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水蓄能羣：動態互聯與西部調水工程的遠景展望（上） | 伍紹煜、潘忠偉_風聞

中國西部南水北調如何破局？

利用新疆“沙戈荒”閒置土地，用來發電，送電終點是川西，新疆電力經過該地抽水蓄能羣的“折騰”，將橫斷山區的水調回新疆。

基於電網和水網的國土空間規劃是系統工程。多目標、低成本、可持續的系統工程能否達成？做好西南“水三角”抽水蓄能羣的整體性規劃，箭在弦上。

自紅旗河工程視頻於2017年底引發爭議以來，各種討論和評價不斷出現在各類媒體，可謂眾説紛紜，莫衷一是。討論信息不完全，討論標準不一致，討論範圍不確定。當下爭議之大，與當年三峽工程上馬決策的情勢，不相上下。三峽工程決策的爭論焦點，是由建水壩這一個“點”引發後續影響的“面”上爭論，而西部調水從一開始就是很複雜的面上問題，由單面及多面，由水而引發的各種取捨交織在一起，不完全、不對稱、繁雜的信息，給判斷和決策增加了很高的難度。

僅從“水”這個層面而言，西部調水就涉及地理、地質、氣象、水文、水利、發電、灌溉、投資、規劃乃至政治經濟等等諸多要素。僅從“調水”是為了解決“缺水”這個規劃立論，缺水的原因就涉及水質性缺水、資源性缺水、工程性缺水和制度性缺水等情形。僅從“調水”的工程方案和成本預算着眼，至少先後提出過17種不同的方案，工程預算的極值差可以達到數十倍。

關於西部調水種種莫衷一是的爭議，已經明確顯示出僅僅着眼於“水”，是很難從規劃和決策上取得一致意見的。相反，思考這一工程的着眼點，應該從單一的“水”轉移到“水——地理（氣象）——能源”聯動效應出發：從西南橫斷山區的地理情形出發，以能源互聯的角度解決工程永續成本問題；從可調水量隨季節巨大波動這一實際出發，以水體存儲和動態平衡為目標，保證穩定、可持續的可供“北上”的調水量；從能源“常平倉”的視野着眼，保證西部調水工程與電網乃至能源安全的聯動效應；從國土空間規劃、改造的整體利益出發，改革調整“用水”的社會屬性，在解決黃河流域長期受困於制度性缺水這一問題的同時，要充分考慮北上之水向西奔流的長遠利益。

由上述規劃要素的綜合考慮，抽水蓄能羣的聚合和動態互聯效應就成為新時代背景下重新思考西部調水工程的一個核心方法，由這一方法出發，必然帶動我們不能僅僅從“水”的角度衡量西部調水工程的得失利弊，而應該從能源動態穩定（“常平倉”）和國土空間的改造等各個“面”來重新定位西部調水工程的規劃和論證。

上篇 原有方案的反思及其侷限

一、聚焦紅旗河方案：可調水量之爭背後的誤區

紅旗河作為南水北調西部調水眾多方案中廣受輿論關注、為大眾所知曉的一條路線。該方案從雅魯藏布江“大拐彎”附近取水（水位2558米），並沿青藏高原邊緣繞行將水調往乾旱的西北地區，全程自流。該方案從2013年正式開始調研，爭議一直不斷，其中引起公眾注意的是《中國國家地理》在2018年第5期詳細介紹了紅旗河工程，並簡要概述了14名專家正反兩方面的意見。關於紅旗河可行性爭論的若干焦點，隨着探討的深入也趨於集中，其中最具技術含量的討論發生，是以西南橫斷山區地質和水文條件為切入點：一方是紅旗河方案的提出者王浩院士團隊（以下簡稱“王團隊”），而質疑的另一方是趙希濤研究員團隊（以下簡稱“趙團隊”）。

