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拉·寶森：纏足之下，被遮蔽的家務勞動與被貶損的女性價值_風聞

關於纏足的起源，一直陷於模糊的爭議。漢學家寶森與葛希芝將這種性別文化習俗，放在更復雜的社會經濟體系中考察，呈現纏足女性的主體性和複雜性，以及為何經濟因素是纏足的動機，還有纏足女性勞動價值的貶損等問題。

關於歷史上女性為什麼要纏足，不少研究學者曾猜測，纏足象徵着中國精英女性與世隔絕的休閒生活，或者當時女性對於某種時尚與美的趨之若鶩。但在學者勞拉·寶森（Laurel Bossen）看來，這是類似於“小腳灰姑娘嫁給王子”的浪漫想象，在廣大農村女性包辦婚姻、終身勞作的現實面前，上述觀點很難成立。

那麼，中國農村女性纏足之後如何勞動？難道她們只是“吃閒飯”嗎？帶着困惑，寶森和她的同事葛希芝（Hill Gates）於上世紀90年代深入中國農村，與在世的最後一批老年纏足女性做了深入的問卷訪談和田野調查。

在各地的調研過程中，寶森和葛希芝發現，大部分曾裹腳的鄉村婦女，都從事過貼補家庭收入的各類手工勞動。這是一個鮮有學者深究的方向，很少人會將被束縛的“腳”與作為潛在勞動力的“手”聯繫起來。寶森認為，這可能是因為史料的侷限性：發生在農村家庭內部的女性勞作，很難被書寫歷史的精英階級和城市男性作者看到；在父權制的背景下，女性並不被當做獨立的經濟主體。

《年輕的手與被縛的足：追溯中國鄉村纏足現象的消失》，[加]勞拉·寶森、[美]葛希芝著，彭雅琦、張影舒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1年4月版

寶森與葛希芝關注纏足習俗在中國的消逝，這並不是一瞬息的事情，它歷經漫長，過程反覆，在不同的地區也呈現出一定的“時間差”。在《年輕的手與被縛的足》一書中，寶森二人從數據上論證了，手工勞動任務繁重的地區和家庭，通常纏足的風俗延續時間也更長。

寶森二人試圖將纏足這一性別文化習俗，放置在更復雜的社會經濟體系中考察，將女性勞動力的角色重新納入中國經濟的歷史變遷中。研究顯示，這些纏足女性，不僅為自己的家庭生產，也為晚期帝國內外的相關貿易貢獻了大量的紡織品和手工產品。她們曾驕傲於自己的勞動產品是精緻漂亮的，是能為家庭做貢獻的，是有價值的。然而，隨着工業化的轉型以及家庭紡織業的衰亡，她們的雙手和技術再次失去價值，已經畸形的腳卻要重新適應新型的勞動模式和放足革命之後的日常生活。

纏足女性多數都不識字，不善表達，可是她們的聲音需要被歷史聽見。就纏足女性的主體性和複雜性，經濟因素作為纏足的動機何以成立，女性勞動價值的貶損等問題，《燕京書評》採訪了寶森。

短片《荷花》裏的纏足場景

理解纏足母親的殘忍：艱難環境下的謀生之計

燕京書評：為什麼想要研究中國農村女性的纏足問題？有沒有一個比較具體的契機促使你選擇這個課題？

**寶森：**我開始研究纏足，主要還是受我同事葛希芝的啓發；她説，這是可以被研究的。她找到了一個方法，就是去四川採訪幾千名當地的農村老年婦女，她們都在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這個時期裏被纏過足。然後，我才意識到，其實有很多經歷了纏足的人還活着，她們一生都帶着畸形的腳在生活。

關於為什麼要纏足，很多人猜測是為了顯示家庭財富，因為纏足使得這些女性無法從事生產性工作。也有觀點認為，纏足是一種時尚，或者女性本身就很閒。這些説法都很膚淺，甚至不太現實。我自己在研究農村婦女的過程中，遇到過很多來自非精英家庭的纏足老人。現實情況往往和上述觀點相矛盾：農村婦女儘管被裹腳，但仍努力勞動來養活家庭。

