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單説説貨幣_風聞

貨幣是經濟學裏的一個重要研究課題。本文是我對貨幣相關問題的一點思考。

一、貨幣的產生

據專家們研究，貨幣是在商品交換中形成的。最初的商品交換是物物交換。這種交換雖然直接且可靠，但是會遇到一些困難。比如，甲需要乙的貨物，但是乙不需要甲的貨物。這種情況下交易沒法完成。甲不得不去向丙、丁、戊、己……打聽誰有乙需要的貨物，然後還要自己的貨物也是對方需要的貨物才能完成交易，換回乙需要的物品，再去和乙交換甲自己需要的東西。

這種交換上的困難後來逐漸促使人們共同接受一種“中間商品”來便利交換。這種中間商品被大部分人所需要，因此即使在交換當時不被一方需要，也可以暫時完成交易，然後拿着這個自己不需要的“中間商品”再去別處換回自己需要的商品。

慢慢地，這種以完成交換為目的的“中間商品”通行起來，成為商品交換的必備之物——即“一般等價物”。這可以被視為貨幣的雛形。 

最初的一般等價物裏可能有糧食。因為糧食是人人都需要的。所以，接受糧食作為“中間商品”，人們不用太擔心它將來無法脱手，無法交換其它貨物，砸在自己手裏成為無用商品。

有了“中間商品”之後，人們開始對這種“中間商品”提出了一些特殊要求。它除了本身要有價值外，還應該耐儲存，好保管，易運輸，可細分……

糧食作為中間商品，自身有價值，也可以細分為小份去衡量其他較小价值的商品，但是它儲存起來比較麻煩，需要建築糧倉，防鼠防蟲防黴，防水防火防盜。它在運輸方面也比較費力，因為體積和重量都比較大。因此，在較高的儲運成本下，糧食逐漸不適合作為“中間商品”。貝殼、寶石、金屬開始代替它，發揮“一般等價物”的作用。 

其中，金屬最符合貨幣的各項條件。它既是生產生活物資，有實在的價值，被大多數人需要，又在儲運方面較為便利，保管成本較低，所以它就成了“一般等價物”的主要載體。金、銀、銅、鐵、錫等都曾被用作“中間商品”。 

後來，隨着國家的出現，市場交易被政權所管理。金屬一般等價物逐漸有了官方特許的形式、規格、成色等要求。較完善的貨幣就此誕生了。 

説到貨幣成色的問題就不得不説一下“價值”的本質問題，即貨幣的價值到底是什麼，來自哪裏？ 

二、價值本質 

這個問題我在以前的文章中説過。價值的本質是“能量”。沒有能量，萬物不存，萬事不生。所以，沒有能量就沒有價值，沒有財富。 

這個能量就是人們進行物理研究時計算的那個“能量”。它體現在物質的運動變化中。 

凡是包含能量的東西都包含財富。但是，包含財富並非就是財富。這裏有一個提取的問題。比如，鈾礦石包含核能。但是在古代，人們不知道它的作用，也無法勘探、提煉和運用，所以等同於無用之物。這就是財富、能量源自自然，但是沒有正確的方法，沒有科技，就無法提煉和利用，無法變為財富的原因。在這個過程中，科技發揮了巨大作用。 

人不能創造能量，只能通過科技把自然界不能使用的能量提取轉化進入人類社會，變為可使用的能量，凝結在各種產品中，變為財富。 

所以，科技是第一生產力，是財富形成的源頭。沒有正確的方法，人類活動沒法變成勞動。沒有創新的方法，財富生產也會遇到瓶頸。新增財富的有無，利潤的多寡，都受到科技創新的影響。 

有了科技創新，越來越多的人類活動變為勞動，勞動的效率也得到提高。這樣自然物、自然能量加速轉化為人類可利用的物質和能量，變為財富，從而建構起人類社會並不斷擴大它。這就是自然的“人化”。人化世界的擴張。 

