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一台電腦，年入百萬背後的刺激戰場_風聞

把自己當作公司經營，就能像老闆一樣暴富嗎？

文 | 啊遊

編 | 陳梅希

許多互聯網弄潮兒喜歡用標籤勾勒自己的線上形象，再把諸多概括類名詞用一個個豎槓區隔開來。我時常想象，如果這些標籤能夠實體化，應該會幻化為別在他們胸前的“徽章”。

畢業院校、學歷程度、任職經歷是人手一枚的標配款；除此之外，也有與時俱進的流行款。這些流行款曾經是“幣圈人士”“Web3創業者”“DAO成員”，如今則是“一人公司”。

於是，我意識到，新的風向出現了。

2012年，Instagram 以10億美元賣給 Facebook 的時候只有13名員工，大眾均對此表示難以置信；

2022年，一家名為 BuiltWith 的網站年入超1億元時，公司只有開發者 Gary Brewer 一人，國內網友很快將其奉為“創業大神”；

2024年，短短兩年過去，OpenAI 的首席執行官 Sam Altman 已經開始期待，能夠達到10億美元估值的 “一人公司” 將在何時誕生。

Sam Altman接受採訪丨圖源網絡

一小部分人開始接受並相信。

當技術的迭代週期以指數級加速， AI Agent 能夠以更強的易用性滿足更多樣的生產需求，也許“越來越小的體量，越來越大的價值”才是未來“公司”的模樣。

更小的一部分人開始踐行，以個體作為最小單元，在直面社會中謀求生存與個人成長。

儘管他們中間的許多，並沒有實際註冊屬於自己一人的公司，但“一人公司”所象徵的“像經營一家公司那樣經營自己”的理念，正指引着他們的行動。

一場“出走”

工作日下午兩點，北京朝陽某家書店的咖啡區，坐着不少人。

從鍵盤上飛舞的指尖，屏幕上層疊的聊天框，以及快要見底的咖啡和凌亂的桌面來看，他們當天已經在這裏坐很久了。

歪歪起身迎接我，她的座位在咖啡區中央一條能容納8人的長桌上。在之前的線上聊天中，她將這裏稱為“我們咖啡館”，這並不是説咖啡館為歪歪所有，而是指她會和其他的自由職業者朋友，固定在這裏辦公。

歪歪在咖啡廳辦公丨圖源受訪者

2022年夏天，歪歪從一家自媒體機構裸辭，選擇成為一名“ IP 孵化手”，給有打造個人IP需求的老闆們提供賬號代運營服務。她自己找客户，自己交付服務，就像一家只有一個人的小型公司那樣。

為了緩解獨自奮鬥的孤獨，歪歪與坐在對面的瑪莎結成了創業搭子：“她很厲害，已經年入近百萬了。”

瑪莎，85後，自小學畫，兒時夢想是成為油畫家，“後來發現還沒當上就得餓死”，遂放棄。大學修的是設計專業，畢業後先做品牌全案設計，後又做了14年的 UX 設計師，一路從普通小職員做到公司設計總監。

在2022年6月之前，瑪莎的人生一直按照大眾眼中的“標準劇本”進行，然而，當她已經在公司做到了設計總監，反而選擇了離開。

“上班跟上墳一個邏輯，光上班也還行，但能不能幹點正經事。”

情緒在公司要求她裁掉組員時開始累積。行情好，公司搞賽馬制，設兩個總監兩個團隊；行情不好，需要降本，瑪莎將自己的團隊裁到只剩5人，公司還要再裁。每天忙到晚上10、11點才下班，大家都走了，瑪莎會站在樓頂思考。

“不是想跳下去哈，我挺樂觀的，就是思考一下未來。”見我露出擔憂的表情，瑪莎連忙解釋。

情緒在一個夜晚集中爆發。瑪莎在深夜12點回到家，走進卧室時，看見3歲的女兒騰地坐起來，問：“媽媽是你回來了嗎？”瑪莎詢問女兒為何還不睡覺，女兒説：“媽媽我在等着你抱抱我。白天見不到你，晚上還是見不到你。”

