義色彩的印度人民黨(Bharatiya Janata Party，BJP)，以前所未有的力量推進印度國家能力建設，主要從社會整合能力、政治治理能力、經濟調控能力三方面發力，以從根本上打破長期制約印度現代化發展的桎梏為目標，徹底釋放印度十億級別人口藴含的天量潛力，使之真正立於世界強國之林。

**從某種角度來説，國家能力赤字是阻礙印度實現大國抱負的障礙。**印度政府在推動治理過程中長期受到社會、政治、經濟等多種因素的重重掣肘。**在社會領域，**印度陷入尖鋭對立的社羣矛盾中，以種姓、民族、宗教、階層劃分的羣體各為其政、各某其利，這使印度凝聚力孱弱，難以圍繞國家前進方向達成廣泛共識。**在政治領域，**印度建國後很長一段時間都陷於機能失靈的治理困境中，這體現為政治理想缺失，各級政府依賴集團投票（block voting）割據地方，導致機制性腐敗叢生，難以形成足以支持國家前進的政策執行力。**在經濟領域，**印度“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錯位鎖死發展潛力，各類經濟主體殘抱既得利益，難以發揮比較優勢，造成經濟運行效率低下，未能培育足以推動國家前進的經濟動力。因此，推動以社會整合、政治改型、經濟轉型為目標的改革，進而提高印度國家能力，可以説是建國後歷屆印度政府一直渴望，但卻難以完成的任務。

2014年，莫迪領銜印度人民黨以橫掃之勢獲得大選勝利，是印度政壇30多年來得票比例最高的政黨，也是自1989年後第一個不依賴聯盟政的執政黨，此後他在2019年又刷新了自己5年前創下的得票紀錄。在此背景下，莫迪憑藉在地方主政時就享有的極高改革民望，自然成為印度建國以來被寄予最高厚望的改革者。然而，當前大部分針對莫迪改革的分析往往聚焦包括“印度製造”倡議、商品與服務税改革、廢鈔令在內的具體政策，而忽略將這些政策貫穿在一起，即更為關鍵且更為抽象的國家能力改革。

相比印度歷任領導人，莫迪及其領銜的印度人民黨在目前推動國家能力改革時，的確顯出前所未有的改革勇氣和決心。**莫迪改革，在社會政策方面，**鼓動印度教民族主義力量進行跨社羣整合的“國族認同”整合；在政治政策方面，深入踐行“列寧黨式”的高效組織機制，鞏固加強印人黨的全國性政黨地位；**在經濟政策方面，**則順應印度參與全球產業分工的需要，並提出以發展為導向的產業政策和貿易政策。以上方面的國家能力變化將很大程度上決定印度能否實現國族再造、治理革新以及十億人口級別工業化三個彼此區分又互相關聯的目標，這將是印度走向世界強國的關鍵。

印度既是世界上除中國外唯一一個十億人口級別的超大規模國家，同時又與中國接壤相鄰，印度進入全球經濟分工將不可避免進入同中國相似的生態位。從這個角度説，印度的發展走向看似是經濟產業問題，但實質上是地緣政治問題，勢必對中國產生極其深遠的影響。本文旨在分析印度國家能力這一關鍵變量，試圖釐清莫迪及其代表的政治力量在社會、政治、經濟三個領域推出的以建設現代化強國為目標的政策，並在更長的歷史圖景裏評估和辨析其成效。

一、印度語境下的國家能力

王紹光、胡鞍鋼1993年發表的《中國國家能力報告》指出，國家能力是中國邁向現代化強國的最關鍵因素，而提升中國國家能力的核心任務是增強國家財政汲取能力，即提高全國財政收入和中央財政收入佔國民收入的比重，以更加有效的動員、運用、分配全社會的資源。[1]在中國分税制改革尚未啓動、自由市場原教旨主義仍大行其道的1993年，這份報告着重強調的國家能力概念，不僅在理念上為中國此後20多年“強勢有為政府”路線埋下伏筆，而且在實踐上也引導了一批影響深遠的改革實踐。回望中國當前建設成就，這份近30年前的報告為回答“如何將一個人口眾多、幅員遼闊、聚焦發展極不平衡的大國建設成為現代化強國”提供了良好切入口，這也為理解其他發展中大國的崛起路徑提供可資借鑑的分析框架。