聚焦西南橫斷山區工程可行性這一問題，王團隊和趙團隊同時運用了現代測繪技術及成果來支撐自己的論證，使得我們對橫斷山區分別有了不同側面的認識。由於橫斷山區地理位置特殊（介於川藏滇甘青諸省區之中，且離南亞諸國國境很近），工程環境與眾不同（不同的技術路線可能導致差別極大的成本收益比），涉及學科議題眾多（環境、地質、氣象、地理、水利、能源電力、生態、財政、金融、民族宗教、國際外交、國土空間規劃等等），不同議題討論走向支離趨勢明顯，使得高質量的討論變得空前艱難，暫且不論誰是誰非，王、趙兩團隊的研究成果均有極為重要的參考價值。

圖片來自微信公眾號“星球研究所”

按照微信公眾號“星球研究所”的刻畫，橫斷山區七脈六江。王團隊提出的紅旗河方案，基本上以全程自流為導向，以隧道方案為主，擇地連續穿過橫斷山區六條主體山脈。趙團隊於2019-2020年在《地球學報》上連續發表3篇文章，對王團隊的工程方案並未有過多着墨，而是指出紅旗河工程在橫斷山區等調水核心區域洪水特徵的失誤，並判斷我國西部“五江一河”可供跨流域調取的水量嚴重不足。

非常值得玩味的是，王團隊對此並未回應。

西部需不需要調水？需要調多少水？可能調多少水？可能形成一個什麼樣的大格局？形成同樣的大格局有無不同的實施路線？這些問題，都得與橫斷山區這個大環境有所關聯。可以説，橫斷山區的很多特性，對這類調水工程的頂層設計劃定了邊界條件。

圖片來自微信公眾號“星球研究所”

細究王、趙兩團隊討論的核心問題是可調水量，王團隊認為“預計年總調水量可達600億立方米，僅佔主要河流取水點總量的21%”。王團隊在公開發表透露的核心信息並不多，但少量的信息同樣可以讓有經驗的對手方抓住重點，21%（20%）的調水量佔總可取水總量的比例顯然設定有誤。紅旗河方案基本上是在各水系上游某個固定取水口取水，同時基於相鄰河流落差和相關隧道工程費用最小化的考慮，對固定取水口的可調水量往往估算過高。針對這個問題，趙團隊進行了詳細的論證，最後給出了只能發揮不足54%預想調水量的結論。同時，趙團隊也抓住王團隊600億立方米的年度總調水量大做文章。按照三篇論文的論證結果，即紅旗河方案無法調水600億立方米；如果堅持按該調水目標強行調水，則“建設規模勢必大大增加， 這也意味着工程難度大大增加，意味着工程建設與運行成本大大增加，意味着洪水、地震與地質災害的危險性大大增加。”

王團隊的600億立方米調水量設定是怎麼來的？

新中國建國以來，曾經對南水北調有過多種考慮。到現在，東線、中線工程已經實施，西線工程一直以來有各種爭議，同時也誕生了多種方案（思路）。有些思路，比如溯天運河構想，曾經在社會上產生過很大的反響（但是科學性嚴重不足，可行性未經任何論證）。以下表格，反映的是2000年前後在社會上有影響力的調水方案。

仔細審閲上述方案，不難推測王團隊600億立方米調水量的設定，並不是一個嚴格測算的結果，而是一個歷史傳承，即在以上方案中取較低值的保守預計而來。

為了糾正王團隊過高估算的可調水量，趙團隊採取如下計算思路：依據紅旗河預想路線與現存橫斷山區諸河流的地理交點，假定該交點為擬調水節點，使用該節點附近水文站的多年平均徑流量數據，最終釐定“五江一河”在此交點的年平均徑流量，以及概算可調取水量。

這一結論只是否定紅旗河調水總量，但並未否定整個調水思路。從工程角度上講，彌補調水量不足是可以解決的，因為只要技術和經濟兩方面都可行，調水口往下游分散延伸，調水總量將大大增加。例如雅礱江白碉水文站離紅旗河交點較近，它的多年平均徑流量是276億立方米；假如取水口改為雅礱江攀枝花水文站，該數值則上升至530億立方米。

若是進一步深入，王、趙兩團隊均未直接討論的21%（20%）調水量佔總可取水總量的比例設定，源自水利系統的一個約定俗成：大規模水資源開發利用（包括當地引水、向外流域調水）會對下游水文情勢、生態、環境造成很大影響，一般認為河流水資源開發利用不能超過一定比例，如20%、40%（考慮流域具體情況）。在趙團隊的討論中，本值被設定為20%。

