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鄭永年：拜登的認知以及他的“信息繭房”_風聞

5月28日，美國總統拜登在白宮辦公室接受了《時代週刊》（TIME）的採訪。在採訪中，拜登就一系列國際和國內問題發表了自己的看法。今年4月底，前總統特朗普也在佛羅里達州接受了《時代週刊》的採訪。專訪中，特朗普討論了他第二個任期的議程，包括驅逐數百萬非法移民、改善美國公務員制度，以及對墮胎、犯罪、貿易、烏克蘭、以色列和本輪選舉中政治暴力可能性的看法。相比之下，拜登在採訪中更關注全球風險、美國的聯盟體系、北約現狀、氣候變化、核武器、俄羅斯和中國等問題。拜登還特別批評了特朗普政府的單邊主義政策，並強調多邊主義和國際合作的重要性。拜登還詳細討論了他對印太地區夥伴關係的看法，認為美國應通過多邊機制來應對中國的崛起。作為世界霸權的“老大”，美國所有決策的外部性後果需要由整個世界來承擔。也就是説，美國總統對世界的認知及其認知之上的政策具有巨大的外部性，會對世界安全產生巨大的影響，因此及時分析美國的對外尤其是對華政策變化趨勢具有重要意義。在此背景下，《大灣區評論》編輯組以拜登在《時代週刊》的受訪內容為背景，與鄭永年教授展開了一番對話。

鄭****永年談美國總統的“信息繭房”

PART ONE

**從世界範圍內看，很多領導人已經無能把自己的“意志”和自己的“能力”區分開來了。當領導人受到民粹“裹挾”而“意志”高昂的時候，就會作出錯誤的決策，全球風險就會陡然增高。尤其是美國，作為世界霸權的“老大”，其所有決策的外部性後果需要由整個世界來承擔。**換句話説，美國犯的錯誤需要由其他國家來承擔後果——不僅僅是對美國有影響，對整個世界都有影響——尤其是在外交政策上，很多國家很容易成為美國政策的受害者。

美國一直在強調“中國威脅”，但實際地看，冷戰結束以來，哪一場戰爭與中國有關？又有多少場戰爭是與美國相關？冷戰之後捲入多國的所有戰爭都和美國有關，包括髮生在前南斯拉夫的科索沃戰爭，現在的俄烏戰爭、哈以衝突等，有些是直接捲入，有些是間接捲入。從這個角度看，美國總統對世界的認知很重要，因為在其認知之上的政策具有巨大的外部性，會對世界安全產生巨大的影響。

圖為6月4日發佈的《時代週刊》封面（圖源：時代週刊）

美國總統拜登接受《時代週刊》採訪，暴露了其處於**“信息繭房”現狀中**自身認知上的侷限性。我們可以從十個方面，討論其認知的侷限性：

**一是對世界領袖和聯盟的認知。**拜登認為，“與世界其他國家相比，我們已經建立了世界歷史上最強大的聯盟”，並且“仍然領導着世界的前進”。現實地看，美國聯盟的確是世界上最強大的，且美國仍在廣泛組建聯盟的進程中，美國也相信自身依然擁有對世界的領導力（leadership）。但是，這種認知是有很大問題的。首先在對“世界領袖”的認知方面，拜登陷入了雙重標準的窠臼。拜登強調美國的聯盟政策是基於價值之上的（value-based），同時又是基於實踐之上的（practical-based）。然而，實際上，其基於價值的聯盟政策明顯是帶有偏見的，而基於實踐的聯盟政策又存在“雙標”問題。在基於價值的聯盟方面，所謂民主政體之間的聯盟似乎仍然能符合美國的價值框架，但一旦論及沙特等中東國家外交，就轉為了基於實踐之上的聯盟。在美國那裏，無論是哪種類型的國家，都有美國與其結盟的合理性（legitimate ground）。**美國的標準就是，美國説哪種標準重要，就是哪種重要。那麼這種聯盟是不是存在雙標問題？實際上，拜登沒有真正要堅守的價值，美國就是機會主義者——為了美國的領導力，基於美國中心主義來制定外交政策。美國表明上扮演的是“領導者”角色，實際上扮演的是“強權者”的角色。**不要忘記了亨廷頓在《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中的結論——美國作為世界領袖，不要誤以為其領導力量來自於民主、宗教等價值觀，其實質仍然來源於軍事、經濟等硬力量。拜登認為，價值仍然是美國扮演世界領導者的基礎。