財富大致分佈在第一、二、三產業中。 

第一產業是農業，食物直接提供能量。 

第二產業是工業。其中的能源產品直接提供能量。工具類產品則以節省能量為目的。這也是獲得能量。如汽車、房屋、傢俱、衣帽，以及各種工業生產機器等，目的都是節省能量，事半功倍。 

第三產業是服務業，主要涉及文教、娛樂，醫療和溝通等領域。文教是研究和傳承方法。“方法”是為了控制人與物的能量運行，提高其效率。娛樂和醫療是休閒和治病，也是為了恢復生命力，即能量。溝通領域包括交通、通信、金融等，是為了提高人流、物流、信息流、貨幣流……的效率。目的還是為了節省能量，變相獲得能量。 

三、信用貨幣和價格 

貨幣最初是“實用物資”，所以本身就有價值，比如金屬貨幣。商品與貨幣的交換等同於兩種商品的交換。 

後來，隨着財富生產規模和商品交易規模的擴大，在大宗交易中，巨量金屬貨幣的運用也變得費時費力了。另外，貴金屬貨幣，如金、銀等，又因為它們的產量有限，不足以對應市場上其他商品的價值總和，因此不得不求助於“信用貨幣”。這就是紙幣、電子貨幣等信用貨幣誕生的重要原因。 

用信用貨幣進行交易時，不是立刻當面進行對等價值的交換，而是用“價值”與“信用”進行交易，然後再將信用的憑證——紙幣、電子貨幣等拿去別處換取真實的價值，真實的物資。 

在這個價值交換過程中，信用貨幣發揮“中間商品”的作用，其可靠性必須有保證，有擔保。這個擔保來自信用貨幣發行方的實力。這個實力可以來自抵押物，也可以來自生產力，還可以來自控制力，即權力。當然，所有信用最終都得來自生產力。沒有生產力做支撐，一切擔保，包括權利，都是空的，虛的。 

起初，信用貨幣的發行方是私營企業，後來被國家收走了貨幣發行權。因為，私企發行金屬貨幣時，價值是當場兑現的，風險較小。而私企發行紙幣後，價值無法當場兑現，那麼私企如果動了壞腦筋，卷着財物逃跑了，紙幣將一文不值，讓使用者蒙受巨大損失。所以，從信用的可靠程度來説，由國家發行信用貨幣併為其價值作保，顯然比私企可靠得多。畢竟國家無處可逃，國家能提供的抵押物、生產力和控制力也是轄區內數一數二的。於是，由政府發行信用貨幣就漸漸成了主流。 

自從有了信用貨幣，價值和價格之間的關係就變得更加多變和複雜。影響價格變化的主要因素是兩個。一是成本，二是供需。 

“成本”就是一件商品在製造過程中耗費的財富，耗費的價值的總和。其本質是能量。比如，工人在生產生活過程中耗費的糧食和其它能源等。有了這些能量，人才能勞動，才能去製造商品。 

所以，“定價基準”往往與糧食價格、能源價格緊密相關。隨着現代農業大量使用化石能源，它們也構成了糧食生產的主要成本，因此現代商品的定價基準和價格波動變得更加追隨能源價格而起伏。 

能源價格的波動在當代社會與科技發展的水平息息相關。能源的勘探、開採、煉製、儲存、運輸、銷售……它們得以實現，能夠不斷降低成本，提高效率，都離不開科技水平的支持。所以，“定價權”主要是在高科技國家手裏，而不是在製造業國家和資源型國家手裏。除非製造業國家和資源型國家也握有壟斷性的生產技術和資源優勢。 

“供需”反映的是價值的實際使用情況。糧食如果在其保質期內沒吃掉，消耗不了，那麼它的價值其實等於“零”。這就是供過於求，價值被浪費，等於“無價值”了。這些商品有生產成本，但是無交易可能，價值也沒有兑現的機會，所以價格為零，因為沒人要，能量也未進入人類社會。 