但是，這種設定在橫斷山區是有問題的，例如剛才已經提及的雅礱江下游調水，針對雅礱江白碉水文站或者攀枝花水文站，差值極大。按白碉的276億乘以20%算，約為55億，按攀枝花的530億乘以20%算，為106億立方米。如果白碉至攀枝花段無關鍵的水文情勢、生態、環境影響因素，是否可以在白碉處調水200億？150億？100億立方米？趙團隊在此處顯然犯了以點概面的錯誤，機械地拿着20%去套可調水量。趙團隊在論文中聲稱：釐定的年平均徑流量和匡算的調水量，旨在客觀討論“紅旗河”構想的西部豐水區到底有多少水資源的問題。但是，趙團隊只是討論了“紅旗河”與相關江河交叉點有多少可調取水資源的問題，更直接説，是僅討論六個交叉點的問題，但文字上模糊為討論整個面上的問題。所謂以點概面的錯誤，這就是典型。

瑕不掩瑜的是，從趙團隊的論證可以看出，王團隊儘管也使用了現代測繪技術進行調水路徑初步選線，但並未深入橫斷山區，有“地圖開疆”之嫌。正是如此，趙團隊提供了大量支撐數據，指出紅旗河工程在橫斷山區等調水核心區域洪水特徵的失誤。這一結論一定要特別強調，它讓我們清楚地認識到，橫斷山區諸河水情特殊，枯水期（11月至第二年4月）徑流量僅佔全年的12%-21%。因此，這部分真知的最重要結論是，哪怕在一年中，調水是階段性的，不可能是連續性的。

再次比較王團隊的設想和趙團隊的批駁，再回到王團隊在橫斷山區的方案上來，除卻技術細節不論，王團隊的一個根本錯誤，就是沒有從實踐出發，並未考慮國土空間外圍環境是否發生了變化，更未考慮可調水量背後複雜的氣候、水文、地質的極端多樣性，這些考量參數的缺失，足以對工程立項的前提構成嚴峻挑戰。

難道真的就此可以判定王團隊方案的“死刑”？不見得，要引入新的參數系統重新進行工程和方案模擬，會別有洞天。

這個參數系統不是自然，更不是地理或者水文，而是能源和中國的基建工程能力。簡言之，依託於橫斷山區的電力網絡和工程拓展空間已經發生了質的變化。例如紅旗河前段經過的甘孜州，已成為四川電網除成都外的第二大地州（市）級電網所在地，也是川藏鐵路的穿越核心地帶，現代電氣化鐵路將附帶大量電網工程。密集的電網布局將會給調水方案的經濟性、選擇性和靈活性帶來很大變化。如果考慮到能源和基建工程能力，王團隊仍然有可行的空間，其中最關鍵的一點，是王團隊未考慮的水流量季節性波動問題和“全程自流”方案的侷限性，可通過抽水蓄能羣建設得到解決。

二、黃委會方案和“備忘錄”背後的痛點：彌補制度性缺水的慣性思維

在當前生態型社會建設大潮下，黃河水的水質性缺水（達不到生產建設和生活用水質量）問題已經不是中下游各省的主要矛盾，而缺水的動因卻仍然多樣，目前至少存在着三大根源問題：資源性缺水、工程性缺水和制度性缺水。資源性缺水是指自然水量整體不足而導致缺水；工程性缺水則是投資總量和規劃佈局缺位，導致自然水資源利用率不足；制度性缺水則是以長期形成的用水指標達不到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而導致整體“指標”總量不足。

首先應明確的是，西線調水工程所覆蓋的新疆、青海、甘肅、寧夏、內蒙古、陝西和山西等省區，缺水原因不盡相同，其中新疆存在資源性缺水是最無疑問的，而剩下的青、甘、寧、蒙、陝、晉等六省區（以下簡稱“六省區”），均曾不同程度受困於工程性缺水（這是以往六省區熱衷西線調水工程的主因），但通過水利工程規劃和建設，陝西、山西、寧夏、內蒙古等省區（以下簡稱“四省區”）的工程性缺水問題已經得到很大程度的解決，真正工程性缺水的，只剩下青海和甘肅；至於長期受到用水指標困擾的，則是“四省區”仍然存在的問題。具體詳情可用下表加以描述：

