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朝時，中國怎樣收拾朝鮮和日本?_風聞

爵至徹侯**/**文

公元663年8月，大唐與日本在韓半島圍繞百濟復國問題爆發了白江口海戰，是役日軍慘敗，百濟復國希望徹底破滅。此後五年，唐與新羅聯軍攻滅高句麗，於唐而言，唐在東北亞的權威由此確立；於新羅而言，終於實現其一統韓半島三國的夙願。

此後200年，韓半島的政治格局不曾發生重大改變，此後千年，東亞秩序得以穩定。而唐帝國對韓半島的軍事介入，以塑造以唐為領導的天下秩序的努力，始於唐帝國對高句麗的戰爭，但韓半島三國中的百濟卻成了唐和高句麗角力中第一個被滅亡的國家。

▍韓半島三國形成後複雜的東亞國際關係

漢末以來，隨着漢帝國對東北及韓半島北部失去實際行政控制，在今遼東及韓半島上，漸漸形成了三個國家政權：東北古代民族為主體的高句麗、東北古代民族扶余為統治階層，韓半島原住民為被統治階層的百濟、以及完全由韓半島原住民古三韓民族建立的國家新羅。

三國之中，高句麗居北，與中原政權及東北諸民族接壤，而百濟新羅居南，三國之中，高句麗最先強大起來，高句麗在中國東北，先後攻擊靺鞨、奚、契丹取得了勝利，又在其遷都平壤進入韓半島後，形成了對百濟和新羅的壓制。可以説，經歷魏晉南北朝時代的發展，高句麗既成為這一地區最強大的地方政權，同時又因為其四面擴張而造成了其與周邊各國的緊張關係。

高句麗、百濟和新羅

但高句麗對中原王朝政權卻持相對謹慎的態度，自南北朝以來至隋唐之際，高句麗雖然對中原王朝的遼東邊境偶有進犯，但主流是稱臣納貢，以避免隋唐帝國成為其強大敵人，但在韓半島上受到高句麗威脅的百濟、新羅，亦積極尋求與隋唐帝國建立朝貢關係，冀圖通過隋唐帝國對韓半島傳統的均勢政策以實現對高句麗的壓服和牽制。 

但需要指出的是，雖然百濟和新羅都向隋唐控訴高句麗對它們的凌虐，但不代表這兩國共同敵人高句麗而存在盟友關係，實際上恰恰相反，百濟與新羅的矛盾正在這一階段不斷加劇。

原本高句麗向半島南部的擴張，使百濟與新羅聯合起來抵抗高句麗，但六世紀中，新羅為一己私利，突然倒戈與高句麗聯合攻打百濟，從此新羅與百濟間開始了互相攻伐，而後新羅又殺百濟王，將百濟逐出其傳統統治區域漢江流域，兼而形成了新羅擴張的領土阻隔在高句麗與百濟之間的態勢，隨着這一態勢的形成，百濟與高句麗的矛盾逐漸趨於淡化。

韓半島三國的長期紛爭，又誘發了東亞地區另一勢力：日本的介入。在韓半島三國征戰不休時，興起於九州島的大和政權漸漸統一。隨着日本與東亞國家的接觸，遊離於東亞大陸之外的日本漸漸開始效法中華帝國，希望建立以自己為中心的天下秩序。

隋時，日本在對隋外交中就表現出與隋並立的姿態，在對待韓半島事務上，此期掌握日本朝政的蘇我氏貴族奉行親百濟路線，而與新羅長期冷淡甚至敵對，而隋唐帝國先後形成對高句麗的優勢之後，高句麗亦開始與日本聯絡，特別是，當高句麗漸與百濟靠攏，而與威脅日本在韓半島南部擴張利益的新羅敵對的條件下，日本與高句麗的結好進一步使日本有了更深介入韓半島紛爭的動力，於是隋唐之際的韓半島的國際關係，因日本的介入，而更加複雜。

▍百濟成為唐攻滅高句麗的踏板

隋煬帝三次展開對高句麗的大舉攻伐，或因後勤不濟，或因國內變亂而最終失敗，對高句麗的戰爭甚至直接促使隋帝國走向滅亡。但隋帝國強大的武裝力量畢竟沉重打擊了國力有限的高句麗的軍事實力，使高句麗出現了內政上的嚴重困難，而高句麗走向衰弱，也改變了韓半島三國的力量對比。

一方面，高句麗在對隋戰爭後，希望恢復戰爭創傷，而此刻新立之唐朝，亦無暇顧及東北，高句麗於是積極結好唐朝，高句麗此期對唐恭順的態度，深得唐高祖讚許，甚至唐高祖有了不令高句麗稱臣的打算，於是高句麗漸漸將打擊對象調整為新羅，而高句麗實力的削弱，使高句麗與百濟有了進一步結盟的需要。

