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二級醫院到三甲副主任，病理醫生“黎叔”的職業升級路_風聞

　　對進入一家三甲醫院工作，他心裏完全沒底，也無法預見自己的未來，他既沒有好的學歷背景，也沒有出國留過學，甚至沒有到知名醫院進修學習的經歷。

　　撰文 | 田棟樑

　　在消化道早癌篩查領域，黎叔大有名氣。

　　微博上知名的從事消化道早癌篩查的內鏡醫生“消化科倔老頭”就屢屢提及黎叔，對他的專業水平讚不絕口，他轉發一條黎叔的微博，其轉發語如此説：最佳的是，內鏡醫生既懂內鏡，又懂病理；病理醫生既懂早癌病理，也懂內鏡。黎叔既懂早癌病理，又懂內鏡。我一直在向黎叔學習。

　　黎叔的名字叫張黎，是上海市東方醫院病理科的主任醫師、科室副主任，他的微博ID叫“龍鬚草_黎叔”，因此業內的同道都稱他黎叔。黎叔是少數活躍在社交平台上從事消化道早癌篩查理念推廣的病理醫生，與那些大V醫生相比，他的粉絲雖然不算多，但找他諮詢及病理會診的患者和醫生卻很多，為此最近他專門寫了個《關於找本人病理會診的相關途徑及需知》，廣而告之。

　　在2021年前，張黎是上海一個區中心醫院的病理科主任，更早之前，他是紹興市一個基層二級醫院的病理醫生。這篇文章將通過黎叔的職業升級之路，讓讀者更瞭解病理科，瞭解病理科醫生。

　　張黎醫生 攝影/田棟樑

　　**“**醫生的醫生”

　　手術枱上正在進行一台乳腺腫塊手術，主刀醫生將切下的腫物放入標本袋，拿着標本袋的工作人員朝着病理科一路小跑過去。手術暫停了，手術室裏的醫生等待着病理科最後的裁決，腫物是惡性還是良性，決定着這台手術接下來要怎麼做。

　　“這項工作叫做術中冰凍切片診斷，醫生把腫塊切下來，病理科要在30分鐘內告訴手術醫生是良性還是惡性，如果是良性，這台手術就結束了，如果是癌，可能還要繼續擴大切除，做淋巴結清掃。”張黎解釋説，“所以病理醫生的判斷非常重要，工作壓力也比較大，因為病理科一旦錯了，就有可能導致病人最後的診斷和治療錯誤。”

　　正因如此，病理科醫生也被稱為“醫生的醫生”，甚至有“一個病理科的水平，代表着一個醫院的整體水平”這種説法。冰凍切片診斷的工作量並不大，但對病理醫生的挑戰最大，面臨的壓力也最大。佔據病理科主要工作量的是常規病理診斷，“像胃腸鏡，一天就三四百例。常規病理對病人同樣非常重要，如胃鏡診斷了胃潰瘍，那這個潰瘍是良性潰瘍還是胃癌，絕大多數都需要等我們的常規病理一錘定音。”

　　一個病理標本送過來，在病理科要經過組織固定、取材、包埋、切片、染色等幾十道工序，光固定就需要24個小時。而且相比檢驗科的各種高科技設備（多數檢驗報告在15分鐘至數小時內可出），病理科的現代化機器只是為了能把切片製作好，一份份病理報告需要靠病理科醫生的一台顯微鏡和自己的眼睛。“病理科的工作模式還是比較傳統的，需要時間，確定的流程不能減少，所以會有病人或醫生抱怨怎麼這麼慢，因為不光是要靠人去看，遇到疑難的病例還要討論、會診，要加做免疫組化、查閲病歷、詢問病史等。”

　　也正因如此，國外的病理科醫生地位是很高的，收入也不錯，但國內卻恰好相反。張黎感嘆道：“在中國人工比較便宜，這就決定了我們病理科的收費價格較低，這就導致病理醫生隊伍缺口很大，像我們這樣的三甲醫院招臨牀醫生都要求名校博士了，而病理科招碩士還不一定能招到。”

