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建華 |相激相生：20世紀中國的“革命”與“進化”觀念_風聞

陳建華｜復旦大學特聘講座教授、古籍所教授

本文原載《探索與爭鳴》202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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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現代中國紛繁複雜的歷史進程中，來自西方的各類思想觀念經歷了“理解”與“消化”，“改裝”與“重組”，乃至“創造”與“再生”。伴隨中西交匯，思想的種子在中華大地生根發芽，直至成長為參天大樹，深刻影響並塑造了20世紀中國的現代轉型之路。其中，“進化”可歸為這樣一個能夠長成參天大樹的種子。柯林武德指出：“19世紀的後期，進步的觀念幾乎成了一個信條。”毫不誇張地説，這一觀念也幾乎主宰了整個20世紀的歷史進程。這一原本出自自然科學的理論話語，隨着近現代西學東漸和救亡圖存浪潮而成為強有力的精神符號，進而構成一種普遍的宇宙觀、世界觀、價值觀。翻開20世紀的歷史，幾乎所有中國現代思想和理論建構中都可以看到其或隱或現的身影，正如嚴復筆下的“以天演為體”。“進化”在中國形成的“次生形態”，既是思想和世界觀意義上的，也是整個社會革新意義上的。在20世紀的很長一段時間中，“進化”與革命、現代化、社會發展等激動人心的概念緊密聯繫，在歷史語境中相互呼應、相互影響、相互轉化，共同繪製了這幅波瀾壯闊的歷史長卷，構成了社會持續演變的思想動力。一方面，“優勝劣敗”的危機感被植入國人認知深處，認為中國“必須”且“應該”變革，保守和復歸是毫無出路的；另一方面，進化主義試圖定義變革的合理化尺度，“激進”抑或“漸進”的緊張，構成尖鋭而持久的歷史變奏。

近20年來，人們驚奇地發現，天演和進化的文明敍事未必如曾經想象的那樣激動人心，構成進化乃至其整個語詞家族的基座已經不再堅實，甚至連同線性進步觀一起搖搖欲墜。超克進化論成為20世紀以來伏脈千里的一條隱線，遠的有康有為大同敍事的創造性轉化，繼而有五四互助論的曇花一現，進而有21世紀當下對數字時代的深度反思，蚍蜉和大樹在新的維度下有了齊物的意義。與此相關，在100年和20年的對勘中，我們要追問，“進化”作為一個源自自然科學的概念，如何演進為成熟的哲學社會科學理論？作為一種源自西方的觀念，何以成為中國人改造舊世界的思想武器？進化主義與中國相遇後產生了哪些新的形態和景觀，又是怎樣促成了政治、社會、思想文化的變革？今天人們需要從哪些角度進行審視和反思，以從中獲取全面、多元的思想資源？為回應上述問題，本期特邀王中江、陳建華、陳贇、劉大先、呂存凱五位學者，圍繞“進化”及相關話語的歷史語境、內在特徵、關聯概念、當代解讀等展開探討。

——編者按

費正清在《偉大的中國革命（1800—1985）》一書中，將20世紀中國的命運描述為一個漫長而充滿顛簸的“現代化”——從西方引進和發展科學技術——的進程。此書秉持西方視角，卻評估了中國革命在人類歷史上的偉大意義，且指出中國傳統文化對現代化所起的作用。從語言角度看，在20世紀中國，“革命”一詞如一根紅線般貫穿其現代化進程，其話語實踐以種種方式滲透於各個時期的政治、社會、文化等領域，成為政治合法性的象徵、民族危機的吶喊、羣眾運動的奇觀、圖騰與禁忌的儀式、文學與藝術的正典、日常現代性的活塞。一言以蔽之，如果沒有“革命”這個關鍵詞，中國近代史的敍事就會失去血髓和靈魂。

