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述下中俄之間需要一個什麼樣的關係_風聞

題記：

本文是因有中國專家在《經濟學人》受邀發文闡述了其認為“俄羅斯在烏克蘭戰爭中必然失敗”的論述，以此為契機正好談談個人理解下的中俄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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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烏克蘭危機發生後早就有想法論述下個人理解裏的中俄關系本身，但是一直懶於動筆。近期有中國專家在《經濟學人》受邀發文闡述了其認為“俄羅斯在烏克蘭戰爭中必然失敗”的論述，隨後布林肯訪問中國也嚴厲的警告北京“要求中國減少對俄羅斯國防的支持”，隨後美國對烏新的600億美元的援助得以通過，烏克蘭危機進入新階段。在這個背景下討論下“中國需要怎麼樣的一箇中俄關係”會比較有意思，這算是寫作本文的一個契機。

一、中俄之間是否存在不能克服的安全焦慮

所有關於“中俄反目”或者“聯俄製華”的戰略的底層邏輯的核心均是認為中俄間存在地緣政治上不可遏制的互相猜疑與安全焦慮，只有基於這個邏輯成立才能構成結構性的所謂“以俄製華”（反過來“以華制俄”也是一樣的）。

以上安全焦慮類似於烏克蘭加入北約對莫斯科，美軍駐軍朝鮮對北京，古巴部署蘇聯核武器對華盛頓一樣，如果有重大的事變在上述區域發生將很大程度構成對主體安全上全局性，根本性的影響，不得不迫使主體對此做出命令式的強烈反應。關於這個部分的描述在關於《由烏克蘭危機出發的一些階段性思考》文章裏，借美國對俄羅斯的戰略做過展現。

我們在考慮中俄關系的問題上必須先回答這個問題，  在可預計的情況下，中俄之間是否存在不可克服的對彼此的安全焦慮呢？要回答這個問題，還是需要評估地緣結構——兩國發生風險是否會直接衝擊到彼此核心地域和精華腹地的安全，如果彼此存在這樣的地緣困境，那麼互相之間的安全猜疑鏈是結構性的，不能從根本上消除（除非一方毀滅）。如果彼此的邊界距離對方的腹心存在明確的地理隔離或者戰略緩衝帶，那麼互相之間的安全猜疑鏈是政治性的，可以被有效的制度安排或者集體安全機制合理管控。

我們考察中俄彼此的核心腹地和民族的主要精華區域，雙方實際上相隔遙遠。我們從直觀的地理區間去觀察，俄國莫斯科為界限，可以分西北與西南區域，以烏拉爾山為界限，可以有東北與東南區域，俄國的核心區域是涵蓋烏克蘭東部（以第聶伯河為界，該水域是天然的地理屏障和地緣分割線）在內的整個歐洲部分，也就是以基輔到莫斯科為兩端的地區，這裏分佈着俄羅斯主要的人口及主要的農業、工業和礦產資源，且具備可以維持人類社會長期發展的良好氣候。

而中國的核心區域廣域上可以以“胡煥庸線”為界限，“胡煥庸線”以東分佈着我國96%的人口區域是中國的核心腹地，狹義上可以以河洛為中心的黃河中下游地區和以長江三峽以東的中下游沿岸帶狀平原為核心的內河連海系統構成中國的精華地域。

我們不難發現，中俄之間彼此的核心區域直線距離相隔4000-5800多公里，並且其中存在多道地理屏障的隔離。我們從俄國的視角出發看向中國的膏腴核心之地，如果俄國要進兵實現對中國的滅國之戰，從西北到東北的數個進軍路線上俄國要不必須從中亞方向穿越青藏高原和帕米爾高原對中國西部、西南部以及西北部嚴密的天然封鎖線進入廣袤的高原或者沙漠地貌，要不從蒙古方向突擊穿越祁連山脈、賀蘭山脈、陰山山脈體系構建的河西走廊的狹隘地理通道，要不再由遠東基於自身西伯利亞脆弱的鐵路系統支撐其仰攻由大興安嶺山脈、燕山和太行山脈構建的屏障。最為重要的是，即使俄國能夠竭盡全力的突破上述地理對其的阻礙，俄軍也將一頭撞上橫絕東西，高峯峻嶺的秦嶺山脈對其的最終封閉。

廣義的秦嶺山脈是西起崑崙、東至大別山，途徑隴南和陝西，橫貫我國東部的中部地區，按照東西走向綿延1600餘公里的狹長山脈，並形成長江和黃河兩大水系分水嶺。

中國北方與南方由秦嶺山脈相隔，也是我國南北天然屏障和重要的自然分界線。秦嶺在地緣政治和軍事上可以被視為中國對北地緣隔絕和軍事防禦的底部，也是任意北方敵人不可逾越的“嘆息之牆”。

中國人在對北防禦上逐次抵抗和消耗敵方後退到秦嶺，考慮到北方敵人延展下來深入中國漫長的補給線，北京依託於秦嶺天然的地理隔斷是必然可以站穩腳根從而保衞住中國精華的黃河平原和長江中下游平原的基本安全以圖將來。

所以四川及其周邊省份可以被視為中華民族的民族堡壘區域應對任意戰略方向上的強大敵人做民族抗爭的長期抵抗，確保中華民族元氣不滅。

俄國即使在中亞方向對新疆，在中部對內蒙，在遠東對東北形成了優勢或者軍事佔領均不能形成對中國核心區域的威脅，也不能解決俄國核心工業基地和人口距離中國遙遠且運輸線路脆弱的後勤致命問題。

而在中國的視角眺望俄國，如果中國打算將俄國滅國，能夠出兵北上的攻擊路線選擇餘地也非常狹窄。由於俄國主要的精華區域集中在其東歐平原及西西伯利亞平原的一部分，北京在遠東及中部的軍力突擊並不能威脅俄國的根本，也不消解俄國的戰爭潛力或者壓縮其戰略縱深，上述中西伯利亞高原及東西伯利亞山地均為苦寒廣袤無垠的土地，大軍在其中不但面臨非常困難的長距離後勤補給問題，同時也面臨着當地氣候、資源稟賦、農耕條件、城市化率和交通體系均不能支撐佔領者形成在地自持力從而加大自身戰爭資源的耗散，得不償失。

即使北京突破俄國在遠東和中部高原的逐步抵抗，包括從中亞向東歐平原發動側擊，依然會被南北橫切整個俄羅斯歐洲平原的烏拉爾山脈所隔斷。而烏拉爾山脈與裏海之間的低地缺口、進而衍生到帕米爾高原、哈薩克丘陵地帶之間的地理聯繫，俄羅斯均有足夠的資源和便利的後勤體系支撐莫斯科將這個缺口和聯繫斬斷。總體來説俄國有能力依託烏拉爾山脈的地理屏障和兩國間的緩衝區封閉通向歐洲的地域，阻絕北京試圖進入東歐平原的任何可能。

