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萬健身瑜伽館，困在“跑路”裏_風聞

中國新聞週刊

2024年06月22日 19:38:47 來自北京

當老闆“跑路”的成本過低，劣幣驅逐良幣

行業信心受到重挫。除了訴訟階段的法律完善

預付式消費事前和事中監管也有待加強

作為瑜伽愛好者，北京的消費者何毅今年踩中了第二顆“雷”。

5月21日晚，知名連鎖瑜伽機構卡莫瑜伽發佈休業通知，又於6月1日宣告永久閉店。這是繼去年2月梵音瑜伽關停後，北京又一家大型門店“重蹈覆轍”。

門店設施一夜清空，難以脱身的是消費者。“卡莫這一切跟梵音一模一樣，無限的失落和憤怒又來了一次。”身為梵音4年會員的她，在去年損失了2萬多元儲值。轉向卡莫後，她變得更加謹慎，提前察覺到了“不對勁”的跡象：年卡費用變相降價促銷、嚴格轉卡政策放鬆、推出醫美瘦身等其他業務。這次她沒有長期預付，只損失了一張月卡的金額。更令何毅感到氣憤的，是“跑路”後仍然安然無恙的老闆，及浮出水面的“職業閉店人”團伙。

相似的劇情正頻繁上演。4月30日，高端健身品牌SPACE健身宣佈北京上海門店停運；6月13日，江浙滬連鎖的5KM舞蹈工作室宣佈閉店。除了運動，教育培訓、美容美髮等行業也是預付費亂象的重災區。

6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發佈《關於審理預付式消費民事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徵求意見稿）》（下稱《解釋》），對案件審理作出進一步規範。但受訪者更希望的，是在大規模違約出現前，能有有效的事前和事中監管。

卡莫瑜伽營業時，教練帶領會員練習的場景。圖/受訪者提供

一夜閉店，“無人生還”

對於大多數被矇在鼓裏的消費者來説，“崩塌”是突然到來的。

5月22日，常青正在出差回來的路上，看到了卡莫瑜伽的閉店通知。卡莫在北京、長沙、重慶等地共開設30餘家直營店。此時，她辦卡的西直門凱德生活館已經關停，而通知中的聯繫電話，在凌晨撥打也仍然佔線。

身為律師，常青有點“後悔”。4月中旬，下決心接觸瑜伽運動的她來到了商場連鎖店，在銷售的推薦下購買了20節課1萬元的私教課程。“是有些衝動了，當時沒對企業詳細背調，後來一看合同簽約主體公司的註冊資本只有50萬元，公司資金鍊斷裂，根本不足以償付收取的錢。”

5月13日，朝陽區市場監督管理局已將北京卡莫智能健康管理有限公司列入經營異常名錄，原因系“通過登記的住所或者經營場所無法聯繫”。而在5月1日，卡莫還在11週年店慶之際，開啓了單筆消費滿8000返1000元代金券、滿1.6萬返2000元代金券的活動。

許多消費者是在四五月份被“收割”的。4月，剛從產後恢復的鄧安被銷售指出“腹直肌分離”的情況，並推薦新推出的醫美項目。“確實很奇怪，一個瑜伽館，幾個醫美部門的工作人員拉着儀器跑。但我和銷售、店長認識很久了，平時上課他們幫忙看孩子，比較信任他們。”鄧安表示，那一天，辦完一張又被推薦下一張，她的卡現存殘值達6.4萬元。

因膝蓋受傷需要康復，張芮也在4月辦了年卡。她曾就年初社交媒體上部分門店關閉的消息表達過質疑，但銷售表示“沒有問題，公司已接受一筆戰略投資”。“我真的不明白，當時他為什麼不説自己已經被欠薪好幾個月。”張芮感嘆。後來，她跑去質問銷售，得到的回覆是“自己同是受害者，被公司非法解僱”。

解僱和閉店發生在同一天。前卡莫瑜伽教練李竹告訴《中國新聞週刊》，近年來，員工勞動合同都簽在第三方勞務派遣公司，繼前一日沒有收到工資，5月21日，大家在下午收到了勞務解約的短信，晚上再被通知“收購失敗”，緊接着便是停業整頓。

今年2月，卡莫官宣獲得美股上市公司ACG國際藝術教育集團的戰略投資，這則消息給全體員工吃下“定心丸”。“當時的全員大會強調大家要努力賣課，才能發工資，為了收購成功，一定要把業績做得漂亮。”李竹説。

李竹在卡莫已有8年授課經驗，5月21日當晚，她堅持上完了最後兩節課。印象裏那一晚的教室出奇地安靜，她告訴會員，“只要門店還在，老師就會來上課”。但實際上，她自春節以來便一直被欠薪，在集體勞動仲裁中填寫的金額達6.7萬元。