**和中國相似，印度也面臨實現經濟跨越式發展，實現民族復興的歷史任務。因此，國家能力作為涵蓋中央政府宏觀調控能力、深化改革能力、工業化現代化實踐能力的統合性指標，也成為觀察印度改革發展歷程的絕佳標尺。**然而，需要重點指出的是，雖然中印同為發展中大國，在宏觀上有諸多相似之處，使國家能力分析框架大致適用於兩國國情，但兩國大相徑庭的社會、政治、經濟情況，也使“國家能力”在兩國產生了截然不同的內涵。因此，在印度語境中使用“國家能力”需要因地制宜。

中國作為擁有大一統歷史、高度均質化社會以及由中國共產黨統一集中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其中央政府在社會和政治領域已經積累形成了強大的存量國家能力，這集中體現在中國極強的社會整合能力和政治權威上。從某種程度上説，中國在其千年傳承的官僚帝國傳統、近代的革命戰爭、現代國家構建和文化革命中，已累進推動社會整合與政治統合的宏大歷史任務。正如王紹光和胡鞍鋼認為1949年新中國建政標誌着中國社會進一步走向整合，國家能力也因此相應上升。

正是因為中國已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中國國家能力報告》才對社會和政治領域國家能力着墨不多，而更加聚焦中國中央政府的經濟動員能力，並把國家能力限定為“中央政府財政收入的國民收入佔比”。可以説，王紹光和胡鞍鋼之所以提出“國家能力”問題，是因為當時主要還是着眼於市場經濟條件下中國“弱中央、強地方”導致的國家經濟調控能力衰弱，值得注意的是，這一問題是在他們確定中國政治和社會領域的國家能力無需過於擔憂之後才產生的“進階問題”。

然而，在印度現實情況面前，《中國國家能力報告》聚焦經濟領域國家能力的範式並不適用。畢竟，和中國相比，印度面對的不僅僅是強化財政汲取能力的技術問題，更要面對社會羣體撕裂、政治機能失靈等更基礎性的問題。**因此，印度語境下的國家能力，需要回溯、還原這一概念更本質的屬性。換言之，若用國家能力的分析框架審視印度的問題，就需要跳出《中國國家能力》中“財政汲取能力既為國家能力”的狹義定義，而取用涵蓋社會整合能力、政治治理能力、經濟調控能力的廣義國家能力。**可以説，這也是在更長時間維度內審視莫迪政府改革成敗得失的關鍵。

總體看，社會整合為政治統合提升提供了黨政重構的社會原料和資本，而政治統合則為社會整合提供了社會動員所需的政治載體和平台；政治統合為經濟轉型提供了衝破既得利益藩籬的政治資本，而經濟轉型為政治統合提供經濟紅利增量分配帶來的合法性；經濟轉型為社會整合提供新社會結構形成的土壤和空間，而社會整合為經濟轉型提供社會化大生產所需的物質和精神準備。

圖源：“文化縱橫”微信公眾號

二、通過“國族再造”走向社會深度整合

有着“GNP之父”之稱的美國經濟學家西蒙·庫茲涅茨(Simon Smith Kuznets)曾把“社會整合”視為一國政治經濟現代化的重要前提。他認為，一國之內“不同集團和地區之間的團結、合作與聯合”的程度，不光在經濟方面對該國勞動分工和市場容量產生直接影響，而且也在政治方面對該國負責重大問題的決策機構產生間接影響。[2]從這個角度看，印度國內長期以來各羣體割裂嚴重，社會整合程度整體較低，嚴重限制印度推動經濟發展和完善政治治理的能力。

**與古代中國由大一統中央王朝構成的傳承脈絡不同，古代印度史上從未出現能夠穩定統治現代印度大部疆域的中央王朝,缺乏足以進行全國性社會整合的歷史機遇。**雖然印度作為一個地理概念已有千年歷史，但是其作為一個政治實體的疆界卻直到19世紀晚期才最終確立。在現代印度所屬的土地上，人種、文化、語言差異巨大的各種族羣建立種類繁多、犬牙交錯的政權：孔雀王朝（Maurya Dynasty）和笈多王朝（Gupta）在公元前後建立統治北印度大部分地方的強大政權，但未能觸及南印度；從阿克巴大帝（Akbar）到奧朗則布大帝（Aurangzeb），莫卧兒帝國於16世紀中期至18世紀初在北印度建立廣泛中央集權統治，但仍無法徹底佔領南印度；甚至在強大的英印殖民帝國最強盛時也才統治現代印度三分之二的領土，其餘三分之一直到印度共和國成立仍以土邦形式在王侯和領主的自治統治之下。