中亞、蒙古及遠東的地理環境、氣候條件和交通體系是不可能支撐北京向北發動戰爭的軍事野心的，北京將被漫長且需要跨越無窮地理障礙的後勤壓力所壓垮。

烏拉爾山脈是莫斯科對東方防禦的“天賜之牆”，這將使得俄國對於北京的安全擔憂得到很大的解決。

還有一個值得特別強調的是，在很多人印象裏中俄有着漫長的共同邊界線，彼此是對方連綿不絕相連的鄰居，其實這是一個基於蘇聯歷史記憶中的誤會。中國的北方邊界線的總長度是2.28萬公里，其中中俄邊界線長度大約只有4000公里，並且兩國的主要邊界交接在遠東圍繞東北。其餘的漫長國界中俄兩國實際上是被蒙古和哈薩克斯坦所隔離，兩國完全是屬於中俄之間的戰略緩衝帶。無論是俄國還是中國要攻擊對方都將先期對這兩個國家發起攻擊，這在當今的國際體系下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也會天然給予對方足夠的軍事、外交、經濟和政治動員的準備時間使得這樣的戰爭沒有任何前景和體面的結束方法。

可能有人會認為政治因素會超越地理帶來兩國間的衝突（比如西方試圖通過重複他們在烏克蘭成功引發地緣危機的經驗），但如果我們回顧歷史，即使在意識形態和政治緊張最極端的時候，中蘇對抗雙邊在北部陳兵百萬，最終沒有能夠真的將這種緊張關係發展成熱戰（尤其考慮到當時蘇聯綜合軍事能力和資產遠遠高於北京且蘇聯在蒙古存在直接駐軍可以威脅到北京方向），核武器與國際形勢的牽制只是問題較小的一方面（我們不要高估核武器在大國對抗中的威懾作用和實際對遏制戰爭的作用，在必要時候核武器會被必然使用，且使用的結果有相當概率可能不能帶來決定性的影響；我們也不能高估遠在大洋彼岸的美國和歐洲的列強會真實的給予俄國牽制，他們會支持我們抵抗，但是他們也願意莫斯科踏入東方的戰場），更核心的原因恰恰就是蘇聯統帥部評估了地緣結構對蘇聯軍事選擇的限制後，莫斯科最終屈服於“地理的暴政”——只要中國還有一箇中央政府具備最低限度的政治權威可以調動國家機器進行組織抵抗——蘇聯就不可能基於地理的限制贏得政治上莫斯科需要的結果——即使“鋼鐵洪流加原子彈”也不行。

北京只需要證明自身有這樣抵抗的堅定政治意志，莫斯科就會明白與中國的戰爭沒有獲得預期政治目的的希望（我們通過三線建設證明了國家意志，進而實際遏制了對我們的戰爭）。

如果這樣的“廟算”是兩國間最為勇敢的人們無數次推演的結果，那麼兩國的政治精英們在政策選擇上是不可能因為國內或者國際政治議程的干涉去尋求顛覆中俄兩國的安全默契和平衡邊界的——“挾泰山以超北海，非不為也，實不能也”。

如果我們放寬視野去思考，我們同樣可以發現為何俄國與歐洲之間的融合始終不能真正達成，這個對應可以用來觀照中俄之間地緣關係的穩固性。除了各種文化、體量、民族和經濟因素外，歐洲作為一個整體與俄國之間缺乏真正有意義的地理隔離和戰略緩衝來消除雙邊對於對方的安全焦慮和猜疑鏈是俄歐關係更為底層的邏輯。雙邊的核心區域和人口始終處於對方重兵集羣的直接威脅之下，大家“平原對平原”，“天靈蓋對天靈蓋”——基於這樣的地緣結構性困境，雙邊都有將安全邊界儘量推向遠方而隔離彼此的需要——進而我們看到了“北約東擴”的發生與“烏克蘭危機”的發生。

我們甚至可以這樣去説，烏克蘭危機的發生本身恰恰是隨着蘇聯的解體，在歐洲大陸的地緣板塊中，對峙的雙方產生了“平衡的失衡”，從而導致原本“基於力量制衡的穩態”形成的地緣結構發生了斷裂——雙邊都需要基於新的力量對比重新調整雙邊地緣政治的權力邊界，俄歐都需要對這個“新的現實”進行“再確認”——烏克蘭危機所帶來的戰爭只是這個地緣政治板塊在斷裂所必然帶來的“地震”中，重新形成它“新的地貌”的“自然之事”。

唯一值得意外的，不是這場戰爭最終爆發，而是爆發的如此之晚。

如果這個“地震的力量”經過充分的釋放，雙方達成新的平衡，那麼雙邊建立起來的新的地緣邊界將形成一個雙方明確的共同基礎，隨着時間的推移（儘管不能期望馬上發生）這個“新的現實”會帶來雙邊關係的再談判和再建立（構建）——新的經濟、政治和文化聯繫會在“新的自然（邊界）”上蓬勃生長，使得人們忘記無數人的鮮血和生命消失在這個“自然的進程”裏。

所以我們説由於地理的原因，俄國與歐洲之間基於可預計的時間和歷史經驗，要建立永恆的政治性的、制度性的集體安全機制解決雙邊的安全焦慮是不可能的，任何這樣的願景都是“緣木求魚”——這也不是單純的經濟聯繫和良好願望可以平衡的——邏輯上要解決這樣的問題只能是“一方徹底的失敗”（毫無疑問歐洲與美國在烏克蘭似乎曾經有這樣的想法，拜登公開説普京是戰犯；而歐洲人顯然沒有抵抗住將俄國更為決定性的進一步削弱從而達成消除這個幾百年來雙邊安全焦慮的誘惑，進而可能被華盛頓所欺騙，歐洲和美國一起推動了北約東擴進而推動了烏克蘭危機向戰爭的發展，他們在期待俄國被擠壓而再分崩離析），這顯然不能套用到中俄之間。

為了進一步闡述上面的分析（基於歐美對烏克蘭的戰略邏輯的歷史理性觀照中俄地緣結構的特點），我們可以從法德和解的案例裏得到一個完整的例子對上述“地理是兩國關係的底層”的論述形成一個“比喻”。法德之間是存在典型的地緣困境和安全焦慮的，因此歷史上兩邊戰爭和制衡不斷（在《在烏克蘭危機背景下對歐洲之謎的一點理解（二）》裏有集中的描述），法德真正得以和解並不是因為雙邊“想明白了”而“大徹大悟”，或者是任何經濟、文化和政治安排的人為結果，而是經過兩次世界大戰（特別是二戰），德國作為一個歐洲傳統的陸權中心國家被徹底的肢解和打敗，德國作為一個國家主體被割裂，中央政府投降，讓渡出了政治權威給予了盟軍放任其對德國的改造。