供需不僅涉及商品供需，還包括貨幣供需。二者的增長如果是同頻同幅的，商品的價格就不易變動。如果貨幣供給快於商品供給，價格就會上漲。反之，價格就有可能下降。 

所謂“價格圍繞價值波動”，就是商品的交換價格圍繞它可以為消費者提供的“使用價值”波動。這個使用價值不僅指商品有用，還指商品能夠被真正使用。如果商品有用，但是因為供大於求而不能被真正使用，那麼就等於無用，價值等於“零”，所以價格極低或沒有價格。 

價格和價值的本質是一樣的，都是能量。二者的區別在於，價格更加着重去標記可被實際使用的能量數量。它反映的是使用價值被兑現的程度。 

一般來説，價格的上限低於商品的使用價值，價格的下限高於商品的生產成本。買賣雙方討價還價的部分，就是高於成本，但是低於使用價值的這些價值。 

特殊情況下，價格可以背離價值實際。比如交易一方被欺騙了，商品價格畸高，遠遠大於其使用價值。或者供過於求，賣方低價甩賣，不再計較成本，儘量挽回損失。 

工資、薪金等收入作為“勞動力價格”，原理與商品價格類似。勞動力的價格下限是其自身生活所需能量的底線，即勞動力再生產的花費。價格上限是其從自然資源中轉化能量的數額，即使用價值。如果一位勞動者每消耗1個單位的能量，就能從自然資源中，比如提煉石油中，轉化出5個單位的可用能量，那麼他的勞動力價格上限一般會小於這個使用價值的數額。 

創新者的薪酬與勞動者類似。但是，由於創新能帶來利潤，且一個方法可以推廣給很多勞動者使用，因此創新者的薪酬一般來説會比勞動者高。其下限是創新的成本和創新力再生產的花費，上限則不會超過新增財富之和，即不會超過利潤總和。 

所謂利潤，或者剩餘勞動，其實就是因為運用了正確的方法，創新的科技，使人類勞動消耗的能量越來越小於其產品能夠提供的能量。這兩個能量之間的差額，就是利潤的來源，體現在剩餘勞動中。 

“利潤”產生的過程，是“方法和勞動”聯合，把自然資源中的能量從不可用變為可用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正確的方法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是它把人類活動變為了勞動，繼而生產出有價值的產品。因此，方法，或者説科技，是人類社會與自然界之間的一道“閥門”。這個閥門的開度越大，自然能量進入人類社會的數量就越多。人類社會的內容以及時空範圍也就越大。 

這是一個不斷推進“人化自然”的過程。財富（價值）的增加離不開科技的發展。作為價值符號的貨幣，其正常數量在本質上也是由科技創新決定的。貨幣數量不能脱離財富生產狀況，科技創新狀況的實際，任意妄為。 

科技創新通過控制勞動的數量和質量制約着財富的增減，進而影響着貨幣的數量和質量。所以在全球經濟中，國際貨幣的發行權一般由科技強國及其盟友掌握。 

四、地租、利息和税收

從生產過程中人們不難發現，財富生產三要素是——方法、勞動和資源。 

這三要素對應了三個階級——創新者、勞動者和資本家。 

由於財富生產離不開自然資源，所以資本所有者雖然不創新，不勞動，但是也要分割利潤。因為它為自然資源供給生產提供了便利。比如武裝保衞。這也可以看做是一種勞動。 

因此，資源的所有者會依據對資源的所有權要求分割財富。於是就有了地租、利息和税收。前兩者是民間行為。税收是政府行為。它們都是資源所有權在財富分配中的一種“提成”。 

財富生產離不開創新者和勞動者，也需要資本所有者的助力。因為資本與自然資源的區別是， “資本”不是純粹的自然資源，而是被“加工過”的自然資源。因此，資本對於財富生產來説，是先行投入了成本的一種“人工原料”。比如平整過的土地，附帶的水利設施，還有不受打擾的良好治安環境，以及貨幣投入和金融服務等。 

