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如果突破了這兩點，中國的新質生產力必定引領全球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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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語：利用長線風險資本持續支持知識產權的創新創造，將最終推動中國在與全球國家的競閤中，持續保持領先地位。
作者為凱思博投資創始人及首席投資官。
01 上一次改革給今天的啓示
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始於40年前的十一屆三中全會。
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啓了中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征程。會議推出的多項改革措施，時至今日對中國經濟發展仍具有深遠影響。
其中，生產要素改革是意義非常重大的一項改革內容，為生產力帶來了真正的解放，激發了人們生產和創造的活力。
我們知道，維繫國民經濟運行與市場主體生產經營活動，離不開各種社會資源，即生產要素。
無論是古典西方經濟學，還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都把勞動力、土地和資本作為三大基本生產要素。
生產要素改革的目的，就在於如何促進更多的生產要素；通過高效利用生產要素，來解放和提高生產力，從而帶動經濟發展。
十一屆三中全會推動的生產要素改革，涵蓋了土地、勞動力和資本三方面。
土地改革方面，提出將土地所有權和使用權相分離，同時放開對土地使用權的限制。
在農業生產領域，農田使用權被放開，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全面實行，農民生產的積極性被激活。
在工業生產領域，民企和外企可以通過租賃土地實現擴大生產和快速發展。同時，政府也可以通過出讓土地使用權獲得財政收入，以支持地區基礎設施建設。
勞動力改革方面，允許人口流動和自主擇業。 一時間，鄉鎮企業、個體户、企業承包經營等新型生產關係如雨後春筍般不斷湧現，改變了以往“吃大鍋飯”的分配模式。勞動力的生產效率提到大幅提升。
02 新質生產力，核心在知識產權
經過40年發展，中國勞動力、土地和資本三大生產要素的粗獷式開發和提效空間接近飽和，經濟增長速度也出現調整，結構化改革進入深水區。
人口方面，我們面臨老齡化的挑戰， 土地財政也困難重重， 雖然資本在40年中有了極大的積累，但許多條條框框和不成熟的資本巿場限制了資本的充份利用， 改革如何突破呢？
黨的二十大提出，中國經濟要走高質量發展之路。為了實現經濟的高質量發展，就需要培育除三大生產要素之外的新生產要素，同時圍繞該生產要素，構建新的生產關係。
西方經濟學理論，比如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為代表提出的新貿易理論，把技術作為第四種生產要素。
不過，在我看來，技術只有在轉化為可以直接應用於生產、製造、管理等經濟活動過程中的工具與權利，才能稱之為生產要素。
這種情況下，技術就是以知識產權的形態存在，即IP（Intellectual Property）。因此，我認為知識產權可以是補充三大生產要素的第四種有價值、有潛力的新生產要素。
知識產權（IP）經過具體的開發和應用，可以轉化為現實生產力。
新質生產力的本質，即是通過構建新型生產關係，促進高質量生產力的發展。
“先進技術- 知識產權-生產力”的閉環，與新質生產力有異曲同工之妙。而這個閉環的核心在於知識產權（IP）。
如此來看，加快發展新質生產力，關鍵在於加速推進先進技術轉化來的IP的開發和應用。
目前，世界各主要大國的競爭尤其是在科技領域的競爭，很大程度上都是在IP層面展開的。
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國等國對中國半導體領域實施的“卡脖子”方略，底氣就是這些發達國家在EDA、指令集、光刻機、晶圓工藝等形成了強大的IP儲備。
展望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的新一輪經濟改革，必將圍繞新質生產力展開和延伸。而其中一些重要的改革舉措，會聚焦在如何釋放知識產權（IP）的發展潛力上面。