正是在這個基礎上，相對德國保存完好的另一個歐洲陸權中心國家法國（但法國又不那麼強，不能單獨的應對英美）聯合其他歐洲盟友基於對失去了國家能力的德國統攝性的實力對比和體制性的壓制，同時考慮對英美和蘇聯的制衡，基於上述一攬子的因素從而消除了法德間的安全焦慮，同時存在基於歐洲人立場強烈的共同需要，歷史性的擺脱了法德的地緣困境（以一方投降為代價，這個案例裏是德國），進而形成了煤鐵聯合體逐步發展成了歐盟。

即使是這樣，我相信時至今日隨着德國的再次統一和復甦，法德之間雖然不能想象再發生戰爭（歐盟是超國家性質的政治體，與威斯特伐利亞體制下的國家已經不同），但是彼此夢境最深處的魔鬼一定還是説着法語和德語。

通過上述多角度的論述我們終於可以迴歸本節提出的問題並作出回答——中俄之間的主要地緣威脅不是來自彼此，中國的威脅主要來自東北亞，俄國的威脅主要來自歐洲方向。中俄之間的核心區域彼此相距遙遠且互相被自然的地理保護和封閉的很好，同時兩國間存在穩固且不容易被輕易跨越的戰略緩衝地帶將雙邊隔離，中俄間在地緣政治上不存在結構性的安全困境會帶來不休止的猜疑和焦慮，這與法德（或者俄歐）是迥然不同的。

同時在維護這個中俄安全關係的雙邊政治意願上，就算不考慮目前的烏克蘭危機這個所謂的“短期事件”對俄國的壓力，僅僅是基於現實主義的考慮，我相信由於中國對俄國更為有安全感的地理結構和當前的實力對比，莫斯科在對中國具備穩定的心理安定感的情況下更有政治動力在雙邊安全機制上進行呵護來穩固俄國遠東的脆弱性，畢竟莫斯科也沒有能力基於新疆的脆弱性來進行平衡了。所以在安全問題上“所有動物生而平等，但有些動物比其他動物更平等”，比如現在的北京對比莫斯科。

處於實力相對優勢的北京在20世紀90年代已經展現了政治智慧解決了與俄國的邊界問題後，所謂“聯俄製華”最後可以具備“槓桿性”的議題也已經消失在中俄兩國的長期關係裏，且莫斯科更具有願望遵守這樣的條約。

因此在中俄之間建立某種政治性的安排或者形成一種更廣泛的政治聯繫、不需要宣佈的安全聯盟或者經濟融合的地緣基礎的堅固程度是非常高的，雙邊關係的政治想象空間也是非常大的，向上可以想象到法德聯合體模式在中俄間更具有平等和創新性的前景（比如俄國將遠東開發向北京做出重大開放形成中俄特區，或雙邊在重要能源關係上進一步深入綁定，或俄國在重要工業基礎設施領域和軍事體系領域向中國開放准入，或在重要工業領域採用中國底層技術標準等等方面形成合作，或其他的我們還未能想象的一攬子安排），向下可以確保互相不打擾彼此的核心利益（維持目前對對方核心政治利益的尊重和協調機制）。

關於中俄關系的地緣政治的堅固性，現實世界還提供了一個生動的註腳。我們知道美國基於遏制中國的需要，儘管約翰·米爾斯海默在美國竭力兜售其基於進攻性現實主義的地緣政治學説，主張美國要“聯俄製華”，但他在華盛頓“斯人獨憔悴”的只能“走穴江湖”完全是正常的，因為任意理性的美國政治家都會知道這個路徑不過是美國冷戰對“聯中抗蘇”的一個“刻舟求劍”，只要北京和莫斯科沒有發瘋（蘇聯的外交政策才是冷戰中華盛頓能與北京形成聯盟的最大推動力），在現實的政治邏輯、地緣結構和美國所能給予的贖買資源角度都不足以實現上述戰略空想。

約翰·米爾斯海默的個人政治命運儘管有相當部分可以歸罪於白左在西方的強勢，但是最少有一部分原因可能不是因為別的什麼，是因為“愚蠢”。

二、中俄之間存在哪些長期主義的共同利益

中俄作為全球大國又作為彼此最大的陸上鄰國，在兩國關係中有着非常多維度的利益，族繁不及備載。我們在本文中只考慮中俄關系中最具有結構性的長期利益進行盤點。

1. 基於元基礎的安全利益

在當前及未來中俄間存在明確的、長期性的共同安全利益。這個安全利益不但是雙邊的，也是多邊的。中俄雙邊均需要保障彼此的政治安全、經濟安全、領土安全、信息安全及其他安全維度的利益，並建立協調機制。

彼此同意對於對方安全利益的尊重並建立起機制本身就是中俄間最為核心且具有長遠歷史意義的一個重要的共同政治資產，值得代代相傳。

中俄兩國在國家戰略的方向上有着高度的契合性，雙方都致力於維護多邊主義和基於集體安全的規則，反對單邊主義和霸權主義，支持和維護聯合國體制對於當前世界治理的基礎性意義。兩國在重大國際和地區問題上保持密切協調和配合是共同維護世界和平與發展的一個積極因素。

這樣的確定性不但是保障彼此國家民族生存和發展利益的重要政治條件之一，在外部性上將對於國際關係和世界地緣政治格局向多極化方向發展釋放強烈的信號並有利於構建宏觀的確定性。

考慮到中俄彼此不構成結構性的安全困境，而主要地緣安全威脅，無論是在歐洲方向還是在東北亞方向，兩國共同面對是以美國為軸心的西方陣營的擠壓——而這種擠壓並不會是一個短期事件——雙邊對於外交政策的任意戰略調整和政策偏好次序的調整均不能以顛覆雙邊的長期安全利益和協調機制為代價。

中俄基於安全利益所建立的戰略互信和戰略協調是中俄間發展和構建其他兩國一切關係和利益的“元基礎”。正如普京説的，兩國是千年以來的鄰居，知道彼此如何打交道。北京復如是。

由此我們可以説中俄雙邊在戰略上的“背靠背”不但是當前國際格局意義上策略性的必須，也反應了中俄兩個千年民族歷史性的長期理性。

2. 互補而不構成直接競爭的經貿關係和供應鏈關係

我們評估中俄間基於自然稟賦、工業能力、政策偏好、文化偏好和地緣限制等等因素，我們可以發現中俄間的經濟分工和供應鏈關係是雙邊的互補利益，是基於文化稟賦和自然稟賦而衍生，會長期維持,互相支持且深化發展，彼此基本不構成宏觀上的經濟和產業競爭關係。