中國農民通常都是非常勤勞和務實的。和葛希芝一樣，我也很想了解纏足在不同地區的農村經濟體系中的普及程度，以及農村家庭如何能承擔得起這種阻礙女性身體活動的落後習俗。這就促使我們前往八個省份的農村地區，考察纏足的機制，我們希望更好地理解它的分佈和衰亡。

燕京書評：根據你的研究，母親給女兒纏足的動機，主要是為了取得對其勞動的控制權，減少母親勞作和育兒時的負擔，這在理性層面確實具有合理性。但是，母親作為經歷過纏足之痛的人，要親手把自己年幼女兒的腳給綁上，情感上是一件很殘忍的事。你也説到，母親通常不能直接向女兒點明纏足是為了讓她專心手工勞動，要把這種對身體傷害的責任推到未來的婆婆身上，比如用“為了找個好婆家”這種話術。你是如何理解母親角色在這一過程中的複雜態度和矛盾性呢？

**寶森：**其實我比較懷疑，這些母親是否能明確意識到自己在通過纏足控制女兒的勞動。從家庭分工來説，母親確實有很強的動機讓女兒分擔一部分家務活：婦女們那些沒有盡頭的家務勞動裏，通常包括了製作布料這項任務。纏足減少了女孩流動的可能性，使父親很難要求女兒去田裏和他們一起勞動。一般理想的情況是，母親總會無私地照顧和培養孩子；但現實是，婦女有時候會覺得孩子是個負擔，尤其對女兒會有不滿。畢竟母憑子貴，一個母親通常會因為養育了健康的兒子而獲得尊重，這些兒子之後也會持續支持她們，但女兒無法帶來什麼回報，也不太受寵，會被要求早早地嫁出去。

要去理解母親的殘忍這一點。其實生活在不穩定的經濟環境下，父母有時候不得不做出痛苦的決定，以使他們的一些孩子能夠生存。這些父母從小就教育孩子要為家庭經濟做出貢獻。這一代的勞苦百姓，很多父母在他們的童年時代就經常被體罰；然而，他們仍然繼續用體罰來管教自己的孩子。在採訪的時候，一些家長們回憶稱，當年的男孩如果不學習就會捱打，女孩如果解開裹腳布或沒有完成日常家務，則會捱打。

在通常情況下，女性自己並沒有很明確地將纏足與熟練手工勞動聯繫起來。相反，這兩項活動，即母親對女兒腳的逐步束縛和監督，以及對女兒手的逐步訓練和監督，使年輕女孩學會了服從和女性形式的手工勞動，以及在家庭範圍內的紡紗和織布等手工藝。

有一些婦女在童年時就被安排好婚姻，她們表示，如果媳婦沒有纏足，婆婆會退婚，這些婆婆甚至會堅持將媳婦的腳纏好再退婚。籌備婚禮階段，新娘需要準備好手工製作的衣服和鞋子，因為這表明她可以為家人提供衣服，減輕婆婆的負擔。有一些老年婦女表示，纏足的新娘，通常來自布匹製作發達的地區；而未纏足的新娘，則來自婦女的手工技能在經濟上不太重要的地區。畢竟，婆婆要找的媳婦，得學會與當地經濟情況以及家庭需求相匹配的技能。由於婚姻往往是在兒女年紀尚小的時候由父母安排的，所以婆婆在選擇未來兒媳婦時往往起着重要作用。