西線調水工程覆蓋北方七省區缺水原因一覽圖

面對上述表格的諸多判斷，讀者一定有疑問：為什麼寧、蒙、秦、晉等“四省區”解決了工程性缺水的問題？難道就沒有資源性缺水這一“元問題”了？

先看陝西和山西兩省：陝西省可以引漢濟渭，山西省在2010年左右就開始了大水網工程的規劃建設，這兩省的主要矛盾是工程性缺水而非資源性缺水。至於寧夏和內蒙古，兩區的河套灌區名聞天下，它們面臨的主要矛盾既不是工程性缺水（2008年之後隨着工程投資的加大，此矛盾退後），也不是資源性缺水，而是未來的用水指標至少不能削減這一制度性缺水的強烈訴求。換言之，四省區在有能力做好本省（區）內水利規劃和建設的前提下，可以解決工程性缺水這一瓶頸。

分清了缺水的原因，再來看黃委會的西線調水方案及其變化，和《南水北調西線工程備忘錄》中表達的種種擔憂，特別是他們對西線調水工程的態度問題，其背後的原因就一目瞭然。

先看黃委會方案，早在2000年之前，就形成了總規模600億立方米的調水方案。但是，進入21世紀後，該方案屢次修改，特別是2006年8月《南水北調西線工程備忘錄》出版之後，基於黃委會的西線調水工程就一波三折：2008年，西線工程前期工作被國務院喊停，時年1月，國務院第204次常務會議紀要提出：“西線工程不急於開展項目論證”；2015年，《南水北調西線工程備忘錄》修訂版出版；2016年9月，國家發改委向國務院上報有關報告，提出下一步需對西線工程進行全面、深入、系統的科學研究和方案論證。

2017年，紅旗河視頻出現於互聯網，進入公眾視野；2018年5月，水利部下發《南水北調西線工程規劃方案比選論證》任務書。2021年，“作為規劃調研參與者”的王光謙院士通過《瞭望》雜誌發聲，工程總調水規模降至240億立方米。2023年，張金良等在《人民黃河》雜誌發表論文透露，總調水規模進一步確定為170億立方米，分為上下二線：其上線為雅礱江干支流——大渡河支流——賈曲河口線路，在賈曲河口入黃河干流，該線調水40億立方米；下線為金沙江葉巴灘——雅礱江兩河口——大渡河雙江口——洮河線路，在甘肅省岷縣入洮河，調水130億立方米。輔助工程則為黑山峽、磧口、古賢三大水利樞紐，目前黑山峽、古賢項目已準備開工建設。

圖片來自宿東君先生

圖片來自宿東君先生

圖片來自宿東君先生

調水總規模從240億下調至170億立方米的邏輯是明晰的，就是新時代對生態的要求越來越嚴格，北方實質性缺水問題得到解決，這點無須多言。但令人費解的是，從2008年前期被喊停到2018年重啓，為什麼調水總規模一下子從600億下調至240億立方米，並最後確定為170億立方米？請讀者再仔細上面提及的六省區缺水原因判斷表，可謂一目瞭然：在工程性缺水得到根本緩解後，制度性缺水成為西線調水工程的主要訴求點，而資源性缺水的省（區）則很難發出自己的聲音（新疆不屬於黃委會要考慮的真正區域）。

再看“備忘錄”，《南水北調西線工程備忘錄》一書是四川科學家、學者羣體為四川利益發聲和收錄各類針對南水北調西線工程代表性言論的“備忘錄”，正反各方面意見都有，其中以反面意見居多（其現實原因，很可能是水利部門並未徵求川籍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意見，情緒上引發劇烈反彈）。從博弈論的角度着眼，水利部聯合黃河上中游青甘寧蒙陝晉六省區，站在四川利益的另一邊。那麼，為什麼是上述六省區，為什麼沒有新疆？

