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披頭士」造就的俱樂部，升入德甲了_風聞

沒有一支俱樂部像聖保利這樣固執地滿足自己的渴望和要求。

在這支帶有烏托邦色彩的足球俱樂部身上，我們看到的不僅是那種永不過時的倔強，更有曾經無數個年輕躁動的夜晚，自己迫不及待嚮往美好的叛逆理由。

這就是聖保利。

**文 /**朱淵

1960年8月16日清晨，一輛嚴重超載的綠色麪包車從英格蘭默西塞德郡緩緩駛向英格蘭東部的哈里奇港。

車上包括司機在內共擠了10個人，其中5人是樂隊成員。在彼時高度內卷的利物浦酒吧街，這支名叫「採石工人」的樂隊根本沒有像樣的演出機會。為此他們不得不遠走他鄉，前往當時的歐洲「歐洲夜生活之都」德國北方城市漢堡試試運氣。

汽車轉輪渡，輪渡轉火車，火車再轉大巴，一行人抵達目的地，位於漢堡市聖保利區繩索大街（歐洲第二大紅燈區）的因陀羅俱樂部。

酒吧老闆「貼心」地為他們準備了工業風的宿舍：一間緊挨着廁所、散發惡臭和冷氣的儲藏間。宿舍沒有被子和枕頭，樂隊成員們冷了只能把隨身攜帶的英國國旗披在身上。

酒吧老闆每天支付給樂隊30德國馬克，要求他們每晚演出7個小時，但往往收場時天都亮了。在這片霓虹閃爍的紅燈區，樂隊很快迎來了自己的第一批觀眾：妓女和身無分文的醉漢。

演出了幾晚後，這幾個年輕人決定給樂隊換個名字——The Beatles披頭士樂隊，由此誕生。

1960到1962的兩年間，披頭士在聖保利區舉行了大大小小281場演出，他們在這裏「從男孩變成了男人」（約翰·列儂語），在這裏遇到了日後的新鼓手林戈·斯塔爾，也同樣在這裏他們逐漸確定了屬於自己的音樂風格和標誌性髮型——沒有聖保利，就沒有披頭士。

而聖保利足球俱樂部，也因披頭士的到來，擁有了屬於自己獨特的球迷文化：每個主場比賽前，聖保利球迷會唱着披頭士的歌曲，高舉帶有骷髏圖案的旗幟，浩浩蕩蕩地穿過繩索大街來到米勒門球場。

下賽季，披頭士的歌曲也會再次在德甲舞台上唱響。

信仰與政治符號

聖保利並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強隊，相比之下，他們的同城德比對手、完整代表這座城市的漢堡，反而比他們名氣更大。在球隊114年的歷史中，總共只有8段征戰德甲的經歷，最近一次還要追溯到2011年。

大部分中國球迷聽聞或瞭解這支球隊，主要還是通過前國腳、德甲傳奇球星楊晨。2002年離開法蘭克福參加韓日世界盃後，楊晨曾短暫效力於當時正處於德乙聯賽的聖保利效力，一個賽季聯賽出場20次攻入3球，不久便回國結束了留洋生涯。

**競技層面除了本賽季的德乙冠軍外，他們的高光時刻還要追溯到2002年。**那個賽季他們2-1戰勝了剛剛奪得世俱杯冠軍的拜仁，俱樂部隨即發售了一款寫着「世俱杯冠軍終結者」的紀念球衣——這款球衣雖銷量不錯，卻沒能為球隊帶來好運，聖保利也在那個賽季排名墊底降級。

但就是這樣一支球隊，卻在世界範圍內擁有500多個註冊的球迷俱樂部，甚至在現代足球發源地、當地聯賽文化根植極為深厚的英格蘭約克郡都擁有球迷會。僅在德國就有超過1100萬球迷（相當於德國人口的1/8），季票訂購量超過絕大多數其他德甲球隊，可容納29500人的米勒門體育場幾乎場場都會爆滿。

更神奇的是，**1981年聖保利平均每場的上座人數還只有1600人，到了90年代末，這個數字變成了20000。**這看上去不可思議的轉變，與當時的政治背景息息相關。

上世紀80年代，德國正處於政治、經濟十分不穩定的階段，右翼勢力崛起並將足球作為表達思想的工具。與之相對，向來與右翼勢力格格不入的聖保利地區，成了左翼人士的聚集地。

1984年12月，來自漢堡和多特蒙德的新納粹主義者，用燃燒瓶襲擊了米勒門體育場外的平民，進一步加劇了這種對立。

作為全歐洲第一個禁止法西斯主義者入場的足球俱樂部，聖保利開始吸引大批厭惡極端民族主義、渴望遠離足球流氓的年輕人，漸漸從一家平民俱樂部變成了一種信仰與政治符號。也正是那個時間段，聖保利從原本的港口搬遷到了如今距離繩索大街不到一公里的市中心位置。

**時至今日，你仍然可以看到左翼思潮對聖保利的巨大影響。**比如球場內隨處可見的反法西斯、反性別歧視、聲援性少數羣體標語，比如一年一度的「聖保利反種族錦標賽」，當然，還有那已經演變成聖保利特有文化標籤的朋克音樂。

朋克俱樂部

作為一種自帶意識形態的音樂流派，沒有什麼比朋克更能代表聖保利自由、反叛的精神內核。每個主場比賽，球迷在外大聲哼唱着披頭士的歌曲招搖過市，一線隊成員則會在AC/DC《地獄鐘聲》的背景音樂下步入球場；而每當球隊攻破對手大門，球迷就會跟隨着節拍唱起Blur樂隊的《Song 2》。