　　上海市東方醫院的官網上有一張病理科工作人員的合影照片，照片上男女比例嚴重失衡，18人中只有4名男性。張黎説：“病理男醫生更少，現在科裏男醫生就我一個獨苗了，病理科收入不高可能是導致男性佔比少的一個重要原因。”

　　圖片來自上海市東方醫院官網

　　對於自己選擇病理科的原因，張黎的解釋是，剛畢業選專業時，他並沒有考慮收入的問題，一開始他也隨大流選了臨牀科室，但畢業前去醫院實習之後發現做臨牀醫生面對的事情太多太雜，他覺得自己的性格不適合做臨牀，他想要的是一個既可以做教學也可以為臨牀服務的安靜崗位，於是就去了病理科。“後來發現收入確實和臨牀差距很大，但因為還算比較喜歡這個專業，也很有成就感，雖然不被社會看好，也不受重視，自己覺得自娛自樂也挺好的。”

　　不用和病人面對面，也基本沒有夜班，週末都能休息，也是張黎喜歡病理科的原因之一，這讓他能有更多的時間去學習提升自己。張黎的職業起點並不高，畢業後進入了浙江紹興一家二級醫院，對於在中國發展本來就很滯後的病理科，基層醫院的病理科更是落後，張黎對此深有體會，“那時候三級醫院都招不到病理醫生，二級醫院病理醫生就更少了，一個醫院也就一兩個，基層醫院的病理量小，也找不到人交流，學習提升也很困難，我主要通過網絡線上學習。”

　　2018年，央視網發過一篇關注病理科醫生職業困境的文章，文中指出中國病理醫生缺口達9萬人。人體病理學家卞修武院士在接受採訪中表示，病理診斷是目前為止臨牀上絕大部分的疾病，尤其是腫瘤性疾病的診斷“金標準”，臨牀醫學越來越細化，但中國的病理卻不分科，病理住院醫師要在3年規範化培訓期間，熟記15000例以上的病理樣本形態。因此，培養週期長、工作風險大、勞動報酬低是年輕醫學生不願意選病理專業的原因。

　　2020年《中華病理學雜誌》發表了一項對我國31個省區市（不含港澳台）3831家醫院的病理科數量、人員構成情況、工作量、人才培養情況、科研發展情況的調查結果，結果顯示，我國病理科主要集中在華中、華東和華南地區，而佔全國總面積55.37%的西北部地區，病理科數量僅佔11.7%。此外我國病理專職教研人員較少，病理從業人員職稱以中級及以下為主（79.8%），高級職稱的病理人員明顯不足，且學歷以本科及以下為主（68.3%）。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張黎雖然起步於一家基層二級醫院，但由於他堅持學習，有一顆進取的心，很快就在病理領域嶄露頭角，業務能力得到業內認可。2013年，張黎從紹興到上海市松江區中心醫院擔任病理科主任。在紹興時他就有一個想法，由於基層醫院既缺病理醫生，也沒有很大的病理診斷業務量，他想參照區域檢驗中心的建設模式，建設一個區域病理中心，承接一些沒有病理科的基層醫院的病理診斷工作，提升區域病理診斷能力和水平，也方便患者不用為了一些簡單的病理檢查（如婦科細胞學、病理活檢）到大醫院排隊。

　　在紹興時，張黎一直沒有機會實現這個想法，到了松江區中心醫院擔任病理科主任後，他立即着手籌建以松江區中心醫院病理科為核心的區域病理診斷平台。一年多後，平台建成並運轉，業務覆蓋上海市松江區15家社區衞生服務中心、方塔中醫院、上海第五康復醫院及九亭醫院，為松江區同質化的病理診斷，實現了區域內全部聯網、資源共享和信息互通。

　　提升中國消化病理水平

　　在松江區中心醫院擔任病理科主任的7年多時間，張黎除了搭建了一個區域病理診斷中心平台，他還為醫院帶出了一個病理醫生團隊。“剛開始我們科只有3個病理醫生，到2018年時，已經有8個醫生了，這基本相當於一個三級醫院病理科的配置。”