複雜的問題，應該使之日趨簡化，以利於解決。

時代的節點回到1987年。上世紀80年代，黃河數次大斷流，導致了1987年中央主導出台了各省區分水方案（以下稱“八七分水方案”）。八七分水方案的制度架構一直延續至今，陸續有些小修小補，並未隨時代發展需要做出新的改革。這從制度上導致了青甘寧蒙陝晉六省區對黃委會水資源分配權的依賴，也是制度性缺水的源頭所在。“備忘錄”據此提出了水權置換問題，也是抓住了重點。

基於水權置換，考慮對黃委會的水資源分配權必要的尊重，不進行系統性的大規模西部調水，可以有這樣一個假設方案：先基本固定甘肅、青海之外四省區指標比例，再單獨進行四川對甘肅的調水，同時允許青海使用更高的用水指標推動本省工業化和城市化。

這一方案的優點，是先放下制度性缺水的矛盾，優先解決工程性缺水的難題，並再次推動西線調水工程的整體規劃，從利益兼顧角度來説，受到的阻力較少。這一方案對四省區的利益觸動不大，相反，還從中相對受益，但對六省區格局中扣除四省區之外的青海和甘肅，是最為得利的。這兩省從表面上看來是工程性缺水（太窮了），本質是制度性缺水（指標管控），而兩省恰好作為南水北調西線工程上線和下線的輸水第一承接地，可以通過資源性水量的解決，迴避了上述兩個問題。而新疆作為真正的資源性缺水大區，成為了包括“備忘錄”方案在內的“招牌”，至於新疆是否真正從中受益，從短期來説，則是見仁見智的問題。

“備忘錄”中還有一個不為公眾所熟悉的“小眾”項目，即“小江調水方案”。正如《備忘錄》一書中水利部原部長錢正英同志的認識：“長江水多，不在源頭；黃河缺水，不在上游”。錢正英同志的長江水資源看法，非常精妙。長江之水，主要在支流，特別是在羣山溝壑中，重點是巨氣象系統和微氣候的互動。上一級支流的洪水，很可能就是下一級幹（支）流的資源。調長江之水，實質是調氣象之水，無論是減災，還是豐水期滯洪，本質都是化洪水為資源，洪水資源化的一系列問題和一攬子解決方案。

小江調水方案為錢正英同志的話做了一個很好的註解。長江水多，不在源頭，上中游各支流洪水資源彙集至三峽水庫。在此基礎上，把三峽重慶段小江支流的水築壩攔截，建設一連串抽水蓄能電站和高山水庫，穿過巴山，跨過漢江，再穿秦嶺，將水調至渭河流域，最終從潼關入黃河。

圖片來自宿東君先生

錢正英同志同時指出，“該方案的最大缺點是長江低，黃河高，需要建設高揚程、大功率泵站，提水入黃。”受制於當時的技術條件，泵站是作為一種不可或缺的成本存在。而在碳達峯碳中和戰略已成國家意志的今天，新能源方興未艾，跨流域的抽水蓄能電站可以替代泵站，一是利於重慶本地及周邊的風光資源“應用盡用”，二是充分利用洪水資源，三是在合適的規劃下，小江攔水大壩處甚至可以考慮使用抽水蓄能電站方案，更大範圍發揮對整個電網的調峯作用。

總之，我們不難看出，在制度性缺水的慣性思維主導下，在過度尊重黃委會水資源分配權的前提下，西線調水工程只能成為一個制度或者慣例的補充北方水資源不足的“次一級”工程。無論是黃委會方案還是“小江”方案，都未能切實重視新疆缺水這一基本國情及其藴含的巨大發展空間。當然，任何事情都瑕不掩瑜，特別是“備忘錄”中作為參考的“小江調水”工程，實際上是超越時代的戰略規劃，它猶如一塊璞玉，等着新時代的系統工程技術——抽水蓄能羣——進行挖掘和雕琢。