在全球範圍裏我們知道俄國在石油、天然氣、糧食、化肥和礦產這類大宗商品上處於一個主要地位，俄國自然也是中國經濟和供應鏈上的重要的大宗商品的戰略來源，是中國重要的利益。這關係到中國製造的邊際成本、經濟穩定和生產循環。同樣，在全球類似中國這樣的能夠消化如此大規模大宗商品的長期單一市場非常少（尤其在西方對俄國的長期制裁的背景下），這更是俄國的戰略需要。

同時，隨着中國製造全局性的均衡增長及技術力的提升，隨着西方撤出俄國市場，中國的主要工業產品和技術面臨一個歷史性機遇對西方在俄國建立的市場壁壘和技術壁壘進行替代，從而形成“資源”交易“物品（技術）”的中俄貿易循環和供應鏈關係，並且可以逐步實現兩國間交易的“去美元化”。

而在面臨國際制裁下的俄羅斯，其工業生產效率和農業生產效率因為可以得到來自中國的產能和技術的支持，不但可以有效維持俄國社會生活和經濟生活的運轉，同時可以有效的幫助俄國控制通脹水平而穩定俄國的金融與財政，這將綜合形成一個體系支持俄羅斯在其主要戰略威脅方向上投放力量。

綜上，中俄貿易的高度互補性和供應鏈關係是彼此重要且均具有戰略意義的長期利益。

但是本節還需要衍生討論的是上述關係是一個階段性的現象，還是一個長期的結構性分工。換言之，這需要我們評估長期背景下俄國與中國的經濟關係是否會邁向更具有競爭性和衝突性，從而導致北京對莫斯科產生類似“美國製造”對“中國製造”的憂慮。對此我們必須更深入的分析俄國的民族性和經濟地緣關係，來對這種前景進行一個判斷。

從文化上來説，俄羅斯民族心理是由其獨特的地理位置、歷史經驗、多民族文化和自然環境共同塑造的。這種心理特徵使得俄羅斯成為一個兼具東西方特色的國家，但漫長冬季嚴寒的自然環境和歷史所暈染的底色是俄羅斯民族精神的內在核心與本能性格。

傳統上的俄國人注重精神需求，輕視物質享受、崇尚集體主義，追求平均分配、有尚武精神而排外，整個民族整體上充滿了不安全感，俄國人厭惡資本而重視土地，俄羅斯傳統上就缺乏經商傳統和文化，相反是有着草原軍事文化傳統的一個民族。只有基於以上精神世界的偏好才能在嚴酷的西伯利亞環境下維持族羣的團結和存續（漫長的冬季缺乏陽光也缺乏進行生產活動、商業貿易和大型社交的條件），物質世界決定了意識世界要如何適應環境，建立宗教和構建觀念（認知）——民族性本身就是自然選擇的結果。

總體而言，俄國人勤勞又懶惰，激進又保守，智慧（理性）又愚昧（迷信），這樣的“矛盾性”與“不可琢磨”就是俄羅斯的“文化之謎”。

這個民族文化心理的形成首先是地理環境和自然氣候造就的，同時也是宗教文化和歷史發展構建的，不會發生輕易的改變（即使有也是非常緩慢且反覆的）。俄國人在適應現代工商業社會和商業文化上相比傳統上崇尚勤勞質樸，精耕細作的農耕文化的中華民族有着天然困難——中華民族實際上存在悠久的經商傳統，並且很早就進行了海外貿易——畢竟一個生產型的國家天然會自帶貿易天賦。

換言之，在輕視享受而追求精神，崇拜苦難而以聖愚自詡的俄國人在文化心理的意義上不會“嫉妒”中國人取得的商業成功，也不會有強烈動機去“追求”取得這樣的成功，漫長冬日下的孤獨而封閉的村社文化是俄國人習慣且可以接受的，正如目前的俄國對於切割了與西方主流經濟圈的聯繫並沒有如西方以為的會引發俄國社會普遍的政治動盪和恐懼——俄國人對於被孤立有很高的心理閥值。而“物質與世俗”的中國人也無需“擔憂”俄國人會變得在商業上“長袖善舞”，俄國與中國對於彼此角色的分工其實在各自“精神世界的潛意識裏”均自得其所（所以揮舞鈔票在俄國人面前炫耀並不能贏得他們認真的尊重，很多時候中國人對此不能理解而感覺俄國人“沒錢但傲慢”）。

從地緣角度來説，俄國人作為一個整體本身就處於世界經濟地理版圖的邊緣（俄國處於歐洲文明的邊緣，也處於東亞文明的邊緣，也與美洲地緣隔絕），而缺乏足夠大的經濟腹地和交通條件來支撐俄國向工商社會的高級階段發展。

從十七世紀的荷蘭算起，一直到中國大陸能發展起製造業來進入國際貿易大環流，這些國家和地區均處於温帶或都擁有暖流流經的沿海港口。俄國雖然有漫長的海岸線，但是幾乎都是冰封海岸，著名的摩爾曼斯克港年吞吐量還不到1000萬噸。

在這個意義上來説，有着漫長海岸線的俄國本質上是個“內陸國家”，根本不具備大規模開展海上貿易的條件（俄國長期以來的對外戰爭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尋求一個“不凍港”）。

俄羅斯港口條件不行而內陸運輸條件更差。有一個典型的例子，在俄羅斯1709萬平方公里的國土上通行條件達到中國省道標準的高速道路只有2719公里，符合中國高鐵標準的鐵路為0。

導致俄羅斯道路運輸條件如此之差的原因並不是俄國人沒有財政投資能力或者對此沒有認識，單純就是因為俄國廣袤的土地自然條件過於惡劣，凍土層的融化和再凍結會導致路基顯著的沉降和路面裂解，加上氣候導致的施工週期每年只有幾個月，導致公共交通的養護難度巨大，施工成本極高。

整個國家的道路運輸效率差到不能支持俄國向烏拉爾山脈以東進行大規模移民和推動城市化與工業化是俄國百年來非常痛苦（甚至致命）且一直不能解決的問題。

因此，俄國在發展經濟和規模製造業的問題上存在人口規模小、國內市場小、地理和自然環境限制大，遠離世界主要經濟中心和市場，缺乏優良的內陸交通體系和對外貿易航路，無法融入世界主流貿易環流。也就是俄羅斯整體如果想向中國看齊在經濟地緣上是缺乏足夠的經濟腹地、地緣條件和自然稟賦。俄國經濟對於資源型的大宗商品的貿易依賴是基於比較優勢的鎖定和不得以，這個“資源陷阱”是俄國自身無法擺脱的。

基於上述更底層的理解，中俄在經濟發展、商業貿易和供應鏈分工上存在文化和自然稟賦上雙重對於彼此角色的錨定，也就是這種經濟角色分工的穩固性並不會因為兩國政府和人民的主觀能動性而產生重大擾動。

