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貧富分化、財閥當道, 韓國人卻執着於性別戰爭?” | 文化縱橫_風聞

王曉玲

中國社會科學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

（本文原載《當代亞太》2023年第6期）

【導讀】據媒體報道，當地時間6月24日，韓國最大在野黨共同民主黨黨首李在明辭去黨首職務，準備尋求連任。在此前4月舉行的第22屆韓國國會選舉中，執政黨慘敗，李在明所在陣營及其衞星政黨共贏得175個席位，繼續保持國會第一大黨地位，**兩黨政治對立將顯著影響尹錫悦的剩餘總統任期。****當前，韓國政壇深陷兩黨競爭的泥潭，**一個突出表現是身份政治引發的分歧與對立。

本文指出，2022年的韓國大選，儼然演變成一場性別戰爭：18-29歲選民中過半數男性（58.7%）支持尹錫悦，而過半數的女性（58%）卻支持李在明。**繼地域（嶺南地區vs湖南地區）、世代（工業化世代vs民主化世代）的“情理陣營”出現後，性別（男性受害vs女性主義）成為影響選民的重要因素，韓國社會走上了激烈對抗的身份政治道路。**耐人尋味的是，韓國是一個單一文化族羣國家，關於文化差異導致身份政治衝突的理論歸因難以解釋韓國社會的龜裂。

本文認為，韓國在民主化轉型的過程中，兩大寡頭政黨在選舉過程中構建了一種特殊的身份政治集團——“情理陣營”（通過煽動怨恨構建認同，實現先共情、後共理）。在1987年的總統選舉中，曾經主導民主化運動的金大中和金泳三分別屬於湖南地區和嶺南地區，這兩個地區的選民都選擇支持他們的同鄉，民主化陣營分化，軍政府出身的盧泰愚最終當選總統。在**“地域情理陣營”**形成過程中，儘管因果關係難以被證實，但民眾逐漸接受“湖南地區自古以來處於權力邊緣，因此該地區的文化長久以來帶有明顯的受害意識”；“湖南人與嶺南人性格迥異，乃至難以合作”的普遍認知。

**“世代情理陣營”**產生於2002年的總統選舉中，由時任總統候選人盧武鉉建構。當一名駐韓美軍軋死了兩名韓國中學生，韓國爆發了反美遊行示威，進步派政黨候選人盧武鉉以“反美又如何”贏得了民主化世代的支持；保守派政黨稱之為“年輕人的叛亂”，得到工業化世代的擁護。當前，韓國的貧富分化問題逐漸轉化為世代間的資源爭奪問題，朴槿惠就曾煽動世代間矛盾，稱“年長世代是既得利益者，應該（向年輕人）讓步”。

2022年大選出現的**“性別情理陣營”**，則表現出更明顯的策略性。保守派總統候選人尹錫悦聲稱當選後要解散女性家庭部，將性別認知預算改為國防預算，針對職場性騷擾訴訟設立誣告罪，取消僱傭中的性別配額等。在尹錫悦成功獲得年輕男性的支持後，進步派政黨候選人李在明則主動與女性主義團體靠近。

作者指出，儘管韓國財閥壟斷、貧富分化等問題突出，然而選舉中經濟分配議題因“情理陣營”的出現而明顯淡化，乃至出現了“高收入人羣往往更加支持強調分配的進步派政黨，而最貧窮的韓國人偏向支持保守派政黨”的怪象。

**在大資本壟斷的資本主義制度內，政治系統對經濟系統的影響力較弱，政黨難以通過改善民生獲得支持，轉而從怨恨、分裂、對抗的身份政治中獲取政治資源。**即便政黨在執政後會為彌合文化族羣間衝突做一些努力，但總體上競爭性政黨催生了文化族羣的離散力而不是凝聚力。

本文節選自**《當代亞太》2023年第6期********，原題為《文化差異導致身份政治衝突?——韓國的身份政治現象及其引發的理論反思************》，******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

