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 | 四行倉庫參觀記：悖論、誤導與偽史_風聞

01

隨着《八佰》的熱映，上海的四行倉庫抗戰紀念館也成了一個熱門景點，這也引起了我的好奇心，10月9日下午，我也借出差之際到這裏來看看。  

也許因為假期已經結束吧，“晉元紀念廣場”上，遊人並不是很多，但彈壁牆下的祭台上，還是擺了一些小幅國旗和香煙，只是不復高潮期間的盛況了。 

這一面面鮮豔的五星紅旗，令我心生感慨，不由得想起了一則往事：

在1975年台灣版《八百壯士》中扮演夜渡蘇州河送青天白日旗的楊惠敏而一舉成名的林青霞，在她的《窗裏窗外》一書中寫到，幾十年後來到上海，驀然回首看見四行倉庫上空五星紅旗迎風飄揚，不由得一陣錐心之痛，淚眼迷離。

林青霞之感到心痛，無非是因為青天白日旗被五星紅旗取代吧？不知道如果這些天她也來到了晉元紀念廣場，看到這一面面五星紅旗，又會作何感想？

我深信，這些獻旗、敬煙的遊客都懷有樸素的愛國熱情，他們似乎相信存在一個抽象的“中國”，可以不必區分青天白日旗或五星紅旗。 

但在果粉、“民國範兒”和“心痛時的林青霞”看來，並不存在抽象的“中國”，他們所戀戀不捨的中國就是指“民國”。如今，“民國”被共和國取代了，這令他們難以釋懷。這些年來，他們重新開始對國軍進行大規模造神運動，大規模改寫抗戰史，就是為了證明民國被取代是不正當的、是被僭竊的。 

這些來獻旗、敬煙的遊客並沒有意識到他們的行為中所包含的悖論——致敬行動本身，表明他們已經是“心痛時的林青霞”們的情感與歷史敍述的俘虜；而五星紅旗本身，又是對“心痛時的林青霞”們對歷史敍述的根本性否定。

如果有一天，他們意識到了其中的悖論，他們又該怎樣選擇呢？既然接受了別人的歷史敍述，又如何能夠拒絕符合其邏輯的結論呢？既然已經成了精神上的俘虜，選擇的空間又有幾何呢？

 02

進入四行倉庫抗戰紀念館，首先看到的是謝晉元團附在戰前致“吾妻”凌維誠的一封信，用詞典雅，字跡清秀工整，情真意切，令人動容。 

這些年來，隨着對國軍的大規模宣傳，漸漸發現這樣一個特點：雖然國軍將領一般的不太能打勝仗，但寫家書的本領卻無人能夠望其項背。

紀念館的第一部分介紹了淞滬會戰的時代背景，有一些篇幅是介紹中共為抗戰所做的準備工作，其中毛主席在延安抗大講話的照片比蔣介石發表廬山談話的照片還要醒目。 

但這樣格局卻產生了一個問題：

由於對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到1936年“西安事變”期間蔣介石和國民政府的對日絕對不抵抗政策沒有任何介紹，對他們不戰而棄東北，通過“何梅協定”事實上又棄華北沒有任何介紹，對蔣介石在自己的統治區域內大肆鎮壓、屠殺要求抗日的各界羣眾和愛國學生沒有任何介紹，對蔣介石“寧亡於日本，不亡於共黨”的方針沒有任何介紹……

由於所有這一切歷史事實的缺位，在這樣一個以國軍抗戰事蹟為核心內容的紀念館裏，突兀地加入中共的內容，反而給參觀者一種“搶戲”、“加戲”，要蹭國軍光環的感覺。

實際上，蔣介石和國民政府之所以能夠完成從絕對不抵抗到宣佈“守土抗戰”的轉變，根本原因就在於毛主席、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和蔣介石的投降主義路線進行了堅決的鬥爭，沒有中共的努力，就不可能有第二次國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也不可能有“七七事變”後的全民族抗戰。 

紀念館規避了這方面的內容，就構成了一個嚴重缺陷，對不熟悉這一段歷史的參觀者，會造成重大誤導。 

順便説一句，這並不是四行倉庫抗戰紀念館獨有的問題，而是目前國內以抗戰為主題的紀念館普遍存在的問題。 

03

在紀念館內，遇到了一位胸前掛着“志願者”牌子的義務解説員，煞是有趣。

由於許多遊客都是看了《八佰》之後慕名而來的，所以在和他交流時通常會首先提起《八佰》，孰料這位志願者對《八佰》完全嗤之以鼻。 

一位女遊客試圖為《八佰》辯護：“我是看了《八佰》才知道有四行倉庫和國軍英雄事蹟的。”

志願者：“你不知道並不等於別人不知道！”

這句話很硬，差點把女遊客噎了一個跟頭，她只好訕訕而去。 

和他交流了幾句，發現他之所以對《八佰》強烈排斥，是因為它“太虛假”，理由包括：“八百壯士”中沒有逃兵；蘇州對岸也不是燈紅酒綠的富人區，而是貧民窟；四行倉庫下面也沒有可以被日軍用來偷襲的下水道，等等。