因此，財富生產需要創新力再生產，勞動力再生產，也需要資本再生產。資本再生產有助於生產效率的提高。所以，地租、利息和税收作為資本再生產的體現，只要有助於生產，而不是妨礙生產，就是可以接受的。 

所謂妨礙生產，就是地租、利息和税收等資本性收入拿走了太多財富，造成創新力再生產和勞動力再生產受損，無法維持原有的財富生產規模。這就是在破壞經濟運行了。結果是，創新者和勞動者利益受損，生產力下降，資本所有者也跟着失去財富。這就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短期利益與長期利益衝突，局部利益與整體利益衝突。 

無論在什麼時候，財富生產的主力都應該成為財富分配的重心所在。資本性收入如果成為財富分配的主要依據，經濟遲早會出問題。因為創新並不是一直很活躍。一旦創新乏力，經濟增速下滑，利潤減少，卻還依據資本進行分配，那麼就會人為造成經濟危機。 

整個私有制歷史中，經濟總是一時好，一時壞，社會也跟着治亂交替，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創新的活躍程度在變化，經濟的利潤起伏在變化，而依據“資本”進行分配的規則卻一直不變化。 

於是，這種分配一時能適應經濟發展，一時又破壞經濟發展，就導致了歷史的起伏，上演了週期性的變化。 

簡單説，沒有資本家，創新者和勞動者就能生產財富，因為自然資源就在那裏不會消失。而沒有創新者和勞動者，資本家沒法生產財富，除非他們也承擔創新和勞動的任務。 

所以，“創新依據和勞動依據”是主要分配依據。“資本依據”不是主要分配依據。 

私有制社會、私有制經濟始終堅持以“資本”為主要分配依據永恆不變，必然自尋死路，自毀前程。因為，這種分配遲早會傷害到創新力再生產和勞動力再生產，導致經濟自毀。即，用錯誤的分配，能量的錯配，來“殺死”財富生產的主力軍，經濟自然就不行了。 

五、通貨膨脹和通貨緊縮

貨幣的主要功能就是作為媒介，以“中間商品”的“一般等價物”身份去便利交易。因此，它是真實財富的代表符號，與真實財富之間有一個數量對應關係。比如，市場上有100個單位的貨物，那麼發行100元貨幣與之對應，就形成1:1的關係。 

這個數量對應關係一旦確定後，就不要隨意變動。因為它既確保了單位貨幣代表的真實價值，反映了貨幣的信用程度，同時也將影響實物商品的交易便利性。 

如果貨幣單方面增多，即通貨膨脹，單位貨幣對應的商品就減少，貨幣價值就降低。這將使原來的貨幣持有者遭受損失，等於強行拿走了他們的一部分財富。結果是，貨幣的信用下降，愈發得不到信任，使人們不願意接受貨幣作為中間商品。貨幣的積極作用被損害，造成商品交易中缺少一般等價物的中介作用，交易便利度降低，從而影響經濟循環，影響生產與消費的擴大。 

如果商品單方面增多，也就是貨幣相對減少，即發生通貨緊縮，單位貨幣對應的財富就增加了，貨幣會升值。此時，若以貨幣來給商品標明價格的話，商品是相對貶值的。這對於生產者來説意味着虧損。因為他的各項付出沒有在貨幣收入中得到充分的體現，公平的體現，因此其生產積極性會下降，導致經濟活力降低。 

在古代，貨幣以金屬“實值貨幣”為主，所以有可能發生“通貨緊縮”現象，且在一定程度上不好處理。因為金屬貨幣不像紙幣那樣可以迅速製造出來，補充市場需要。 

但是到了現代，以紙幣為代表的信用貨幣，“虛值貨幣”出現後，印鈔變得簡單了許多，通貨緊縮問題就容易處理了。反倒是“通貨膨脹”變得更嚴重，更頑固起來。 

通貨膨脹是私有制社會的一個頑疾。原因就是，私有制經濟的“競爭特性”會始終把“利潤”作為經濟活動的首要目標。 

然而，經濟增速並不是直線上升的，會有下降的階段。此時，利潤無法從新增財富中如常獲取，競爭壓力變大，就會導致零和博弈，迫使資方把手伸向普通老百姓的財富，以他們的損失為代價來填平資方的利潤缺口，維持資方的利潤規模。 

