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教士描述明朝窮人也穿絲綢_風聞

按晚明來華的葡萄牙傳教士曾德昭對明代廣州出口貿易情況的記載：“中國大部分最好的商品都由此處（引者注：這裏指的是廣州）運往各地，因為它是中國最開放和自由的交易地點。且不説6個鄰國的土著和異邦人運走的各種貨物，僅葡萄牙運往印度、日本和馬尼拉的貨物，每年約有5300箱各類絲綢，每箱裝有100匹真絲，如天鵝絨花緞和緞子、輕料如半花緞、彩色單層線緞。還有250塊金子，及每塊重12盎司的2200塊金錠” [5]按此記述，僅僅葡萄牙人每年從明代廣州運出去就高達53萬匹絲緞，即便按照平均每匹絲緞3兩銀子來計算，也高達159萬兩銀子。明代朝廷官營絲織品產值僅相當於經由葡萄牙商人出口的絲綢貿易價值的五分之一不到，

而經由這個渠道出口的絲綢應該僅僅是當時明代民間絲綢出口的一小部分。

如《晚明史》所説“必須指出，澳門與馬尼拉的貿易量，在中國與菲律賓貿易中所佔比重是不大的。”[6]明代海商自己也大量把絲綢運往日本和馬尼拉販賣。“從智利到巴拿馬到處出售和穿着中國綢緞。中國絲綢不僅氾濫美洲市場，奪取了西班牙絲綢在美洲的銷路，甚至繞過大半個地球，遠銷到西班牙本土，在那裏直接破壞西班牙的絲綢生產。”（晚明史上冊 導論，第53頁 ）“尤其受歡迎的大宗貨物是絲織品。中國精美的生絲、絲綢極受西班牙人喜愛，往往以高價向中國商人收購，中國商人因此獲利甚厚。隨着貿易的發展，福建商人逐漸移居菲律賓，專門從事商業中介職業，與西班牙人約定價格，回國代為採辦。”（晚明史上卷 導論，第57頁當時福建海澄（月港）也是明代出口貿易的一個大港口，其出口貨物數量應該不比廣州少。曾德昭説：“（福建省）這個省濱海，是中國輸出大量商品又一個優良港口，當地的勤勞百姓，把貨物運往馬尼拉、日本等地區”[7]按最保守的估計，葡萄牙人經由廣州出口的中國絲綢佔據當時中國整體絲綢出口量的四分之一（實際上不可能佔據這麼高的比例）

那當時一年中國絲綢出口量至少也是200萬匹，價值600萬兩銀子以上。明代中國本土的絲綢產量和消費量至少是出口量的十倍以上，按此估算，晚明時期民間每年絲綢的產值至少是6000萬兩銀子以上。

明代官營織造的絲綢（把民間領織）都計算進去，每年價值也只相當於25萬兩白銀，只是民間絲織業產值的0.4%多一點，也就是千分之四。

以上是從出口量來推國內產量。我們還可以直接從明代國內消費的角度來分析明代民營絲織業的產量究竟大到了什麼程度。沒有足夠的產量，就不可能有足夠的消費量。

從明代絲綢的消費水平，可以反推明代絲綢產量。明代各階層絲綢的消費普遍到了什麼程度呢？

按照來華傳教士的記載明代連窮人都穿絲綢。“我也毫不懷疑，這是被稱為絲綢之國的過度，因為在遠東，除了中國外，沒有任何地方那麼富饒絲綢，以致不僅那個國度的居民，不論貧富都穿絲着綢，而且還大量地出口到世界最遙遠的地方。葡萄牙人，最樂於裝船的大宗商品莫過於中國絲綢了：他們把絲綢運到日本和印度，發現那裏是現成的市場。住在菲律賓羣島的西班牙人也把中國絲綢裝上他們的商船，出口到新西班牙和世界其他地方。”（利瑪竇中國札記第一卷 第二章）

“而在中國，人們雖儉於消費，但穿綢緞很是普遍的”，“農夫皆備有一兩件好看的衣服”，“一般老百姓與貴族的服飾又不一樣，但外觀都很好看。”（利瑪竇書信集第四七頁，第五十頁）