張灝提出，1895至1920年前後，由於新傳播媒介與新知識階層的出現，中國經歷了從傳統到現代的“轉型時代”，也形成新的思想論域，其中“革命”一詞主要通過英語與日語的翻譯而融入世界革命歷史潮流，更在“進化”觀念的加持下在整個20世紀中國產生巨大動力。就世界“革命”的基本意義而言，霍布斯鮑姆在《革命的年代：1789—1848》一書中針對18至19世紀的歐洲歷史提出“雙元革命”説，認為法國政治革命和英國工業革命“曾經改造，並繼續在改造整個世界”，這包含了兩種基本的歷史運動模式：一種是政治體制的激烈變革，包括暴力的顛覆；一種是科技力量和社會改革的漸進運動。當然，世界革命不止為中國提供了法國和英國的革命經驗，也包括日本的、俄國的，大體來説，政治、社會和文化等方面都離不開“革命進化”與“漸進進化”這兩種基本運動模式。

**首先須考察“革命”是如何經由跨文化跨語種翻譯並結合“進化”思想而展演其現代意義，****通過康有為、梁啓超、孫中山和鄒容，形成了革命進化與漸進進化的話語譜系，對後世產生深刻影響。**中國早有“革命”一詞，它是儒家政治文化的核心概念之一，源出《易經》：“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義大矣！”公元前11世紀周武王滅商而建立周朝，這段話以天意民心的名義將暴力手段的“革命”合法化，成為後世儒家評判王朝更替的“春秋大義”。歷史上王朝更迭循環無已，在實際應用中“革命”呈複雜性。有時以非暴力形式取得政權也被稱為“革命”或“禪讓”；農民起義以失敗告終則被斥為“造反”或“叛亂”。由於“革命”違背“忠臣”倫理，在儒家中間引發爭議，因而其不輕言“革命”；因為對當局政治權力含有威脅，統治者也諱言“革命”。

“戊戌變法”失敗後康有為、梁啓超等逃亡至日本，孫中山也經由英倫而流亡日本，在他們的救亡圖存的政治實踐中，“革命”一詞被喚醒，走出傳統而開始跨語言跨文化之旅。“革命”主要通過英語、日語的翻譯而發生現代意義的轉換，與“進化”“民主”“自由”等觀念接軌。尤其是1897年嚴復翻譯的《天演論》出版後，人類文明“物競天擇”的進化觀念所向披靡，深入人心，成為傳播“革命”觀念的主要推動力。梁啓超是進化論的熱烈吹鼓手，1902年在《新民叢報》上發表長詩《二十世紀太平洋歌》，以“天演”觀敍述人類自洪荒開闢時代到二十世紀之將來，最後呼號“物競天擇勢必至，不優則劣兮不興則亡”，預言了中國的未來走向。

也正是梁啓超，他在流亡日本後不久便發現日人將英語“revolution”一詞譯成“革命”，其意義並非僅指政權的激烈交替，也指“羣治中一切萬事萬物莫不有”的“淘汰”或“變革”，尤其是在政治領域裏：“日人今語及慶應明治之交無不指為革命時代，語及尊王討幕廢藩置縣諸舉動無不指為革命事業，語及藤田東湖、吉田松陰、西鄉南洲諸先輩，無不指為革命人物。”他在1899年12月的《汗漫錄》中批評中國“詩之境界被千餘年來鸚鵡名士”所糟蹋，提出“詩界革命”的口號，意在借鑑日本“明治維新”的成功經驗，通過文學革命輸入“歐洲之精神思想”，旨在推進他的改良主義議程。與此同時孫中山進行反清“革命”運動，影響越來越大，梁啓超所鼓吹的“一切萬事萬物”的非暴力革命不但收效甚微，且以梁的輿論影響力而言，反而使反清的革命潮流如虎添翼。

1906年，康有為在《新民叢報》上發表《法國革命史論》一文，引發了被稱為“革命與改良之爭”的論戰。結果是反清革命派佔上風，改良派在理論上失勢。康有為一方面極力排斥反清“革命”運動，把法國大革命形容成洪水猛獸、殺人如麻、血流成河，是人類歷史上最為血腥殘忍的事件，但另一方面他以含有進化色彩的“三世説”——中國必須經歷從“據亂世”與“昇平世”而臻至“太平世”的三個階段而成為現代強國——作為推動變法的理論綱領。同樣出於進化觀念，他把法國革命及其建立的民主國家看作人類歷史上最高的政治成就。因此，儘管康有為反對暴力手段，卻在觀念上接受了近代西方“革命”的意義，因此在與革命派的論戰中必定顯得軟弱無力。