1930 年代，中國女孩為了改變腳的形狀

燕京書評：在纏足的年代，一位女性的一生可能是，從被纏足的女兒，變成給他人纏足的母親或者要求女性纏足的婆婆，這種代際的延續可能揭示了什麼結構性的問題嗎？

**寶森：**在很多社會中，父母在適應社會環境時受到一些不愉快的束縛後，又會將這個束縛強加在他們孩子身上。這可能會導致代際衝突，也有些母親或婆婆看到年輕女孩纏足後痛哭，心生憐憫，可能會暫時鬆開裹腳布。但最終，這種抵抗通常還是被消磨殆盡，女孩們的腳後來還是變成畸形。這些女孩總是被告知，纏足是結婚的必要條件。

其實，很多技能都需要痛苦地準備多年，從一代人到另一代人延續下去，只是為了謀求一份生計。這並不是中國獨有的情況。

被遮蔽的家務勞動與被貶損的女性價值

燕京書評：根據你的研究，為什麼經濟因素才是影響纏足行為的關鍵性因素？

**寶森：**經濟因素，意味着謀生的方式、收入的分配、生活的保障……這些幾乎對所有人都很重要。在農村地區尤其如此，農户經常面臨莊稼歉收和饑荒之類的境況。在前工業化時代，纏足有助於馴服女性從事手工紡織這種勞動密集型工作。她們的產品經常會被出售，從而使家庭收入來源多樣化。

在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外國的競爭性工業產品的湧入，加上中國本土新興工業的崛起，家庭手工作坊的運作動力不斷被削弱。工業紗線和布匹價格低廉，消費者逐漸不願為手工自制品支付更多的費用。因此，從事這種手工工藝的女性，也不再能夠提高她們的家庭生活水平。我們的研究也注意到，纏足在不同農村地區的衰落時間，與交通（蒸汽運輸、火車、鋪設的道路）的改善時間是有聯繫的，因為這些交通改善加速了工業紡織品和其它商品的湧入。

燕京書評：書裏有提到，這些纏足女性對自己勞動價值的認知似乎是比較含糊：一方面，她們會為自己的勞動產品感到自豪，也知道這份勞動對養家餬口是必不可少的；另一方面，她們會覺得這“僅僅是家務活”，不是“正經勞動”。你是如何看待她們對自己勞動價值這種頗為矛盾的理解？它反映了什麼問題嗎？

**寶森：**在我們採訪過程中，這些婦女總是自豪地談論着她們的手工技能，向我們展示她們年輕時製作的手工製品，並且有些惆悵地提到這些技能的失傳。她們也感慨，很多製品都是個人精心製作的，並且相當漂亮，卻不再被後代所珍視。

在中文和英文中，“家務”都是一個傾向於忽視婦女在家中無償為家庭提供技能、犧牲、勞動、規劃和管理的術語。由於沒有明確的報酬，這不僅難以計算和評估，還導致整體社會對她們的貢獻的低估。然而，許多婦女意識到，她們的紡織產品、優質的紗線和布匹，是具有市場價值的。

纏足的中國女性

燕京書評：你在研究中是如何去捕捉這些被遮蔽的女性勞動？你認為未來是否有更合理的標準或者知識模型來將這些更為隱秘的女性勞動納入公共視野？

**寶森：**我們的方法是與儘可能直接與老年婦女進行訪談，詢問她們有關經濟活動的具體問題，努力讓這些婦女為自己説話，而不是讓別人把話放在她們嘴裏（為她們説話）。在與這些女性當面交談的時候，最好沒有其他家庭成員的干擾，這一點很重要。

年輕一代常感到驚訝的是，他們所持有的關於纏足的刻板觀點，往往與我們訪談中所揭示的老年婦女的實際情況相悖。最後一代纏足的婦女逐漸離開了大眾視野，所以她們的自主敍述真的很珍貴。