美國聯盟的基礎是不是如拜登所説的“世界歷史上最強大的聯盟”呢？二戰以後的美國聯盟，實際上就是一個反蘇聯盟，到現在，針對的主角變成了中國，僅在中國周邊的美國聯盟就有6-7個。但美國的聯盟之間是否足夠堅固？答案是否定的。美國的聯盟之間存在太多的問題：第一，美國聯盟表現出強烈的機會主義性質；第二，聯盟十分碎片化；第三，美國的聯盟是美國的“一廂情願”，並未顧及其盟國的需要。如果説，真正的領導力應當是推進世界和平發展，那麼經驗地看，美國的領導力更多導致的是衝突、戰爭和毀滅。所謂的美國的領導力是美國自我認知中的，目的是為了保障美國的中心地位。

北約於3月24日召開特別峯會討論俄烏衝突，圖為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在北約外長會後舉行新聞發佈會。（圖源：新華社）

**二是對北約的認知。拜登強調俄烏戰爭以來，北約更強大了，尤其是因為北約接納了芬蘭，推動了北約規模的擴大。實際上，對美國的盟友來説，這是北約衰落的開始。**北約仍然由美國領導，其中心是美國，但是美國的領導權越來越不能滿足歐洲的需要。所以，馬克龍才會提出，北約已經“腦死亡”（brain death）。**俄烏戰爭以來，北約是不是實現了拜登所説的“兩個團結”——美歐之間的團結和歐洲國家之間的團結？實際上，美國與歐洲越來越分裂了。**俄烏戰爭到現在，美國除了付出美元以外，並沒有付出很大的代價，實際上都是歐洲國家在承擔代價。那麼，歐洲國家之間是否更加團結了？也沒有。從政策層面來看，法國、德國各自跟烏克蘭簽訂了協議，這表明兩國在烏克蘭問題上的分裂。歐洲國家的外交政策越來越沒有一致性，內部發展因受到俄烏戰爭的影響而雪上加霜——無論是德國還是法國，都面臨民粹主義的問題與經濟發展乏力的問題。此外，德國的再軍事化如今被俄烏戰爭掩蓋了，但在未來會帶來更多的問題。一個再軍事化的德國對法國意味着什麼？北約不能使歐洲團結，現在的發展趨勢可能使得歐洲像過去那樣四分五裂。如果法德兩國不團結，那麼歐洲很難團結。

**三是對俄羅斯的認知。**俄羅斯沒有像普京所認知的那樣，能在短時間內實現在俄烏戰場上的戰略目標，但是俄羅斯也沒有像拜登所認知的那樣迅速“垮掉”。俄烏戰爭目前呈現了持久戰的態勢。俄羅斯已經渡過了2022年2月以來最艱難的時期。因為戰爭的需要，俄羅斯的進口替代工業得到發展。不管怎樣，俄羅斯仍然是一個大國。烏克蘭最好的時期就是歐盟跟美國團結一致援烏的時期，但最好的時期也已經過去。今後，如果歐美一定要拖垮俄羅斯，那麼戰爭的性質可能會演變。俄烏戰爭中，俄羅斯確實受到很大影響。戰爭使得俄羅斯與西方的對立越來越激烈。但從目前的態勢看，烏克蘭很難把俄羅斯搞垮，美國可能過高地估計了自己。

**四是對烏克蘭的認知。美國是否保護了烏克蘭？**烏克蘭實際上面臨更加嚴峻的局面。一是烏克蘭可能使用美國武器攻擊俄羅斯本土。二是如馬克龍所説，法國有可能派地面部隊進入烏克蘭。如果這樣，可能會導致戰爭性質的變化。俄烏戰爭是否會演變成世界大戰？這就看俄羅斯的認知了，要看俄羅斯怎麼定義“烏克蘭用美國武器攻擊俄羅斯本土”？普京早就説了使用戰術核武器的可能性。現在拜登也説，有可能使用戰術核武器。一旦開始使用核武器的話，性質就變了，對世界都將是一場悲劇。