比利瑪竇更早的西班牙門多薩《中華大帝國史》也有類似描述：“中國人男男女女都很嚴格地遵行他們的禮節，穿着十分整潔，因國內有大量絲綢，他們一般穿得很好”（緒論）“那裏生產的絨、綢、緞及別的織品，價錢是那樣賤，説來令人驚異，特別跟已知的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價錢相比”（第一卷第三章）“達官貴人的服裝是用不同顏色的絲綢製成的，他們有上等和極佳的絲綢，普通窮人穿的是另一種粗糙的絲綢和亞麻布、嗶嘰和棉布，這些都很豐富”（第一卷，第十章）

傳教士的記載是否誇張呢？和明朝本土的記載對照，並不誇張

“今帷裳大袖，不絲帛不衣，不金線不巾，不雲頭不履。”《名山藏，貨殖記 馬一龍》

“即貧乏者，強飾華麗，揚揚矜詡，為富貴容”（松窗夢語）“不衣文采而赴鄉人之會，則鄉人竊笑之，不置之上座”（萬曆《通州志》）

又俗尚日奢，婦女尤甚。家才儋石，已貿綺羅；積未錙銖，先營珠翠。”（客座贅語）

“女飾衣錦綺，被珠翠，黃金橫帶，動如命婦夫人”（嘉靖建寧縣誌）

“靡麗奢華彼此相尚，借貸費用，習以為常，居室則一概雕畫，首飾則濫用金寶，市井光棍以錦繡緣襪，工匠技藝之人任意製造，殊不畏憚”（周璽《垂光集》 論治化疏）

“裏中子弟謂羅綺不足珍，及求遠方吳綢、宋錦、雲廉，駝褐價高而美麗者以為衣，下逮絝襪亦皆純採。向所謂羊腸葛，本色布者久不鬻於市，以其無人服之也。至於庸流賤品，亦帶方頭巾，莫知厲禁。其俳優隸卒、窮居負販之徒，躡雲頭履行上道者鍾相接，而人不以為異（萬曆通州志）

“雁門關外野人家，不養蠶桑不種麻；説與江南人不信，早穿棉襖午穿紗”（天下水陸路程[8]）

這些中外獨立的記載，都可以看出一個事實，明代當時無論南北，不管窮富，都普遍穿着絲綢。這和滿清乾隆時期相比，英國使者馬爾噶尼沿途所見

（實際上馬爾噶尼一路經過路程都是滿清奴才提前佈置美化走的還是滿清的精華地帶，而明代的記載是西方傳教士自由觀察數十年的閲歷記載）百姓都衣着粗陋寒酸，都是粗布衣服，是截然不同的。

只有極其巨大的民營絲綢生產力才能支撐晚明如此普遍的絲綢消費。民間絲織業有工人起家而成資產百萬的鉅富者。

“潘氏起機房織手，至名守謙者，始大富至百萬”。（萬曆野獲編 卷二十八）可見明代民間絲織業的暴利程度。這裏的百萬應該是百萬兩白銀，把白銀價值算成現代的，就是資產過億的富豪了。

從一些記載來看，明代晚期僅蘇州城內的絲織業規模從業者就接近半個城市的人口。明晚期朱國禎説蘇州人“多以絲織為生，東北半城，大約機户所居”（朱國禎:《皇明大事記》卷四四，礦税，《四庫禁燬叢刊》史部第29冊第118頁）

《鎮吳錄》有相似的記載：“東半城，貧民專靠織機為業，日往富家傭工，抵暮方回。”[9]（轉引自《明代城市研究》第80頁）蘇州城當時人口至少百萬以上，即便半城的説法誇張，那估計十萬人口以上從事絲織業也是合理的。

蔣以化説;“我吳市民，罔藉田業，大户張機為生，小户趁織為活。”（西台漫紀，卷四紀葛賢，續修四庫全書第1172冊，第53頁）這僅僅是蘇州城內（並不包括蘇州城郊更不包括蘇州府）

晚明時期還有大量專業從事絲織業生產和貿易的市鎮，其繁榮程度不下於大城市，如蘇州府的盛澤鎮，嘉興的濮院鎮,王江涇鎮,湖州的雙林鎮,菱湖鎮。不一一詳説了。

以對晚明人口保守估計兩億來算（其實遠不止），即便算當時人口五分之一穿絲綢，每年平均一人消費一匹絲綢，那也就是四千萬匹絲綢，以每匹絲綢平均3兩銀子計算，那就是一億兩千萬兩銀子。

按此計算，明代官營絲綢每年價值25萬兩銀，只是民營絲綢業產值的千分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