我認為，今天的中國婦女有更多的機會獲得公眾對其勞動的認可：她們可以用自己的語言來講述和書寫自己的經歷。越來越多的人也在努力爭取得到認可。

製造差異、等級與排斥：習俗對女性的傷害

燕京書評：如你所説，紡織勞作對於女性而言也是獨特的個人體驗，能從中獲得勞動的尊嚴和自我價值。在紡織業受到工業化轉型的衝擊後，最後一代的纏足女性，她們的價值認同、人生期待、日常生活發生了什麼樣的改變？在被“再造”的過程中，她們是否有被社會排斥和邊緣化了？

**寶森：**我的回答，“是”，但也“不是”。在工業轉型之後，纏足婦女被視為過去的產物，無法適應在家庭之外的、流動的現代勞動形式。很快，她們被看不起，被蔑視，被嘲笑。嘲笑她們的不止是西方人，更是一個野心勃勃的現代化社會：纏足婦女，因為“身體殘疾”被視為無用；新型機器製造的商品的出現，使得她們在紡紗、織布以及製作一系列手工藝品方面的技能都被貶低。

這種痛苦的轉變，使這些“無足輕重”的婦女落在後面，被邊緣化，她們慢慢地演變成一種新的社會組織。在這種組織之中，婦女被期望接受教育，外出工作，賺取收入，將她們的智慧用於改善家庭和整個社會。在工業時代，這些雙手不再重要的纏足婦女，要在困難的經濟條件下，繼續養家餬口，撫養孩子，實在是難上加難。

纏足的幼女

燕京書評：和你一同撰寫此書的作者葛希芝曾提出了一個概念叫做“超級性別”（hyper-gendering），主要指纏足、面紗、女性割禮這一類強化了性別元素的習俗。並且，她發現，這些習俗都發生在一個晚期帝國時代：當人口稠密，人們越來越難以維持生計之時，他們會動用家庭裏所有的女孩作為勞動力。這與本書中關於纏足的結論總體上是一脈相承的。你是如何看待這個觀點的呢？

寶森：“超級性別”的概念是指創造和誇大男女之間的差異，這裏不是指簡單的生物學差異。我同意葛希芝的觀點，過度性別化存在於許多社會中，但要辨別其動機和誰從中受益並不總是容易。誇大男性氣質和女性氣質，可能對兩性都有害。 這種教導之下，男性容易會有暴力傾向，有可能殺人和被殺；女性可能過於強調自己的性能力，會更容易受到騷擾。

在商業社會中，超性別化的動機可能更復雜。例如，男孩和女孩，男人和女人，有着不同風格的服裝。這意味着父母必須購買更多的服裝來適應每個性別的特定性別認同，否則就有可能使他們的孩子或自己感到尷尬。時尚界因更多的銷售而受益，但如果貧窮家庭的孩子們穿了舊衣服，或者“性別錯誤”的衣服，他們可能會感到羞恥。

我們要注意區分這些習俗是永久性的、臨時性的，還是可逆性的。例如，纏足永久性地改變了腳，使其看起來更小。它影響了婦女走路和跑步的能力，但並不妨礙家庭手工勞動。 當代的高跟鞋使腳顯得更小，使人看起來更高大，也影響了跑步的能力。但鞋子可以脱掉，對腳的損害是暫時的，除非每天穿。

面紗和女性割禮，也是完全不同的。因為面紗是暫時性的，主要在公共場合佩戴，而不是在家庭中；女性割禮是永久性的，會影響到私處和生育。人類確實很容易利用任何可見的差異作為藉口，來接納和排斥、支配和服從某一羣體。不過，我很難想出一個單一的理論來解釋它們。社會性別（gender）是基於可見的生理性別（sex）的差異，這些差異總是可以用來建立社會等級制度。

在這本書裏，我並沒有提出任何關於纏足起源的理論。相反，我主要關注的是纏足在20世紀初中國農村的普遍性、持久性和消亡。

纏足過的畸形腳狀

女性自主敍述：重新詮釋“被壓迫”的機制

燕京書評：20世紀90年代以來，學界開始反思前共產主義時期女性總是作為“受壓迫者”和“被犧牲品“的話語。在你看來，這次的纏足研究和“壓迫敍事”相比有哪些主要不同？你是如何理解在纏足行為中女性的自主性和能動性的？