**在這裏，足球與音樂形成了相互依存的共生關係。**2003-04賽季，聖保利一度走到破產邊緣，球迷自發在體育場外舉辦了一場音樂節，籌集到25000歐元助球隊渡過了難關。作為回饋，聖保利出資在社區開辦了一所音樂學校，其中的一些學員後來組建了自己的樂隊，並收到了不少演出邀請。

與音樂的緊密連結，讓聖保利獲得了很多樂隊的支持。挪威金屬樂隊Turbonegro為他們專門寫歌，冰島後搖樂隊Sigur Rós穿着他們的球衣巡演，球隊那標誌性的「骷髏海盜旗」，也出現在不少樂隊的專輯封面上。

「骷髏海盜旗」已成為俱樂部的半官方徽章，它最早是由一位名叫「馬布斯博士」的神秘球迷帶到體育場內，被其他球迷所追捧。為什麼稱之為「神秘」？

因為他是未經授權擅闖球場、把旗子放進來的，所有的消息都只指向——這個人好像和其他40名擅闖者都住在一個朋克公社裏——這種做派很「聖保利」。

**在聖保利，所有人都享有自由、平等，並且博愛。**米勒門體育場的北看台上寫着「任何人都不違法」的大字，而上面的座位則被塗成兩顆心的形狀。

2016年夏天，聖保利俱樂部重新裝修了球員通道。

這個新的球員通道帶着滿滿的聖保利風格，陰暗，恐怖，暖色調又有些曖昧。球員通道兩旁是各色塗鴉，「歡迎來到地獄」的字樣醒目可見，整個通道就好像把聖保利區的任意一個小巷子搬進了俱樂部。如此光怪陸離的場景出現在聖保利俱樂部，卻絲毫沒有違和感。

聖保利也是德國第一家將經營原則寫進章程的俱樂部，其中的部分條款包括：

聖保利是社會的一部分，因此也必須承擔社會責任；

聖保利傳遞了一種生活方式，是體育真實性的象徵；

聖保利的哲學是寬容和尊重；

球迷不分高低貴賤，只要遵守俱樂部的規定，每個人都能自由表達觀點；

俱樂部要盡力為球迷爭取最適宜的開球時間

如今的聖保利，早已不只是一家風格獨特的足球俱樂部，它是朋克文化的一部分，是人們踐行理想社會的試驗田。

足球俱樂部的另一種可能

對於支持聖保利的球迷來説，俱樂部的存在早就超越了足球本身的含義，成績自然也不再是他們最看重的東西。這就是為什麼——球隊即使一度跌入德丙，依然能保持全歐洲最高的上座率。

但這種超越足球的狂熱，有時反而也會讓俱樂部在需要商業化運營的節點遭遇阻礙。

1989年，聖保利曾計劃修建一座包含購物中心、酒店的全新體育場，卻遭到球迷集體抗議。此後俱樂部的一系列商業化舉措，包括增設VIP坐席、將私人包廂出售給一家脱衣舞俱樂部、安裝一塊付費LED屏讓球迷暢所欲言，全都在反對聲中不了了之。

2017年，聖保利與斯托克城簽訂合作協議成為兄弟俱樂部，同樣的港口城市，斯托克以盛產繩索聞名、歷史悠久，而且時任斯托克城主席彼得·科茨始終支持左翼工黨。但僅僅過去了2年，雙方就以人事變動為由宣佈合作終止。

背後的真相則是，聖保利球迷不能接受球隊與博彩沾上關係，而斯托克城球衣上的贊助商就是博彩公司——作為一支左翼俱樂部，聖保利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試圖對抗俱樂部的過度商業化。

不只是球迷瘋狂，聖保利俱樂部還有不羈的教練。

2016年夏天，聖保利簽下了前多特蒙德前鋒杜克施。不過在杜克施加盟球隊的歡迎儀式中，迎接杜克施的並不是主教練利寧本人，而是一個帶着面具的替代者。

當時主教練利寧正在度假中，分身無術，於是他突發奇想，他囑託俱樂部的一名工作人員，找來一張A4紙，打印一張自己的頭像當成面具，假扮自己與杜克施合影。

左一為帶上面具的工作人員

除了利寧之外，曾為聖保利服役18年的霍爾格·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也是一名個性主帥。他是德國知名足球教練學院海因斯-魏斯魏勒學院09屆成績最優秀的畢業生，曾被視為是能夠比肩克洛普的一代名帥。

但如今結束了教練生涯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對足球興趣全無，在漢堡專心經營着一家連鎖超市——他説，執教過聖保利這樣的球隊，恐怕再也無法從其他球隊身上找到執教激情了。

《時代週刊》曾經這樣描述聖保利：「**沒有其他的俱樂部像聖保利這樣固執地滿足自己的渴望和要求。**俱樂部民主開明，聽從會員的意見。紮根於地區，代表這個城市最有特色的地區。團結一致，並不是毫無顧忌地完全以競技上的成功為導向。這就是聖保利。」

也許聖保利永遠無法成為人們口中的豪門球隊，哪怕下賽季升入德甲，其首要任務也是保級。但在金錢決定遊戲規則的大環境下，他們用自己的存在證明，足球俱樂部運營的另一種可能。

聖保利渴望被關注，希望被理解、夢想能改變世界，在這支帶有烏托邦色彩的足球俱樂部身上，我們看到的不僅是那種永不過時的倔強，更有曾經無數個年輕躁動的夜晚，自己迫不及待嚮往美好的叛逆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