孫中山早年在香港即從事反清活動且訴諸武力手段，但他自稱“革命黨”則是通過日本的媒介。據陳少白《興中會革命史要》，1895年他和孫中山赴日，“到了神户就買份日報來看看。我們那時，雖然不認識日文，看了幾個中國字，也略知梗概。所以一看，就看見‘中國革命黨孫逸仙’等字樣，赫然耀在眼前。我們從前的心理，以為要做皇帝才叫‘革命’，我們的行動只算造反而已。自從見了這樣報紙後，就有‘革命黨’三字的影像印在腦中了”。另據馮自由的《革命逸史》，當時孫中山對陳少白説：“‘革命’二字出於《易經》‘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一語，日人稱吾黨為革命黨，意義甚佳，吾黨以後即稱革命黨可也。”雖然這些記載難免帶點傳奇色彩，卻真實反映了在全球文化流通的語境裏中國的“革命”禁忌被打破，人人可自稱“革命”，而孫中山更從“湯武革命”的傳統獲取精神資源，由此也可見在中國現代“革命”話語的形成及其展開過程中，傳統政治文化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

一般認為1903年是中國現代革命意識趨向成熟的一年。孫中山的《革命運動概要》説：“鄒容之《革命軍》、章太炎之《駁南海先生革命書》尤一時傳誦。同時內外出版物為革命之鼓吹者，指不勝屈，人心士氣，於以丕變。”錢基博的説法也具概括性：“啓超避地日本，既作《清議報》，醜詆慈禧太后；復作《新民叢報》，痛詆專制，導揚革命。章炳麟《訄書》、鄒容《革命軍》先後出書，海內風動，人人有革命思想矣！而其機則自啓超導之也。”的確，在鄒容的《革命軍》一書中，中國革命“傳統的創新”得到一種經典的表述：“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爭存爭亡過渡時代之要義也；革命者，順乎天而應乎人者也；革命者，去腐敗而存良善者也；革命者，由野蠻而進文明者也；革命者，除奴隸而為主人者也。”中國傳統的革命話語和“天演之公例”“世界之公理”接軌，意味着中國從此被納入黑格爾、馬克思所勾畫的世界革命的進程。在這個意義上，《革命軍》提供了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革命現代性範本。所謂“天演之公例”等語，實即重複了梁啓超在這數年中有關革命和西方進化觀的論述，只是它遠比梁氏表達得更為直接和徹底而已。更重要的是，鄒容表述了所謂“文明之革命”的具體內容：從建成獨立的“中國人之中國”，到保護“人民營業之生活”，提出了以西方共和政體為底本的民族國家的藍圖，並預示了暴力革命所能帶來的令人醉心的遠景。這一時期的社會心理，是由恐懼革命而突然轉向歡呼革命。造成這一戲劇性轉變的原因，除了因為清廷已失卻正統地位外，更重要的是“革命”一詞已突破傳統而指向人類歷史進步的方向，具有世界性和現代性的意義，在宣揚暴力手段的同時亦包含着有關民主和民族內容的社會漸進變革的種種許諾。因此，“革命”從理論到實踐經歷了傳統的創造性轉型、在世界潮流中融匯中國歷史經驗並重塑中國現代主體的過程，也經歷了政治思想與制度移植的過程。

在這方面富於卓見的是梁啓超在1904年發表的《中國歷史上革命之研究》，其對“革命”作了所謂“廣義”和“狹義”的區分：“革命之義有廣狹。其最廣義，則社會上一切無形有形之事物所生之大變動者皆是也。其次廣義，則政治上之異動與前此劃然成一新時代者，無論以平和得之以鐵血得之皆是也。其狹義則專以武力向於中央政府者是也。吾中國數千年來，惟有狹義的革命。今之持極端革命論者，惟醉心狹義的革命。故吾今所研究，亦在此狹義的革命。”所謂“狹義”與“廣義”，即在革命進化與漸進進化之間劃出了界限。此後，這兩種進化模式時而分途、時而交集。