閉店後，一張張沒有蓋章的白紙貼在店門上，部分消費者建立起羣聊試圖維權。身為律師的常青，通過社交媒體渠道建立了一個300餘人的羣聊。經初步統計，其中100餘人有訴訟的意願，人均被困金額在8000—10000元。她在羣聊裏共享了民事起訴狀和證據目錄模板。如今，在餘額接轉方案公佈後，還聯繫她堅持起訴的已不足10人。

6月初，會員們等來了接轉方案，其中有1家普拉提館、5家瑜伽館和4家醫美機構。不過，這顯然意味着二次消費。張芮選擇了一家醫美機構，面對“增加30％充值，店內5折消費”的要求，她又充值了3000元，“損失的1萬元令我心痛，充值3000元又肉痛，希望別再倒閉了”。

已經大量關店的梵音甚至也在接轉方案中。其他門店關閉後，梵音創始人饒秋玉保留了位於湖北的梵音瑜伽靜修中心作為教培機構使用。以“60％抵扣耗卡+40％課程及食宿費用支付”為條件。“作為被割過兩回的‘韭菜’，看到這個方案真的氣樂了。”何毅評價。

此外，消費者還面臨着後續的詐騙風險。去年4月，大量梵音會員個人身份信息遭遇泄露，許多人接到了冒充的退費短信和電話，並因此受騙。

上圖：5月22日，北京西直門凱德MALL貼出卡莫瑜伽停業的提示。下圖：5月21日，卡莫瑜伽北京西直門凱德店的休業通知。圖/受訪者提供

行業信心重挫

2023年以來，頭部連鎖瑜伽品牌開啓閉店潮，從上海的Mysoul瑜伽館、梵音瑜伽、華南地區的梵羽瑜伽，到如今的卡莫瑜伽。尤其在一線市場，行業正面臨消費、投資兩端的“信心低谷”。

上述受訪者紛紛流露出“不想再辦卡”的心態。卡莫閉店後，何毅開始跟着自己認準的教練練習，按次付費。“雖然單獨上課比促銷年卡略貴，但大家都不想和原來一樣了。對臨時場館也別有太多要求，自帶瑜伽墊、不能洗澡、沒有水果，都能接受。”她説。

“單論北京市場，影響力品牌在出事後沒有很好地處理善後，造成了用户的信心崩塌，也會傳導至投資端，行業正處於信心低谷。”曾任北京某高端瑜伽品牌高管的林輝告訴《中國新聞週刊》，一線城市的市場進入用户信任度下滑的週期，他如今看好三線城市的生態，其商業空間和用户信任度更“允許試錯”。

梵音和卡莫都曾是行業中的“頭部機構”。2007年以來，梵音共開設82家門店。饒秋玉（實名饒秋昱）持有北京帆音瑜伽健身中心90％的股份。2021年—2022年，她投資了多家健康管理、餐飲、美容類公司。

與之不同，卡莫瑜伽的董事長侯景剛是連續創業者和投資人。卡莫曾於2020年陷入經營危機，2021年7月，侯景剛和其他資本注入，創始人王穎和楊明注資的母公司從中退出，法定代表人也變更為侯景剛。據李竹回憶，此後，公司開始對教練施行嚴格分級的薪資制度，人力、財務、銷售團隊也陸續“大換血”。2022年，卡莫獲得真格基金、零一創投、藍象資本等機構近3000萬天使輪投資。

但有限的資金流入，無法改變困局。卡莫在會員信中寫道：“除了疫情等外界原因，也因公司未能及時對市場變化做出相應調整等內部原因，導致今年資金鍊斷裂。”

但在跑路之前，消費者無從得知真相。不少受訪者表示，閉店前一天還能看到門店裏“客流火熱”，但無從瞭解公司背後真正的資金狀態，加劇了大家“被欺騙”的感受。

“企業在上行期擴張是必然，但當行業進入波動階段、面臨外部風險，則考驗企業家的戰略選擇能力。”林輝認為，近3年，卡莫開始刻意強化私教業務，同往日優勢的團課業務之間出現搖擺，導致了作為核心資產的優質師資流失。

今年以來，卡莫陸續有教練離職。“以前一家店有5位駐店老師，最後只剩下2位。”李竹説。2月，在卡莫工作了三四年的瑜伽教練李穎選擇轉為兼職。她表示，公司內部不再強調課程質量和服務品質，而是強化如何銷售。

