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明星biotech創始人的出局_風聞

3年前，康乃德在美股的上市還是一段佳話。

兩位海歸博士兼多年好友，潘武賓和鄭偉在2012年共同創立了康乃德。潘武賓是一位連續創業者，鄭偉則是首次自主創業，兩人均有豐富的職業履歷。

看起來，這是一個成功創業的故事開端。

康乃德核心攻堅自免領域的研發，核心管線CBP-201在一期臨牀試驗中，展示出超越已上市產品Dupixent的臨牀效果，有成為me better藥物的潛力。

這也使得，康乃德在上市前備受資本青睞，上市後市值一度超過16億美元。但在3年之後的今天，局勢卻發生了急劇的轉變。

6月10日，潘武賓和鄭偉向康乃德提出了辭呈。

不管是被動還是主動，創始人雙雙離職都折射出了康乃德當前遭遇了極大的困境。隨着me better故事的結束，康乃德股價持續受挫，最新市值不到1億美元。

在這樣的背景下，潘武賓和鄭偉正式退出了他們曾經一手打造的企業舞台。

/ 01 / 落敗的故事

一直以來，支撐康乃德估值關鍵的，都是IL-4Rα（白介素4受體α亞基）抗體CBP-201。作為該領域的明星產品，Dupilumab問世後迅速成為超級重磅炸彈。

Dupilumab的成功，讓有me better潛力的選手找到了一個很好的對標，講述超越Dupilumab的故事。CBP-201，講述的正是這樣的故事，也因此從一級市場到IPO一路吸引了眾多關注。

不過，2021年11月之後，故事卻走向了另一個方向。2021年11月18日，宣佈IL-4Rα抗體CBP-201治療中重度特應性皮炎的全球二期臨牀達到主要終點。

臨牀試驗成功，康乃德股價不升反降。19日，康乃德暴跌57.72%，次一交易日又跌去8.4%，市值由暴跌前的6.96億美元減少到2.7億美元。

這是因為，雖然其臨牀達到主要終點，但次要終點卻留出了爭議。該臨牀的次要終點，為特應性皮炎的關鍵療效指標——IGA（研究者總體評分）。

根據公告，這一指標在300mg Q2W（每兩週給藥一次）組達到顯著差異，但其餘兩個治療組並未透露出相關細節。

在不少業內人士看來，在300mg Q4W（每四周給藥一次）和150mg Q2W的組別中，與安慰劑組別相比，CBP-201並沒有顯示出差異效果。

要知道Dupilumab即便在300mg Q4W的組分中，IGA 0/1、EASI-75等指標同樣具有顯著性改善。曾經的me better，成了me too甚至me worse。預期落空，也難怪投資者用腳投票。

就當時而言，關於臨牀二期數據康乃德表示數據還在整理分析中。因此，關於CBP-201究竟是me better還是me worse，尚不能完全蓋棺定論。

但一個多月後，康乃德公佈II期臨牀詳細數據，證明了這一點：CBP-201各治療組的各項有效性終點，都比不過Dupilumab。

康乃德給出的解釋是，公司臨牀入組患者的特應性皮炎基線疾病嚴重程度，明顯低於Dupilumab的SOLO1、SOLO2臨牀試驗。

這導致該IIb期試驗在各個治療組中觀察到的EASI評分與基線的變化百分比，都較既往的IL-4Rα抗體3期特應性皮炎研究的結果更低。

簡單來説，康乃德認為是臨牀設計而非抗體本身影響試驗結果。2022年11月14日，其正式開啓3期臨牀，且入組受試者由此前的“成人”，直接擴展至“兒童和成人”。

或許，康乃德選擇了看上去最難走通的那條路來證明自己，但其股價走勢表明，市場已不再認可它正在講述的故事。

/ 02 / 主動還是被動

不管結果如何，康乃德的後續發展都將創始人潘武賓和鄭偉無關。

當然，他們出局主動還是被動是值得商榷的。

康乃德在宣佈兩位創始人離職消息的同時，還宣佈了接班人選，由Kleanthis G. Xanthopoulos擔任董事會主席，Barry Quart為首席執行官兼董事會成員，David Szekeres為公司總裁。

公司新聞稿顯示，本次人事變動主要是由於公司進入了商業化的準備階段。

剛剛上任的董事會主席Kleanthis G. Xanthopoulos表示，“公司核心產品rademikibart在哮喘和特應性皮炎方面產生了高度差異化的數據，這使得康乃德現已成為一家後期公司，並進入了商業化準備階段。我希望通過新領導團隊的專業知識和豐富經驗，使得rademikibart和其它產品線的最大潛力/價值得以充分釋放。”

的確，當前rademikibart的海外臨牀進展更快，國內III期臨牀尚未進行招募。並且，此前，康乃德也已經將rademikibart的中國區權益授權給先聲藥業。換句話説，新任董事會主席口中的商業化準備階段，指的是海外市場。

從履歷來看，新的高管團隊海外實戰經驗也更為豐富。當然，這種經驗並非海外銷售。

資料顯示，Kleanthis G. XanthopoulosStork是Stork Capital生命科學項目的負責人，在生命科學領域擁有超過23年的連續創業經驗，曾擔任高管、公司創始人、首席執行官、投資者和董事會成員，先後創立了五家公司，將三家生命科學公司引入納斯達克，並與大型製藥合作伙伴資助和促成了許多創造性的戰略聯盟和合作協議。

而Barry Quart和David Szekeres都曾在一家名為Heron Therapeutics的生物技術公司任職，分別擔任其首席執行官和首席運營官兼財務主管。其中，前者於2006年創立Ardea Biosciences並於2013年被阿斯利康收購；後者曾擔任Life Technologies Corporation 的併購、證券和治理主管，公司於2014年被賽默飛收購，而後擔任Edico Genome（2018年被Illumina收購）、Patara Pharma（2018年被Roivant Sciences收購）董事會成員。

資本老炮介入、併購項目經驗豐富，看上去，這更像是一場有“預謀”的換帥。

/ 03 / 康乃德的警示

相比於高管團隊大換血背後的故事，康乃德的現狀背後的邏輯，或許更值得我們關注。

一直以來，“me better”策略，為藥企打造了一個動聽的故事。這就像一條捷徑，能夠讓藥企降低原始創新研發的風險，快速通向成功

這不難理解，me better藥物只需要在前人已經驗證過的道路上，針對現有問題進行改造，就能得出一款更好的藥物。這讓me better藥物研發變得簡單許多。

並且，在me better藥物的歷史上，有着太多成功的的案例。比如，禮來的GLP-1度拉糖肽，靠着用藥時間上的優勢後發制人，在2020年以53億美元銷售額成為GLP-1領域的銷售冠軍。

在這些案例面前，人人都覺得自己能夠研發出下一個成功的me better藥物。但凡事總有兩面性，me better藥物研發過程，依然充滿了看不見、想不到的危險。

簡單來説，目前上市的分子靶向藥物作用機制非常複雜，往往牽一髮而動全身。如果對靶點的理解不夠深刻，優化化合物的經驗不夠豐富，那麼很可能在實際操作中，一個看似無關緊要的改變，就可能會使得藥物的活性、半衰期、親和力發生改變，進而“翻車”，me better變me too甚至me worse。

可以説，在一定程度上，藥物的研發就像開盲盒，理論和實際之間差了十萬八千里。不到臨牀數據出爐那一刻，一款藥物究竟是不是me better，誰也不好説。

康乃德的高開低走，某種程度上就是這樣一個故事。

這樣的故事絕非個例。這也告訴我們，在追求me better藥物的同時，藥企也應該意識到，這絕對不會是一次輕鬆的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