文化差異導致身份政治衝突?****——韓國的身份政治現象及其引發的理論反思

既有的身份政治理論主要反映的是歐美的文化視角，相關討論在文化差異和身份政治衝突之間畫了一條因果鏈條。**但韓國作為一個單一文化族羣國家，卻也走上了激烈對抗的身份政治的道路，**足以引發我們對文化衝突論等既有身份政治理論的懷疑。

▍本研究的出發點與意義

導致身份政治衝突的真的是文化差異嗎？阿瑪蒂亞·森(Amartya Sen)指出，人具有多重文化身份，文化/文明衝突論犯了簡單抽象的錯誤，抽取羣體的單一身份(如宗教、社羣、種族等)作為構建理論的維度，推導出衝突源於文化或文明的錯誤結論，而這些所謂的理論很容易被政客或極端組織用來強化一羣人的單一身份，並挑起衝突。理查德·羅蒂(Richard Rorty)在批評身份政治是“偽政治”時提到，文化主義是成長於20世紀60年代的一部分知識左派為擺脱失語而做的一種努力。很多中國學者也提出，身份政治對抗的根源並非文化差異。如塗鋒認為，以自由主義為根基的競爭性民主體制的內在缺陷導致了身份政治激進化和制度運行失靈。林紅指出，在競爭性選舉和政黨政治的影響下，進步主義性質的身份政治成為功利主義的政黨工具。上述討論雖然質疑了文化差異與身份政治衝突之間的因果關係，但缺乏有説服力的案例支撐。**本研究的意義在於，把韓國的身份政治現象納入身份政治理論的視野，跳出歐美文化視域，重新審視身份政治的發展機制。**韓國是一個複製了美國政治制度的單一文化族羣國家，其國內也出現了日益激烈的身份政治對抗，**但問題的源頭不在於文化，而是在於兩大寡頭政黨在選舉中塑造了身份政治集團。**韓國的案例排除了原生文化族羣差異這一變量，使原本被文化差異遮蔽的政黨競爭的影響力充分顯現。

有關身份政治的既有研究很少關注韓國。韓國學者有關身份認同如何影響選舉的研究成果非常多，他們反覆證實了特定地域、世代、性別與政黨偏好之間的緊密聯繫，也指出選民投票與其階層利益不符，具有“階層背叛”的特點，但較少從身份政治的理論視角出發分析韓國政治。本研究關注選民陣營同時兼具社會文化認同與政治理念認同的特點，嘗試提出“情理陣營”的概念，從身份政治理論入手描述韓國的政治文化，這將有助於我們瞭解韓國國內政治的內在邏輯和未來走向，及其對韓國外交的影響。這是本研究的第二層意義。

**▍**韓國的社會文化特徵

從個體文化心理層面看，韓國人個人自由主義傾向較弱，缺少“為承認而鬥爭”的激情。從社會文化結構層面看，韓國是單一文化族羣，歷史上也未捲入過文化衝突。

（一）不存在為承認而鬥爭的社會文化心理

歐美學者認為，身份政治的根源在於社會規習與內在自我之間的矛盾，這種矛盾促使人們為獲得他人的承認而鬥爭。這種視角是從個體訴求出發，分析個體之間的互動關係，繼而解釋社會整體發展機制，體現了原子論的思維模式。而歷史上曾深刻影響韓國的中華文化持整體論的思維模式。這種思維模式的出發點不是個體訴求，而是個體之間的關係。趙汀陽認為，對比西方，幾乎整個中國哲學研究的都是主體間問題。孔子主張的仁是最早的主體間關係概念。主體間互動的功能是建立秩序，而儒家禮樂秩序的本質就是建立人際關係秩序。儒家認為，維護整體的長遠利益是社會成員的道德追求，個人的人生價值要在共同體的發展中得以體現，也就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正如總書記所指出的：“中華文化把人安放在家國天下之中，反對把人看作孤立的個體。”相比歐美，中華文化中的“我”是“我們”中的“我”，“我”與社會規習之間的緊張關係被弱化。在歷史上，在同屬中華文化圈的韓國乃至整個東北亞地區，我們較少感受到歐洲學者所強調的那種“為承認而鬥爭”的激情。自現代化轉型以來，這一地區的個人主義價值觀在增長，但相比歐美仍然具有明顯的集體主義特徵。