**印度長期缺乏強大中央集權政府，難以形成金字塔型的穩定科層統治結構，卻形成猶如千層蛋糕般分散錯雜的割據統治結構。**在這種結構中，頂層統治者和基層社會成員之間雖然存在尊卑秩序，但是由於兩者之間的重重中介和分隔，其權力關係大多以間接代理形式存在，而缺乏自上而下直接統治的權威。因此，在印度絕大部分地方和印度歷史上絕大多數時間，以宗教、村社、部落為單位的社會團體取代國家，主導了文化、經濟、政治生活方方面面，而印度社會則按照民族、種姓、宗教、階層分野，被分割成自治、自立的小社區。正是在這種基礎上，英國殖民者在印度建立被稱為“鋼鐵骨架（Steel Frame）”的現代官僚統治，第一次確立了上下通達的垂直行政結構，並把行政權力水平擴張到前所未有的廣度，以至於開創性地強加了中央政府代表的“國家”在印度社會生活中的關鍵地位。

然而，如果缺少殖民帝國的武力保障和智力支持，這個外來強加的“鋼鐵骨架”能否維繫？印度作為一個國家能否維持統一？**面對這些難題，以國大黨為代表印度建國政治精英從一開始就把“爭取民族獨立”和“保持國家統一”當作最重要的兩個歷史任務。**印度雖然在1947年最終獲得獨立，但是印巴分治的慘痛教訓卻提醒印度政治精英，如果不嚴加防範，印度還可能繼續沿着民族、種姓、宗教、階層的斷層線（Faulty Line）內爆分裂，屆時印度國將不國，一切大國理想無從談起。面對壓力，印度建國精英選擇以共和國公民身份為認同基礎的“印度民族主義”（Indian Nationalism），而非以任何民族、種姓、宗教、階層認同為基礎的狹隘民族主義。

在包容性的印度民族主義指導下，國大黨精英在西式民主制度的基礎上，設計出了一整套以妥協、折衷為特色的政治體制：用對民族區域自治訴求敏感的聯邦主義(Federalism)化解民族矛盾，充分釋放地方民族主義和本土主義者的政治張力；用各個宗教社區各自為政、分頭治理的世俗主義（Secularism）化解宗教矛盾，保障宗教社羣的既有權力和傳統不受侵蝕；用以廢除種姓歧視和優惠性差異待遇（Affirmative Actions）為代表的進步主義（Progressivism）化解種姓矛盾，滿足中下層種姓羣體的平權訴求；用以公有制經濟為主導並帶有平均主義色彩的社會主義（Socialism）充分發揮計劃經濟和國家調控的力量以促進社會公平。通過這一系列妥協折衷的政治體制設計，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種姓、不同階層的印度人得以獲得平等的政治身份——印度公民。這種公民認同使每個印度人都獲得名義上的同等權利，而這也成為他們國家認同的基礎。

**然而，雖有這套妥協折衷的政治制度加持，印度社會的多元異質性卻始終存在，四條斷層線只是被暫時遮掩，圍繞宗教、種姓、民族、階層的次國家級認同（subnational identity）和身份認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依舊是印度社會政治生活的主要變量。**以聯邦主義、世俗主義、進步主義、社會主義為底色的印度民族主義只是把各個明顯分裂的社羣裝入框中，並用“公民認同”把他們捆綁、拼湊、組裝在一起，但並沒有把他們投入民族國家“大熔爐”，也難以將他們熔鍊整合為有機的一體“國族”。印度民族主義雖然僅能維持鬆散的民族認同感和較低的社會凝聚力，但其以妥協、折衷為特色的制度設計，卻方便各個小團體堅守各自勢力範圍，阻礙印度推進全國層面的社會整合。由於長期缺乏政治凝聚力，印度國內政治的短期利益、族羣利益、地方利益凌駕於長遠利益、整體利益、國家利益，內訌和亂鬥盛行，常常使印度政治陷於失序之中，更無法推動經濟轉型改革。

**毫無疑問，雖然印度民族主義長期以來維護了印度的表面團結統一，但因其無法推動印度社會的深度整合，反而嚴重阻礙印度實現其遠大的政治抱負。**在這種情況下，以印度教為認同底基，帶有強烈進取心，同時能夠較大限度覆蓋印度社會最大公約數的印度教民族主義（Hindu Nationalism）就成了印度民族主義（Indian Nationalism）的最佳替代。因此，以印度人民黨為代表的當代政治精英，抱定印度教民族主義，並將其作為未來支撐印度大國崛起的意識形態基礎和政治理念依據。