經過了清末的翻譯過程，“革命”一詞含有激進或漸進的意義，伴隨各種社會進化的願景。1917年以發表在《新青年》上的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和陳獨秀的《論文學革命》兩篇文章為標誌，“文學革命”的序幕拉開了。兩人都無情抨擊中國古典文學而提倡新文學，卻顯示了“改良”與“革命”的不同傾向。胡適在使用“革命”一詞時謹慎地將其限定在漸進的意義上，提倡以“白話”替代“文言”及文學形式的改良。而陳獨秀的“革命”則具有激進的政治傾向。在五四運動前後《新青年》成為新思想的發源地，傅斯年、羅家倫等學生領袖主張以思想革命為先導，鼓吹喚醒民眾和社會整體改造而使中國走向“科學”“民主”的道路。更重要的是，李大釗在《俄國大革命之影響》等文中熱烈歡呼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並預言：“試看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從此引入馬克思主義的人類解放理想。在文學表現中“革命”常成為結構性的象徵指符，如魯迅的《狂人日記》等小説從政治制度、家庭倫理、科舉制度、封建迷信等方面批判了中國舊文化對人性的壓迫和毒害，猶如狂人在“鐵屋子”中發出“救救孩子”的呼聲，深刻體現了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革命精神。

1927年蔣介石背叛革命，製造“四·一二”事件，大肆捕殺共產黨人，國共合作破裂，共產黨人轉入地下從事反抗運動。1928年年初，成仿吾發表《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一文，檢討了五四“文學革命”的不足而提出“革命文學”的口號，主張用馬克思主義武裝起來，使文學服從無產階級的解放目標。隨即在革命作家中產生關於“無產階級文學”“意識形態”等問題的爭論，魯迅、郭沫若和錢杏邨都參與其中，這標誌着共產黨人在危機情勢下反思理論戰線、重新整合革命力量的實踐，為1930年3月成立以魯迅為領導的“中國左翼作家聯盟”作了理論上的準備。

1920年代末，蔣光慈、丁玲、胡也頻和茅盾等創作了“革命加戀愛”小説，致力於反映波瀾壯闊的“大革命”歷史，通過浪漫愛情故事塑造新的具有無產階級意識的英雄形象。蔣光慈的《少年漂泊者》與丁玲的《韋護》皆以主人公投身廣東革命軍作為結局，對“國民革命”表現出熱誠憧憬。而茅盾1929年的長篇小説《虹》則改變敍事策略，重新詮釋革命歷史而突出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小説描寫了梅行素思想上受到《新青年》的影響，離開四川前往大都市上海，最後走在“五卅”羣眾示威隊伍的前頭，與租界警察作無畏的抗爭，由是表明自“五四”至“五卅”知識分子逐漸覺醒並以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理論武裝自身，在共產黨領導下加入革命的洪流，並領導羣眾走向未來、走向解放。

國共分裂後，毛澤東帶領紅軍建立革命根據地，確立了武裝奪取政權的方針。1927年他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宣稱：“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這一“革命”的定義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階級鬥爭理論為核心。他指出：“世界是在進步的，前途是光明的，這個歷史的總趨勢任何人也改變不了。”這也凝聚為一種哲理表述：“人類的歷史，就是一個不斷地從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發展的歷史。這個歷史永遠不會完結。”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宣告新中國的誕生，具有人類歷史的劃時代意義，也是中國革命的偉大成果。此後，激烈革命的方式一度滲透到每個人的日常生活。而今天，“革命”一詞更多成為歷史研究的對象，有時也在媒體中出現，體現了一個世紀之前梁啓超所説的“一切萬事萬物”的“變革”的意義。

總之，在20世紀中國，“革命”與“進化”觀念相激相生、相輔相成，共同展演了一部波瀾壯闊、可歌可泣的現代史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