很多研究都發現，韓國人的自我意識淡漠。有韓國學者指出，韓語儘量避免使用“我”，而是使用“我們”，如把“我爸爸”説成是“我們爸爸”。該學者對韓國人“什麼情況下會看眼色行事”進行了問卷調查，發現排第一位的答案是“看眼色是為了與周圍人保持一致”。在韓語中，“틀리다”是“不同”的意思，同時也是“錯誤”的意思。

某種程度上，儒家所主張的禮法秩序今天仍然規範着韓國人的日常行為。以長幼為基礎的尊卑秩序內嵌於韓國人的語言中，既體現為“敬語—卑稱”的語法，也體現為鞠躬等肢體語言。這一秩序時刻規範着韓國人的言行，把每個人置於固定的角色中，使生活場景中的很多共同體都具有“類家族”的特點。一項針對中韓大學生的對比調查研究顯示，對於**“儒家文化的本質”，中國受訪大學生中回答“學説”的佔比最多，而韓國受訪大學生中回答“行為規範**”的佔比最多。對於**“最重要的儒家價值觀”，中國受訪大學生中回答“仁”的佔比最多，而韓國受訪大學生中回答“孝”**的佔比最多。**58%的韓國受訪大學生與朋友的年齡差小於2歲。原因在於，當年齡差大於2歲，很多韓國人在談話中會使用“敬語—卑稱”，心理上產生尊卑之分。**這種秩序井然的“類家族”文化在職場中同樣存在。韓國企業曾經長期實行“終身僱傭”制，職員以企業為家。20世紀90年代末，受亞洲金融危機衝擊的韓國不得不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要求下啓用彈性僱傭制度，但強調忠誠、奉獻、團結的企業文化尚未消失。今天，韓國人在下班後仍要投入大量時間維護與同事的情感紐帶，以營造親密的共同體氛圍，韓國企業的人事制度也尚未擺脱“年功序列”的傳統。

（二）未曾經歷文化衝突的單一文化族羣國家

在古代朝鮮所處的中華文化圈裏，未出現由宗教引發的大規模衝突。在這一地區，文化不是族羣間的藩籬，而是凝聚認同的媒介。在中華文化的視野中，某個族羣在未接受先進文化時是蠻夷，學習先進文化後就是中華。根據這一邏輯，朝鮮、日本都曾經自稱中華。中華文化主張“不往教”“修德以來遠人”。古代朝鮮曾一度是華夷秩序的積極的自覺的擁護者。明清鼎革後，朝鮮還曾沿用明的年號、衣冠，自稱“小中華”。韓鮮對中華文化的認同之深，這一地區族羣間文化融合程度之高，由此可見一斑。

20世紀初，朝鮮半島淪為日本殖民地，被殖民的歷史激發了一種具有強烈反抗意識和獨立意識的民族話語，“單一民族”就屬於這種話語。日本二戰投降後，李承晚在美軍的扶植下建立大韓民國，建國伊始就積極宣傳“一民主義”。朴正熙政府也通過“純粹的白衣民族”等話語塑造民族自豪感。這種理念深入韓國民心。今天的韓國儘管面臨人口迅速萎縮的危機，也沒有出台系統性的移民相關法律，針對生活在韓國的外國人採取或排擠、或同化、或包容的政策，且排擠與同化多於包容。2022年，在韓滯留外國人約225萬，僅佔韓國人口的3.3%。其中，“海外同胞”約78萬，結婚移民者約17萬，這兩類人都容易融入韓國文化。持工作簽證的外國人只有45萬。其餘的則是“非法滯留者”，一經發現將被遣送回國。

**▍**政治家構建的身份政治

韓國的文化土壤裏並沒有身份政治的種子。然而，實現民主化轉型後，政治家們在選舉過程中構建了一種特殊的身份政治集團——“情理陣營”。“情理陣營”起初是相互對峙的兩大寡頭政黨的選舉工具，但隨後發展成為跨政治系統和社會文化系統的“文化部落”，使韓國的政治龜裂向社會文化領域延伸。