瑪莎並不是會因此就在家相夫教子的性格，但在公司花費大量時間，卻無法做自己認為更有意義的事情，這種感覺讓她難以忍受。第二天，她找領導要了一個裁員指標，自己拿着n+1，瞞着所有人交了11萬8的創業課程學費。

瑪莎參加線下活動丨圖源受訪者

無論歪歪還是瑪莎，經常會提到的一個詞是“出來”，她們會把截止到目前的人生劃分成“出來之前”和“出來之後”。

歪歪是95後，性格開朗，愛笑，985大學畢業，憑藉高分就讀搶手的經濟管理專業，是會被父母們誇讚的“鄰居家的小孩兒”。

但她告訴我：“讀經濟管理專業只是因為高考分數高，不想浪費分數，自己並不喜歡。”很快，她就意識到：不喜歡的事情，怎麼也做不好。“實習的時候去審計公司工作，天天寫報表、分析資產盤，沒有任何熱情。”

“出來”，用來代稱走出職場的同時，似乎也隱含了幾分跳出既往框架和標準的意味。

在見到歪歪與瑪莎的前一天，我還順着網線聯繫到了一位正在獨立開發AI項目的程序員 LK。

他與瑪莎一樣是85後，迄今做了將近15年的技術工作，4年 iOS、4年 Android、4年服務器、2兩年前端，身經百戰。

LK 今年剛過35歲生日，即便工作能力強、收入高且穩定，也沒能逃脱程序員的35歲焦慮。從去年開始，他就頻繁地思考：“35歲之後，憑藉自己的技術進行工作的合理方式是什麼？”

22歲，大學剛畢業時，LK 沒有選擇步入職場，而是在學校附近租了個房子與朋友一起創業。失敗後，他前往北京的互聯網大廠工作，一路安穩地走到現在。儘管中間也曾嘗試過幾回O2O、區塊鏈的小型創業，但都沒有激起太大水花。

直到真正快要走到35歲的關口，這個傳説中充斥着“危機”與“被丟棄”的年齡，LK 還是決定認真地再試一次。去年，他註冊了自己的公司：“覺得這個階段，自己無論是在思想還是技術上都相對成熟了，就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一件事情。”

目前 LK 還沒有放棄在大廠裏的工作，他計劃等自己的小公司能夠覆蓋正職的全部收入時，再離開，可他的生活作息已經因此而改變。

下班後的空餘時間，LK 全部用來開發AI項目，就連之前妻子懷孕的時候，每天陪伴妻子到晚上10點多，等她睡了還是會再到書桌旁工作。

他並不排斥上班，但做自己的項目，顯然更有吸引力。

嶄新且複雜的地圖在每一個“出走”的人面前展開，隨之而來的問題是，離開了公司、平台這類結構性組織，一個人，單槍匹馬，如何界定自己的位置。

給自己加槓桿

很多人的社交簡介上寫着“一人公司X年”，現實裏卻不會直接説“我在做一人公司”。

這是因為，大部分將其作為標籤的人，並沒有真正註冊一家企業。

但你也無法因此判定他們不是“一人公司”的踐行者，因為他們確實一人包攬了提供產品或服務、尋找客户、與客户談判、簽訂協議、交付並收款等全環節。

在最近的互聯網語境裏，“一人公司”象徵的不只是一家客觀存在的實體，更是一種理念——個體致力於用最低的經濟成本，提供小而美的產品或服務，用靈活的辦公方式，創造跟一家企業等同的價值與回報。

由於“一人公司”的踐行者與“數字遊民”羣體有着高度的重合性，我們不妨用數字遊民羣體的統計數據來了解一些背景。

根據相關報道，2020年以來數字遊民的數量增加了三倍，目前全球的數字遊民數量超3500萬，預計在2030年將達到6000萬，數字遊民的平均年齡是32歲，正逐漸接近人類壽命的中位數。

當在互聯網經濟大潮中成長、學習、工作過的幾代人成為世界的主要生產力，新一代的“打工人”無疑更懂得如何利用時代賦予的工具。

“AI 給個體的能力加了槓桿。”