三、其它方案綜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在數十年的探索中，許多專家學者也提出了各自的西部調水方案，比較有代表性的，是三組方案：一是林一山、陳傳友、鄧德仁和鄧英淘等人前後繼承但又各有側重的方案羣（以下簡稱“林陳鄧鄧方案”），這一組方案的突出特點，是充分考慮和利用橫斷山區的地理特點，最大程度在可調水量和工程成本之間達到一個均衡；二是劉澤洪方案，該方案充分考慮了水利和能源（電網）的有機結合，在工程技術的選擇使用上，更具有前瞻性和系統綜合效應，提出了水——電結合視野下西部調水工程的新藍圖；三是2000年之後學者新提出的各類引水入疆方案，其特點是圍繞新疆為調水終點或重要節點來進行，從中可以看出這組方案思慮長遠。

先看林陳鄧鄧方案，這一組方案的先行者是林一山，他提出從怒江開始，瀾滄江、金沙江（幹流）、雅礱江、大渡河共5條江河上游聯動調水，總取水量800億立方米，主要供水區為內蒙古西部和新疆東部，也有引水入南疆的考慮。林方案的特點是，高水北調，高水高用（在流域上游高海拔地區築壩，跨流域提引水至相鄰的較高海拔地區，然後自流使用）。同時，林一山基於對西部地理的深刻認識，提出“要利用‘西高東低’來克服‘北高南低’”，系統性探索和總結提引水過程中最大限度降本增效的各種辦法。

與林一山方案着眼點區域一致但選擇線路有所不同的是鄧德仁三江並流貫通調水方案，鄧德仁也聚焦於怒江、瀾滄江、金沙江，主張三江打通，或完全自流，或完全提水，或混合，其目的是雅礱江、大渡河等長江支流水量北調後，將流出境外的部分水量向東填補北調水量空缺，總補水量300至600億立方米。鄧德仁這一方案的特點是：低水東調，低水低用（在青藏高原南邊緣的稍低海拔但水量較大地區築壩，跨流域提引水至相鄰的更低海拔地區，然後自流使用，考慮到青藏高原特點，此方案只可能向東，實質是補水）。

陳傳友“四江進兩湖”方案，則在水源地的選擇上更靠近青藏高原核心區，即從雅魯藏布江開始，到金沙江結束，多點提水穿越巴顏喀拉山，注入黃河上游的鄂陵湖、扎陵湖，取直從黃河支流曲什安河入黃。總取水量435億立方米。因提水量大，所需要的抽水電能，則建議建設雅魯藏布江大拐彎電站予以保障。可以作補充的是，鄧英淘認為不需要建設大拐彎電站，所需電能用改為風電為主進行提水，工程成本更低且更適合工程的逐次推進。

如上所述，鄧英淘在總結上述三個方案時，曾有精當的概括：高水北調，低水東調；風水互濟，引提並重；東西對進，調補兼籌。鄧英淘吃透了林一山方案的思路，提出了廉價風電提水方案。他給出兩個簡單結論來概括核心圖景：在引水量很大時，提水工程是大西線調水的主要技術手段，自流引水只是因地制宜的輔助手段；提水用電成本的高低，是制約大西線調水經濟性、從而制約工程可行性的最關鍵因素。

林陳鄧鄧方案的取水點有所差異，但根本思路是一致的，即：引、提西南諸江河之水為主，疏引長江中下游洪水為輔，最大限度利用我國西南江河外流水資源（流出總量共計約5400億立方米），儘量利用洪水資源，考慮到風電是不連續的，抽水也是階段性的，那麼就要盡最大可能利用本地廉價風電資源，將風電資源和抽水用電靈活配合，以期達到最低的後期運行成本。

接下來再看劉澤洪方案，該方案側重從水——電的有機結合角度設定西部調水，是將橫斷山區風光、水利資源與調水工程有機結合下的一種思路，即：依託新能源為水資源配置提供動能，依託抽水蓄能電站為新能源消納提供儲能，成為國家水網的蓄水池、新型電力系統的蓄電池；以新能源為動力，以調蓄水庫為樞紐，以引水渠為聯絡，構建電——水協同的“輸——儲”網絡，這是劉澤洪團隊基於新型抽水蓄能的調水思路。

