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深陷厭女泥沼：女性地位在莫迪治下愈發倒退_風聞

日新説2號2024年06月04日 01:52:5434人蔘與3評論

莫迪治下的女權倒車

莫迪政府在上台之初曾宣稱，要將解決性暴力浪潮並提高印度女性地位，可在莫迪的統治下，印度女性的境況變得更糟，厭女文化從印度高層向下不停蔓延。

作者：Maya John

編者：阿K

目前領導印度執政聯合政府的印度人民黨（BJP）長期以來一直以男性主導、印度教至上、上層種姓和重男輕女的形象著稱。印度總理納倫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在多個方面推動了該黨形象的轉變。他現在正在尋求第三個任期，並積極宣傳政府與女性有關的眾多舉措。

受近期選舉中女性選民投票率較高的啓發，印度人民黨特別將女性作為一個獨立的票倉。當印度女性已然作為一個統戰選項出現時，我們也必須對印度人民黨聲稱在長達十年的執政期間，其“賦予”女性權力的説法進行評估。

針對女性的暴力

當印度人民黨領導的選舉聯盟上台執政時，人們對針對女性的犯罪日益增多明顯感到不滿。人們希望改變法律框架，尤其是在性暴力犯罪方面。對這種普遍情緒的呼籲成為莫迪2014年競選活動的重要綱領之一。

然而，自莫迪的政黨執政以來，該國針對女性的暴力行為進一步激增。國家犯罪記錄局2021年的數據顯示，印度平均每天有86名女性被強姦，每小時有49起針對女性的犯罪案件。每十萬人口中針對女性的犯罪總數從2014年的56.3起增至2022年的66.4起。

針對女性的暴力行為日益增多，這不僅反映了嚴重的重男輕女偏見，也反映了制度上的徹底失敗。有時，我們會看到印度人民黨為那些被指控暴力侵害女性的人辯護和保護。例如，聯邦女性和兒童發展部長斯米里·伊拉尼（Smriti Irani）對公開揭露施暴者的受害者進行了無恥的抨擊，指責她們“誹謗”政府。

顯然印度有罪不罰的文化已變得更加根深蒂固，尤其是在那些與統治精英關係密切、屬於主流種姓和族羣或在社會上有其他影響力的人中間。在莫迪執政的過去十年中，發生了許多令人不安的性暴力事件，其中許多涉及來自邊緣化社區和經濟弱勢背景的女性。

其中幾起案件成為熱門新聞，如2017年印度人民黨議員在北方邦烏納奧輪姦一名未成年女孩；2018年在克什米爾的卡圖亞，一名八歲的穆斯林女孩多次遭到輪姦和謀殺；2020年在北方邦的哈特拉斯，一名達利特女孩遭到輪姦。印度警方調查不力、犯罪分子翫忽職守，以及機構對犯罪者的暗中支持都是顯而易見的。

從2002年古吉拉特邦社區大屠殺期間輪姦受害者比爾基斯·巴諾（Bilkis Bano）的強姦犯獲釋，到最近曼尼普爾邦邁特族和庫基·佐族衝突期間發生的駭人聽聞的暴力事件和對女性的猖獗性侵犯，莫迪都保持了令人毛骨悚然的沉默，印度人民黨在社區大屠殺和種族衝突期間對女性施暴的做法更加暴露了其骨子裏的厭女情結。

高層有罪不罰

對於一個擁有最多登記在冊的針對女性犯罪案件的現任國會議員和立法會議成員的執政黨，我們幾乎別無所求。

在過去的十年中，印度人民黨（Bharatiya Janata Party，BJP）政客和議員的有罪不罰現象頻繁曝光。其中包括對印度國際知名女摔跤手的恐嚇，她們勇敢揭露了BJP議員兼印度摔跤聯合會（WFI）主席布里吉·布尚·沙蘭·辛格（Brij Bhushan Sharan Singh）猖獗的性騷擾行為。

在今年的大選過程中，印度人民黨在卡納塔克邦（Karnataka）的主要選舉盟友、現任國會議員普拉傑瓦爾·雷凡納（Prajwal Revanna）涉嫌大規模強姦和性侵犯的大量令人不安的視頻浮出水面。據指控，莫迪知情不報，但為了爭取卡納塔克邦選票，仍為這名性侵犯者助選。雷凡納被允許逃離印度。這起醜聞是執政黨之前多次製造和教唆罪責模式的重演。