（一）政治家構建的三種“情理陣營”

實現民主化轉型後，韓國政治家們在選舉過程中通過煽動怨恨情緒構建出身份政治集團。這種身份政治集團具有先共情、後共理(政治理念)的特點，最初以選舉陣營的形式出現，筆者因此稱之為“情理陣營”。韓國依次出現了基於地域、世代和性別的三種“情理陣營”。

**“地域情理陣營”形成於民主化轉型過程中。1987年的總統選舉標誌着韓國民主化轉型的開始。在這次選舉中，曾經主導民主化運動的金大中和金泳三得以與軍政府出身的盧泰愚展開競爭。金大中和金泳三的家鄉分別屬於湖南地區和嶺南地區，這兩個地區的選民都選擇支持他們的同鄉。“同鄉票”在這次選舉中起到了決定性作用，導致民主化運動陣營分化，盧泰愚最終當選總統。**盧泰愚當選後，為擺脱國會掣肘，與金泳三領導的政黨結成政治同盟，孤立了金大中領導的政黨，進一步加深了民主化陣營的分化。在下一屆總統選舉中，金大中與金泳三再次展開爭奪戰，金大中的故鄉湖南地區的選民在“背叛”“復仇”等話語的鼓舞下空前團結，將91%的選票投給了金大中。嶺南地區受此影響，將68.8%的選票投給了金泳三。在緊隨其後的國會選舉中，二人領導的兩個政黨也分別在他們各自的故鄉獲得高比例支持。20世紀90年代後期，韓國政黨格局逐漸呈現進步派和保守派兩大寡頭政黨對峙的局面。金大中領導的政黨成為進步派政黨，以民主化運動的繼承者自居，對內較為關心弱勢羣體，對外主張民族自決，提出了對朝“陽光政策”。隨着韓國法院對全斗煥、盧泰愚鎮壓民主化運動、貪污腐敗的行為展開審判，曾經在民主化運動中發生大規模流血事件的湖南光州被塑造成民主化運動的聖地，在民主化運動中屢遭迫害的金大中被稱為“忍冬草”，“進步派政黨”“金大中”“湖南人”一同被貼上了民主鬥士和受害者的標籤。與之相對的，保守派政黨則把嶺南地區作為政治故鄉。這裏在軍政府時期曾經走出多位總統，也是重要的重工業基地，被認為是既得利益集團的聚集地。此後，湖南與嶺南民眾對同鄉政治家的認同逐漸轉變為對政黨的認同。在嶺南地區選出的議員中，保守派政黨黨員長期佔多數。同樣，在湖南地區選出的議員中，進步派政黨黨員長期佔多數。回顧自民主化轉型以來湖南和嶺南選民在總統選舉中的投票情況可見，湖南選民長期偏向支持民主派政黨候選人，嶺南選民長期偏向支持保守派政黨候選人。特別值得注意的是，2002年，出生於嶺南地區的盧武鉉反而成為進步派政黨的總統候選人，在進步派政黨的政治故鄉湖南地區得到了高比例支持。這標誌着湖南與嶺南已經不再是單純的地理文化空間，兩個地區與兩大政黨之間的鏈接已經超越了“同鄉情”，變成了對政治理念以及特定政黨的認同(見圖1)。

“世代情理陣營”產生於2002年的總統選舉中，最初的構建者是當時的總統候選人盧武鉉。“世代情理陣營”中的兩大對峙人羣分別是工業化世代和民主化世代。工業化世代出生於20世紀50年代前後，目睹了戰後美國對韓國的援助，被大量反共教育洗腦，經歷了20世紀後半期的快速工業化進程。民主化世代出生於20世紀60~70年代，他們在青少年時期參與或目睹了民主化運動，具有強烈的批判精神、民主參與意識和民族自決意願。這兩個世代原本不具有明確的政黨偏向性。2002年總統選舉前夕，一名駐韓美軍軋死了兩名韓國中學生，引發了大規模反美遊行示威。進步派政黨候選人盧武鉉在示威人羣中喊出了“反美又如何”的口號，贏得了民主化世代的支持。盧武鉉當選總統後遭保守派彈劾，民主化世代發起反彈劾示威，並在緊隨其後的國會選舉中高比例支持進步派政黨。這些現象被媒體稱作“年輕人的叛亂”以及“世代之戰”。有了之前“地域情理陣營”的經驗，兩大政黨很快分別與上述兩個世代建立起了情感共鳴，並以其代言人自居。自此之後，民主化世代和工業化世代分別成為進步派政黨與保守派政黨的穩定支持者(見圖2)。