圖片來自劉澤洪等作者的公開論文

劉澤洪方案的總調水規模400億立方米，它充分考慮了新技術在工程應用中的廣闊前景，概括而言，有三大優勢：一是以數字化信息為基礎，用自動化的程序高效率篩選出抽水蓄能站址和調水路徑優選對比；二是以短隧洞思路應對西部地震頻發區對工程建設運行全生命週期的擾動；三是深度嵌入新型電力系統，利用高密度的全國電網，系統性地把鄧英淘廉價風電提水方案成本再降一個台階。

中國的山地偏多，昨日是阻礙發展的巨大包袱。今天卻成了不可替代的新型抽水蓄能站址資源，這是時代、時勢與地理特點通過技術進步而搭建的新機遇。

2000年之後，討論者們將目光深入更為廣闊的西部，即“西部調水”成為廣義上的、或者説真正的西部國土空間和水利資源的整合規劃。據《新型抽水蓄能與西部調水》一書，這些方案詳情可見下表：

資料來源：《新型抽水蓄能與西部調水》

從上面幾個設想或方案可以看出，大多數方案都是圍繞新疆為調水終點或重要節點來進行，説明各方案重在長遠，至於是否有切實可行的近中期微觀策略，則尚待觀察。（鑑於由於新疆的情況極度複雜，我們將在下篇着重討論。）

四、上篇結語

西部調水工程可謂是事關中華民族未來發展前景的重大戰略規劃。作為戰略規劃，最為緊要的是兩條：一是戰略規劃首先是方法論，不是目標；二則戰略規劃不能基於預測性的要素展開，而是“不賭”，追求的是化繁為簡的可靠性。同理，西部調水工程的焦點不在於可調水量的多少，而在於如何在工程、經濟、環保等方面達到一個均衡，更在於方法、線路和技術手段的選擇。同樣，西部調水工程不是為了解決某個既定目標而進行的戰術性工程，如果那樣，將會導致任何大工程極容易出現的災難性結果（工期無限延長、預算超支、預期效果不明顯或者三者皆有），而是要聚焦於一個問題：化解中國西部地理資源要素（水、土）的不均衡為某種戰略機遇。

由上述規劃前提出發，讀者很容易判斷紅旗河等方案的優缺點在哪裏？現在適不適合立即進行實質性施工？如果明確它們的優點和缺點，認可並尊重縝密詳實的戰略計劃比實施工程重要N倍，那麼我們還是要回過頭來，仔細分析中國西部水利資源圖景、橫斷山區地質地理特徵、西北國土空間改造等基本要素，再針對性地提出西部調水工程的規劃方案，才是可行之道，同時也是必行之路。

從中國北方水利資源圖景來看，整個西部調水涉及的七省區，缺水的四個主因有了結構性的變化，即水質性缺水最先脱離主要矛盾，資源性缺水、工程性缺水和制度性缺水的現狀則因省而異：除了新疆的主要矛盾是資源性缺水外，其他六省區的主要矛盾均為工程性缺水和制度性缺水交纏在一起。解決上述問題最為直觀的辦法，是結合國家水網規劃建設，用大量的工程投資、用系統工程的規劃合併解決工程性缺水和制度性缺水問題。更加明確地説，西部調水不能以北方缺水為主要工程目標，因為未來北方缺水的可能性並不是工程的主要考量因素，而默認指標分配的水資源制度安排並以此為出發點考量西部調水工程，只會把核心議題降格化：將戰略規劃視為戰術問題。

圖片來自宿東君先生

從我國西南江河外流水資源來看，年均西南外流總量共計約5400億立方米，調水後是否對域外國家人民生計有負面影響？從氣象學角度，印度洋和青藏高原兩個巨型天氣系統相互作用，絕大多數的降水均發生在域外，應該予以實事求是的考察，而不是動不動就擔心“造成不利的國際影響”。最後應指出，我國對西部生態的科學投入應該進一步增加，對生態科學界認定的重點動植物應該有更長期系統的研究結論，決策者不能亂拍腦袋，輿論可以影響政治，但是輿論決不能左右國家根本利益。