莫迪政府急於挽救自己的形象，為自己開脱共謀的指控，一再採取如加重處罰的伎倆。公開強調懲罰的數量和嚴厲程度，以轉移人們對強姦案極低定罪率的關注。實際上，懲罰的確定性比懲罰的嚴厲程度更能起到有效的威懾作用。

例如在2021年，針對女性犯罪的定罪率僅為26.5%，而95%的案件仍懸而未決。雖然政府出台了更嚴格的刑法，但在確保加強警察問責制、改革司法系統或改善強姦倖存者康復和賦權措施方面，所做卻少得可憐。

事實上，在德里輪姦案激起公憤後於2013年成立的尼爾巴亞基金（Nirbhaya Fund）資金嚴重不足，使用率也很低。2021年，僅發放了50%的撥款，實際支出僅為29%。其後果是缺乏足夠的快速通道法庭和一站式強姦危機處理中心，這實際上阻礙了正義的伸張。

族羣厭女症

如果我們將印度人民黨分裂性的族羣政治對女性的影響考慮在內，它聲稱成功打擊性別壓迫的説法就會進一步暴露。在過去十年中，印度的名譽殺人案急劇上升，印度人民黨統治的省份位居榜首。

這一令人震驚的趨勢與與執政黨有聯繫的右翼羣眾組織的私刑活動密不可分。這些組織一直在積極打擊不同信仰間的自願關係，尤其是印度教女性和穆斯林男子之間的關係。

許多人正確地認為，鑑於莫迪政府針對特定宗教和社區的分裂議程，它將《統一民法典》（Uniform Civil Code，UCC）視為推動各社區統一，而非社區內實質性性別平等的一種方式。

例如北阿坎德邦（Uttarakhand）引入的《統一民法典》忽視了印度教家庭屬人法中的歧視。相反，它限制了女性與自己選擇的伴侶同居的權利，從而為國家機構和治安團體的道德監管鋪平了道路。

2022年，當戴頭巾的穆斯林女學生被拒絕進入當時由BJP統治的卡納塔克邦（Karnataka）的國立大學預科學院時，莫迪分裂性的黨派政治形式也凸顯出來。這阻礙了來自少數族羣的年輕女性的受教育機會，而這個少數族羣已經在教育方面處於不利地位。

重要的是，受教育機會受到影響的不僅僅是穆斯林少數民族。BJP的教育政策加劇了對公共資助學校教育的全面忽視，為合併公立學校鋪平了道路，以實現所謂的資源“合理化”。

這些措施導致多所學校關閉，對女孩的教育產生了不利影響，尤其是在農村地區。這引發了在校女生及其家長的抗議。

空洞的主張

另一個關於提高印度農村女性地位和尊嚴的空洞主張的例子，是廣為宣傳的旨在消除隨地大小便現象的社會賦權計劃。這遠非一項新舉措，而只是早期農村衞生計劃的重新包裝版本，現在被稱為清潔印度運動（Swachh Bharat Abhiyan，SBA）。

儘管SBA為農村家庭修建廁所提供資金支持，但該計劃並不包括鋪設適當的下水道系統和維護。因此，該計劃助長了卑鄙、原始的人工掏糞做法。雙重悲劇在於，這種被污名化的工作主要由鄉村中的賤民（“不可接觸”）女性承擔。

雖然政府展示了大量的福利計劃，但實際的現金轉移卻微不足道。實際上，莫迪時代對絕大多數工薪階層和中下層女性以及貧困農民和貧困部落家庭來説都是滅頂之災。隨着許多公共事業的迅速私有化以及國家從醫療保健和教育領域的不斷退出，這些女性承擔的社會再生產負擔大大加重。

在通貨膨脹持續不減、此類計劃的預算撥款不斷減少的情況下，實際的現金轉移更是微乎其微。政府聲稱將在2016年至2023年間向農村貧困家庭發放超過9500萬個免押金液化石油氣（LPG）或清潔燃料連接。然而，在液化石油氣價格飛漲的情況下，一半以上的農村女性仍在拾柴火和使用污染環境的固體燃料。這樣一來，普通印度女性仍然要兼顧大量家務，不得不花費更多的時間來處理這些工作。