中俄在經濟關係和供應鏈上是天作之合。

3. 高水平的國際合作與區域合作

中俄兩國作為重要的地緣政治力量，兩國的高層的頻繁交往，個人友誼深厚，雙邊高水平的國際合作與區域合作不僅有利於雙方自身的發展，也對地區和世界的和平穩定產生了積極影響，這種合作是是兩國重要的外交政治資產。

這些政治資產中核心的是兩國軍隊保持着定期的軍事演習、定期聯合巡航和彼此作戰指揮機關的戰略協調和聯合指揮能力的持續構建。此外，中俄兩國還共同組織或參與了許多區域協調機制和國際組織，如上海合作組織、金磚國家等。這些機制和組織為兩國提供了一個交流和合作的平台，促進了雙方在經貿、文化、教育等領域的交流與合作。

通過高層的互動和共同推動區域合作進程，中俄兩國不僅加強了自身的經濟實力和國際影響力，也為構建世界多極化和協調重大國際問題提供了外交槓桿和抓手。

4、哲學傳統和意識形態上存在互相理解的基礎

    中國和俄羅斯的哲學傳統在思維方式和思想內容上有一定的共同點，尤其在集體主義、自然觀念以及對家庭倫理上。同時雙方共同經歷的共產主義革命的歷史帶來的情感和組織文化的互相理解能夠很好的避免雙邊在意識形態上的深度隔閡。

中國哲學中的集體主義傾向、天下大同的“平均性”和家國情懷與俄羅斯文化中對社羣和國家重視的“東方性”有趨同的精神共鳴與審美偏好。此外中俄兩國在哲學傳統上均強調社會倫理和有較強的集體主義色彩，提倡個人自由是建立在不對羣體造成衝突的基礎上實現，兩國傳統上對於社會的公平性有着永恆的追求。在自然觀念上兩國傳統均保持着對自然的共同敬畏和順應，在精神追求上雙方均有深刻的追求個人精神上超脱的傳統。兩國在哲學和歷史經驗上存在共同語言，這使得中俄間在文化與意識形態領域可以避免極端的觀念衝突而有互相理解的基礎和價值判斷上趨近的偏好。

這也是俄羅斯文學和蘇聯文學能夠長期且容易在中國產生吸引和引發共鳴的一個重要方面，也就是在文藝的底層中俄兩國共享了一些趨同的價值偏好和意識觀念，這是雙邊重要且有歷史性的共同長期利益。

5、技術、教育和科學研究的共同合作

中俄在科技創新和教育領域的合作加強，非常有利於俄國的工業體系的維持與升級，雙邊採用共同的底層技術和工業標準，同時共同實現科技應用的轉化會帶來長期的利益和互相錨定的效果，比如在原油的勘探、開採與煉化上採用中國技術替代西方供應商是有戰略價值的。同時俄國的智力資源對中國基礎科學、軍事工業和工業技術發展長期以來提供了有益的補充，這依然是我們重要的利益。

三、中俄之間存在哪些矛盾點

中俄彼此之間除了廣泛的共同利益，也必然存在矛盾和爭議。瞭解這些矛盾和爭議也將有助於我們理解中俄關系本身，本文主要談三個主要方面。

首先，俄羅斯整體上對於蘇聯傳統勢力範圍和遠東地區保持着高度的“領地意識”或者“分離焦慮”，對於中國基於經濟、安全、文化和政治等維度加強和上述地位國家或者區域開展更高水平的合作始終保持着懷疑和某種限制。

我們重點用東北的情況舉例説明。我們在遠東地區的服務於東北復興的東北亞經濟一體化進程就必須考慮俄國的因素的限制和干擾。實際上，東北地區的經濟地位和工業能力的消漲底層上是被東北地區的經濟地緣和政治地緣的起伏漲落所決定的。東北的興起本身因為“蘇聯體系”的存在和“歷史的際會”所建立起來的存量優勢綜合形成的先發優勢所鑄就，同時因為政治地緣上東北的地位，長期以來東北的經濟處於整個中國經濟版圖的上端。

經濟發展作為地緣政治經濟的子系統，必然受制於地緣空間秩序的變化。東北經濟在蘇聯解體和改革開放後，東北地緣上偏居一隅，距離中國內部核心人口和市場較遠，同時關鍵的是離可以直接進入全球國際貿易大循環的生產基地和南方港口更為遙遠，東北經濟的內生迭代能力受到抑制。同時東北由於地緣的相對封閉而不能形成支持大工業循環的龐大經濟腹地——內循環潛力太小，人口規模不夠；外循環受限於地緣和自然稟賦，沒有條件（俄國遠東本身也不構成市場）——我們可以把東北視為一個“具體而微”的俄國東歐平原看待——東北幾乎是一個獨立且封閉的“單一市場”。

我們需要解決東北的復興問題顯然並不是去討論所謂“東北的文化落後或者國民性”問題，而是着力打破東北在經濟地緣上的封閉性，使得東北能夠更為深入的嵌入中國經濟內外兩大循環體系中去。

因此我們需要的東北復興方案的核心其實是兩點：1、建立東北亞經濟一體化，核心是整合俄國、朝鮮、韓國與日本形成一個區域開放的經濟循環和市場，擴大“東北製造”能直接進行“內循環”的輻射的人口規模和市場規模，併為東北獲得良好的進入國際貿易外循環的地緣空間和港口條件；2、次要的一點是強化與俄國遠東的經濟聯繫，為東北的復興獲取廉價且優良的大宗商品來源建立穩定的渠道。

但是很明顯的，我們的上述戰略在莫斯科都未能得到良好的響應，莫斯科非常懼怕東北亞一體化後的東北對遠東產生的虹吸效應和地緣政治後果會導致遠東對於莫斯科的離心傾向得以強化，也擔心中國人大量定居和“佔據遠東”。我們的東北亞一體化戰略除了美國在影響韓國和日本外，朝鮮在該戰略中的國家政策深度受到莫斯科的影響。

實際上，俄羅斯的遠東地區開發對於東北復興的意義並不大，俄國的遠東只能作為一個資源的上游來源而不構成一個大循環的經濟腹地。假定東北與朝鮮半島的經濟融合可以深度的進行，東北直接輻射的市場人口規模將直接增加7900萬人，區域市場人口規模將上升到1.77億。如果日本可以整合進來，區域市場人口規模將直逼3億以上，且中產階級佔比很大，東北經濟的稟賦基本面將煥然一新。