自此，印度教民族主義引領的“國族再造”，就成為印度社會深度整合的目標。印度按照民族分野劃分難以找到佔絕對優勢的主體民族，按照種姓分野劃分過於細碎，而按階層劃分則可能引發劇烈社會革命。因此，唯有在宗教分野之下，印度才能既劃分印度教徒（人口占比約85%）與穆斯林（人口占比約15%）的主次地位，又足以囊括和消解民族、階層、種姓等分野。從這個意義上説，印度教是印度社會各羣體的最大公約數：除去被認為是“異端”的穆斯林後，不同民族、不同種姓、不同階層、不同部落都可以歸納到印度教的身份上。**因此，印度教民族主義能通過強化印度教認同，取代虛無的國家公民認同，將印度多達85%的國民納入“印度教徒”的身份中，並通過孤立伊斯蘭教和穆斯林構成“他者”，增強印度教徒羣體內的凝聚力，以此塑造所謂的“印度教民族”，並將其打扮為國家背書的“主體民族”，即所謂的“國族”。**印度參照近代民族國家的模板推動“國族再造”，就是為了整合原本支離破碎的印度社會，由此產生的增量凝聚力將助力印度推動艱鉅的政治統合和經濟轉型任務。

通過“國族再造”推動社會整合是翻天覆地的浩大工程，不僅需要社會、政治、經濟多方聯動推進，更需要長時間久久為功才可能實現。**相比政治、經濟領域的國家能力改革，莫迪及其領導的印度人民黨推動社會整合大多以社會、文化、宗教活動為載體，而非以官方政策的形式推行。**具體而言，印度人民黨背後的母體機構國民志願服務團(Rashtriya Swayamsevak Sangh, RSS)多年來已推出多項卓有成效的社會運動：國民志願團的細胞組織沙卡（Shakhas）已經遍及印度全國，將不同種姓、民族、階層的同齡印度人歸入準軍事化的統一組織中，通過體育鍛煉和精神灌輸圍繞印度教民族主義，並據此形成新的“國族凝結核”；志願者大批進入部落地區、城市貧民窟、“賤民”社區等邊緣社區，通過提供教育、醫療服務以增強印度教民族主義運動的滲透力和吸引力；印度教民族主義學者和神職人員將宗教符號同政治話術糅合，借宗教話題，如屠牛禁令、復建神廟等，廣泛開展以政治目標為導向的社會動員……

2017年約吉·阿迪蒂亞納（Yogi Adityanath）以印度教僧侶和印度教民族主義領袖雙重身份當選印度最大的北方邦的首席部長，這表明印度教民族主義引領的社會整合行動已取得可觀的政治效果。印度人民黨自2014年以來總體上勝多負少的選戰戰績也證明了這一點。當前，這場“國族再造”運動仍在進行之中，但其只是印度國家能力改革大局中的一部分，“國族再造”運動為印度政治統合和經濟轉型提供必要社會動員的同時，也亟需政治統合為其提供行動載體、經濟轉型為其提供發育空間。

三、通過“政治改型”提高治理能力

**印度社會極端多元，國大黨建國精英為防止內部分裂、國將不國，推行以妥協、折衷為特徵的印度民族主義，其核心是“公民認同”，即以印度共和國公民身份為基礎的認同。****然而，這種政治機制中暗含難以調和的矛盾：一方面，**為了調和印度社會內生的民族、種姓、宗教、階級矛盾，印度建國精英照顧各方需求建立分散的權利結構，例如支持省級行政單位高度自治的聯邦制；**但另一方面，**為防止地方、社羣利用分散的權利結構作亂犯上，他們又極度強調中央權威，用一系列僵硬的行政命令和機制框住限制地方自由裁量權。在印度建國初期，處於威望巔峯狀態的國大黨尚且能夠在這種矛盾中維持印度政治運行流暢，但隨着國大黨衰微，印度政治陷入中央碎片化、省邦割據化和地方封建化的局面。2014年，莫迪領銜印度人民黨獲得大選壓倒性勝利，也昭示着印度長期以來政治機制失能的局面將迎來破局。

雖然國大黨憑藉尼赫魯等建國精英的超凡個人魅力和在反殖民鬥爭累積的“革命合法性”，在印度建國後近30年中基本保持了對政壇的主導能力，但由於缺乏意識形態感召力和組織動員能力，最後逐漸淪為鬆散的政治聯盟。國大黨在中央和地方的早期選舉中戰績一枝獨秀。例如在1951-1952年、1957年和1962年大選中，尼赫魯領銜的國大黨都取得壓倒性勝利。這一時期，國大黨憑藉領導集團的強大威望，通過強有力的黨內行政命令理順中央與地方的關係，保持較高水準的中央集權和政策執行力。然而，尼赫魯逝世以後，國大黨中央內訌不斷大幅減弱政治權威，而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和拉吉夫·甘地（Rajiv Gandhi）為維護黨中央權威地位，一方面粗暴干涉地方選舉，又大肆與省邦實權領導人物進行政治交易。雖然國大黨直到1984年大選仍然保持傳統的壓倒性優勢，但到上世紀80年代其意識形態感召力和組織能力都已受到嚴重侵蝕，淪為以選票交換、利益輸送、家族政治為特色的政治聯盟，導致意識形態鬆懈、政黨紀律鬆弛、權力結構鬆散。