**“性別情理陣營”**形成於2022年的總統選舉中，是由保守派政治家李俊錫、尹錫悦等人構建的。相互對峙的兩個“性別情理陣營”分別由青年男性和女性構成。相比之前的兩個“情理陣營”，“性別情理陣營”的構建表現出更明顯的策略性。兩性平等是韓國社會現代化轉型以來長期存在的議題。進入21世紀，韓國年輕人圍繞兩性平等和女性主義思想開始出現意見對立。2010年前後，互聯網上出現了“嫌女”論壇與“嫌男”論壇相互攻擊的現象。2016年，一名男性因憎惡女性而隨機殺害了一名女性，引發了大規模悼念和示威活動。2018年，為了譴責警察在執法中偏袒男性，首爾又發生了6次女性示威集會，參加者達到36萬人次。2019年的一項研究發現，在互聯網和社交媒體空間，兩性平等話題已經取代就業話題，成為年輕人最關注的社會問題。需要注意的是，這種社會矛盾雖然激化，但在最初的十多年裏主要以社會問題的形式存在。文在寅在2017年選舉中因為親女性主義的形象得到了女性選民的好感，但當時並未出現年輕男女的陣營化現象。年輕男女的陣營化現象出現在2022年大選前夕，起因是2020年韓國修改《選舉法》，將選民年齡由19歲下調至18歲，各政黨開始更加積極地爭取年輕選民。在年輕人中支持率較低的保守派政黨國民力量黨任用36歲的李俊錫為黨代表，**李俊錫策略性地批判女性主義，煽動年輕男性的受害意識。**而保守派總統候選人尹錫悦則在競選中稱韓國已經不存在結構性的性別不平等，兩性平等政策違背了能力主義和自由競爭原則。**尹錫悦聲稱當選後要解散女性家庭部，將性別認知預算改為國防預算，**針對職場性騷擾訴訟設立誣告罪，取消僱傭中的性別配額等。在尹錫悦成功獲得年輕男性的支持後，進步派政黨候選人李在明則主動與女性主義團體靠近。2022年的選舉結果顯示，18~29歲男性中，支持尹錫悦的佔58.7%，支持李在明的佔36.3%。18~29歲的女性中，支持尹錫悦的佔33.8%，支持李在明的佔58%。在18~39歲選民中，60%的男性支持尹錫悦，60%的女性支持李在明。年輕男性對保守派政治家的偏愛與年輕女性對進步派政治家的偏愛旗鼓相當，而其他年齡層中不存在這種男女間立場對峙現象，由此可見，年輕人在政治家的鼓動下形成了“性別情理陣營”(見圖3)。

（二）作為強大選舉工具的“情理陣營”

韓國的保守派政黨是自由市場經濟的擁躉，是大資本的代言人。進步派政黨雖然也擁護自由市場和經濟全球化，但相較保守派，在擴大社會福利支出等分配問題上態度更加積極。在保守和進步兩大寡頭政黨之外，韓國還存在左翼政黨。左翼政黨與工會聯繫緊密，主張以更加嚴厲的政策遏制財閥壟斷，並對社會財富進行均衡分配。但是韓國學者研究發現，選民的政黨偏好與其階層利益不符。首先，左翼政黨得到的支持率很低。以2022年總統選舉為例，左翼政黨候選人中得票最多的正義黨候選人，其得票率僅有2.37%。其次，高收入人羣往往更加支持強調分配的進步派政黨，而最貧窮的韓國人偏向支持保守派政黨。韓國學者稱這種選民投票與其經濟利益不符的現象為“階層背叛”，福山稱之為“錯誤的地址”，是典型的身份政治現象。“情理陣營”正是造成“階層背叛”現象的直接原因。

