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 | 夏日偶感：不可隨便感恩！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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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足球隊門將哈山·桑尼在中國一夜躥紅。

原因很簡單：在6月11日晚舉行的世界盃亞洲區預選賽中，桑尼發揮出色，使泰國隊僅僅以3比1戰勝新加坡隊，這一比分間接幫助同組的中國隊從小組出線，晉級世界盃亞洲區18強。

於是，桑尼被視為“國足恩人”、“亞洲門神”，在中國引發追星熱潮。

不客氣地説，追星桑尼，其實折射了某種國民劣根性。

所謂劣根性，簡單點説，就是文化和社會心理中某些不好、不健康的方面。

為什麼這麼説呢？

桑尼做為新加坡門將，盡忠職守，奮力撲救，這是他的本分而已，只是在客觀上有利於中國隊出線，我們很難從中推導出他有犧牲自己，幫助中國隊出線的意圖。

把他人正常合理的利己主義行為道德化，強行塗上利他主義的神聖油彩，然後以此為理由頂禮膜拜，五體投地，折射的正是小農無力掌握自己命運，時刻希望有一個善良的強者保護自己的弱勢心理。

中國自秦漢以來，在長達2000多年的時間裏，基本是“皇權+官僚+自由小農”的社會結構，小農是社會的基礎，同時又是最不穩定、最缺乏保障、隨時可能破產的羣體，他們由此而卑微、而自輕自賤、而缺乏自信、而無法建立自身的主體性、而總是想依附於某個強者。

另一個原因，是100多年半殖民地的歷史，也在一些國人心中深深地打上了自卑的烙印。

中國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這種狀況，**“占人類總數四分之一的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但八十年代之後，由於種種複雜的歷史原因，很多人又跪下去了。

02

不要以為僅僅是在足球這個無足輕重的體育、娛樂活動上才會出現**“把他人的利己主義行為道德化”**現象，在很多國際問題上，也是如此。

比如，美國自十九世紀中葉南北戰爭結束之後，一直採取的是支持日本侵華，自己從中漁利的政策，這種政策差不多持續到珍珠港事件之前。

可以説，從甲午戰爭到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在中國造的孽，也有美國的一份“功勞”。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美國才開始以比較大的力度支援中國抗戰。

這種支援，站在美國的立場上看，當然為了讓中國拖住日軍主力，消耗日本的戰爭資源，使日本陷入兩線作戰困境，減輕美國在太平洋戰場的壓力。

但八十年代以來，美國的這種行為，漸漸被道德化，被“塗上利他主義的神聖油彩”，本來中美兩國共同對抗日本，是互為盟國，相互支援的關係**——即便在互為盟友期間，美國仍在雅爾塔會議上背刺中國，給中國造成重大損失——**結果在中國的輿論中，變成了美國對中國單方面的恩賜。

美國獲得了中國輿論慷慨贈予的這種道德光環之後，從中國獲得多少有形無形的好處，現在恐怕已經很難統計了。

還有陳納德的飛虎隊。

這本是一支國民政府高薪聘請的僱傭軍，結果在主流輿論中，也變成了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飛行俠客。

至於陳納德後來幫助蔣介石打內戰，強奪“兩航起義”的飛機和其他財產等惡行，就更沒有人提了。

公知在美國明明暗暗的支持下大肆鼓吹這種論調，自然有他們的動機，但這種動不動就要結草銜環，感恩美國的調子能夠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能夠大行其道，無疑有這種普遍存在的“國民劣根性”做社會基礎。

類似這種追星新加坡門將的事情，如果是發生在南亞或波羅的海沿岸的某個小國，倒也罷了，發生在中國這個泱泱大國，的確令人汗顏。

神州大地，到處都是陳納德的塑像，簡直要把他當護國之神了

中國要真正成為一個現代國家，就必須去除這種劣根性。

中國人要自立、自信、自強；要擺脱依附性，建立主體性。在國內，不卑不亢地對老闆、對領導；在國際，不卑不亢地對一切國家，尤其是美國，不向任何國家下跪，遇到任何艱難險阻，都把戰勝困難的基礎建立在自身努力的基礎上！

不如此，就不是一個現代國家，就還是一個傳統的前現代國家。

順便説一句，我的這篇文字，並不針對桑尼。桑尼是個優秀的足球門將，我們可以欣賞他、喜歡他，但感恩就不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