隨着國大黨權威逐步瓦解，切實的利益謀劃取代飄渺的意識形態感召，成為各級選舉毫無爭議的主題，這種“由虛轉實”刺激各類社會團體集結成黨，團結爭取更大利益。**20世紀80年代以來，印度政治沿着撕裂印度社會的民族、種姓、宗教、階層斷層線快速多元化，各類政黨雨後春筍般崛起，政治因素與社會因素疊加共振、互相加強。**這時，追求地方自治地位的區域民族主義政黨、維護特定種姓利益的種姓政黨、突出信仰訴求的宗教政黨、強調社會公平的階級政黨均聲勢大漲。這類地方政黨逐漸做大，與國大黨和同時代崛起的印人黨兩個全國性政黨分庭抗禮。從1989到2014年，印度歷次大選結果都是無一政黨得票過半數，“懸浮議會”成為政壇常態。這一趨勢2004年大選達到頂峯：國大黨得票率從1999年大選的28.3%下降到26.53%，印人黨從23.75%下降到22.16%，兩大全國性政黨得票之和居然小於半數，而其他小黨得票之和首次突破50%。

**由於代表社會局部利益的小黨全面崛起、“懸浮議會”成為常態，嚴重削弱國家能力，使印度政壇從中央到地方面臨全線治理危機。在中央層面，**小黨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常利用其在執政聯盟中的關鍵少數地位，置全國性共同利益於不顧，而專注維護狹隘小團體利益。這種現象導致印度聯邦政治時常陷入碎片化危機，各類既得利益集團得以固守藩籬，遲滯了許多利於長遠、利於整體的有益政策。執政聯盟中盛行的“否定政治”造成政治掣肘過多，無法推動果斷、有效的治理，嚴重侵蝕印度中央的決策能力和治理能力。**在省邦層面，**政黨意識形態弱化，短期利益和社羣利益成為主要考量，因此地方實權人物和小黨得以在多股全國性政治力量之間閃躲騰挪、站隊牟利。因此，地方政黨常常以家族政治形式長期主導省邦政壇，並以挾持地方民意與中央討價還價，造成地方政治割據化危機。在這種局面下，短期競勝重要性高於長期治理，省邦級政府缺乏謀劃可持續發展和長治久安的動力，形成以短期利益、地方利益、團體利益為導向的割據勢力。**在地方層面，**選民圍繞地方豪強人物，沿着家族、種姓、語言、宗教、社區界限形成的選票集團，成為左右地方政治走向的集團勢力。例如，地方強人可以對外爭取諸如電力補貼、公務員席位、農業優惠貸款等等短期狹隘利益拉選票。因此，在地方政治中，地方勢力通過“恩主-附庸(patron-client)”模式以利益交換選票，嚴密操控基層民主政治。在這種情形下，一方面國家意志很難自上而下向基層傳導，反而在傳導過程中被各級掌握的自由裁量權所消解，嚴重損害中央政府實施治理和動員資源的能力；**另一方面，**基層實情也很難自下而上被國家掌握，中央政府只能以粗放的方式推動人口統計、福利分發、公共服務等業務。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採用“類列寧黨組織術”的印人黨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脱穎而出，漸漸嶄露頭角。**2014年勝選後，印人黨在聯邦層面是1989年以來第一個奪取印度議會人民院超半數席位的政黨。在省邦層面，印人黨2019年在全印度29個邦（包括偽阿魯納恰爾邦和查謨-克什米爾邦）的中的19個執政或者參與執政聯盟，覆蓋9億人口；而在地方層面，印人黨的基層黨工組織和國民志願團的沙卡（Shakhas）齊頭並進，在基層社區遍地開花。