**寶森：**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但很重要。我們對纏足的調查研究，並不是想支持這個簡單化的“女性作為受壓迫者”的敍述。 我們採訪的婦女，是生活在困難時期的、充滿智慧的主體。

纏足常常被當做嚴苛的父權制下女性受壓迫的象徵，在這種制度下，男性強調以各種方式支配女性。為什麼這種支配會落在纏足上，其實這個敍述反映的是男性作為主體的慾望：他們企圖通過讓女性保持依賴和無事可做，來提高自己的地位；在發育不良的腳上，他們看到了美。通過假設男性是唯一重要的主體，並且關注美、地位和控制，女性在家庭領域的行為和主體性都被忽略了。然而，生活史揭示了，儘管婦女資源匱乏、雙腳受限，但她們經常為市場生產商品，為家庭經濟做出貢獻。

燕京書評：這項研究對當下社會有什麼重要意義嗎？

**寶森：**我們的研究通過採訪經歷過纏足的婦女，並向她們詢問有關其生活的各種問題，轉變了過去對於纏足的解釋只強調精英、美貌和休閒的角度。在某種意義上，我們重新詮釋了婦女被壓迫的機制，因為男人不再是纏足的主要代理人或直接實施者（儘管許多男人給予了對纏足的認可）。考慮到女性沒有能力控制或積累經濟資源和財產，婦女不得不要求她們的年輕女兒或兒媳婦提供密集的勞動力。

這項研究表明，所謂的“纏足婦女沒有生產力，沒有任何意義上的經濟貢獻”，這種看法是錯誤的。 當婦女的家務勞動沒有被衡量時，它是沒有被看見的。當婦女的交流和記錄手段有限時，我們很難駁斥一些陳規舊念。在婦女走出家庭、參與公共生活之前，婦女作為“閒散的、非理性的、被動的受害者”這種錯誤印象一直在流傳，並且很少受到質疑。

如果我們希望影響世界上殘留的那些有問題的習俗（比如割禮、面紗等），就必須把受影響的個人作為一個整體來理解。也就是説，她們是生活在一個複雜的經濟和社會體系裏，性別本身與其它不平等體系複雜交織在一起。

纏足的女性和她們變形的腳

燕京書評：作為一個“異鄉人”來調研中國農村婦女的問題，這給你帶來哪些挑戰與收穫呢？

**寶森：**在1980s-2010s這段時期研究中國農村婦女問題，是特別有意義的一件事。因為我們也算是第一批來中國農村做相關研究的外國人，對於村莊裏的人們來説，他們也是第一次見到外國研究者。大家彼此都是非常新鮮、非常興奮的。

我的一個收穫是，破除了對他人的一些成見或膚淺的看法。因為我們研究者也是女性，所以在談論這些農村婦女作為女性的經歷，以及分享性別歧視的經歷時，大家彼此之間沒太多障礙或禁忌。當我們表示對她們的過往勞作經歷感興趣時，這些婦女似乎很欣賞和重視我們，她們經常也會詢問我們的一些經歷。

外國研究者的一個優勢可能是，有更廣泛的文化交流經驗，對不同文化和不同歷史時期的性別關係皆有所研究。當然，我們也遇到些困難，比如當地一些送禮和互動的禮儀規則對於我們外國人來説很難領會。雖然我們的語言不通，對本地情況也不夠熟悉，人們還是非常寬容，經常耐心地向我們解釋。

另外，由於我們經常需要當地或外部的助手協助採訪，我們也會苦惱如何確保這些翻譯者不會用自己的觀點或事先的假設來取代被採訪者的話。對於助手和研究者來説，當地的方言差異和術語也是一個挑戰。

本文原標題為“勞拉·寶森：纏足的農村女性與她們被遮蔽的手工勞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