障眼法

政府聲稱已賦予女性權力，但如果與女性的日常生活現實以及她們在獲得生計和有償就業方面的偏差相比較，這種説法是站不住腳的。在一個層面上，我們可以看到針對女性的犯罪率不斷上升，有罪不罰的文化普遍存在，這對女性不受拘束地進入公共領域的努力產生了不利影響。

在另一個層面上，在有償新聞的煙幕背後，印度勞動力市場上女性狀況的迅速惡化同樣令人擔憂。國家支持的全國農村就業保障計劃（《聖雄甘地全國農村就業保障法》，簡稱MNREGA）的現狀至少可以説是令人震驚的。值得注意的是，女性佔MNREGA勞動力的50%以上。

不斷加劇的農業困境和失業率的上升導致對MNREGA工作的需求增加。然而，莫迪政府對MNREGA預算的削減導致了該計劃下工作的短缺，以及付款的大量延遲。

此外，目前約有500萬名女性受僱於聯邦政府和邦政府實施的各種計劃和項目。這些女性大多屬於“低”種姓，出身貧困，她們被動員起來從事各種形式的社區工作，如在鄉村提供初級保健服務或在anganwadis（農村託兒所）照顧兒童。

然而，她們的工作被視為志願服務和社區服務的延伸，因而價值被低估。因此，她們被剝奪了工人的地位和權利，只能得到微薄的“月獎勵”或酬金。這促使許多人奮起抗爭，以爭取被承認為政府工作人員。莫迪政府沒有為提高她們的地位提供任何保證。

印度人民黨讓女性越來越多地承受掠奪性貸款的衝擊，陷入負債的漩渦。政府在吹噓其通過Pradhan Mantri Mudra Yojana（PMMY）等小額貸款計劃為女性創造生計時，卻輕易地忽略了一個事實，即私人資本在印度小額貸款行業中佔據了較大份額。印度人民黨不對如雨後春筍般出現的小額信貸機構進行有效監管，讓女性越來越多地承受掠奪性貸款的衝擊，陷入負債的漩渦。

為了“方便經商”，政府出台了新的《勞動法》，表明國家進一步退出了對工人和僱主之間關係的公共監管。這些臭名昭著的法規將越來越多的女工推向了非正規部門，使她們處於不穩定和脆弱的境地。

女性主要集中在勞動力市場的最底層，她們的工作條件很差，工資很低，而且超負荷工作。不安全和非正規的工作安排也滋生了對勞動女性的猖獗性騷擾。

認可和再分配

印度選舉政治的傳統邏輯認為，女性的投票選擇往往由其家庭、種姓和社區中的男性決定。但當下印度女性正逐漸成為獨立的選民羣體，這也是近年來女性關注的問題逐漸受到更多重視的原因之一。

針對在印度議會人民院（Lok Sabha）中為女性保留33%席位的長期懸而未決問題，莫迪政府試圖將這一議題推向前台。2024年1月，就在宣佈大選投票日期之前，莫迪政府戰略性地通過了為女性保留席位的法案。

但這項措施並沒有為普通女性和大眾帶來任何實質性的好處。印度偏頗的“得票最多者當選”選舉制度未能提供更具代表性的政府來滿足社會和經濟弱勢羣體的利益和願望。

此外，所有政黨的女性候選人普遍來自富裕家庭。即使在改革之後，這種情況也可能繼續存在，鞏固了來自社會主流階層的女性將繼續佔據議會席位的現狀。

在女性日益貧困化的情況下，增加女性在執政機構中的代表人數才得以實施。作為一種單純的認可政治，這一措施很容易被人利用，並轉化為一種父權制的庇護形式。在重新分配資源，使女性的生命、自由和生計得到切實保障之前，這一措施仍需被重新設想。

在過去十年中，印度女性並非被動。她們一直站在反對歧視性公民法、性暴力、親公司農場法、剝奪財產權、反勞工政策等眾多運動的前沿，這些運動對執政者的合法性提出了挑戰，無論莫迪是否還在台上，這種反抗都將重新抬頭並持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