**印人黨已經成為印度政壇勢不可擋的力量，其究竟因何而強？首先是意識形態。**印人黨與國大黨的最大區別在於，前者擁有明確意識形態宗旨，即印度教特性（Hindutva）影響下的國家崛起和宗教復興的敍事。在這一明確目標的指引下，印度人民黨跳出種姓、民族、階層侷限，通過強調宗教認同，不斷把印度教信徒的虔誠和苦行轉化獻身政治的忠誠與狂熱。**其次是統一戰線。**印人黨建立廣泛的統一戰線社會組織，在其所屬的“聯盟家族（Sangh Parivar）”中，除了國民志願團外，還有印度工人聯合會（Bharatiya Mazdoor Sangh）、印度農民聯合會（Bharatiya Kisan Sangh）、婦女志願團（Rashtra Sevika Samiti）、全印學生總會（Akhil Bharatiya Vidyarthi Parishad）、全球印度教大會(Vishwa Hindu Parishad)等社會組織，獲得了其他政黨難以匹敵的社會覆蓋面和動員能力。**第三是幹部隊伍。**在印度地方強人和家族政治盛行的背景下，印人黨借重意識形態感召力，建立強大專職幹部隊伍。印人黨專職幹部很多是虔誠的印度教民族主義者，受國民志願團培訓，按印度教苦行僧的要求節制飲食、娛樂，從不領取工資福利，僅靠生活補貼過活，這不僅給予他們“廉潔奉公”形象，也獲得極強精神動力。**第四是科層組織。**與其他黨派通過利益聯盟構建組織不同，印人黨組織基礎是自上而下的垂直管理，構成一張包括領袖，高層領導、地方機構、基礎組織在內的嚴密網咯，並有相應後備幹部按需充實替補。

**此外，印人黨善於吸引年輕一代和技術人才，是印度最善於運用互聯網技術和新媒體的政黨之一，通過政治議題數字化、網絡化、移動化獲得可觀政治紅利，這成為莫迪優化政治治理能力的重大抓手。**除了通過互聯網進行選舉動員外，莫迪政府還憑藉“數字印度（Digital India）”解決不少積弊已久的治理問題。例如，莫迪政府將覆蓋近12億人的印度全國12位數字身份證（Aadhaar號碼）與“印度支付界面（Bharat Interface for Money，BHIM）”掛鈎，打通身份識別系統和支付轉賬系統間的障礙。儘管繁瑣的程序問題短期仍未能徹底革除，但技術創新大幅提高普通民眾辦事便捷性，也提高政府行政效率，壓縮各層官吏利用流程尋租的風險，有效提升國家能力。

**先進的組織形式是印人黨近年來強勢崛起的根本原因，部分解決印度政壇長期面臨的聯邦碎片化、省邦割據化、地方封建化的問題，並大幅提高印度國家能力。**莫迪上台後之所以連續推出廢鈔令、商品與服務税改革等歷屆政府長期希渴望卻無力推動的重大改革，關鍵原因就在於他能夠憑藉更高效、有力的政黨組織在政治層面賦予中央政府更強大的國家能力。然而，印度經濟、政治領域有很多方面亟待推動但莫迪卻仍無法推動的改革，比如對於印度經濟起飛至關重要的用工制度改革和徵地制度改革等。誠然，莫迪需要積聚更大政治資本才能推動更為艱鉅的改革。印人黨這種組織形態能否進一步深化發展，不僅事關其自身組織建設，也取決於印人黨能否通過“國族再造”推動深度社會整合，為政治統合創造足夠強的社會凝聚力和動員力，同時也取決於印人黨能否在經濟領域推動印度實現工業化飛躍，為政治統合提供可分發贖買的經濟紅利。

​**四、通過“經濟轉型”推進十億人口工業化**

雖然印度目前已是全球經濟增速最快的大型經濟體之一，但其經濟進一步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趕超仍面臨諸多阻礙。**在經濟領域，當前印度中央政府面臨一對看似自相矛盾的任務：一方面，**莫迪需要加強政府調控經濟活動能力，增強把控宏觀經濟的能力，使其在穩定經濟、收入分配、提供公共服務、建設基礎設施等方面發揮更大的作用；**另一方面，**莫迪又需要限制政府幹預經濟活動，尤其是消滅依附於體制的既得利益集團，使市場在資源分配中起更大作用。**其實，這一對貌似對立的任務只要置於國家能力概念下就能完成邏輯統一：國家能力既代表了政府依照其意志調控經濟運行的能力，又代表依照其意志限制自身干涉影響經濟運行的能力。**印度作為一個人口眾多、幅員遼闊、經濟發展極不平衡、發展基礎薄弱的發展中大國，想要實現現代化、工業化趕超，必須不斷增強國家能力，使其在正反兩方面發揮關鍵作用。