Cellinlab 語氣興奮，在他看來，有了AI技術的賦能，每個人都有機會成為“超級個體”。

這位曾經嚮往做 Web3 創業、組建 DAO 的年輕人，2019年畢業後歷經裁員、派系鬥爭、創業公司倒閉，正狂熱地相信：“AI 推動生產力升級後，以往獨自一人很難做的的事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靠AI彌補。個體將有機會脱離傳統的僱傭關係，以更低的成本直接與市場進行交易。”

同為程序員的 LK 最開始沒想這麼多。

2023年2月，LK 發現儘管 AI 領域的技術突破如雨後春筍：OpenAI 旗下的ChatGPT 通過了美國醫療執照考試；谷歌推出聊天機器人 Bard；微軟將  ChatGPT整合進 Bing 搜索引擎；Meta 宣佈開發 LLaMA 大模型。

然而，國內還有許多用户接觸不到這些生產力工具，LK 便和朋友們開發了一款名為 HalfWork 的網站，接入了國外幾家成熟的 AI 大模型。當時還沒有“多模態”，他們試着將這些模型整合進一個對話列表中，幫助用户在對話的場景中調用多種 AI 模型。

LK開發的AI網站丨圖源受訪者

開發了20天后，網站上線，乘着 AI 的流量東風，網站的日均瀏覽很快破千，積累起了十幾萬用户，每月收益有兩萬元左右。

但單純依靠自然流量，網站很難持續運營，眼看着 C 端流量逐月減少，去年8月，LK 決定轉向B端產品，為企業做 AI 系統定製。

這次，他又花費3個月獨自完成了面向 B 端的 AI 網站 HalfDone，並註冊了一家名為“事半科技”的公司，正式開啓了一人公司的運作。

從去年年底到今年4月，LK 一直在社交平台上更新自己的項目開發進度，即便有了 HalfDone 做基礎，從收到客户需求到交付，LK 至少要花費一到兩週的時間，但客單價很快提升到了50-100萬元。

很多獨立開發者會把產品發在社媒上進行宣傳，收穫第一批種子用户；之後一邊迭代產品，一邊通過分享自身創業經驗吸納粉絲，產品最終會慢慢做起來。

LK 認為自己並不擅長做流量，過去十幾年的工作慣性讓他寧願寫3小時代碼，也不願寫半小時文章。不得不為網站撰寫相關文案時，LK 會求助ChatGPT，但他從不用AI寫代碼，覺得“AI寫得還沒自己寫的熟練呢”。

他在社交平台的ID是“AI創業紀實”，一個很難吸粉的名字；因為實在寫不出長篇大論，每篇內容都是簡單的開發進度截圖加日報式的簡短文字。好在，LK 做的是 toB 的生意，對流量、粉絲的需求並不高。

LK的開發日記丨圖源受訪者小紅書

然而，對依賴線上獲客的人來説，相比起 AI 這類技術工具，“流量”才是他們用來擴展影響力的更重要的槓桿。

凱文·凱利曾在《技術元素》裏提出“1000個鐵桿粉絲理論”，意思是“如果你擁有1000個願意花一天工資購買你產品的鐵桿粉絲，就可以衣食無憂。”

這也是最近“個人 IP”賽道愈發火熱的緣由。

瑪莎告訴我，個人 IP 某種意義上也是在做一件去中心化的事情。

大家越來越不喜歡組織化、模式化，越來越傾向於在更細分的領域裏找到喜歡的博主，在小圈子裏獲得更多的價值感、歸屬感，並願意為此付費。只要影響力足夠大，或粉絲粘性足夠強，個體也能達到一家小型公司的營收。

一直在幫不同人士孵化 IP 的歪歪同樣認為：“IP幾乎屬於零成本投入，只需要付出時間，流量會像槓桿那樣幫你撬動更大的生意。”

總之，無論是藉助 AI 、流量、還是 IP ，意識到傳統僱傭關係的種種問題後，“一人公司”的踐行們，試圖把自己活成一家公司。

六邊形戰士or獨臂戰士

北五環附近的一家民營企業辦公室內，歪歪正“以一敵五”。

早期依靠朋友推薦的客户資源快要耗盡，她不得不自己外出開拓新客户。

歪歪將這家民營企業的風格描述為，“在村裏的辦公室放張老闆椅，老闆坐下就開始喝茶那種”。為了拿下客户，她提前準備好了講解文檔，想跟老闆介紹下賬號定位、後期規劃等問題，但硬着頭皮到了之後發現，當天只有自己一個人帶了電腦。