另外，卡莫沒有選擇瑜伽“水到渠成”的細分賽道普拉提，在後期開拓了醫美、療愈、旅修等業務。瑜伽普拉提場館投資人郭楊告訴《中國新聞週刊》，健身行業的核心資源在於教練，人工成本往往佔據60％的門店營收。目前全國在冊瑜伽場館突破7萬，大型瑜伽館數量佔比約10％，更多的是中小型瑜伽館，後者的“跑路”概率相對較低。

行業主流的預付費模式也存在潛在風險。林輝認為，預付費對於能夠良性消化資金的企業發展是“良藥”，但當創始人經營能力不足、過度消耗流動資金，就會變為“毒藥”。

“很多企業拿到預付費後，不以‘耗課’即消費者上完課後才計算收益，而是在錢進賬後，就敢用這筆巨大的現金流負債高位承接房租和人工成本。當紅利期結束，市場滲透率受限，原有的成本結構就可能難以支撐。”郭楊説。

“對於多店連鎖的模式，如果坪效、人效更高，綜合成本可控，小而精的門店將會成為未來主流。”他分析道，另一種則是將網紅單店做大做透，但模式不可複製。

選擇單店和小店就可以避免遭遇“跑路”嗎？事實上也很難。除了健身，預付費模式普遍存在於零售、住宿、餐飲、出行、理髮、美容、教育培訓等領域，且並非都是連鎖機構。多位受訪者也曾在多家教培機構“踩雷”。家長們表示，總想給孩子最好的，只能一家接一家地去辦卡，“很清楚這種模式的風險，但沒有更好選擇”。

維權只能“打水漂”？

讓消費者感到無奈的，還有維權之難。

卡莫閉店後，張芮首先撥通了12345市民服務熱線反映情況，又聯繫了主管部門北京市體育局，然後向公安機關報案登記受害信息，便開始等待消息。

北京向南律師事務所律師餘成羣向《中國新聞週刊》解釋，12345熱線會將工作單分派給相應的主管部門，但其並不具有執法權；對於具有執法權的公安機關，立案需構成一定標準，對舉證能力、所涉金額的要求更高。

如果選擇訴訟，消費者若自行準備立案材料，可能因不懂流程、信息錯誤而反覆；若委託律師代理，還需支出額外費用。即便是熟知司法流程的律師，作為消費者也極難“避坑”。律師夫婦餘成羣、楊虹向《中國新聞週刊》分享自己的經歷表示，找被訴主體難、週期長、回款可能性低是起訴維權的主要難點。

2022年4月，NYC紐約早教宣告倒閉，支付的1.7萬元金額受困，餘成羣當即提起了訴訟，一年後接到了法院通知。“當時，看到公司法定代表人換了，公司也沒錢，被告地址我們也提供不出來，後續還要繳納訴訟費、公告費等，我們就選擇撤訴了。”楊虹説。

這不是楊虹遭遇的唯一一次挫敗。2020年6月，因為被二房東單方面解約，青鳥體育的健身門店被轉租給了另一家品牌。辦有年卡和私教課的楊虹仍有七八千元殘值。“門店的教練、銷售、設施全部沒換，原會員可以消費，但無法退費。”她提起訴訟，但承擔賠償責任的被告是合同簽約時的原公司，起訴也宣告“無效”。

也有一次“成功”的經歷。2020年9月，水育早教機構魚樂貝貝閉店。楊虹在機構“跑路”前向法院申請財產保全，凍結了對方存管賬户的部分資金。由於起訴得早，賬户凍結影響了公司在工商局的註銷流程，便追回了大部分資金。

今年1月，兒童攝影連鎖品牌格林童趣宣佈閉店，商家去年12月還在促銷99元特權卡活動，由於殘值只有1000元左右，二人便沒有起訴。如今，楊虹給孩子報課都選擇了家附近的小店，“客流量可見，對房租成本等情況更熟悉，價格也相對更低，比商場連鎖更有安全感”。

在中國執行信息公開網，相關案件結果顯示，部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已被列為失信被執行人，被限制高消費及有關消費。“坦率説，老闆跑路的犯錯成本確實較低，所欠資金量都不小，繼續掙錢的也大有人在。”林輝説。

如今，饒秋玉在社交媒體平台仍開設有視頻賬號。她在直播中回應：“歡迎到公司來耗卡，我還在努力減少損失。不管怎樣批評我，我不會放棄努力的。”但在消費者何毅看來，這樣的行為很“囂張”。郭楊感慨：“做劣幣的成本太低，大家都不做良幣了，這是行業最要命的事。”

近日，在起訴維權方面，消費者迎來了曙光。6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發佈《解釋》，就案件的司法審理作出了詳細規定。