而老百姓的對抗手段就是節衣縮食，減少消費，盡力保住自己的財富。於是，這就催生了爛印貨幣，造成通貨膨脹的現象。 

通過貨幣的單方面增加，無差別地讓原有貨幣全部貶值。無論資方還是普通百姓手裏的貨幣都貶值了。貶值部分被轉移到新增貨幣中。新增貨幣在使用和分配中是按照私有制經濟的分配規則進行的，即以“資本”為主要分配依據。 

這樣一來，從宏觀看，通過新增貨幣制造的通貨膨脹和貨幣貶值，就利用私有制經濟的分配規則，把老百姓手裏的財富“拿過來”轉移給資方，形成其利潤了。這就是私有制經濟在增速下滑的時期非常容易出現通貨膨脹惡化的原因。即唯利是圖助長了通貨膨脹。 

六、匯率

匯率是指兩種貨幣之間兑換的比例，也可以看做是兩種貨幣購買力的比較。 

在國際市場上，某一商品用“甲貨幣”購買和用“乙貨幣”購買所需的貨幣數量不同。這兩個數字的比值就可視為“匯率”。 

影響匯率的因素比較複雜。既與“幣值”有關，也與“貨幣影響力”有關。 

所謂“幣值”，就是貨幣數量與真實財富數量的對應關係，就是單位貨幣可以買到的真實財富數量。 

某一貨幣的數量少，而真實財富多，則該貨幣的單位價值高，反映在匯率上也會比較高。 

所謂“貨幣影響力”，就是一種貨幣在國際市場上的接受程度，搶手程度。用它來購買本國商品時，比如購買麪粉時，可能幣值不低。但是，由於國際市場上面粉很多，非常容易買到，所以該國貨幣不是購買麪粉的“必須貨幣”。其他國家的貨幣也能輕鬆買到麪粉。那麼，該國貨幣不是急需的、必須的，其匯率就會相對較低。 

反之，若某國的生產力很強，或對財富的控制力很強，它能影響大多數商品的數量、質量，甚至掌握着供應量和供應鏈，那麼想要購買這些商品，就需要使用該國貨幣。該國貨幣由此成為“搶手貨”，擁有“溢價”。這就讓該國貨幣具有較高的匯率。 

換言之，這就是貨幣的“定價能力”，即商品主要由哪種貨幣來定價，核算。 

定價能力決定了貨幣的“搶手程度”。因此，定價能力其實就是財富生產力和控制力的一種表現。 

哪個國家的財富生產力或控制力強，那麼進行商品交易的時候就更需要哪國貨幣。則該國貨幣就因為“搶手”而擁有溢價，其匯率就高一些。 

影響財富生產力和控制力的主要因素有兩個： 

一是科技實力（自然科學能力）。科技領先，創新活躍，生產的數量和質量才能提升，商品才能更好更多，佔據總財富的比例才能更大，受歡迎的程度才能更高。 

二是組織能力（社會科學能力）。只有把參與生產的各方面組織好，管理好，特別是把勞動者安排好，先進的科技才能得到落實，化為先進生產力，變為實實在在的商品和財富。 

以上兩個因素，一個聚焦“生產”，一個聚焦“分配”。無論做好哪個都能對財富的生產，財富的控制，產生重要影響，從而使該國貨幣變得搶手，具有較多的“溢價”，使匯率升高。 