　　張黎也坦承，到松江區中心醫院後的前幾年非常辛苦，區域中心病理診斷平台運行後，工作量很大，三四名醫生一年要做四五萬例病理診斷，雖然年年招人，但年年招不到人，直到2017年後，依靠前幾年做的業界口碑終於開始能招到人了。

　　科室工作步入正軌平穩運行後，身為一名全科病理醫生，張黎也開始思考自己的專業提升方向，他也希望能為科室在學術上帶來突破。“2016年，消化道早癌篩查的醫生交流羣就很多了，正好我也有點內鏡基礎，我剛參加工作時，一邊搞病理一邊做胃鏡，我覺得這個方向好像不是很難，學起來也挺有意思。”

　　另一個優勢是，松江區中心醫院的內鏡科也是醫院的重點學科，選定了消化病理這個亞專業方向後，張黎就一邊積極與臨牀內鏡醫生交流，一邊網上自學。放眼全世界，日本的消化道早癌篩查名列前茅，因此張黎通過網絡找了很多日本出版的專業書籍和學術資料自學。“基本靠自學，然後去羣裏和大家討論，那時候大家討論很熱烈，如果有網絡學術會議，就聽網絡會議。2017年，我去北京大學第三醫院參加了金珠老師的消化病理學習班，雖然只有三天，但對我的提高和影響還是蠻大的。”

　　那次學習班有來自全國各地的40名學員參加，很多是來自於國內的大型綜合醫院，張黎雖然來自上海的一個區中心醫院，卻在這次培訓班上一舉成名。這次培訓班在培訓前和培訓後各舉行一次考試，張黎都拿了第一名，金珠老師送給他一本專業書籍作為獎勵。“這次培訓不僅學到了知識，自信心也一下提高了，就這樣慢慢鑽進消化病理這個領域了。”

　　逐漸地，張黎在國內消化病理領域開始嶄露頭角。2019年，知名消化內鏡專家徐美東加入上海市東方醫院擔任消化內鏡中心主任，向張黎拋出橄欖枝。“他是4月1日正式到東方醫院上班的，30號就找到我，他説你過來吧，但那時候我還是比較猶豫的。加上醫院正在升三級，就婉拒了。”

　　相比上海市東方醫院，松江區中心醫院雖然只是個區醫院，但張黎身為科室主任，已經開拓出一片天地，也走過了最艱難的時期，他可以安穩地做到退休，用張黎的話説就是“我可以預見到自己的未來是什麼樣子”，但對進入一家三甲醫院工作，他心裏完全沒底，也無法預見自己的未來，他既沒有好的學歷背景，也沒有出國留過學，甚至沒有到知名醫院進修學習的經歷。

　　“他是消化道早癌病理全國有名的專家。”這是徐美東對張黎的評價，儘管張黎一猶豫就是兩年，但徐美東始終沒有放棄爭取他過來。

　　顯微鏡是張黎的最主要的工作工具。攝影/田棟樑

　　張黎認為，在徐美東加入東方醫院之前，松江區中心醫院的消化內鏡水平和早癌診斷水平並不弱於東方醫院，在徐美東之後，東方醫院消化內鏡水平得到了極大的提升，但內鏡水平的提升也需要一個專業的亞專業消化病理團隊密切配合和服務。“消化內鏡科的標本量很大，胃鏡的活檢不光是看腫瘤的，我們現在能做到去精細判斷是什麼類型的胃炎，這是很多醫院的病理科做不到的。”

　　雖然過去就明確了胃癌最重要的高危因素就是幽門螺桿菌（Hp）感染，但現在國內消化內科學界對檢出Hp感染後要不要立即進行殺菌還存在不同觀點。以長海醫院的李兆申院士為代表的“殺菌派”認為，不殺菌就不要去檢測，如果檢出就進行殺菌（前提是無殺菌的禁忌），另一派的觀點則是，Hp感染後要不要殺菌，要結合是否有胃癌的高危風險因素去判斷。