其中第七條第二款將“幫助逃債人”納入了責任主體。“幫助逃債人”是近日被曝光的“職業閉店人”產業鏈的一環——與經營不善的公司談好合作後，閉店團隊介入門店運營；為更換法定代表人，專業揹債機構會尋找符合條件的揹債人。隨後，門店便開啓促銷活動，吸收財富後設法套現；直至司法程序追溯不到原法定代表人時，宣佈閉店；再介入後端團隊處理售後糾紛，最終按照債務比例收費。

前述案例中，從2021年起，NYC紐約國際兒童俱樂部在北京有5家門店的法定代表人都從中國區副總裁曲靈葉相繼變更為張素英，知情人透露後者為一名80多歲的老太太。

《解釋》第二十七條明確了經營者“欺詐”消費者承擔懲罰性賠償責任的情形。其中包括“收取預付款後，終止經營，既不按照約定兑付商品或者提供服務又惡意逃避消費者申請退款”“隱瞞計劃終止經營或者不能正常經營的事實，誘導消費者支付預付款”等。

“上述兩條就符合卡莫閉店的事實情況，若證據充足，或能被認定為欺詐。如涉嫌刑事犯罪，就可以追究其刑事責任。”北京大成律師事務所合夥人常青表示。

最大痛點：資金如何監管？

常青告訴《中國新聞週刊》，《解釋》的核心要義在於納入了與經營者發生法律關係的各方責任主體。“只追經營者一方，資金可能追不回來；納入多方責任主體後，可以反向推動全社會的共同監督。”

除了幫助逃債人，還包括名義經營者、商業特許經營體系內的特許人、被特許人、商場場地出租者、清算義務人，以及消費借貸合同的貸款人等。

“司法解釋的內容，可能比行業大多數的入會協議都要詳細。在預付費行業，傳統意義上的‘有限責任’可能已經被顛覆了。”投資人郭楊評價。

不過，餘成羣告訴《中國新聞週刊》，最高法下發的《解釋》用於指導各級法院審理案件，會對進入到訴訟程序的市場主體帶來影響，但在監管層面的推動有限。他希望，未來司法能與市場監管局、公安部等主體聯合下發文件，或配合辦公，形成合力。

“預付費模式當下不應被一概否定。更重要的是能否在大規模違約出現前，進行有效果的、良性的事前和事中監管。”常青説。

“監管的核心邏輯，一是資金監管，二是合同和法律保障。”北京市石景山區預付監管平台政務業務總監程曉磊告訴《中國新聞週刊》，資金監管是破局的關鍵。

他表示，去年下半年以來，爆雷現象集中發生在體育健身和文化藝術培訓行業，主管部門分別為體育局和文旅局。

2019年，國內最早的健身連鎖品牌浩沙健身爆雷後，百名消費者集體維權，北京市石景山區開始探索對預付式消費信用監管和服務平台的屬地化管理。自石景山區預付監管平台於2020年9月上線以來，該區已有超1300餘家預付式經營商户入駐，佔比95％左右，並已推廣至全國30多個城市站。

通俗來説，這一做法要求商户入駐平台備案、開設賬户存管資金，消費者可以通過小程序購買已備案企業的預付費產品和服務，在預付式交易發生後，合同規範、賬户資金、交易證據等均會通過平台受到政府與銀行監管。

以北京市體育行業為例，根據發售預付卡期限的長短，商户的存管資金佔比預售資金的40％—100％不等，青少年校外體育培訓機構的則需100％存管。

2021年9月，教培機構巨人教育倒閉，負責人表示“沒有錢退款”。監管平台工作人員找到了公司總部留守的財務人員，出示證據後，該月底，有3位通過平台購買下單的消費者的費用被全額退回，共計11.4萬元。

“當前最大的難題仍然在於推廣。一方面，商户進駐平台有一定主觀情緒阻礙，推廣需要因地制宜採取策略，仍有個別商户逃避監管。另一方面，由於尚未形成事前預警和工作流程之間的銜接機制，也缺少能夠在體系內推廣的範例。”程曉磊説。

“我們目前主要是事中監管。”他表示，平台正在研究開發事前的風險預警機制，擬綜合企業的法人變更、註冊資金變化、經營地址合同期、商場交租情況、企業行政訴訟處罰、司法投訴等信息構建風控模型，儘可能提前預警並採取風控措施。

他還指出，還有另一大問題亟待解決，即預付費監管平台的信息如何與司法工作結合。例如，如何判定平台的交易記錄存證作為司法證據的力度，以及可退費情況下的先後順序。

受訪人士也提醒消費者增強事前意識。例如，在預付式消費發生前查詢企業的資信、備案情況，合同簽署過程中關注服務內容與期限、退卡要求和違約金比例、格式條款合理性等內容，以及採用規範的付款交易方式。

（文中鄧安、張芮、林輝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