一般來説，“科技實力”會優先於“組織能力”。因為有財富才談得上分配財富。所以，科技強國對財富的控制力較大，其貨幣一般比較強勢，匯率相對較高。如果科技強國有盟國，則盟國的貨幣也會受益，具有一定的強勢地位。類似狐假虎威。 

但是，科技創新是具有不確定性的。創新靈感出現在哪裏，出現在什麼時間，創新程度如何，這些都是不確定的。一旦消失就不受人類控制，也難以預測。 

與之相比，組織能力（社會科學能力），或者説公平、科學、合理地分配財富的能力，則相對於科技創新來説，更容易把握一些。人類有條件長期穩定地保持好它。 

因此，一旦科技強國的科技創新乏力，科技優勢逐漸消失，那麼它對財富的控制力就會下降，其貨幣的影響力、定價能力也減弱，溢價降低，匯率也降低。此時，製造業強國因為掌握了較大規模的財富生產，所以其貨幣會逐漸變得強勢，定價能力增強，“溢價”上升，匯率也會上升。 

當然，前提是製造業強國能把財富分配做好，使之在公平、科學、合理方面居於前列。否則，分配錯誤會毀壞消費和生育，破壞勞動力再生產，破壞經濟循環，讓經濟瀕臨崩潰，最後失去對財富生產的影響力和控制力。這樣一來，它的貨幣定價能力也將隨之降低，匯率趨勢也變得難看。 

另外，由於匯率影響到貨幣購買力，購買力影響着消費力，消費力又影響着商品的市場佔有率，所以通過人為改變匯率，就能調整本國商品在國際市場上的“市佔率”。 

比如降息降準，釋放貨幣，增加本幣供應量，降低本幣匯率，使外幣升值，就能刺激外國購買本國商品的數量，促進出口，提高本國商品在國際市場的市佔率。這將擠垮同類型外國企業，提升本國商品的壟斷能力，然後再漲價收割外國的財富。這就是操控匯率可以發揮的作用。 

操控匯率不僅能使本幣貶值，匯率降低，也可以使本幣升值，匯率提高。比如加息，提高準備金率，“縮表”等。如此一來，本幣將升值。以本幣計價的資產也跟着升值，從而吸引外部財富流入本國，爭搶投資本國資產，使資產“溢價”上升，形成盈利。這在私有制經濟，也就是“以資本為主要分配依據”的經濟模式中，是一種常見的賺錢方法。 

操控匯率應該升值還是貶值，取決於具體國家的經濟強項是什麼，以及它所處的經濟階段等因素。 

七、結語 

從貨幣發生發展的歷史看，它是從有價值的中間商品（即實值貨幣，如金屬貨幣）向沒有價值的中間商品（即虛值貨幣，信用貨幣）的方向發展的。 

之所以會這樣發展，是因為經濟運行有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的需求。在這方面，虛值貨幣顯然比實值貨幣有優勢。但是，福禍相依，有利也容易有弊。 

當交易的中間商品是虛值貨幣時，雖然交易成本下降了，但是交易風險也上升了。此時，握有貨幣的一方並沒有得到真實的財富，他只得到了“財富的符號”，財富的記賬。於是，持有貨幣的時間越長，風險就越大。因為，人們不知道社會上的貨幣總量會不會在他們持有貨幣期間，發生貨幣供給異常增多的情況。貨幣發行方有可能不顧大多數人的利益，私自決定印刷貨幣，增加貨幣供給。這樣一來，貨幣貶值就造成持有者的損失。持有者還無力反抗，難以快速止損。 

這就是貨幣不僅在交易當中，通過商品價格實現財富分配，還在交易之外，通過幣值變化發揮財富分配的功能。這就為“剝削”提供了新的手段。即在“直接剝削”之外增加了“間接剝削”。 

“直接剝削”是指資方的利潤不能從科技創新中來，不能從新增財富中來，就“向內轉”，向勞動者的體力和休息時間要利潤。這表現為加班不加薪，降福利，降勞保等。俗稱“內卷”。 