　　張黎屬於殺菌派，堅定地認為感染了Hp就要進行殺菌，而且相較於Hp感染常見的臨牀檢測方式，張黎認為最好先內鏡下判斷有沒有感染，再取病理確診，因為像一些體外的吹氣檢測Hp，有很多的假陰性和假陽性。

　　對於結合胃癌高危風險因素再判斷是否要殺幽門螺桿菌的觀點，張黎並不認可，他認為，持這個觀點的人如果由他帶着看一個月的胃鏡病理、顯微鏡下的Hp感染胃炎表現，就都會改變觀點。日本有個《幽門螺桿菌胃炎京都全球共識》，其中詳細介紹了Hp炎症的表現特點。“京都全球共識”中也回答了“根除Hp可以預防胃癌嗎？”這一問題，答案是：預防Hp感染去除了胃癌的主要病因，因此將降低人羣的胃癌發病率。Hp根除治療對胃癌預防的效果，取決於根治時萎縮損傷的程度和範圍，對非萎縮性胃炎患者可獲得最好的預防效果，而對於已有萎縮改變的患者則可以穩定或減少胃癌的風險。

　　除此之外，張黎在A型胃炎的病理診斷上也頗有研究。A型胃炎又稱自身免疫性胃炎，是一種特殊的萎縮性胃炎，會影響小腸吸收維生素B12，最終引起惡性貧血和一系列消化道症狀。但因為患者早期缺乏特異性臨牀表現，臨牀上很難被發現和識別，患者常因乏力、胃腸道不適等原因就診。

　　新鄉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內鏡檢查科主治醫師王新菲撰寫的科普文章《並不少見的A型胃炎》中指出，雖然內科書上稱A型胃炎在歐美國家常見，在中國發病率較低，但從事消化內鏡工作後，發現該病並不少見，只是之前沒有意識和能力去發現。

　　A型胃炎作為一種嚴重的萎縮性胃炎，張黎表示目前很多患者在臨牀沒有得到診斷，而這類患者除了需要缺什麼補充什麼外，還需要加強隨訪，因為A型胃炎也是胃癌的高危因素之一，但目前國內很多醫院病理科從來不診斷A型胃炎，因為缺少相關培訓，而張黎在東方醫院每天都能診斷出多例A型胃炎。

　　2021年，張黎終於下定決心，加入上海市東方醫院病理科。在東方醫院，張黎除了日常病理工作外，他還擔負起教學的任務，除了培養自己科室的病理醫生外，他還面向全國招收病理進修醫生，每期招3名學員，三個月一期。他表示，很多醫院的病理科醫生不會在病理下判斷Hp感染、A型胃炎等，內鏡下切除腫瘤的病理報告打的也很不規範，甚至給臨牀醫生造成了很多困惑，他希望通過培訓把消化病理診斷可以做得更精準。

　　張黎帶領學員共同看病理切片。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而徐美東主任的內鏡中心招收的內鏡學員更多，一期有40人，每週都會有內鏡學員到張黎這裏學習病理。這個理念也來自日本，日本的很多內鏡醫生也精通病理知識。此外，消化內鏡科和病理科會舉行一月兩次的MDT討論。在這些工作之下，上海市東方醫院消化道早癌診斷水平也越來越高，名氣越來越大。張黎表示，消化內鏡中心的進修醫生都是排隊的，病理科每期招的名額少，也排隊到了2025年。但為了保障進修質量，張黎還沒有擴招的打算，每期3個學員特點都不一樣，對每一個學員需要個性化、有針對性地培訓。

　　張黎認為，中國的病理水平與日本的差距主要在於整體水平上的差距，日本的病理水平能做到同質化，而國內病理科水平卻參差不齊，高水平的醫生和中心與日本不相上下，但中低水平的病理科數量還有很多。

　　“所以我的目標就是把我們的消化病理水平提高一個台階，把消化病理這個亞專科做大做強。”張黎説，“國內至少要有這樣一個標杆科室，能吸引人來進修學習，我現在一年只能培訓十幾個進修醫生，未來希望打造一個培訓團隊，儘可能多地培養消化病理亞專科醫生，提升國內整體消化道早癌篩查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