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鄭永年：如何看待歐洲極右翼“異軍突起”_風聞

大灣區評論對話鄭永年

如何看待歐洲極右翼“異軍突起”

 Dialogue 2024.06.13 

世界｜對話｜觀點

2024歐洲議會選舉剛剛結束，歐洲各國極右翼政黨的崛起已經成為歐洲政治的一個重要趨勢，這一趨勢將導向有關歐盟及其經濟政策未來走向的幾個關鍵變化，對歐盟本身、對中國、對世界都將產生重要影響。在歐盟經濟自主權方面，向極右翼政策的轉變可能導致更多的保護主義立場，促使各國更加強調國家主權，而非歐盟的集體利益。這很可能導致貿易協定、移民政策和監管框架的變化。對中國來説，歐洲極右翼政府的出現將給未來的中歐關係帶來複雜的局面：一方面，面對一個更加分散和充滿“保護主義”的歐洲，中國可以尋求更多潛在的機遇，發展更有利的雙邊貿易協定；另一方面，民族主義的抬頭也意味着更嚴格的貿易壁壘，可能給中歐貿易和投資環境帶來巨大挑戰。整體來看，極右翼政治的“異軍突起”，將給國際關係帶來更多的不可預測性與不穩定性。面對這種不確定，中國又該如何應對？本期《對話鄭永年》將從國際視角出發，解析中歐關係的未來。

鄭永年談****歐洲議會選舉和極右派崛起

PART ONE

講到歐洲的右派與左派，我們首先**要了解，歷史上説的“左”“右”與現在的理解有了很大的變化——基本上是兩者對調了位置。**傳統上，右派是資本的代表，壓制左派所代表的勞工的利益。但是現在剛好反過來，右派反而代表的是勞工的利益。以德國為例子，德國另類選擇黨（德國的一個右翼民粹主義政黨）熱衷於強調自己代表的是勞工的利益。為什麼會產生這樣的變化？簡單地講，就是因為資本國際化、全球化，使得好多全球化的“好處”都從本國流向了其他國家或者大資本的手上。傳統的建制派推崇資本推動的全球化；而極右派則強調本國利益優先的保護主義，其社會基礎是勞工階層，他們反對移民與全球化。可以説，勞工階層是現在極右派的社會基礎，這一轉變在英國、美國表現得尤為突出。英美的轉型發生在託尼·布萊爾所領導的英國工黨和克林頓所領導的民主黨，當時他們提出的“第三條道路”促成了左派政黨向右轉，不再代表勞工階層。因此，今天以特朗普為代表的共和黨更傾向於代表勞工階層，而民主黨更想代表大資本的利益。這其中的根本原因在於這些政黨的社會基礎有所改變，這一點，大家需要把現在和以前區分開來。

其次，雖然歐洲議會選舉當下是輿論的熱點，但是歐洲**議會的影響力究竟有多大？實際上，並沒有國家層面的影響力大。**歐洲議會的實權並沒有那麼大，其權力有很多“虛”的方面。這次選舉在歐盟層面不會產生太大的變化，主要的影響還是要落實到各個主權國家層面——就是説，我們更需要關注這次選舉對德國、法國、意大利這些國家的影響。

2024年6月，在位於比利時布魯塞爾的歐洲議會，媒體記者參加選舉投票情況介紹會（圖源：新華社）

對歐洲議會選舉的分析，我們要從三個層面進行梳理：

**從微觀層面看，我們需要從社會層面理清它到底反映了一個什麼樣的問題。歐盟作為民主政體，講究的是選票政治。這次的選舉其實是選票的變化。**如果不分析出選票在社會層面反映了什麼樣的社會變化，就説不清楚這次歐洲議會選舉結果的意義。戰爭、貿易、移民、人權議題，對於選票的影響是不一樣的。