原本要見的民營老闆又叫了另外五六個老闆一起，他們一邊喝茶，一邊抽煙、侃大山，沒人關心歪歪要講些什麼。

“我一個人面對着五六個男性老闆，坐在那裏還是笑眯眯的，但整個人都是緊繃的，腿已經僵了，鼻子裏還在吸着二手煙。”

如何把自己推銷出去，是初出茅廬的“一人企業家”們需要學習的第一課，畢竟不是每個人都是天生的銷售。

在歪歪看來，做“一人公司”的好處是，你有自己選擇的權利了。

“在公司打工，老闆談來的合作、老闆指定的選題，你沒有辦法 say no，但是出來之後，遇到不喜歡的合作者，你可以拒絕。”

但自由的前提永遠是，能夠找到足夠多、足夠穩定的客户供自己篩選，不然連存活都成問題。公司有自己的銷售、有自己的市場部，自成一家公司後，營收的壓力不會等你做好準備才襲來。

離開職場的第二年，去年年底，兩個老客户同時與歪歪中止合作，拓客壓力變大，收入變得被動。IP孵化手不再是一個嶄新的賽道，競爭逐漸加大：“很多生意靠的是時間差和信息差，這些不見了之後，該怎麼辦？”

一向情緒穩定的 LK，也是在今年3月，三個項目同時不了了之後，開始出現心理波動。

因為要給企業提供定製的 AI 系統，LK 與客户的合作模式通常是先收一筆小錢做個定製方案或 demo 給對方看，如果對方覺得可以推進，再收幾十萬元開發完整的產品。

“試錯和調整的過程挺痛苦的，三個項目到最後都沒成，付出了很多時間，但沒有結果。”

在現有的一些資料裏，人們會把“一人公司”的優勢總結為：“能夠迅速行動，更快地實驗，執行數據驅動的決策，並通過一系列不同的假設進行測試，從而實現產品與市場的匹配。”但個體在其中所需付出的“時間成本”被大大低估了。

由於 LK 同時在做一份正職工作，因此當多個項目並行時，每天晚上7點下班後，他需要繼續為自己工作到凌晨四五點，週末兩個全天也得保持工作狀態。

自己做產品不像在公司裏做產品，會有產品經理設計需求、設計師設計UI界面、技術開發完成後還有專門的人負責產品測試。LK 只能有了大體想法後，先參考成熟產品的做法，再在操作中逐漸捋清每個環節。

成為“一人企業家”似乎在逼迫着個體進化為無所不能的“六邊形戰士”，作為旁觀者的我看來，某種程度上這比給公司打工更累，對於個體的考驗更多。

瑪莎卻覺得，作為個體來説，除了選擇當六邊形戰士，也可以做獨臂戰士。“就像現在的 IP 聯合一樣，每個人把自己擅長的東西做到極致，再彼此互補，也可以發揮極大的效果。”

我暗自心想，瑪莎跟 Cellinlab 應該能成為朋友。

在判斷 AI 能夠給個體帶去前所未有的機會後，Cellinlab 也曾想成為一名獨立開發者，但考慮到 AI 產品研發週期長、變現難，再加上對自己更擅長做流量的判斷，他決定走第二條道路——成立 AI 社區，做一名“超級鏈接者”。

“AI 確實給每個人加了槓桿，但 AI 並沒有強到可以幫人做完所有事。現狀是很多人的技能或資源還在閒置，理想狀態是大家可以分佈式協作，共同創新。”

Cellinlab 花了很多時間向我介紹他的“超級個體增長飛輪”項目。

簡單來説，他想做的是把擁有開發、運營、銷售等專長，並且對 AI 感興趣，想要創造 AI 產品的個體鏈接在一起，大家共創產品或服務。而作為“中介”的他，未來將通過從產品收益中抽成的方式獲利，用 Cellinlab 的話來講，這是一種以技術資本進行投資的新模式。