基於經濟循環的基本邏輯和東北自身的稟賦，東北復興有沒有俄國遠東並不重要，就算不考慮日本的加入，只要朝鮮半島的地緣環境得以改善（東北經濟發展的核心地緣問題其實是朝鮮本身，以及更進一步的朝鮮半島問題），俄國的遠東即使莫斯科反對也將自然被“融入”這個區域經濟的發展——單純朝鮮的基礎設施的更新建設就可以對東北經濟產生很大的拉動——這是經濟規律和人性所決定的。但莫斯科在朝鮮施加的作用對於我們的東北復興戰略是影響極大的——朝鮮與韓國的地緣關係以及朝鮮本身對融入中國經濟大循環的猶移和抗拒——我們沒有觀察到俄國人在其中就東北亞經濟整合進行積極的推動（其實也可以理解，遠東的發展不會導向與莫斯科的融合，相反會向“外國”傾斜，莫斯科發展遠東的政治意願其實是存疑的。這個部分在《由烏克蘭危機出發的一些階段性思考》有描述）。

考慮到諸多地緣政治的因素，北京長期以來對於朝鮮及莫斯科在朝鮮的政治影響保持了剋制，也對於推動俄國遠東的開發本身保持了忍耐，這毫無疑問影響了東北本身的經濟和社會文化的發展，並導致了東北的衰落趨勢始終未能得到良好管理。

我們在新疆和中亞區域的“一帶一路”的很多戰略同樣有類似東北的這種情況，這個問題毫無疑問是中俄間的矛盾點且應該要被逐步尋求解決，並且烏克蘭危機對於一定程度上解決上述問題構成了可能的政治條件。

其次，俄羅斯在外交戰略上始終有壓迫或者引誘北京採取激進方式陷入與西方進行直接衝突的意圖（無論是金融的、政治的、外交的、最好是軍事的），這對我們構成了戰略風險和外交壓力。

早在2008年俄國就建議過聯合拋售美債，而俄國總體上也不斷的基於自身的國家戰略的對西方的應激反應所形成的“外部性”，有意無意的對於北京自身的國際關係博弈空間施加了干涉和牽引，對於北京按照自身節奏去推動多極化或者穩定全球金融與貿易環流的訴求構成了很大的不確定性和挑戰，推高了北京的參與國際治理的成本，其中尤其以最近的烏克蘭戰爭為頂峯。

我們非常清楚的發現大國思維的深度與複雜度都是很多面向的，而俄國非常善於利用中國的存在作為對西方的地緣政治槓桿（間接策略）來謀求自身的戰略利益，北京在很多時候不得不適應這種“利用”來應對這種“新現實”對於我們國家利益的損害或者機會。

我們依然可以用烏克蘭問題作為例子描述中俄間這種策略博弈的基本面貌。我在以前回應一位尊重的朋友時説過，在俄國與西方全面脱鈎且進入嚴重地緣政治衝突的當下，莫斯科比任何時候都希望北京的南邊有事情發生（南邊主要是台灣問題，還有印度問題），俄國不希望北京的注意力可以輕鬆關注北面或者中亞，這與友好不友好無關，與莫斯科在烏克蘭問題上要尋求北京對俄國的支持也無關。

當前，普京壓倒一切的政治需要是俄烏問題，所以這也是俄國弱點被暴露充分的時候，普京也擔心北京會過度利用俄國的虛弱（這是帝國的生存本能）。如果北京在南邊有事，北京等於也暴露了重要的需要或者不得不分配主要的精力在這個重要政治議程上。

在莫斯科的視線裏，無論這個“南邊有事”——無論是朝鮮半島的動盪、台灣獨立、印度邊境危機或者其他——會如何製造亞太的動盪，這都比北京在安全問題上對莫斯科無所求要好很多，尤其是這種南邊的事情可能導致北京與美國產生直接衝突，那就是太妙了——莫斯科是非常希望北京能夠在烏克蘭問題上向俄國做更加清楚和明確的“一邊倒”的——莫斯科也正在做這樣的工作。

因為莫斯科是非常清楚的，如果北京與美國發生直接的地緣危機或衝突是高度有利俄國的事情。這會使得我們不能集中注意力運作於俄國目前暴露的弱點上，而使得俄國不需要釋放更多其傳統勢力範圍的資源給予北京（比如我們對中亞或者遠東的進取心會因為這個原因被削弱），並且我們會更加容易被綁定支持俄國，強化莫斯科與北京的議價能力（與美國直接衝突的情況下北京對俄國的支持不但不會被削弱，相反會加強），這是結構轉換的自然邏輯。

大家都清楚任何落水的人都希望有人拉自己一把，但是也不希望付出傾家蕩產的代價（或者叫儘量減少代價），那麼最好的情況就是那個會游泳的人也在水裏——我想在佩洛西去台灣的那個晚上莫斯科已經開了一房子伏特加，只是因為我們忍耐而使得普京沒有喝醉。

以台灣問題來説，對莫斯科來説“希望台獨激進”和“支持大陸統一”這兩點並不矛盾——既然烏克蘭危機發生了，普京天然希望美國與北京之間存在更強的衝突，那麼在俄國的“鼓勵或者示範”使得北京和美國在衝突路徑上“邁出勇敢一步”，這是策略博弈上的自然期望，這無所謂信任和道德——最新對於這個議題的激勵是普京明確説“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在世界主要大國裏這是唯一進行如此明確表達的，甚至這個表達也比俄國過去一兩年來的表達更積極且明確）。

我毫不懷疑莫斯科期待北京面臨這樣的地緣戰略形勢——也就是中美在衝突路徑上被固化下來，並相持於日韓形成“新前線”——這將為俄國創造北京對莫斯科“更為深刻”的長期安全需求。

總結起來我們就知道，北京的外交生態和地緣形勢都被俄國拉扯和強加了很大的外部性的負擔，我們受限於此，也必將利用於此，就像我們受限於“烏克蘭危機”，也利用了“烏克蘭危機”一樣。

其三，俄國長期以來在工業技術標準的採用、經濟融入方向和文化心理建設上對於西方傾斜，並且對於東方存在某種心理上的歧視。這個歷史現象也構成了中俄間合作水平長期未能達到應有的高度，並長期導致了雙邊經濟和文化合作的水平較低，雙邊都未能在彼此的社會培育出強大的利益階層和文化影響服務於中俄關系的潛力發揮、社會心理的接近與合作水平的提高。

這不但導致俄國社會對於中國人在俄國經商的營商環境的主動培育和心理接納長期未能令人滿意，同時在中國社會俄國角色的長期空缺也使得俄國沒有能力影響中國社會各階層並汲取資源服務於雙邊的經濟和政治需要，這與美國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中俄民間積累了大量的偏見和衝突，也長期使得中俄經濟聯繫非常淺碟，這種低水平的循環已經是雙邊關係中一個非常不適應需要的存在，有待解決。

實際上這個問題宏觀上看依然還是中國對俄國的相對優勢還不夠高，優勢建立和形成外部性的時間不夠長，雙邊經濟的底層合作（貿易合作不夠底層，這是個非常淺碟的經濟關係，價值外溢性不強）不夠深入，雙邊共同受益於兩國關係發展紅利的社會階層不夠多且強大。