**從中觀層面看，政治層面反映了什麼？除了歐洲的政治分化之外，更令人擔心的是右派在歐洲議會的影響力擴大後，是否有可能發生傳統上的政治法西斯化的轉向。**今年11月的美國總統大選是關鍵。如果美國迎來特朗普的迴歸，會不會從民粹導向法西斯化？在美國，很多美國人不喜歡特朗普。特朗普一直在宣稱，如果他當選，就把他的政敵“關起來”。美國一些人擔心，特朗普政權會是一個法西斯政權。如果未來歐洲一些國家的政權也法西斯化，這將十分令人擔憂。正如歷史上所發生過的，法西斯政權會對一個國家的外交政策產生巨大的影響。

**第三個層面是宏觀層面，也就是國際層面。**極右翼的崛起對中國是十分不利的。也許有人會説，極右翼勢力不會像自由派政黨那樣在民主人權問題上對中國説三道四。但是，極右派會更反全球化，更反移民，這一點是很清楚的。而中國的經濟發展和全球化密不可分。

**中國一直希望歐盟能夠實現“戰略自主”，那是從中國的角度來看的。**歐洲的戰略自主對中國有利，這是針對歐盟和美國的關係而言的，因為歐洲人對美國太言聽計從了。從這個角度來説，一個比較獨立的歐洲對我們有利。**但是別忘了歐盟的戰略自主是對所有大國的“戰略自主”，除了不應依賴美國之外，也包括了不過度依賴中國。**對歐洲國家來説，在中美之間，歐洲國家很可能更喜歡選擇美國，而非選擇中國。

歐盟的戰略自主強調的是產業去風險。現在歐盟在產業上對美國基本是無法做到戰略自主的。歐盟的戰略自主更可能往對中國不利的方向發展。如果是這樣，我們不能只站在自己的立場上看歐盟的戰略自主。我們要從歐洲人的心態上或者從文明立場上來看。如果特朗普當選，我比較擔心的是歐洲的極右派和美國的極右派（像蓬佩奧這些在意識形態上極端的反華人士）的對華政策。脱歐、退出國際組織、反全球化是這些極右派的一部分主張。這些人一旦聯合起來，將會象徵着新的“準法西斯主義”的崛起。我們不要忘記法西斯主義在國際上存在過國際聯盟。歐洲的極右派加上美國的極右派，將可能引發空前的反華意識形態，他們的結合可能會使中國陷入越來越不利的國際局勢中。

對話鄭永年

PART TWO

**邀請嘉賓：**鄭永年教授

**本期主持人：**馮簫凝 王希聖

**對話時間：**2024.06.12

大灣區評論：

法國總統馬克龍是“歐洲願景”的重要代表，代表着對“推進歐洲一體化，希望歐洲建立自己的軍事力量，希望歐洲成為真正獨立的一支力量”的美好願景。但對於歐洲民眾來説，他們不願意更多的外來移民進入歐洲，分攤他們的社會福利，給社會造成更多的種族和文化衝突。這次歐洲議會選舉就發出強烈信號，極右勢力的崛起代表了民眾的部分聲音。如何看待這種“民眾寧願眼前苟且，不要歐洲詩與遠方”的現象？

鄭永年：

當然，這次歐洲議會選舉中，移民問題是一個核心焦點。外來人口的確是一個問題，但是如果想要真正全面瞭解這次選舉結果向世人所傳達出來的信號，我們必須瞭解歐洲近代史，把這次選舉結果放在歷史的大框架下來看。

**歐洲是近代主權國家的發源地，但同時歐盟的建立所代表的也是去主權化。**當今世界上的國家主權體系被稱為威斯特伐利亞主權體系。威斯特伐利亞主權體系建立於三十年戰爭之後，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確立的國際政治秩序標誌着現代國際關係的開端，強調國家內部主權和對外獨立的原則，通過和平條約界定了國家間的關係，促進了國際法的發展、多邊外交的興起和國際組織的形成。這一制度為歐洲帶來了一段相對穩定的時期。然而，氣候變遷、反恐問題、人道主義干預等現代跨國問題對威斯特伐利亞主權體系提出了新的挑戰，需要在國際合作與維護國家主權之間重新調整平衡。從歐洲共同體到歐盟的演變，就是全球化背景下歐洲國家為了應對諸多挑戰的產物。儘管歐盟在推動歐洲一體化方面發揮了作用，但近年來，各國的反全球化情緒和民族主義有所抬頭，不少歐洲極右翼的政黨應運而生。