唐朝疆域

被高句麗和百濟聯合打擊的新羅，為打破外交孤立，新羅幾乎同時對唐和日本展開外交，但原本就不穩固的新羅與日本的關係，因日本獲悉新羅有與唐結盟，將唐朝勢力引入韓半島的可能，反而走向徹底破裂，於是唐朝成了新羅唯一能選擇的盟友。

新羅積極對唐展開外交，在對唐表現恭順傾慕的同時，將高句麗與百濟軍事同盟對新羅的打擊訴至唐朝，這期間，因高句麗內部發生淵蓋蘇文弒君篡權事件，原本親唐且被唐冊封的高句麗榮留王被殺，在法理上即構成對唐政治權威的挑戰，同時高句麗新主的對唐態度不明，使唐朝對高句麗政權產生疑慮。

另外，與隋朝時不同，唐初新羅與百濟皆對唐控訴對方，要求唐朝調停，而唐朝的總體方略則是對此互相攻伐的三國互不偏袒，維持其各自獨立而又互相牽制，使之各自不得不仰仗於唐。因此最初唐並不以武力實際介入韓半島三國的糾紛，而對百濟與新羅間的矛盾則以調停為先。

隨着淵蓋蘇文操縱高句麗無視唐與新羅的交好，加強對新羅的軍事打擊，而如果新羅就此滅國，韓半島上很可能會出現一家獨大的局面，這將對唐朝“以夷制夷”“分而治之”的對韓半島政策陷入破產，終於在唐朝對高句麗外交警告無效的情況下，讓唐太宗做出了征討高句麗的決定。

在此背景下，唐朝希望百濟能暫時擱置與新羅的矛盾，與新羅一道配合唐朝實現對高句麗的南北夾擊，但百濟對新羅的復仇之心不變，特別是當唐朝開始對高句麗進行征討時，更便利百濟獨自從新羅奪取土地，於是百濟與唐朝在韓半島的戰略目標有了不可調和的分歧。

從軍事角度看，唐太宗開始的對高句麗的征討，相較隋朝對高句麗的戰爭，有了諸多調整，首先是更加重視後勤準備與前進基地的建設。隋時兵制為府兵制，中央軍骨幹力量的府兵本承擔着對外正征討的主要任務，但與隋的關中本位政策相適應，大量的兵府設置於西方和北方，而面向高句麗的東北方向，僅遼西設有地方軍性質的營州總管府。入唐以後，唐朝在羈縻原則下強化營州總管府，將原本就生活於遼西的諸民族政權納入該府管轄，於是達到了既強化東北兵力，又節省唐直屬兵力投放於此的開銷。

另外，相對於隋煬帝征討高句麗徵發百萬軍隊，實際投入三十萬兵力，眾多人力物力浪費於漫長的後勤補給線的問題，唐太宗壓縮兵力至十萬人，而主要依託營州解決補給問題。

宮廷上的唐太宗

在具體的進攻路線上，唐太宗也做出調整，針對隋朝水陸並進，水師直指大同江口，而陸軍又惡戰於遼西，兩軍難以呼應的問題，唐太宗雖然也同時兼用水陸軍，但採取了集中兵力於遼東，穩紮穩打，步步為營的方略，且這次水師的作用僅為從海路運糧，以降低後勤成本。

是役，因唐軍兵力運用集中，後勤壓力較之隋代有所減輕，故能取得奪取高句麗遼東地區十城的戰果，但因為兵力壓縮，最終唐軍在安市城下不敵高句麗增援之師，唐太宗第一次親征高句麗沒有達到攻克其都城，降伏其國的戰略目標。

隨後，鑑於這次戰役目標未竟，兼有唐初國內仍有休養生息恢復國力的迫切需要，臣僚在安內與攘外何者為優先的分歧下，唐太宗唐高宗父子隨後改變對高句麗的戰略，從攻城略地改為長期襲擾以消耗高句麗國力。

但這種襲擾戰，不足以徹底解決高句麗問題，而此期百濟趁唐朝進攻高句麗，加緊對新羅的進攻，新羅再次求援於唐。在這種情況下，唐朝徹底認識到百濟不可能被爭取過來作為夾擊高句麗的盟友，那麼，先消滅百濟，將新羅的兵力從抗擊百濟的戰爭中解放出來，以便利唐與新羅對高句麗進行夾擊就成了上策。於是在660年，唐朝十萬水師渡海，自西朝鮮灣登陸，直擊百濟。