Cellinlab在主持線下活動丨圖源受訪者

最近，每週二、三、四、六的晚上，Cellinlab 都會直播兩到三小時，邀請嘉賓分享 AI 創業的經驗與思考。每週六，他們還會組織線下的 AI 活動，鼓勵大家分享有關 AI 項目的好點子。

線下活動的場地是位於北京西城區的“崑崙巢”，創始人是曾經創辦“車庫咖啡”的蘇菂。

經歷過十幾年前互聯網創業熱潮，或是瞭解這段過往的人會知道，位於北京海淀西大街48號的車庫咖啡，是國內第一個以創業為主題的咖啡館，乘着互聯網經濟的東風，不少年輕人曾聚集在這裏聊想法、聊技術、組團隊、談投資。

2023年11月，蘇菂又創辦了崑崙巢，希望繼續為有想法的年輕人提供交流場地。自“AI 革命”以來，一顆顆不甘心做一輩子打工人的心臟，再次蠢蠢欲動，大量的線下沙龍、黑松客活動變得愈發頻繁，一批熱血青年正再一次聚集。

能賺錢嗎？

去年，普華永道進行了一項名為“2023年希望與恐懼：全球勞動力調查”的研究。

他們調查了全球46個國家及地區的近5.4萬名員工對待工作的態度及行為，發現，有53%的員工對於目前的職位有所不滿並打算更換工作，即便是打算留在原崗位的人中，也有43%的人並不滿意當下的工作。

關注商業科技領域的作家伯納德·馬爾，認為傳統的工作等級制度正在被動搖，關於“我們的同事是誰”的傳統觀念，將在2024年之後消失。

對於已經在踐行全新工作樣態的人來説，上述論斷是一種“佐證”；可是對於仍在原有軌道上前進的旁觀者看來，上述數據大概率是與自己無關的，非常遙遠的未來。

Cellinlab 一直保留着闡明自己最初想法的帖子，標題裏赫然寫着“準備 All in 獨立開發者佈道”，內容講解了自己打算激勵更多的程序員轉行“獨立開發者”，再通過將大家聚集在一起從而創造更大的價值。

Cellinlab最早發佈的帖子丨圖源受訪者

評論區熱鬧歸熱鬧，有一大半都在罵他。有人不理解什麼是“佈道”，有人認為“動不動就套用些大詞、概念的人，跟賣 AI 課程割韭菜的網紅沒有差別”，有人的只留下直白的兩個字——“騙子”或是“圈錢”。

許多人衡量“一人公司”到底是切實可行的新路徑，還是被鼓吹起來用於收割普通人的偽概念，簡單粗暴的標準都是“錢”。

“有沒有賺到錢？”“賺了多少錢？”自從離開公司自己單幹後，歪歪的親戚經常旁敲側擊地提出這些問題。

“他們會認為你做‘一人公司’很賺錢，可能已經大賺了一筆，不然做這個事情幹嘛呢？”

反過來看，一些網友質疑 Cellinlab 的原因無非也是覺得這個人“在立人設騙錢，什麼對於 AI 超級個體的信仰，都是噱頭”。

我厚着臉皮問 Cellinlab，所以這四個月你靠做 AI 社區到底賺到錢沒有？

他答：自己的 Twitter 賬號做起來之後接過一些投放需求，賺了幾百塊，但如果算上為社羣付出的人力成本，收入得是 -1萬。

弔詭的點在於，當你知道他沒有因此獲利時，第一反應並不是認為他洗脱了是騙子的嫌疑，而是“原來做一人公司也沒那麼賺錢嘛”。

的確不是每個人都能像瑪莎或 LK 那樣“賺一筆”。

離開職場兩年間，瑪莎成立了星火集·設計職業發展研習社，作為一名職業導師為學員做職業規劃。創業第一年，她就賺到了70萬，創業第二年，年收入正接近百萬。LK出售的 AI 系統，定價就在50到100萬之間，他坦言，每年只要能有一兩個客户，就已經能獲得很可觀的收益了。