從西藏高原和橫斷山區的地理、地質條件看來，以海拔2500米為界，重點根據青藏高原和橫斷山區地理現狀，“高”水北調，“低”水東調，以高密度的中國巨型電網為後盾，用廉價風電提水，用新型抽水蓄能思維構建國家水網的蓄水池、新型電力系統的蓄電池，盡最大可能和努力提高整個巨型系統的經濟性，理應成為未來西部調水工程的地理、經濟成本相互結合的核心點。

從國土空間的改造來看，新疆普遍缺水、東疆南疆尤甚的現實，讓我們應該將西部南水北調的目標不應該聚焦於黃河區域，而是要從整個國土改造的戰略空間着眼，這樣説並非是否定每位專家或者討論者的努力，而是應該視為這是一場當代科學史“層層累積”的大合作探索。這一探索的核心區域也逐漸隨着深入而清晰，即如何將大西部的資源要素，通過調水進行全方位的整合，這種整合首先要面對的是地理因素，而能克服或者利用好地理因素的關鍵之處，同樣是基於這種地理因素之上的能源結構和能源網絡。

土地——水——能源的三位一體格局，成為我們審視和探索西部調水工程的出發點。

參考文獻

[1]林一山.中國西部南水北調工程〔M〕.中國水利水電出版社，2003

[2]林凌、劉寶珺等.南水北調西線工程備忘錄（增訂版）〔M〕.經濟科學出版社，2015

[3]鄧英淘.再造中國，走向未來——為了多數人的現代化〔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4]楊凱奇.調水地區利益的轉移，才是最最難的——對話“紅旗河課題”專家組組長王浩〔N〕.南方週末.2018年3月29日

[5]鄧銘江等.12個關鍵詞、14位專家 帶你一起熱議“紅旗河”〔N〕.中國國家地理.2018年第5期

[6]楊勤業、景可、徐建輝.質疑：“紅旗河”調水功能的可行性〔J〕.自然資源學報，2018，33（5）:893-898.

[7]趙希濤、魏樂軍.青藏高原東南部地貌特徵與藏水北調源頭段的可能線路——試評“紅旗河工程”構想〔J〕.地球學報，2019，40（2）:361-374.

[8]趙希濤、魏樂軍.我國西部“五江一河”可供跨流域調取的水量究竟有多少？——二評“紅旗河工程”構想〔J〕.地球學報，2019，40（3）:492-506.

[9]趙希濤、魏樂軍.“五江一河”的洪水特徵及其對跨流域調水量的制約——三評“紅旗河工程”構想〔J〕.地球學報，2020，41（1）:91-105.

[10]王浩.取水之利，興我中華（2017年12月，王浩在清華大學詳細講解“紅旗河”）.互聯網

[11]劉澤洪等.基於新型抽蓄的綠色蓄能調水工程研究〔J〕.全球能源互聯網，2022，6

[12]李立浧等.《我國未來電網格局研究》院士討論紀要2018年8月23日

[13]劉澤洪.新型抽水蓄能與西部調水〔M〕.中國電力出版社，2023

[14]劉永奇.我國抽水蓄能開發情況及儲能支撐新型電力系統構建的認識與思考.互聯網

[15]《中國電力百科全書》編輯委員會、《中國電力百科全書》編輯部.中國電力百科全書（第三版）〔M〕.中國電力出版社，2014

[16]劉振亞.全球能源互聯網〔M〕.中國電力出版社，2015

[17]杜祥琬.中國能源戰略研究〔M〕.科學出版社，2016

[18]國家發展改革委、國家能源局.能源技術革命創新行動計劃(2016–2030年)〔R〕.2016

[19]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中國交通的可持續發展〔R〕.2020

[20]《中國電力規劃》編寫組編.中國電力規劃 （1949-2003）〔M〕.中國水利水電出版社，2007

[21]辛保安、劉澤洪等.中國清潔能源基地化開發研究〔M〕.中國電力出版社，2023

[22]黃萬里.黃萬里文集〔M〕.2001年8月

[23]王柢，王大壽.工程決策中的綜合優化——以鐵路為例〔M〕.西南交通大學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