描繪1648年《威斯伐利亞和約》的插圖（圖源：Getty Images）

**歐洲的矛盾在於，國家主權的發明造就了一波社會進步的動力，推動了工業化主權國家的發展；但是另外一方面，我們必須看到，一戰、二戰的爆發都跟主權國家的出現有關係，因為過分強調主權國家，過分強調各個國家的領土，過分強調所謂的國家身份，導致了衝突和戰爭。**歐盟的前身——歐共體，正是一戰、二戰的產物。過度強調主權，就會導致政治的極端化。同時，主權表明有邊界，而歐洲一體化正是要去除這些邊界，把它整合為一個歐洲共同市場。歐盟的形成過程，包括貨幣的統一等，就是去主權化的過程。

如果單單看這一次選舉，人們會認為移民問題以及宗教衝突是極右翼崛起的原因。但是，我們不能忘記，英國脱歐之所以能夠成功，並不僅僅是因為來自於歐洲以外的穆斯林移民。事實上，英國脱歐的一個主要原因是歐盟內部成員國之間的勞動力人口的流動，其中就包括大量的東歐國家的人口流入英國。**移民問題並不僅僅是一個穆斯林人口問題，其背後更深層次的問題是歐盟內部經濟發展不均衡的問題。**穆斯林所代表的宗教問題是另外一個層面的問題，即西方所謂的“文明的衝突”。雖然歐洲歷史上有着不同文明之間的戰爭，如十字軍東征，但是其激烈程度都不如近代以來主權國家之間的衝突。

大灣區評論：

也就是説，歐洲的核心問題在於，其實歐盟整體與歐洲各國主權之間存在着某種衝突。

鄭永年：

是的，**如今的歐盟面對着主權國家和歐盟共同存在的問題，在一定程度上“主權”與“去主權”兩種力量互相爭權的局面。**在很多方面，主權國家的地位依然保留在那裏，所有問題的主體還是主權國家。因此，馬克龍所主張的戰略自主以及全球化，在歐盟各成員國之間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有的歐洲人認為全球化是進步，歐洲一體化是進步。對這部分人來説，歐盟所代表的“民主、人權、自由”這些價值和歐洲近代以來所主張的一些主流抽象價值觀是相符合的。然而，對於另一部分歐洲人來説，這些價值卻是退步——全球化與一體化影響到他們的生活，大家都被均等化了。

馬克龍所主張的“歐盟戰略自主”在歐洲有他的道理，部分歐洲人認為這代表着歐洲的理想。但是，如果我們將視線放到藍領階層，在他們看來右派的崛起也有他們所認同的價值，如家庭、宗教等等。**如果大家都只強調自己所承認的價值觀，這就像是不同上帝之間的鬥爭，就看人們選擇相信哪一個上帝了。**有的人是強調各國的民族認同，即強調主權；另一部分則是強調歐洲人的身份認同，強調歐洲的一體化，乃至於全球化。

馬克龍長期以來一直呼籲，在面對美國和中國的競爭時，歐盟要維護自己作為一個有凝聚力的地緣政治集團的地位，並且是布魯塞爾所宣稱實現“戰略自主”政策的堅定支持者（圖源：歐新社）

**歐盟是一個超主權的國家間集團。其成員國有的強調平等，有的強調自由，有不同的選擇，這就是不同價值體系之間的衝突。**而移民以及穆斯林問題只是問題的一個面向，甚至是一個虛構出來的話語問題。比如，德國前總理默克爾對移民的理解就是不一樣的——歐洲人口正經歷着老齡化問題，而移民可以很好地解決歐洲老齡化的問題。在南斯拉夫戰爭的時候，歐洲人強調人權高於主權；而現在面對穆斯林以及移民問題，歐洲人就開始強調主權高於人權。因此，**對****歐洲的問題，我們還是要從歷史的角度來看。現在政治人物把所謂外來人口以及移民問題變成歐洲更深刻矛盾的“替罪羊”了。**同樣，俄烏衝突的核心矛盾是什麼？是所謂的“民主跟專制”之間的矛盾嗎？這是歐洲人的話語罷了。