瑪莎與學員們一起合影丨圖源受訪者

大部分踐行“一人公司”的年輕人其實是歪歪這種，收入比在公司打工時要多，但遠稱不上暴富；在我們尚未接觸到的沉默踐行者中，像 Cellinlab 這樣還在探索、仍未盈利的人，無疑也有許多。

在瑪莎花11萬8報名的創業課程裏，大約有20名同期生，一年過後，一半的人都消失了；兩年過後，真正靠着自己的雙手賺到錢、活下來的人數，一隻手都數得過來。

“賺不到錢就會放棄”，“投入產出比不划算就會放棄”，是很自然的事情。所以，付出了比在職場更多的精力，目前仍未實現收入同比例上漲的人，堅持是為了什麼？

另一場追逐

每當遇到艱難時刻，歪歪的父親就會問她：你對這件事兒還有信心嗎？

歪歪回：有啊，怎麼沒有了。

父親就會説：有信心就好，就能做。

軌道與曠野之間永遠有道無形圍牆，由“信”與“不信”彼此區隔。圍牆內的人因為不信，所以覺得圍牆外的人看到的新世界是“幻覺”；但對於圍牆外的人來説，恰恰是因為相信，才看到了真真實實的“曠野”。

《海上鋼琴師》裏，1900 在下船的舷梯中間停住，當他看到複雜的城市街景，還是回到了船上。他如此向朋友解釋：鋼琴只有88個按鍵，但你看過那些街道嗎，僅僅是街道就有上千條，該怎麼選擇其中的一條路來走？

《海上鋼琴師》劇照

能夠接納“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追求”，是“曠野”給予人生的包容，可如果放棄“軌道”所給予的人生指引，只有堅定知道自己想走哪條路的人，才不會迷失，或是回頭。

在“一人公司”這種形態的“曠野”裏，有些人追逐的仍舊是名利、金錢為自己帶來的安全感，有些人追逐的是“純粹做事的感覺”。無論是哪種，最終似乎都會收束回對於自我與外部世界的探索。

現在我們所見到的瑪莎，談吐幽默，金句頻出。

但她説自己以前是個十分靦腆的女孩兒，跟男生説話會臉紅，遇到事情會躲在家人的背後，不敢自己上前一步。直到父親去世，身體不好的母親需要照顧，她只能收起自己的情緒，一邊學習心理學，一邊安慰自己的母親。

畢業後，她努力抓住每一個機會，在北京工作、紮下根，一步步做到設計總監。

對於家人的看重以及攀登職場階梯的過往，給瑪莎留下的印記是，離開職場第一年，她就給自己定下了營收目標，不低全職工作的年收入。

這是她藉以彰顯自身能力與價值的憑證，當這個目標已經實現，現在，她的動力變成了“幫助更多求職者”。

客户離開、收入不穩時，歪歪也曾想過回到職場，她甚至已經通過了某大廠的面試，但還是放棄了。雖然她一開始笑着打趣“出來得久了就回不去了，不想坐班”，實際上她是不想背離自己希望“專注做內容”的初衷。

LK 曾親身經歷“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時代，那是一段熱火朝天的日子，眼裏看到的、耳邊聽到的都是誰創業了，誰融資了。大三下學期，他就跟同學在學校後面租了間房子，做創業。

盈利模式沒跑通，創業失敗後，曾經的夥伴有的去留學，有的回家當公務員，可是他知道自己不是能閒下來的人。

**“喜歡創造一個東西的感覺，這是不受控制的事情，在過程中你能感受到自己的變化。”**雖然目前沒有融資的打算，但他覺得“一人公司”不是自己認為的常態，他仍期待着產品及商業模式成熟後的擴張時刻。

傳統職場的路徑中止了，但對於人生價值的另一場追逐不會隨之停下。

當離開了平台、組織、公司，個體的肩膀上承擔了更多的職責與風險，那未必不是一個更殘酷的世界。

瑪莎搖了搖頭，“這不殘酷，這多刺激啊。”

參考資料：

【1】成為數字遊民，年輕人換了種“活法”，澎湃新聞

【2】2023年中國靈活用工行業洞察報告，36氪研究院

【3】2023 全球希望與恐懼調查報告，普華永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