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及竣工的大廈”——彼得大帝的改革及身邊的人_風聞

    彼得大帝，是後世對俄羅斯羅曼諾夫王朝第四代沙皇彼得一世的尊稱，也是俄史上僅有的兩位“大帝”之一。彼得一世（1672—1725）的偉大之處在於他統治時期進行了以軍事為先導的一系列西化改革，近代俄羅斯的政治、經濟、文教、科技等各方面的發展無一不源於他的改革時代，儘管許多一廂情願的改革舉措備受世人爭議。

    綜觀彼得大帝完成的譭譽參雜的改革，其直接目的並不是改造這個國家裏已經確立的政治的、社會的制度，也不承擔引進外來因素、把俄國生活置於它不習慣的西歐基礎之上的任務。他的改革只限於力爭用西歐現成的智力和物力資源來武裝俄羅斯國家和人民，從而使國家達到與它在歐洲爭得的地位相適應的水平；提高人民的勞動，卻使那一代的勞動人民勞累一生，臨終時幾乎和自己的父輩一樣貧窮。

1709年俄國與瑞典波爾塔瓦會戰，油畫

    這一切都不得不在頑強、危險的對周邊國家的戰爭中完成，進行得匆匆忙忙。與此同時，還不得不同人民羣眾被貪婪的衙門官吏和粗暴的佔有土地的貴族培養起來的消極保守態度做鬥爭，同被愚昧的教會灌輸給他們的偏見和恐懼做鬥爭。因此，改革的環境是對外戰爭和內部鬥爭造成的，改革家的狂熱和自信的獨裁權力成了彼得的左右手。這兩隻手不是相互配合，而是彼此緊握在一起，從而互相使對方免於癱瘓。

    “這場最初設想得簡單而有限的、僅僅旨在改組軍事力量和擴大國家財政收入的改革，後來卻逐漸變成了激烈的內部鬥爭，使俄國生活這一潭死水掀起了波瀾，把社會上所有階級都攪得不得安寧。”俄國著名歷史學家瓦·奧·克柳切夫斯基教授（1841—1911）如是評價道。

    在彼得一世時代，受過的教育並沒有教會統治階層以清晰的眼光看待他們如此積極熱心參與其中的事業，他們對這項事業的本質的理解也不比其他社會人士高明多少。這個階級感受到了新的困難，但是，搜腸刮肚，找不出消除這些困難的指導思想。

    他們無處獲取這種思想：他們像自己的領袖一樣，都是自學成材的事業家，只是才能更為有限。他們事先未經培訓，而是在事業進行過程中邊幹邊學的，或者説趟事業的新河全靠摸着舊河牀上的石頭，因而不習慣深入考慮事業的總規劃及其目的。

    當初，這些人身不由己成為改革的合作者，從內心來説他們並不是改革的真誠信徒，而是“屈打成醫”；與其説他們支持改革，毋寧説他們本人全賴改革的支持，因為改革使他們處於有利的地位。

沙皇宮廷

    彼得逝世之後，他們感到自己獲得了最後的解放。改革從他們身上連同舊的衣裝一道剝掉了與舊衣裝共生的舊習慣，使他們擺脱了古羅斯生活嚴格的清規戒律。這種解放對他們來説是道德上的巨大不幸，因為從前的清規戒律終歸還能稍許控制他們的惡劣傾向；而今他們表現得放縱不羈，肆無忌憚。

    彼得為自己的俄羅斯祖國服務，儘管如此，卻還不能説為彼得服務就是為俄國服務。祖國的思想對於彼得身邊的奴僕們過於崇高，這不是提高他們的公民覺悟就能企及的。最貼近彼得的人並不是改革活動家，而是他個人的奴僕。彼得有時鞭笞他們，有時又準備把他們當成自己的合作者，藉以減輕專制君主因孤獨而感受到的苦悶。

    以參加彼得一世少年軍團得寵進入軍界的緬希科夫，身為伊若拉領地的公爵，竟是膽大妄為，貪污盜竊的行家，而且還經常説謊騙人。他甚至無法洗刷掉造贗幣者的惡名。

    托爾斯泰伯爵為人精細機敏，彼得本人都承認他的頭腦靈活聰明。他巧於排難解紛，任何事情他都能翻雲覆雨，顛倒黑白。

    阿普拉克辛伯爵是彼得的兒女親家，他是旱地上的海軍元帥，對海軍事業一竅不通，連航海學的基礎知識都一無所知，但是，他是最熱情好客的主人，任何人都休想不喝醉就離開他的府邸；他是改革家豢養的百依百順的奴僕，然而也是他改革事業暗藏的反對者，是對外國人勢不兩立的仇視者。

    俄國外交的主宰者奧斯吉爾曼，先前本是男爵，後來才晉升為伯爵，他是威斯特伐利亞一個牧師的兒子，他早年曾給荷蘭的海軍中將當過侍僕，接近晚年時卻當上了俄國的海軍元帥。在安娜·利奧波爾多夫娜平庸地執政的年代裏，他成了權勢顯赫、炙手可熱的人物，人們半開玩笑地稱他為“全俄沙皇”；他是奴顏卑膝、曲意逢迎的大外交家，他從來不能在倉促之間立即找到應答的話語，因而以高深莫測，喜怒不形於色著稱；一旦被迫表態，他或者轉瞬間猝發重病，嘔吐不止或痛風病發作，或者開始信口胡謅，弄得連自己都不明白説的是什麼。

    最後，還有性如烈火的亞古任斯基，他一貫脾氣暴躁，經常醉醺醺的，一碰見什麼便口出不遜，飽以老拳；他本人適合當流動劇團的一流悲劇角色，可是卻榮任了至尊至貴的參政院總監。