中國人比俄國人強大且有文化優勢的時間太短了，歷史記憶上俄國人還未實現觀念的更新（俄國無論是對華戰爭的歷史記憶還是蘇聯老大哥的意識殘留），這些還在支撐俄國社會對華的觀念偏見。

中國的GDP穩定保持在對俄羅斯十倍以上的優勢的情況下，已經構成了對俄羅斯社會文化心理施加影響的基本條件，如果中國能夠在技術標準、工業製成品與品牌實現對俄國的優勢輸出，佔領俄國相對比例的市場空間並且站穩腳步，十幾年後中國就將能在俄國社會培育出基於中國技術、文化、品牌、商品和生活方式的廣泛且強大的利益階層，從而實現對於俄國心理上對中國的平等接納和俄國社會對於中國人營商和旅居環境的適應性改善。

而要徹底的讓俄羅斯這個“戰鬥民族”在文化意識上與中國更為平等，我們不但需要時間來強化優勢差，更需要具有標誌性的事件來在國際關係角度進行強有力的權力宣示。

這個標誌性事件必須也只能是北京漂亮的解決台灣問題，中國將以這個重大地緣政治事件重構整個世界的對華觀念與歷史記憶，“台灣迴歸對亞太地緣政治結構的重塑，進而對全球權力格局的影響”就是新中國邁入“新時代”後的“新宣言”。

俄羅斯民族是會非常明確且看得懂這樣的宣示，因為這是基於暴力和政治的宣示——而莫斯科不相信眼淚。

四、中國需要什麼樣的一箇中俄關係

行文至此，我們分析了中俄的地緣結構的穩固性，我們分析了中俄利益關係的長期性，我們也分析了中俄間矛盾的一些特點，我們可以對中國需要一個什麼樣子的中俄關系開始建立一個認知框架，在這些基礎上我們可以開始簡單的回答這個問題。

我們可以很清楚的知道，中國作為世界主要供應鏈中心國家，天然對於維護世界貿易體系的開放性、流動性和包容度存在特殊的政治需要，我們並不擁抱封閉和孤獨。

同時由於中國巨大的規模和均衡增長所形成的國家能力，中國可以獨立維護自身合理邊界內的國家安全。所以中國不必針對第三方與俄國形成一個軍事聯盟或者安全聯盟，並以中俄關系為基石構建一個類似北約或者華約的體系，這會對我們的戰略自主形成嚴重的抑制，並且我們無法基於自身的能力對俄國的行為形成管控。

相反我們如果試圖去建立這樣的條約體系，我們本身將被其綁架，在其中得到最大戰略利益的可能會是莫斯科。

當然，北京也清楚目前及可見未來最為強大的戰略競爭對手和主要威脅對象是以美國為中心的西方軸心體系，該體系同時也對俄羅斯進行了極為接近歇斯底里的擠壓，同時這個體系也在汲取全球南方國家的血汗來維持其霸權。在這個全球國際關係角度來説，北京知道維持一個“統一戰線”和構建一個“給全世界的第二選擇”是對中國應對這樣的競爭和維護自身和平發展權益非常重要且關鍵的哲學思考（這裏多解釋一句，肯定有人會誤會，但既然是“第二選擇”就意味着北京並不是以顛覆者和“彼可取而代之”思考去搞“爭霸”，我們只能以一個建設者的身份主張我們參與全球治理的方式並形成制衡或自衞）。

中俄關系是整個“統一戰線”和“第二選擇”中不可或缺的戰略基石之一，對此我們必須有着生存本能般的認知和堅定投入的意願。

於是我們可以基於中國自身的利益將中俄關系的一切進行歸納，我們可以清楚的將其定義為一句話：中國將竭力避免“北京認知”裏的俄羅斯的戰略失敗，但中國不會去支持“莫斯科認知”裏的俄羅斯的戰略成功。

在“避免俄國戰略失敗”與“不支持俄國戰略成功”兩個圓所形成的交集部分，以及莫斯科為此支付的“價格”（這裏不考慮兩國關係的外部性對於世界的影響所帶來的超額收益），就是北京對於莫斯科雙邊外交關係的全部投入和邊界所在。

我們可以借目前正在進行的烏克蘭危機對這個歸納進行簡單的詮釋。

(1) 世界已經看到中俄關系上北京並非“一面倒”

北京距離所謂支持俄羅斯尋求其戰略成功保持了很大的差距，北京對於俄國迄今為止的全部外交和政治支持以及雙邊經濟聯繫都符合聯合國框架下的相關規定。

從公開途徑可以輕易看到如下情況：

1) 北京從來沒有支持或者讚許俄羅斯對烏克蘭的軍事行動；

2) 北京也從來沒有承認俄羅斯主導的烏東的全民公投；

3) 北京也從來沒有承認克里米亞是屬於俄羅斯的領土；

4) 北京也從來沒有對俄羅斯目前進行的軍事行動提供直接的武器、情報和其他技術支持，如美西方對烏克蘭那樣做。

北京公開且明確的政治立場是“各國主權、領土完整都應該得到尊重，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都應該得到遵守，各國合理安全關切都應該得到重視，一切有利於和平解決危機的努力都應該得到支持。”

北京對於俄羅斯的行為表達了一些理解和尊重，但這不等於北京同意並且會對俄羅斯在烏克蘭形成的地緣後果進行政治承認，或者在上述行動中為俄羅斯提供直接甚至下場的支持。

換言之，北京絕對不會先於烏克蘭政府對於俄羅斯在烏克蘭“創造的現實”進行明確的承認，即使美國先於基輔對此表示“同意”，北京也會不置可否。

在上述邏輯下，可能很多人會覺得詫異，實際上如果烏克蘭能夠以自身的能力和軍隊——即使是得到了美國主導的很大程度的軍事援助但不直接下場的情況下（儘管北京這美國這種支持擴大戰爭的行為表示反對）——擊敗俄羅斯的軍隊收復烏東甚至是克里米亞（所謂烏克蘭的憲法邊界）——北京對此同樣“不會反對”，或者北京不會因為這個原因對俄羅斯進行類似美國對烏克蘭這樣的軍事援助，試圖讓俄國避免類似的軍事失敗。

假定如此，北京也絕對不會先於莫斯科對於烏克蘭實現了“收復全部憲法邊界”的“現實”進行直接表態，即使美國來北京揮舞俄國損失了一個集團軍的戰報，北京也會不置可否。

可以明確的説，北京不會介入阻止烏克蘭發動反攻，也不會介入俄羅斯發起的攻勢，戰場上的一切都要靠俄羅斯自己去承擔。北京在烏克蘭危機中是遵循軍事中立的原則，且北京同時保持了與烏克蘭和俄羅斯雙邊正常的貿易、外交、政治、人道主義、科技和文化交流關係。