大灣區評論：

那您認為，極右翼為何會在歐洲崛起？

鄭永年：

**很大的一個原因是當今執政的歐洲各國政府離人民越來越遠。**在過去，左派往往代表着勞動階層的利益，而右派則是代表着資本的利益。然而，在當下的歐洲，或者説放眼整個西方世界，情況剛好反了過來。左派的主張越來越理想化，離普羅大眾的生活越來越遠。比如説，近年來歐洲綠黨所主張的可再生能源的環保政策，使得傳統化石能源的費用越來越高。然而，可再生能源尚未普及，使得長期以來依賴化石能源的普通人感到吃不消。這就使得極右派在普通人中有了很大的市場。

大灣區評論：

現在逆全球化思潮此起彼伏，歐洲也越來越關注經濟依賴或者説經濟安全這一方面的問題。前一段時間，有學者提出“經濟安全和經濟增長是零和關係”，您怎麼看待經濟安全和經濟增長的關係？

鄭永年：

經濟增長跟經濟安全之間並非零和博弈。政治上的博弈更有可能是零和博弈。説經濟增長跟經濟安全是零和的，這種觀點無論從理論還是實踐都是説不通的。歐洲的問題在於他們內部的分配問題，不是説全球化所導致的問題。區域化也好，全球化也好，都大大促進了勞動生產力，促進了貿易的發展。各個國家都經歷過全球化的好處，這怎麼是零和博弈呢？在經濟領域，問題只是“你多賺一點，我少賺一點”，並且“明天有可能我多賺一點，你少賺一點了”。

觀察歐洲議會的這次選舉，**為什麼很多普通人支持極右派？極右派的一大主張就是反全球化。全球化加劇了利益分配的不均，使得許多歐洲的普通人無法享受到全球化所帶來的紅利，並伴隨着強烈的“被剝削感”。**當年福特汽車為了讓自己的汽車能夠賣出去，首先做的就是提高工人工資，讓員工能夠買得起自己生產的汽車。在全球化下，企業紛紛把生產線轉移到人力成本更低的海外以擴大所能夠獲得的利潤。然而，這使得國內工人紛紛失業，海外低價生產的產品所產生的高額利潤落入到了大型企業的口袋當中。另外，大量的外來移民則使得歐洲人更直觀地感受到他們被外國人給搶了工作。在這樣的情況下，歐洲人紛紛選擇“保護主義”，維護自身的利益，於是投票給極右翼政黨。

福特T型車於 1908 年問世。亨利·福特希望 T 型車價格實惠、操作簡單、經久耐用（圖源：Getty Images）

**今天歐洲所説的“去風險”並不一定是孤立主義。歐盟對中國增加貿易壁壘是為了強化歐盟自己的製造能力，增強自己的競爭力，是為了推動本國的生產力發展。**對於那些強調經濟安全或者“去風險”的人來説，他們未必就認為中歐雙方在新能源汽車上是零和關係。我更願意稱呼他們為“漢密爾頓2.0版”或“新重商主義2.0版”。對歐洲只來説，在這個階段完全的開放可能對民族工業有負面影響，更好的選擇可能是等到歐洲內部的本土企業崛起了以後再開放，再去增強國際競爭力。它不見得是一些人所説的孤立主義。

大灣區評論：

剛才提到新能源汽車，就在今年5月，美國對進口自中國的新能源汽車加税。在對待新能源汽車的態度上，歐盟現在的態度比較審慎。如何看待這種“貿易保護主義”？一些歐洲國家是汽車大國，未來歐洲與中國在新能源汽車領域是否有可能達成“雙方共贏”的局面？