03 新質生產力，推動力在長線風險資本
無論知識產權還是底層的技術，不像土地等生產要素是本來就存在的，而是需要人創造出來的。因此，需要一系列相互關聯、配套的改革舉措去培育和推動。
以改革吸引人才敢於創新的新機制，構建完整知識產權（IP）產業化體系，用市場化機制鼓勵長期資本擔當風險是一套完整的系統性工程，不是單單靠一兩項措施，就能達到目的。
首先，IP是由人創造出來的，人才在IP開發過程中起到決定性作用。
培育IP不僅要利用好國內人才，還有藉助國外優質技術人才。
一些利於人才流動和吸納的政策，想必會有助推效果。比如，放鬆國內一線城市對户籍的管制限制。鼓勵國內企業在海外建立研發基地、通過綠卡政策吸引海外優質研發人才來華髮展等等。
此外：我們要培養社會對創新，創業失敗的容忍度。對於創業失敗的人，是否都要用“失信”來懲罰呢。
其次，IP的創造和開發等環節，不僅需要花費比較長的時間，而且需要持續的資金“輸血”，過程中還伴隨着較大的研發失敗的風險。
這就需要大量且穩定的長線風險資金，支持IP的前期創生。 這就需要改變目前金融機構普遍的風險厭惡到風險擔當。
一個有效的途徑，就是學習新加坡經驗，借鑑淡馬錫模式。
早在上個世紀90年代，鄧小平在著名的“南方談話”中已明確提出“借鑑新加坡經驗”。
為了學習新加坡的工業化成功經驗，中新兩國合作在蘇州打造蘇州工業園、併成立專門的協調機構——中國-新加坡蘇州工業園區聯合協調理事會。
30年後的今天，我們應該再次學習新加坡的成功經驗，設立“中國版的淡馬錫”。
簡單來説，就是在國家層面出資，集合民間資本和國際資本，用市場化手段設立長線風險投資機構或創業投資機構，主要聚焦於先進技術的IP轉化以及IP的開發、創造及商業化應用開展長週期、高風險的投資活動。
5月23日，總書記在山東主持召開企業和專家座談會。
本次座談會邀請了安踏（2020.HK）、傳化和博世等民企和外企的負責人，以及投資機構深創投的負責人。
聯想到下個月即將召開的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此次座談會傳達的信號，頗有深意。
在本次舉辦的企業和專家座談會上，有來自深創投等投資機構負責人談到了“發展風險投資”的內容；安踏和傳化等民營企業負責人則發表了以“用科技改造提升傳統產業”為主題的發言。
在某種層面上，這透露出未來經濟改革的一個重要信號，就是如何利用長線風險資金來釋放創新活力。
比如安踏，如今已經不僅僅是一家體育用品製造商，更是一家體育科技裝備的研發公司。
安踏一年研發投入高達16億，在全球建立了5大設計研發中心，相繼研發出了安踏膜、柔心紗、兒童騎行服、國家隊競技裝備等一系列科技IP成果。
傳化集團更是在智能物流領域打造出無人化、數字化、標準化的智能雲倉，並研發出“中國物流大腦”、“鯨眼系統”和“風豹2.0”等智慧物流黑科技。
座談會上，德國博世（中國）投資有限公司總裁徐大全，分享了企業知識產權在中國得到有效保護的故事，並就優化外資企業營商環境提出了意見建議。
保護知識產權就是保護創新。
總書記在十九屆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五次集體學習時強調:“知識產權保護工作，關係國家對外開放大局。”
令人欣喜的是，無論保護機構還是保護機制，中國正在逐步完善一整套知識產權保護“社會共治”系統，不斷塑造“新質法律保護與監督能力”。
過去十年來，中國對專利法、商標法、著作權法、反不正當競爭法等知識產權專門法律進行了多次修改；在北京、上海、廣州設立知識產權法院，構建出全方位、立體化保護的知識產權法律體系。
近日，隨着國家知識產權局等9部門聯合印發的《知識產權保護體系建設工程實施方案》出台，截至目前，全國已佈局建設國家級知識產權保護中心71家，快速維權中心42家。
但我們也應看到，AI等新技術發展日新月異，知識產權領域的新挑戰將層出不窮。構建適應本土技術發展的治理系統，同時加強全球合作、開啓對話與交流，是未來全球IP共建生態體系的核心。
截至2023年底，博世在中國設有34家生產基地和26個技術中心，當年投入研發費用達110億人民幣，亦參投多箇中國汽車產業鏈項目，充分體現了“走出去、引進來”共同發展下，互通有無、鏈接共融的IP國際化。
“國際IP本土化”和“中國IP國際化”——兩者共建共融，是一種更高層次上的知識產權保護，也是能真正引導產業深度轉型升級的高質量創新。
總結起來，以政策吸引和留住高端技術人才，並利用長線風險資本持續支持IP創新創造，將使加快發展新質生產力的戰略落到實處，充分呵護IP成長，最終推動中國在與全球國家的競閤中，持續保持領先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