圖1至圖3分別展示了三種“情理陣營”對選票分佈所產生的穩定影響。隨着“情理陣營”的增加，受“情理陣營”影響的選民日益增多，**韓國選舉日益脱離經濟理性，經濟分配議題被日益淡化。**首爾大學和平統一研究院針對2012年、2017年和2022年的總統選舉結果進行的統計分析顯示，**影響選舉結果的最重要變量是政黨認同感，其次是對朝政策立場，而階層相關變量對選舉結果的影響力較微弱，且呈現不斷減弱的趨勢。在2012年的選舉中，選民對政府經濟政策的評價還曾對投票結果產生較弱影響，然而在2017年和2022年的選舉中，無論是選民自身的階層屬性，還是****選民對政府經濟政策的評價，都不再對投票結果產生影響。**2022年的選舉結果顯示，月收入300萬韓元以下的低收入者傾向於支持最不能代表其經濟利益訴求的保守政黨候選人，月收入600萬韓元以上的高收入者傾向於支持進步政黨候選人(見圖4)。

（三）從政治龜裂向社會文化龜裂的延伸

政治家們引導了“情理陣營”話語的構建。話語構建一旦開始，選舉專家、學者、媒體等各種聲音都會參與其中，無論是批評還是解釋，客觀上都會對“情理陣營”話語進行再生產。“情理陣營”話語一旦形成，其影響力便不再侷限於選舉，也不再侷限於政治領域。在“情理陣營”的影響下，韓國社會出現了以某種情感共鳴、文化認同、利益認同為基礎的“文化部落”。“情理陣營”把二元對峙的政治格局複製到了社會文化系統中。

**“地域情理陣營”話語對日常生活中的人際交往，包括交友、戀愛、婚姻和商業合作等行為都產生了影響，**在強化嶺南和湖南地區民眾內部認同的同時，在這兩個地域間製造了心理隔閡。在“地域情理陣營”形成過程中，韓國學者對嶺南與湖南之間的心理對抗進行了歷史歸因，**稱湖南地區自古以來處於權力邊緣，因此該地區的文化長久以來帶有明顯的受害意識。**這種因果關係的真實性難以被證實，卻成為韓國人的普遍認知。這種話語逐步造成了湖南人與嶺南人性格迥異，乃至難以合作的刻板印象。同鄉情原本只有遠近之分，心理空間呈界限模糊的同心圓結構，“地域情理陣營”卻把這種同心圓轉化為有着明確邊界的條塊。

用於塑造“世代情理陣營”的話語則同時強化了世代間的文化差異和經濟社會資源競爭意識。2002年以後，媒體和學術界出現了世代話語熱。企業在營銷過程中熱衷於以世代為單位研究消費者文化，同時也給生活形態和價值觀念貼上世代標籤，並向目標人羣灌輸。政治家們熱衷於討論世代之間的各種資源分配不公正現象，把這一視角引入僱傭政策、房地產政策和社會福利制度等議題。例如，面對工會罷工，朴槿惠就曾煽動世代間矛盾，稱“年長世代是既得利益者，應該(向年輕人)讓步”。有關老年人是否應該免費乘坐交通工具、是否應該向老年人無差別發放養老金的爭論經常出現在選舉論戰中。而在20~40歲人羣佔據輿論主導權的社交媒體上，聲稱年輕人被年長世代剝削的聲音非常常見。年輕人指責年長世代在韓國經濟高速發展時期分享了經濟增長的紅利，獲得了穩定的就業機會，卻還不斷舉行罷工要求更好的工資待遇；指責他們享受了低房價時代的紅利，卻又通過收房租剝削年輕人；指責現收現付的養老金制度只能供養目前的年長者，年輕人將來卻要面臨養老金枯竭的困境。“世代戰”話語滲透至公共政策領域，將貧富分化問題曲解為世代間的資源爭奪問題。