印度受英國殖民壓迫幾個世紀後，在獨立之初不管在政治上還是經濟上，在精神上還是物質上都極其渴望獨立自主。想在極為落後的農業經濟基礎上實現工業化，蘇聯式資源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自然成為策略首選。**然而，印度中央政府雖然掌握極高經濟控制力，卻與印度極其低下的社會、政治整合水平不相適配。**因此，這種經濟體制推進經濟建設效果不佳，更多時候反而成為壓制經濟活力的桎梏。

**中印建國以後都建立了計劃經濟體系，但兩國計劃經濟體系背後的政治、社會的基礎具有天壤之別，也就結出了完全不同的果實。**中國計劃經濟體制的基礎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民主專政國體。在這一體制下，中國共產黨不僅完成土地改革和社會主義三大改造，還對舊文化、舊習俗進行革新再造。這樣一來，中國共產黨不僅僅掌握經濟統制權，也掌握很強的社會動員和資源調配能力，為此後的社會和經濟大改造打下堅實基礎。反觀印度，雖然脱離了殖民統治，但是在政治和社會層面卻難逃殖民時代的窠臼——上層建築繼承了英式議會民主，基層則沿着種姓、宗教、民族、階層的斷層線板結，形成各色封建色彩濃厚的小利益集團。

**由於較強的經濟控制力與極低的社會、政治整合水平難以適配，印度即使在計劃經濟時期狀態下，其總體國家能力依舊孱弱。**對於落後的農業國而言，完成工業化趕超的典型路徑就是“工農業剪刀差”：通過政府幹預手段使工業品價格長期高於其價值，並使農產品價格長期低於其價值，以此抽取農業剩餘價值用於工業投資。例如，依託強大的中央集權和廣佈的基礎組織，中國政府在土地改革以後大量汲取農村經濟資源，並對其加以組織投入各種建設，這才使中國在極其薄弱的經濟基礎上邁出工業化發展第一步。在印度，為更有效汲取用於工業化的農村經濟資源，尼赫魯同樣希望推行土地改革，但是由於缺乏足夠的政治執行力和社會動員能力，印度土地改革最後受到各種利益集團阻撓後不了了之。同時，尼赫魯廢除封建土地所有制，推行農業合作社的提議也被國大黨內部代表地主利益的查蘭·辛格（Charan Singh）阻撓，最後依然無法實施。印度由於未能完成徹底的農村改革、社會改造、基層政權建設，國家能力自上而下受到層層掣肘，嚴重限制中央政府的資源汲取能力，難以像中國一樣動員全社會“勒緊褲腰帶”，集中資源搞重點突破。

**在計劃經濟時代，**印度雖然建起規模龐大的國有經濟系統，但由於沒有建立起一套足以管控、駕馭這套國有經濟系統的政治體制，導致這些企業雖有國有之名，卻常常不聽調遣，反而成為左右中央政府決策的既得利益集團。**這樣一來，印度既沒有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自下而上利潤導向，也沒有社會主義國家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導向，這造成了一種最為糟糕的組合：市場調節和行政調節同時失靈。**因此，印度國有企業形成佔據既得利益的獨立王國——他們既不在乎市場反應，也不在乎行政命令。雖然這些企業吞噬大量資源，但是他們不為市場所動，也不為上級政府所動，形成佔據既得利益的獨立集團，併成為長年困擾印度經濟的弊病之一。

**在工業化進程初期，**印度經濟領域國家能力薄弱的問題還不明顯，但隨着工業規模上升，印度中央政府資源就開始捉襟見肘、難以為繼，除了寅吃卯糧，就只能拆東牆補西牆。這種困境的起因在於，很多重工業項目和基礎設施項目的經濟收益週期極長，但是中央政府又無法動員足夠經濟資源和政治資本“填坑”，先期項目淪為吞噬財政資源的黑洞，進而形成系統性風險。**由於基礎薄弱，宏觀經濟一旦波動，印度經濟建設就會陷入完全停滯，甚至倒退。**例如，印度第二個五年計劃（1956-1961）和第三個五年計劃（1961-1966）都因為資源短缺而未能達到預期目標。從上世紀50年代到80年代，印度GDP年均增速僅為3.5%，而考慮人口增長計算的人均GDP增速僅為1.3%，這種極其緩慢的增速被稱為“印度教徒式增速（Hindu Rate of Growth）”。長期停滯的經濟終於促使印度政府逐步放鬆經濟管制，並於1991年國大黨拉奧(Narasimha Rao)政府任內實施比較徹底的市場化改革。