**五是對氣候領域與新能源發展的認知。**拜登強調了他自己在氣候領域推動了諸多政策，但一旦涉及到中國，拜登便把氣候問題轉化成了地緣政治問題。例如，在拜登的認知裏面，並未把中國的新能源車產業發展和中國的氣候政策聯繫起來。對中國來説，新能源汽車產業是中國環境政策的一部分，既是中國自身追求綠色發展的結果，也是一個對世界綠色發展有影響的規模較大的產業鏈。基於此，中國出台了很多政策來支持新能源汽車產業的發展。哈佛大學的Dani Rodrik也認為，世界應當感謝中國發展這些新能源產業。中國的新能源汽車產業對氣候變化的減緩與適應（mitigation and adaptation）而言意義非凡。但拜登不這麼看，而是把中國新能源汽車產業視為威脅，鼓勵盟友圍堵中國的新能源車產業發展。這跟他所謂的“基於價值的聯盟”——追求環保、環保即人權等話語充滿矛盾，但符合其基於實踐的聯盟利益，符合美國想要圍堵中國的需要。

**六是對核武器的認知。**拜登的採訪裏面提到了朝鮮。在朝核問題上，美國是機會主義式的。只要是針對中國的，美國就會鼓勵其它國家相應的核能發展。美國只是在限制對其不利的核能的發展，如美國認為朝核問題威脅到其兩個盟友——日本與韓國，那麼將會作出不同的決策。在烏克蘭問題上，也是同樣的情況，用間接的方式去影響。核武器涉及到切實的安全問題，我們需要關注美國總統對核武器的認知變化。如同在其他所有問題上，美國的雙標也反映在核武器問題上。

2022年四邊安全（QUAD）領導人峯會（圖源：日本首相辦公室）

**七是對印太戰略的認知。**在印太問題上，拜登吹噓自己對提升美國在印太地區夥伴關係的重要作用。第一屆的四方安全對話領導人峯會（Quad Summit）確實是他在2021年拉攏促成的。對美國來説，印太地區的聯盟與夥伴關係在亞太的作用，相當於北約在歐洲的作用。美國的目的就是塑造六到七個小多邊機制，形成排他性（exclusive）的“團團夥夥”，針對的第三方就是中國。拜登所希望的印太地區的盟伴體系既是政治上，也是經濟上的聯盟。沒有人懷疑拜登的意願。但顯然，拜登高估了美國的能力。例如，拜登塑造了印太經濟框架，但由於美國不對外開放市場，所以對其他國家沒有多大的吸引力。

此外，**在印太地區國家層面，如果美國缺乏東盟的配合，那麼印太盟伴體系就很難發揮實際的作用。**實際上，印度就有自己的獨立外交，很難成為美國的附庸。所以，美國也不會像拜登所宣稱的那樣，在印太地區擁有那麼大的能力。

**八是對中東的認知。**美國在中東地區的失敗已經是一個典型案例，因為中東的盟伴體系既是基於價值之上的聯盟（value-based），又是基於實踐之上的聯盟（practical-based）。今天，美國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影響以色列的行為？以色列現在跟拜登的矛盾很深。美國否決了以色列與巴勒斯坦共存的“兩國方案”，但是越來越多的美國盟友，尤其是其歐洲盟友都承認了巴勒斯坦。在中東，美國遠遠高估自身的能力。

**九是對中國的認知。**在《時代週刊》採訪的過程中，記者並未主動提及中國，但拜登主動拋出三個主要觀點。**第一，他認為中國經濟處於“崩潰”的邊緣。**這一點沒有意外，因為拜登完全受美國近期的信息繭房所造成的的。最近一段時間以來，西方國家，主要是美國，發動了一波又一波對華經濟認知戰。説着説着，美國人被自己製造的信息繭房所包圍了。拜登根本不會從中國客觀的經濟基礎出發看中國經濟問題。

**第二，在台海問題上，拜登強調不排除使用武力來“保衞”台灣。**實際上，就台海問題而言，中國跟美國的解決思路是完全不同的：美國是有意願而沒有能力；中國不是沒有能力，而是強調“中國人不打中國人”這一意願。一旦這一意願發生變化，那麼巨大的能力就會釋放出來。

**第三是拜登提到了“一帶一路”倡議，**拜登描述了他眼中的中國“一帶一路”倡議對非洲的影響。這還是西方認知戰的一部分。近代以來，美國對亞非拉做了什麼？“一帶一路”倡議已有十年，中國在國際減貧、國際發展方面小試牛刀。十年來，中國通過“一帶一路”倡議在發展中國家進行了大量基礎設施投資，助力這些國家改變了面貌。印尼的雅加達-萬隆高鐵和老撾的中老鐵路都是中國援建的重要項目，這些項目不僅改善了當地的交通條件，還促進了經濟發展和區域互聯互通。相比之下，美國的基礎設施建設倡議（如PGII）在更多集中於戰略框架和高層次政策規劃，資金籌集和合作夥伴協調存在困難，項目推進緩慢，影響力遠不及中國。