兩性間的衝突雖然先於“性別情理陣營”而存在，但“性別情理陣營”的出現使兩性衝突意識形態化，使相關政策的協商出台更加困難。在2022年的選舉過程中，那些原已達成共識的、已經開始實施的、旨在推動兩性平等發展的政策和法規被重新質疑，批評女性主義的聲音因為有了政治理念的支撐而放大了音量。尹錫悦在當選總統後，沒有像他在選舉中所承諾的那樣取消兩性平等相關法規，但在支持率下滑時多次重提修改相關法規，旨在藉此重新獲得年輕男性的支持。尹錫悦的這種做法反覆激化兩性間的情感對峙，固化了兩性間的文化壁壘。

進入21世紀，互聯網成為重要的選舉工具，“情理陣營”與互聯網文化融合，把“文化部落”拓展到了網絡空間。近年來，年輕人把“飯圈”文化引入互聯網選舉活動。有韓國學者針對“文在寅飯圈”展開研究發現，“飯圈”中的年輕人把文在寅視為自己參與塑造的“明星”，關注其活動軌跡、日常生活，積極為其拉票，與之互動，與競選對手的“粉絲羣”展開口水戰，甚至打電話辱罵競爭對手。年輕人通過政治家“飯圈”活動找到了參與重大事件的路徑，政治傢俱有了與娛樂明星相似的消費價值。在“情理陣營”不斷發展的同時，韓國社會的龜裂與對抗現象亦隨之增加。有研究發現，近十年來，韓國人圍繞政治話題的分歧在增大。2017年的一項調查則顯示，在各種社會議題中，韓國人的立場大多呈現保守與進步對抗的局面。在韓國街頭，持相反意見人羣同時舉行抗議示威的現象越來越多。例如，2014年“世越號”遊船沉沒事件的受害者家屬要求政府就事件真相展開進一步調查，為此進行街頭絕食鬥爭，而政府的支持人羣就在相同場所進行“暴食暴飲示威”。朴槿惠“閨蜜門”事件爆發後，首爾街頭多次出現燭光遊行示威，要求彈劾朴槿惠，而支持朴槿惠的保守陣營民眾則舉行了反對燭光遊行的太極旗遊行。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後，青瓦台網站的意見欄上出現了要求彈劾總統的請願文，超過140萬韓國人在一個月內在此請願文後署名錶示支持。而相同時間裏，反對彈劾的署名者也接近100萬。2022年首爾梨泰院踩踏事件發生後，遇難者家屬舉行示威遊行譴責警察和政府的應對遲緩，而支持政府的保守派民眾則在靈堂附近進行批評遇難者家屬的示威活動。

**▍**被動接受的身份政治

韓國社會對政治家引導“情理陣營”話語構建的行為持批判態度，併為阻止其發展做出了很多努力，但均以失敗告終。也就是説，現代社會的理性與道德在約束身份政治方面未能發揮作用。韓國社會之所以被動接受了“身份政治”，除了政治家引導全社會反覆構建“情理陣營”之外，還有結構性的原因———長期影響韓國的冷戰思維與財閥壟斷的經濟體制，導致選民在代議民主制度內部找不到心儀的代言人。

（一）韓國反“情理陣營”的努力及其失敗

在“情理陣營”不斷發展的過程中，韓國的思想界不斷批評“情理陣營”擾亂選舉、降低政治系統的效率、破壞韓國的民主制度、撕裂韓國社會。在韓國，批判“情理陣營”成為一種“政治正確”。