“間接剝削”是指資方控制的政府“逆勢增加貨幣供給”。經濟越不好，越增加貨幣供給。通過製造貨幣貶值來間接拿走老百姓的財富，完成剝削。 

“間接剝削”的危害不在於拿走了人們的財富，而是在於貨幣貶值後，貶值部分被轉移到新增貨幣中，而新增貨幣在經濟活動裏進行再分配時，是按照市場經濟的規則——“以資本為主要分配依據”進行的。 

所以，貨幣貶值表面上是無差別地拿走了富人和窮人的財富，但是在分配環節卻進行了有利於資方的，不公正的安排。這就實現了“剝削”。 

因此，貨幣從“實值貨幣”發展到“虛值貨幣”後，“持幣”不等於持有財富。這為資本剝削提供了更多的機會和更大的便利性。便利性又刺激資本產生了更大的野心和貪慾。這就對經濟發展的“速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因為，只有經濟增速不斷提高，新增財富加速擴大，足夠各階級分配，才不會導致矛盾。各方財富都增加了，心平氣和，經濟自然順利運行。 

但是，只要經濟增速見頂回落，請注意是“增速下降”，是財富的“增量”減少，不是財富的“總量”減少，資方不能如常獲得利潤後，市場競爭就會加劇。此時，資方為了保住利潤規模，就不得不轉向直接剝削。 

而人的體力是有限的，休息時間也有底線，所以直接剝削最後一定不能滿足資方對利潤的需求。那麼，資方必然進行“間接剝削”，並不斷擴大。其主要方法就是“貨幣手段”，就是貨幣超發。通過資方掀起的“貨幣洪水”，加上資方掌握的“價格手段”，完成間接剝削。 

具體表現就是，讓商品漲價幅度超過貨幣增加幅度。這樣一來，老百姓的貨幣收入雖然增加了，但是貨幣貶值卻讓他們必須付出更多貨幣才能保持原有消費。這等於使他們的貨幣儲蓄財富遭遇了更大損失。一進一出，整體核算，老百姓反而吃虧了。生活更加艱難。 

或者，商品價格不漲，但是降低勞動力價格，讓勞動貶值，這也能通過減少勞動力成本來實現資方盈利的擴大。 

總之，此類貨幣手段其實就是資方進行價格調整的藉口。調整的過程必須藉助貨幣超發和貨幣貶值來實現。貨幣超發，老百姓無法控制，只能被動接受。換言之，他們無力阻止自己的財富損失。因為，他們的財富以信用貨幣的形式貯存，實際上沒有真正掌握財富本身。由資方控制的貨幣當局通過通貨膨脹手段就可以輕鬆拿走他們的財富。然後，經由私營經濟的分配規則——以“資本”為主要分配依據，把財富導向資方，完成（間接）剝削。 

具體手法就是“價格手段”。通過擴大勞動力價格和商品價格的差額來進行財富導流。 

這樣做的後果是，貧富分化加劇，老百姓的財富減少，消費低迷，有效需求不足，讓產能過剩，使經濟循環被破壞。資方在短期內得利了，但是長期看，竭澤而漁最終讓資方和老百姓一起遭殃。最後，只有少數寡頭和權貴盈利。大量中小資本家破產倒閉或負債返貧，與勞動者一起陷入災難。而寡頭和權貴們也揹負罵名，成為眾矢之的，被置於歷史車輪之前，惶惶不可終日。 

由此我們説，貨幣的演進是把雙刃劍。用對用錯，效果差異極大。貨幣當局一定要謹慎小心，把貨幣用對用好，讓財富分配更加公平公正。 

只要財富分配是公平公正的，那麼以現在的生產力水平，生產力條件來看，根本不會發生經濟危機，也就不容易有政治危機和社會危機了。 

參考文章： 

《百年變局的經濟、歷史和哲學內涵》 

《人類歷史並未現代化》 

《如何理解宏觀經濟中的“公平”概念》 

2024.06.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