2023年，美國無家可歸者人數超過65萬人，創2007年開始統計這一數據以來新高（圖源：福布斯新聞）

**十是對其內政問題的認知。**拜登在內政問題上輕描淡寫。美國經濟確實在發展、技術在進步，但美國的上層建築與生產關係之間出現了很大的割裂問題，收入分化、貧富差距問題突出。**甚至美國內部有人認為，美國內戰的可能性比台海衝突的可能性更大。美國總統應當是美國人民的總統，而現在多大程度上是分裂社會的總統？美國如今更像是美利堅分眾國（the Divided States of America），而非美利堅合眾國。**我們需要注意的是，拜登為什麼不在《時代週刊》多談些內政？不談內政本身是個大問題。拜登及其團隊的思路還是試圖把內政惡化的原因歸咎於外部，試圖歸咎在“民主與專制”之爭導致了美國內政的結果，塑造“中國在用一切來破壞民主”的印象。這些觀念是基於西方的價值，是西方陷入的信息繭房的一部分。

簡單地説，**無論是拜登還是特朗普，都是“美利堅分眾國”的總統，生活在自己的認知中，****限縮於他自己面臨的信息繭房中。****對中國而言，我們不要太過於關注美國方面是如何“認知”的，但一定要充分考慮這種“認知”產生的後果——其政策結果（consequence）。**我們不要重複以前的老路，被美國人牽着鼻子走，沒有必要過度反應（overreaction），還是要有戰略定力。要仔細觀察美國，從而產生務實的對美政策。

對話鄭永年

PART TWO

**邀請嘉賓：**鄭永年教授

**本期主持人：**袁浩延 馮簫凝

**對話時間：**2024.06.05

大灣區評論：

特朗普今年4月末也接受了《時代週刊》的採訪。採訪中提到了特朗普對於最高法院的影響，即任命了三位大法官，深刻影響了 Roe v Wade 法案判決的結果，使得美國墮胎權下放到了州層面。在今年美國大選的形勢之下，民主黨是否會採取政治動員，把保護墮胎權利的“pro choice”與民主黨綁定，塑造特朗普與共和黨反對墮胎權的形象？

當地時間2024年1 月 20 日，墮胎權支持者和反對者在華盛頓特區舉行抗議活動（圖源：衞報）

鄭永年：

美國已經面臨司法嚴重政治化的問題。**司法已經成為美國政治中的一種工具。**這是以前美國用來批評其他國家的話語，然而現在，美國正在做自己最“痛恨”的事情。

大灣區評論：

特朗普強調，他本人對墮胎議題的現狀是否感到舒適，並無關緊要，關鍵是決定權在美國各州手中，本質上還是特朗普任命的大法官做出的判決影響了墮胎權下放到州層面。在這種情況下，特朗普再當選是否會對美國政治的生態產生進一步的衝擊？

鄭永年：

美國司法政治化有自身演進的邏輯。美國的民主在早期是“精英民主”，後來演變為“中產民主”，現在變成了“民粹民主”。如今，民主制度受到民粹主義的挑戰。可以説，**“民粹民主”作為美國的上層建築，已經不適應現在的經濟基礎。**因為美國經濟制度的基本面無法改變，技術在進步，那麼留給美國的只有調整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別無他途。馬克思主義也可以用來分析美國——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不相協調。美國一直把自身的民主制度作為其最驕傲的制度自信來源。但是現行的制度已經面臨亟需改革的問題了。

美國的制度沒有與時俱進，現有的做法都是在破壞，而不是建設。過去，聯邦跟地方州政府對美國體制的運作是有共識的。如今，沒有人能夠提出應對美國當前問題的解決方案。美國政客的每一句話都是為了選票，而不是為了國家利益。

**在國家利益的構成方面，美國政客的認知也高度分化。**特朗普宣佈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議（TPP），強調是為了國家利益；拜登提出印太經濟框架（IPEF），也是認為這一舉措符合國家利益的需要。這就表明，美國政客之間毫無共識，在相互指責中不斷循環。