相比較而言，這位志願者更推崇1975年台灣版的《八百壯士》，他將其稱為“林青霞拍的那一部”，顯然林青霞留給他的印象比任何一位“壯士”都更深，他説：“這一部更真實。” 

由於行色匆匆，我沒有當面糾正這位志願者：

《八佰》和《八百壯士》都同樣不真實，只不過是不同年代的“神劇”而已。《八百壯士》是國民黨的“軍宣片”，虛構了日軍用坦克進攻，飛機掃射等場面，令任何一個嚴肅的歷史愛好者都不忍卒睹，而《八佰》則無非是《八百壯士》的豪華高仿版罷了。【點擊閲讀】

去年在關於《八佰》的爭論達至高潮時，《八佰》就因為所謂“真實性”問題受到台灣一位“藍三代”的揶揄，稱管虎“想當然耳”，我當時為管導抱不平道：

“伺候得夠小心、夠周到了，連‘中國軍人用生命之火為之照亮’這種從來捨不得用到解放軍身上的美好詞彙都用上了，結果人家還是不滿意，真是情何以堪？”

今年《八佰》又被四行倉庫紀念館的資深志願者直斥“太虛假”，令被《八佰》感動得涕泗橫流的影迷頗感掃興，管導兩頭受氣，應該有一點“荃不察餘之衷情兮”的悲涼吧？ 

04

四行倉庫抗戰紀念館的有些內容，頗不嚴謹。 

比如，“捨生取義”單元，按照文字介紹，敢死隊員陳樹生髮現日軍用兩塊大鋼板護住頭頂和身體埋設炸藥，於是身捆數枚手榴彈從五樓縱身跳下，拉開導火索，與敵人同歸於盡。

從紀念館蠟像設置的情景看，任何稍有軍事常識的人都不會相信日軍的這兩塊鋼板能夠擋得住手榴彈，也不會相信手榴彈在側旁爆炸的彈片不能對日軍造成殺傷，以至於必須要用這種自殺式反手段進行反制。 

更令人疑惑的是，四行倉庫不到四天的戰鬥，幾乎是在中外媒體的直播和注視下進行的，紀念館蒐集了大量當年的報紙，居然沒有一份現場報道陳樹生的事蹟。 

四行倉庫戰後，團附謝晉元、524團1營營長楊瑞符都獲得了蔣委員長頒授的青天白日勳章，但他們居然都沒有想到為捨生取義的陳樹生請功，甚至提都沒有提過他的名字。 是他們太官僚？太自私？是國軍的傳統根本不拿士兵的命當命？抑或這件事根本就不存在？

營長楊瑞符在戰後不久，將四行倉庫之戰寫成了《孤軍奮鬥四日記》，詳細記載了從接受命令到撤出戰鬥的每一個細節，但奇怪的是，他對陳樹生捨生取義這樣驚天地泣鬼神的壯舉也隻字未提。 

需要強調的是，楊瑞符與倉庫內的士兵都是很熟悉的，因為士兵都是1營士兵，而他是1營營長。反倒是謝晉元和1營沒有什麼淵源，幾位連長也是部隊集中到倉庫後才由楊瑞符介紹給謝晉元認識的。 

此外，88師師長孫元良、參謀長張柏亭也都沒有提過陳樹生及其“英雄事蹟”。 

事實上，陳樹生的事蹟，要等到50多年後，才由一位名叫章渭源的老兵“回憶”起來，並強調他是從六樓窗口跳下，炸燬了一輛日軍坦克。而另一位名叫焦友三的老兵，則“回憶”起跳樓的共有3個人，他們一共炸死了200餘名日軍，跳下的樓層也從六樓變成了七樓。 

實際情況是什麼呢？四行倉庫只有五層，日軍也沒有出動坦克。 

四行倉庫紀念館就這樣完全不加甄別地採信這種漏洞百出的“回憶”，並將其作為確定無疑的信史灌輸給每一位參觀者，這是一種嚴肅的態度嗎？這是對歷史負責嗎？這是對那些在四行倉庫戰鬥過的士兵真正的尊重嗎？ 

希望四行倉庫抗戰紀念館認真考慮這些問題。 

05

參觀結束，來到留言台前，我寫下了這樣一段話：

“要總結汲取國民黨片面抗戰路線失敗的教訓，警示未來！”

什麼是片面抗戰路線呢？就是不相信人民，不依靠人民，而把一切希望寄託在被英美帝國主義拯救上。

四行倉庫之戰，就是這一片面抗戰路線的集中體現。這場戰鬥，既沒有達到軍事目的，也沒有達到蔣介石所期待的外交目的，完全是一次失敗的戰鬥。

抗日戰爭，是中國人民的勝利，是人民戰爭的勝利，同時也是日本軍國主義的失敗，是蔣介石和國民黨片面抗戰路線的失敗——任何抗日紀念地，如果不能體現這一原則，都是對歷史的嘲弄。 

還有一句話，本來想寫在留言版上，但沒有來得及，就寫在這裏吧：

向被蔣介石和國民政府作為棄子無情拋棄，但畢竟在這裏和侵華日軍戰鬥過的國軍官兵致敬！雖然他們失敗了，但他們是無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