    上面列舉的便是彼得臨終之際掌握着俄國命運的，舉足輕重的人物。改革家剛剛逝世，他們就立即對俄國胡作非為起來。葬禮過後三個禮拜，1725年3月31日，亞古任斯基在夜裏舉行晚禱之際闖入彼得保羅大教堂，用手指着停放在教堂中央的彼得長眠的靈柩，大聲指控緬希科夫公爵欺侮了他；翌日凌晨，彼得堡被可怕的警鐘聲驚醒：原來這是哀痛欲絕的未亡人——皇后對首都人民開的玩笑，因為時值4月1日西方愚人節。

    而在民間，國內外的目擊者記錄下了描寫彼得駕崩的噩耗所引起的悲痛的，甚至恐慌的種種表現。據一位高級官員説，在追薦儀式上，“哭聲震天，淚如雨下，婦女們悲痛欲絕，聲撕泣血，無以復加”。自然，這裏不乏官樣文章的，出於禮貌周旋的淚水：安葬莫斯科國任何一位沙皇時莫不如此。人們全都感到強有力的巨掌已不復存在，因而油然產生一個令人驚恐不安的問題：今後會發生什麼事？改革，它在人民羣眾當中的根基是不穩固的。

    改革家的嚴厲意志以一種共同事業的魅影把身邊的人聯合在一起。在他逝世之後，事態的發展卻向俄國上層社會提出了一項任務：怎樣把改革家的所有工作成果轉變成僅僅對一個統治階層有利，儘可能鮮明地把這一階層同其他階層，同不學無術的白痴，特別是同農民和奴僕區分開來。

    葉卡捷琳娜一世（1684—1727）登上寶座，成為政權的偶像之後，他們更覺得可以為所欲為，無拘無束了，於是便冷靜地審視他們的互相關係，同時衡量了自己在被他們統治的國家裏所處的地位：作為老朋友，他們卻互相仇視，他們開始把俄國當成獵物，用之進行交易。若不給他們送禮行賄，任何重要事務也休想辦成；他們每個人都規定有明確的價目，同時還要一個必須遵守的條件——不能讓他們當中任何人知道別人得到多少錢。

    這是警察當道、告密盛行、暴虐專橫、蔑視法制和人性，扼殺道德的國家培養出來的真正的子弟。諸如彼得大帝的稍許年輕的同時代人和寵兒阿爾傑米·沃倫斯基，這樣傑出的幹練人才當時竟然絲毫不認為告密有何羞恥之處。他們公開地，按審訊程序，通過當面對質來證實自己告密的內容，按沃倫斯基的説法，甚至不惜採用“其他傷天害理的手段”。

夏宮花園

    對於彼得的事業，這些人既沒有力量，也沒有願望去繼承或者摧毀；他們只能敗壞它。彼得時期，他們習慣於按照彼得的殘酷指揮行事，因而一個個都好似傑出的人物；此後他們失去了扶持依靠，因而露出了平庸無能的本來面目，不再是什麼先進人物了。

    有時，他們聚攏在一起商討國家大事，可是知道自己若不在場俄國宮廷就寸步難行的奧斯吉爾曼卻裝腔作勢，隨便找一種政治病做遁詞，不肯蒞會，藉以抬高自己的身價。那些掌握祖國命運的人們坐等片刻，各自喝上一杯，便分頭打道回府，接着便跑到奧斯吉爾曼男爵身邊去獻媚討好。但是，對於奧斯吉爾曼，他們既不尊重他的聰明才智，又不推崇他的勤勞；相反，作為外國人，他們蔑視他；作為陰謀家，他們懼怕他；而作為競爭對手，他們又嫉恨他。

    彼得二世的岳父緬希科夫公爵和這位新皇帝的恩師奧斯吉爾曼男爵在宮廷傾軋角逐中一直配合默契，上下其手；不料，友誼的小船説翻就翻，在一次友好談話當中，二人竟然反目成仇了。公爵謾罵男爵，説他是個無神論者，他使年輕的皇上喪失了信仰的良知，公爵用流放西伯利亞來威脅男爵。男爵勃然大怒，反唇相譏，對公爵説：他這個公爵無權把他這個男爵流放出去，而他這個男爵卻有能力把他這個公爵處以五馬分屍的極刑，因為他這個公爵完全是罪有應得。

    結果，公爵的詛咒應驗到了自身，因為操縱國家大權，彼得二世登基後他便立即失寵了。1727年，緬希科夫被奪職，流放西伯利亞別廖佐夫，兩年後病死在了那個遙遠而寒冷的異鄉。

    這些人自始至終沒有深思改革的意義何在，然而對於改革中使他們及與其有關的社會各階級有利可圖的疏漏之處卻異常敏感。這些階級的人們善於利用彼得在取消對農奴制的最後一些限制時的立法疏忽，但是，他們卻不願意承擔為此須負擔的義務，他們尤其仇恨外國的科學以及外國的種種概念和習慣。一位不知名的莫斯科貴族説，當他和同伴們西歐一道學成回國的時候，他們不僅受到與他們門第相當的人們的嫉恨，而且因為他們身上反映出歐洲習慣，而遭到親戚們的仇視，受到他們的“喜笑怒罵，冷嘲熱諷”。

    彼得死後的俄國，被緬希科夫形象地稱之為“未及竣工的大廈”。此後，繼續修建這座大廈卻沒有按照彼得的藍圖。在彼得的葬禮上，大主教費奧凡-普羅科波維奇為了安慰失去作為國家事業總設計師的皇上的俄國人民，在其著名的訓詞裏説，似乎改革家“把自己的精神留給了我們”。他這樣説無疑是在心靈上犯下了一樁不小的罪過。（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