從這一背景看，可以預見，你所説的這些案例都會加劇美國社會的分裂，司法的政治化進程。

2017年，特朗普簽署退出TPP的行政執行令（圖源：衞報）

大灣區評論：

特朗普、拜登兩位總統都接受《時代週刊》的採訪。社交媒體現在也呈現出一種介入民主政體發展的趨勢，美國公民的政治參與已經趨向於全民參與政治的狀況。您如何看待美國公民權利意識的變化？

鄭永年：

從公民的權利實現來説，可以説現在是最好的時期。利益的表達不需要代議制了。現在，個體即可代表自我的利益。但“利益的表達”與“利益的實現”還是兩碼事，意志與能力之間是兩碼事。個體有能力實現自身的利益嗎？為什麼美國社會趨於使用暴力等非合作的形式來解決問題，這是因為社會羣體對現狀的改變越來越無能為力，這種無力感與美國社會獲得感的缺失相匹配。哪怕美國社會越來越強調自身基於價值的取向，但美國社會仍然越來越分化。墮胎就是這樣的案例，一州的女性在本州的規制下無法墮胎，就開車到另一個州去墮胎。這種制度究竟是好民主還是壞民主？對於美國來説，“民粹民主”的體制下，關鍵就在於如何應對“烏合之眾”的利益和需求。“烏合之眾”的利益無法自我實現，就可能會演變成“暴力革命”。民眾的權利意識有了，政治參與也有了，利益實現及其維護的目標能否實現呢？和平手段實現不了，肯定會通過暴力的方式表達出來。

**永遠不要低估“烏合之眾”的力量，**法國革命就是“烏合之眾”的影響結果。也可以説“烏合之眾”是政治精英所持的偏見，在現實中不一定是真正的“烏合之眾”。西方的民主以前確實比較有效，強調“無利益、不代表”。最明顯的就是使得中低收入階層有機會轉化為中高收入階層了。如今，西方已經無法同時促進經濟發展和社會流動（social mobility）了。

大灣區評論：

關於聯盟方面，拜登認為，美國最強大的因素之一就是擁有強大的聯盟。但特朗普認為，“不付錢的盟友要靠自己”。您怎麼看待這兩位總統對於聯盟不同的態度？以及不同的態度會對美國聯盟及世界產生怎樣的影響？

鄭永年：

對聯盟的看法上，特朗普的判斷是對的。冷戰以後，美國在全世界實現大擴張。**美國的利益深度嵌入到了世界各個角落。但是嵌入是有成本的，聯盟的維持是有成本的。**所以，對美國的帝國擴張，從奧巴馬時期已經在反思了。奧巴馬也是想從戰略上不重要的地方實現戰略收縮，推動重返亞洲（pivot to Asia）。特朗普執政後的思路是一致的，只是手段上比較激進。特朗普是現實主義者，強調美國盟友必須支付美國維持全球安全體系的制度成本，這也是理性的其中一種。拜登則與之相反，強調聯盟使得美國強大。實際上，這是一個硬幣的兩個面，特朗普強調“本土美國”，拜登強調“國際美國”。但問題是，本土美國是基礎。現在本土美國出了問題，就算美國在國際社會再風光，也無法解決其內部問題。

為什麼説特朗普是對的，拜登是錯的？這要看美國成立聯盟的目的，聯盟的存在就是為了針對另一個聯盟，蘇聯時期是為了聯合反對蘇聯，現在是為了聯合反對中國。冷戰以後，如果中國成為另一個蘇聯，美國維繫全球安全體系的成本不會太高。但事實是，中國自己不願意成為美國的“敵人”，更不用説成為美國盟友的“敵人”，中歐關係就是一個例子。美國的一部分人，例如行政當局，把中國看成“敵人”。**但是聯盟的認知是雙向的，除了美國的看法之外，美國的盟伴國家有自己的思考——歐盟國家有自己的思考，東南亞國家也有自己的思考。**今天，對歐洲來説，這些國家已經失去俄羅斯，不能再失去中國了；對東南亞來説，中美直接對抗會使他們的利益受到巨大的損害。所以，美國的聯盟體系現在反而是最弱的時候，因為事實上缺乏一個明確的敵對國家。這種聯盟手段都是美國認知的大戰略。美國打認知戰，就是希望中國順着美國的思路，成為和美國及其盟友的“敵對國家”。因此，我們一定要有自己的博弈思維與判斷力，絕不可以陷入美國認知戰所設下的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