**自改革啓動以來，**印度經濟增速顯著提高，現已成為全球發展最快的主要經濟體之一，但其在計劃經濟就暴露弱點的經濟國家能力，到市場化時期更進一步顯出短板，尤其體現在政府對經濟活動掌握程度低，無法有效調節。例如，“季風降水”和“大宗商品價格”之所以對印度宏觀經濟影響巨大，就是因為印度政府缺乏抓手，使“偶然因素”成為嚴重影響印度經濟的風險因素。2014年莫迪當選以後，印度的短暫繁榮局面就有“運氣成分”——國際油價從超過100美元每桶的高位滑落不僅直接緩解印度經常性賬户赤字，同時也削平其輸入性通脹，印度政府因此削減補貼又大大緩解財政赤字壓力——莫迪什麼也沒做，長期困擾印度三大問題居然打包自動解決。

雖然1991年的市場化改革使得印度在市場準入、生產許可、外資限制等方面取得長足進步，但其用工政策和土地政策依舊是阻礙印度崛起的兩大頑疾。**印度國家能力不足的另一個嚴重後果就是中央政府無法革除用工政策、土地政策等制度性約束。**關鍵改革無法全面推進導致用工標準嚴苛、土地徵收困難，基建進展緩慢，印度工業化因此始終無法進入規模化發展快車道，大量勞動力被迫滯留在效率低下的非正規部門，同時大量項目因為土地徵收問題而被迫擱置。

**目前，印度經濟發展問題的本質是“上層建築”與“經濟基礎”錯位發育：印度借鑑後工業化時代歐美的上層建築，但經濟基礎卻還停留在封建的前工業階段。**印度的票選民主再加上“過於先進”的法律體系，鞏固一個個封閉的既得利益集團：印度工人常常濫用勞工保護法，堅決反對農村勞動力進入城市工廠，以維護穩定生活和高工資；小地主結成聯盟，寧願土地荒蕪，也要漫天要價，使得工業徵地成本堪比居高不下；小業主形成政治壓力集團，寧願堅守極低的勞動生產率也要用行政許可證限制規模生產。在這種情況下，即使印度坐擁全球最充裕的廉價勞動力和土地資源，依舊無法享受應有的要素紅利和潛力推動工業化進程。

**沒有徹底的社會整合和政治統合，莫迪僅憑行政手段無法從根本上提高經濟領域的國家能力。**2014年以橫掃之勢當選的莫迪一上台就着手在推動用工和土地改革，但由於牽涉為數眾多的職工和農民利益，遭遇巨大政治阻力。目前，莫迪政府仍在推動用工改革，試圖將印度犬牙交錯的勞動關係法規精簡為4項綜合性法律，並放鬆關於解僱、最低工資標準的規定，並對勞工組織加強監管。然而，受2019年大選等影響，勞工改革由於爭議巨大而前景暗淡。在土地領域，莫迪2014年上台後曾借行政命令修改《土地徵收與補償法》，但由於大規模的羣眾運動和國大黨的強力阻擊也不了了之。

歸根到底，經濟領域的改革需要社會和政治領域的改革做鋪墊。從這個意義上看，印度經濟轉型不僅檢驗印度社會整合和政治統合的成效和成色，反過來也為社會整合與經濟改革提供必要的推動力。

五、結語

雖然並未明言“國家能力”這一概念本身，但是涵蓋社會、政治、經濟的廣義國家能力改革卻草蛇灰線般貫穿於莫迪政府的政策實踐中。**與此前印度歷代印度領導人相比，莫迪抓住印度國家野心暴漲而國家能力不足的主要矛盾，在社會、政治、經濟三方面依次提升國家能力。**印度教民族主義引領的“國族再造”可能是當代重塑印度社會的最大機會窗口，其中帶動的社會深度整合造就政治統合和經濟轉型的社會基本盤。依託印度教民族主義的“類列寧主義”印度人民黨，則以空前的組織力為當代印度社會萃取出極具衝擊力的先鋒隊，成為社會整合和經濟轉型的載體和推動力。而完成十億人口級別的工業化和現代化趕超則是印度近代以來的最大夢想，這不僅決定印度社會整合和政治統合能否鞏固，更決定印度能否真正躋身世界強國。在當前莫迪的政策實踐中，社會、政治、經濟三大改革僅在局部推進，遠未達到正反饋循環的臨界點，更沒有達到聯動提升印度國家能力的理想狀態。因此，印度在哪些改革上可以率先突破，激活“國家能力超臨界”反應，是未來非常值得探究的關鍵問題。

參考資料：

[1] 《中國國家能力報告》，王紹光、胡鞍鋼主編

[2] 《現代經濟增長》， 西蒙·庫茲涅茨著

**作者簡介：**毛克疾，國家發改委國際合作中心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