此役中，唐軍以優勢兵力渡海而來，對百濟達成了戰役突然性，在唐與新羅的緊密配合下，百濟僅抵抗了不到四個月即告投降，百濟義慈王被俘往唐朝，唐在百濟故地設置五都督府，南北夾擊高句麗戰略構想的第一步宣告完成，於是唐隨即在當年十二月興35萬大軍開始南北夾擊高句麗，初期唐軍進展順利，很快兵臨平壤城下。

但就在此時，百濟復國勢力趁唐新定百濟未穩，襲擾唐軍後方。而高句麗亦頂住唐軍的南北夾攻，分兵進攻新羅，使唐與新羅不能互相支援，以達到既減輕高句麗正面壓力，又支持百濟復國，使高句麗不致落入唐與新羅的全面包圍的目的。

就在唐發動征服百濟的戰爭前後，日本與唐的關係也發生了變化，在唐對百濟展開進攻的前兩年，因為唐對日本與韓半島三國關係的不明瞭，唐曾通過日本遣唐使詔諭日本出兵救援被百濟攻打的新羅，而從隋末唐初以來，因為高句麗、百濟、日本分別與隋唐帝國和新羅的關係緊張，逐漸結成同盟，日本對唐朝的要求自然置之不理，到唐對百濟開戰的前一年，不知是何原因，唐朝突然軟禁了日本第四次遣唐使。

第二年，隨着唐對百濟戰爭的速勝，唐高宗又讓被軟禁的日使在洛陽觀看凱旋唐軍獻百濟俘的典禮。至此，唐與日本在韓半島針鋒相對的戰略圖謀已基本明瞭，隨着第四次遣唐使被唐朝釋放回國，百濟被唐攻滅的消息也隨之傳回日本，日本齊明天皇亦深感百濟覆滅後，唐與新羅消滅高句麗只是時間問題，而如此日本勢力即將被徹底排擠出韓半島，於是日本做出了積極支持百濟復國的決定。

唐騎兵

日本對百濟復國的支持，是經歷了從政治經濟支援到軍事支援的過程，值得注意的是，在日本介入百濟復國戰爭的過程中，暴露了日本支配韓半島的野心。首先是對百濟在日本為質的王子扶余豐的安排，百濟遺臣前往日本求援的同時，要求迎回扶余豐繼承百濟王位，然而日本在放行之前，先為扶余豐安排了與日本豪族的政治聯姻，繼而派遣日本官員與之隨同返回百濟，通過《日本書紀》的記載，我們可以看到在臨時復國的百濟政權中，扶余豐僅僅扮演了日本傀儡的角色。

另外，在唐軍在662年南北夾擊高句麗陷入膠着狀態時，日本在直接出兵攻打唐的盟國新羅的同時，強化對半島戰事的軍事介入，直接派兵援助高句麗，這一年四月，日本甚至有了“高麗破而屬日本”，全面利用半島戰事使日本成為這一地區支配者的夢想。

就在日本介入半島戰事，加劇惡化了唐設置在百濟故地的五都督府的安全態勢的時候，唐高宗有感百濟被滅，高句麗又暫時難以攻滅，且存留高句麗與新羅兩個互相敵對的政權，亦能滿足唐朝利用韓半島內部矛盾以分化牽制的戰略目標，故打算放棄對百濟的佔領，而堅守於此的唐將劉仁願劉仁軌則等來了百濟復國勢力的內訌機會，百濟復國軍領導人物鬼室富信與從日本迎回的扶余豐發生激烈矛盾，這場內訌以鬼室福信被殺告終，百濟復國軍開始走向分裂。

於是劉仁願等堅持説服唐高宗改變放棄百濟的打算，增援駐百濟唐軍，在得到增援後，劉仁願劉仁軌即一改頹勢，一路進擊至百濟復國勢力的大本營周留城，百濟再次陷入傾覆於須臾的危機，迫使原本致力於攻打新羅的日軍必須回援，這樣，唐與日本間的決戰即不可避免。

663年8月，唐與日本決戰於白江口，雖然唐軍在兵力上遠遜於日軍，但憑藉先進的造船技術，唐軍擁有對日本水師絕對的裝備優勢，加之唐水師先於日軍十天到達預設戰場，以逸待勞，以守為攻，充分利用日軍急於解周留城之圍的心理，使日軍倉促間強行衝擊唐水師陣營，而大敗日軍。隨着白江口一戰日軍遭到毀滅性打擊，百濟復國力量徹底陷入絕境，白江口一役後僅十日，周留城降，百濟徹底滅亡。