2023年7月，參觀者在第20屆長春國際汽車博覽會上選購新能源汽車（圖源：新華社）

鄭永年：

在新能源車這個領域，和其他國家相比，中國的發展有着一個獨特的優勢。其實中國也曾想要在燃油車這一領域培養扶植自己的產業，但這一領域已經被其他國家提前佔領。所以，在中國蜚聲的燃油車都是舶來品。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正是因為國內的燃油車既得利益者不是那麼強大，因此中國可以發展出強大的新能源汽車。這就像移動支付業務在美國的發展——因為美國有強大的信用卡以及支票支付系統，所以移動支付在美國很難發展起來。

那麼，中國與歐盟在新能源汽車上的合作會是零和關係嗎？我認為只要雙方在新能源汽車的發展上持開放的態度，那麼未來的發展合作前景還是樂觀的。

比如説，中國和歐盟可能做到在供應鏈上進行合作。現在，中國將國產的電動車整產品直接運往歐洲銷售。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國的新能源汽車供應鏈是一個封閉體系，中國企業與當地社會也不相關，其他國家無法享受到中國產業升級的好處。但假如説，中國在歐洲設立電動汽車工廠，僱傭當地工人，推動電動車技術在歐洲的合資運營與技術共享，中國和歐洲不就達成共贏了嗎？

今天，中國與歐洲的政治也許存在政治不互信。但這樣的不互信是短期的，全球化發展將依然是主流。**政治邏輯是一時的，而經濟邏輯才是底層的。**從資本的角度來説，它不需要有邊界。對資本來説，賺錢才是主要目的，它不講意識形態，也不講貨幣的顏色問題，不管是人民幣還是美元，什麼顏色都可以。

大灣區評論：

您曾提出，中國如今正面臨跨越“中等技術陷阱”的難題，歐洲也提出了相同的概念。您認為，從跨越“中等技術陷阱”，或者説從整體發展層面來講，中國和歐盟是否可以有相似的發展路徑？這一路徑可否成為中歐未來合作的一個基礎？

鄭永年：

其實從某些方面來説，中國跟歐洲在技術程度上還是不太一樣的。歐洲是近代化或者説現代化，以及工業化的發源地，所以從各個方面的技術指標來看，歐洲還是比中國先進。當我們在談及頂尖科技創新以及製造的時候，美國是第一梯隊；歐洲是第二梯隊；而中國仍然是第三梯隊。當我們談及“中等技術陷阱”的時候，我們不僅需要橫向比較，更要縱向比較。對歐洲來説，如果和美國比較，現在也是面臨着陷入“中等技術陷阱”的境地。

從另一個層面看，如果是以互聯網和人工智能為核心，第四次工業革命主要發生在美國。那麼，能與美國競爭的也只有中國，歐洲幾乎無力競爭。所以，對於歐洲人來説，他們感覺需要在這些領域奮起直追——主要趕超對象是美國。在中美競爭的環境下，中國當然也是趕超經濟體，所以我們提出了發展新質生產力的目標。**目前的中國和歐洲都存在一個大的問題，就是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不相適應。**美國是發展導向型的；歐洲是規則導向型的；而中國是監管導向型的。歐洲過度的規則、規制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中國則是監管過度了。中國和歐洲面臨着同樣的問題，都肩負着改革的任務。

中國和歐盟是有合作基礎的，尤其是在互聯網和人工智能的領域。對於歐洲來説，他們爭取的不僅僅是在經濟和軍事上對於美國的戰略自主，更是在科技上的戰略自主。目前歐洲沒有自主性，如今的互聯網、人工智能產業都由美國主導。也就是説，如果想要監控歐洲人，或者在技術上對歐盟“卡脖子”，這對美國人來説太容易了。因此，對於歐盟來説，中國可以扮演制衡美國的“平衡力量”。但是，也不要過度地期望歐盟依賴中國來制衡美國，畢竟歐盟的戰略自主也是就中國而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