北京目前對烏克蘭持有的立場和行動具備高度的道德理性和政治理性——北京明確反對了所有刺激戰爭爆發的行為，也明確反對了所有維持和擴大戰爭的行為。這個立場同時得到了戰爭直接當事雙方——莫斯科與基輔的讚許——這顯示了北京在烏克蘭危機問題上高度的藝術性，使得各方都可以“各取所需”，這符合中國的國家利益。

北京用實際行動表明儘管北京重視與俄羅斯的雙邊關係，但是莫斯科並沒有在北京這邊拿到一張“空白支票”，使得俄羅斯可以去“填空付賬”——北京對於滿足莫斯科認知裏“俄羅斯的偉大復興”並不會給予“授信支持”。

(2) 北京還將向世界證明中俄關系的另一面

中國對於俄羅斯的政治安全的穩定性存在特殊的國家利益，俄國如果發生了重大的組織坍塌，將對中國北方的地緣安全和全局的政治安全與發展利益構成嚴重挑戰。

當戰爭的政治目標不是以結束當前烏克蘭危機本身而是有明確的證據證明事態的發展可能會導致俄國的中央政權發生重大風險，也就是當前的烏克蘭戰爭的邊界突破了“基輔VS莫斯科”的基本結構，北京都會視為這是對中國國家利益的重大戰略威脅，北京對此不會坐視不理。

我們假定北京發現了下列一些跡象（包括但不限於）：

1) 當西方系統性給給予烏克蘭相當數量的長距離的彈道導彈和巡航導彈、提供給基輔俄國境內目標的標定支持，並允許烏克蘭向俄羅斯本土進行這樣的攻擊（所謂美國瞄準，基輔開槍）；

2) 當美西方突破現在協助指揮、提供武器援助、財政援助、提供情報和電子戰支持的政治邊界，以自身的強勢空軍直接系統性的進入烏克蘭試圖設立“禁飛區”或者參與進行“戰場掩護”；

3) 當美國與歐洲成建制的直接以重兵集團進入烏克蘭戰場參戰，哪怕是以所謂“自願軍”方式；

4) 當美西方向烏克蘭移交核武器或者其他大規模殺傷性武器；

5) 當美西方在其他戰略方向上有向俄羅斯發起直接軍事行動的跡象；

6) 當美西方有開啓戰時體制的跡象向總動員方向發展的情況下；

如果發生了上述危機的重大外溢和升級並明確可能導致威脅到中國的國家利益，中國可能將視不同的情況升級對俄羅斯的不同程度的支持，提供包括財政、情報、電子戰能力、野戰防空、要地防空、軍事裝備的轉移支付等一切必要援助，極端情況下不排除中國也將進入總動員，以確保局勢得以平衡。

任意情況下北京都不會直接進入烏克蘭戰場作戰，也沒有這個必要，俄羅斯有足夠的人力資源、工業能力和核武器在家門口進行抵抗和堅持，但是西方應該清楚只要中國在目前的立場上稍微向俄羅斯方向進行一點傾斜，就足以在烏克蘭平原的戰場上引發一個強烈的地震，改變一切預期。

隨着軍事技術的進步（雖然現在不能完全實現，但陸權已經開始且終有一天可以實現對海權具備全球觀測，超遠程打擊的能力）、同時隨着貿易中心、大宗商品中心、增量市場規模、去美元化的支付體系的逐步探索和供應鏈中心的脱西向亞，全球在地緣競爭上已經不是基於海權對陸權的制衡為基本邏輯了，人類文明將日益轉型為“以陸制海”。

這是一個關鍵且有歷史意義的大轉換，很多時候並不為人所注意，但這是中國思考中俄關系長期前景並進行戰略設計時必須要有的哲學能力。

因此在中國需要上，我們與俄國的關係宏觀上來説應該説是儘量確保俄國與中國間的基於地緣安全的協作關係不斷深化和加強，確保在整個亞洲的東部形成一個穩定且和平的超級陸權中心。

這個超級陸權中心將以其內部緊密、和平和蓬勃發展的政治經濟安排、綿密的供應鏈關係、高度協調又獨立靈活的安全合作機制、龐大的地理空間，工業能力和人口規模、全面且深厚的自然資源稟賦、活躍而多元的文化創新、強大的軍事能力與戰爭潛力共同構建一個巨大的權力中心。

這個中心將對整個人類社會的穩定產生一個戰略基石的作用，從而為人類社會的長期發展提供和平、安全、供應鏈可預期和其他的公共產品和政治保障，並以此對西方霸權體系構成強大的制衡，使得全球南方國家被單極霸權所剝削時具備博弈和談判的能力（給予世界“第二選擇”，全球南方國家可以在不得以時相比過去發現自己可以得到從支付體系、基礎設施、供應鏈支撐、金融授信到安全保障等等其他“非西方”的選擇）。

這將決定性的將美西方維持過去霸權的統治方式的成本推高到其不可承受的程度，進而使得這個耗散系統難以維持，世界將進入明確的、更民主和更具有建設性的多極化時代。

中俄背靠背關係存在的本身就像星座一樣閃耀在人類地緣博弈的天空中，其巨大的重力是不容忽視的，中國的國家核心利益必將受益於此（比如“一帶一路”戰略就受益於中俄關系的進展）。

我們相信上述緊密但又互相獨立的中俄雙邊關係和這個關係在全球地緣競爭上對於雙邊的意義也是莫斯科的戰略資產，中俄兩國在這個邊界範圍內完全可以相向而行，沒有特別重大的內部結構性矛盾形成斷裂點。

正是因為中國所需要的中俄關系的基本架構是莫斯科也可以接受的（包括我們也不指望莫斯科會為北京的戰略勝利付出過多，但是我們可以信任莫斯科會支持北京的政治安全），那麼這個關係本身才能是北京所能去追求的政治目標，也是北京可以實現的政治目標。

中俄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是具有深刻的政治和歷史理性的哲學思考的結果，是現實主義的，也是具有普世性的，是可以服務於兩國人民，也可以服務於全人類的。

我們應當祝願新時代的中俄友誼萬古長新！

五、結束語

作為一個臨時起意又邊寫邊想的文章，這個文章也該結束了。並且這個文章的長度超過了我自己的預計，以至於在公眾號這個小店上菜時標題編號起得毫無章法，只能請客官見諒。  

在本文的最後，我突然想起了毛主席的一句話，這句話非常精闢而完成的可以回答中國人需要什麼樣子的中俄關系，比小店整個文章更為精闢。

毛主席説：“美帝國主義者很傲慢,凡是可以不講理的地方就一定不講理,要是講一點理的話,那是被逼得不得已了。”中國需要的中俄關系恰恰就是一個讓美國人“要講一點理”的關係。

這真算得上是“如是我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