▍白江口戰役之後：當歷史照進韓半島的現實

白江口戰役之後五年，唐與新羅聯軍即聯手攻滅了高句麗，隨着唐與新羅共同敵人高句麗的覆滅，唐朝與新羅的聯盟也走到了盡頭。為實現韓半島的均勢，唐力主扶持親唐的百濟遺族復國，並要求新羅與百濟就此盟誓實現和平，然而唐在韓半島建立以唐為主導的國際秩序的努力，因與新羅堅持謀求一統三韓的既定國家目標相沖突，故這一政治努力宣告失敗。

而後新羅為實現對百濟故地的直接控制，轉而支持舊敵國百濟和高句麗復國勢力以驅逐唐朝在韓半島的軍事存在。隨着新羅對高句麗遺族的支持使後者開始侵入遼東，唐與新羅的矛盾逐漸公開化，隨後爆發了唐與新羅之間的戰爭。

因唐的戰略重心轉向西方，唐朝不得不收縮在韓半島的軍事存在，置於平壤的安東都護府與置於百濟舊地的熊津都督府，最終被唐朝撤回鴨綠江以西，而新羅在滿足其獨佔韓半島南部的願望後，亦積極尋求與唐和解，重新向唐稱臣納貢，鑑於高句麗覆亡的教訓，統一新羅政權此後不再謀求挑戰唐帝國在這一地區構建的政治秩序，以換取其自身的安全，從此後，韓半島上的政權，皆以此原則與唐及之後的中華帝國建立穩定的朝貢關係。

唐步兵

回顧這段歷史，我們看到，在公元七世紀，高句麗、百濟、新羅之間的主要矛盾是政權、土地之爭，這種矛盾只能訴諸兼併戰爭才能得到解決。此三國在鬥爭中，紛紛結好隋唐帝國以期望引帝國為外援來壓制敵國，而隋唐帝國在這裏，則希望建立以自己為主導的均勢格局，使三者皆須仰仗隋唐帝國以實現帝國控制下的和平。

作為大國的隋唐帝國在韓半島的戰略目標就與上述三國各自的戰略目標存在層面上的根本不同，表現在實際操作方面，往往就會出現與初衷相悖的結果，唐與新羅聯盟消滅了不服從唐意志的百濟與高句麗後，反而是新羅將唐勢力逐出韓半島南部，使唐朝前期成本高昂的軍事征服成就付諸流水，即是明證。

而此期的半島紛爭中，被引入半島的國家並不只有隋唐帝國，意圖支配韓半島，建立以自己為核心的小天下秩序的日本，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半島戰爭的走向。戰後，韓半島為新羅所統一，並主動承認唐在此地的主導地位、日本在此後近千年不曾染指半島，是以唐帝國具備對日本的絕對優勢為前提的。

當歷史進入近代，韓半島周圍的國際關係發生重大改變，日、俄、清以及諸西方殖民列強，都成為可以左右韓半島政治走向的大國勢力，且這些大國間不再存在類似七世紀的唐朝與日本那樣懸殊的實力差距。到了二十世紀後半葉，韓半島不幸再次陷入分裂，五十年代半島上的對立的兩個國家再次爆發戰爭，這是美蘇冷戰背景下，又一次大國勢力利用半島國家間的矛盾，以半島人民的血，實現自己戰略目的的悲劇。

自七世紀以來，一個統一和平的韓半島有利於東亞國際秩序的長期穩定，任何旨在在這一地區建立單邊霸權的大國的軍事努力，除了攪動東亞的不安和成為大國自身的負擔，尚未有成功維持其秩序超過一個世紀的。

令人不安的是，時至今日，韓半島國家與中國日本都已早不是千年前模樣的時候，三方關於千年前那次戰爭的歷史敍事，竟依然折射出現實政治需求的影子：圍繞高句麗是古代中國地方政權還是韓半島古代國家的爭議，在中朝韓史學界有截然不同的解讀，進而，關於那場戰爭性質的認識，更是有中華帝國謀求統一與中華帝國野心膨脹侵略他國兩種針鋒相對的觀點。

在當今世界國際關係以國家主權平等為基本原則的大環境下，對這段歷史的解讀，依然透露出韓半島國家對其民族統一獨立，實現自主的渴求，使我們不得不對千年來長期處於大國支配下的，慘遭戰爭奴役之苦，被迫成為大國霸權祭壇上犧牲品的韓半島人民產生深切的同情。然而歷史告訴我們，韓半島上對立國家間矛盾的解決，若依靠各自引入大國為援的途徑，則不僅不能有助於實現和平，反倒會因為大國間更多層次矛盾的存在，而加深韓半島國家的苦難。

能夠讓韓半島和平安寧的，不是核彈、長程火炮、隱形戰機和反導系統，也不是大國的經濟援助外交調停，而是這個分裂為兩個國家的多災多難的民族的和解和團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