**在三個“情理陣營”中，“地域情理陣營”存在的時間最長，韓國人為消除“地域情理陣營”所做的努力也最多。**學者從市民社會理論出發，認為“地域情理陣營”現象是前現代農業社會文化的殘留，是民主文化發展不成熟的表現。在2000年的國會選舉中，460多個非政府組織共同發起“落選運動”，對存在貪污、收受政治獻金、賄選以及煽動“地域主義”行為的候選人進行曝光，被曝光的86名候選人中有59人落選。為了打破“地域情理陣營”，身為進步派代表的盧武鉉特意在保守派的政治故鄉釜山市參選國會議員，並因此建立起“新一代政治家”的積極形象。為抑制“地域情理陣營”現象，韓國數次進行選舉制度改革。例如，2004年將國會議員的選舉投票由“一人一票制”改為“一人兩票制”，2020年又出台“準聯動比例代表制”，目的均在於弱化“地域主義選舉”。然而，上述努力對“地域情理陣營”的遏制效果非常有限，“地域情理陣營”持續影響選票分佈，盧武鉉深入對方陣營的競選挑戰也以失敗告終。也就是説，韓國選民雖批判“地域情理陣營”，但在投票時卻依然受其影響。

社會輿論以及學者們對“世代情理陣營”進行了大量批判。他們批評“世代情理陣營”不但破壞了家庭和睦，還激化了社會矛盾。韓國學者通過大量的數據分析反覆強調，“世代戰”是政黨煽動下形成的錯誤認知，年輕人的經濟困境是收入兩極分化加劇的結果，**所謂的機會不平等存在於階層之間而非世代之間。**但是，政治家們持續不斷地刺激世代間的對立情緒，圍繞僱傭政策、福利政策、房地產政策甚至環境問題挑撥世代間矛盾，把年長者與年輕人之間的關係描述成爭奪社會資源的零和關係。以2022年的總統競選為例。尹錫悦提出“世代包圍論”，即以“工業化世代”的支持為基礎，爭取2030世代的支持，從而對“民主化世代”形成“包圍”。李在明則提出“世代突圍論”，號召“民主化世代”説服身邊的年輕人和老年人。選舉結果證明，理性聲音不敵政治家的煽動。

韓國選民們越來越清楚政治家刻意塑造“情理陣營”的做法。在2022年的總統選舉中，韓國的媒體和選民馬上意識到保守派政治家在策略性地利用和煽動兩性間相互嫌惡的情緒，故意將女性主義運動意識形態化。女性主義團體對這種行為進行了激烈批判。部分年輕男性也舉行遊行示威，抗議政治家們將兩性平等問題意識形態化。但是，上述理性聲音未能阻止“性別情理陣營”的形成。

（二）阻斷經濟分配訴求的政治經濟結構

韓國人找不到真正專注於分配議題的政黨為自己代言，這是由韓國社會的政治經濟結構決定的。

**首先，冷戰秩序阻礙了關注經濟分配的左翼政黨的發展，致使經濟分配議題在韓國政治中沒有真正的代言人。**冷戰時期，韓國處於兩大陣營對抗的最前沿，政府積極開展反共教育，壓制工會發展。20世紀八九十年代曾是韓國工人運動發展的井噴期，也是左翼政黨的發展機遇期。1987年，韓國發生了3749起工會領導的罷工事件，比過去25年的總和還多。從1987年到1989年，工會組織由2700多個增加到7800多個。但當時，工人自建的工會還得不到法律承認，工會被禁止從事政治活動。韓國人在工廠和街頭為爭取經濟利益而鬥爭的同時，卻在總統選舉中將選票投給了同鄉。2000年，韓國才出現以工會為基礎的左翼政黨民主勞動黨。當時的韓國剛經歷亞洲金融危機，民眾對於僱傭穩定、社會保障等問題的關注度陡升，對財閥體制的批判也到達了新高潮。但是，誕生於冷戰時期的《國家保安法》仍然限制着工會與政黨之間的聯繫。不僅如此，對社會主義制度的偏見、不斷惡化的朝核問題始終阻礙民主勞動黨的發展。工會政黨的發展機遇期轉瞬即逝。進入21世紀，資本與勞動力的全球流動加速、就業競爭加劇，工會在勞資鬥爭中的話語權減弱。僱傭形態的多樣化不斷分裂勞動者，削弱了工會的號召力。民主勞動黨僅在2004年和2008年的國會選舉中分別獲得了10個和5個議席，無法與動輒擁有100多議席的兩大寡頭政黨匹敵。社會基礎日益萎縮的民主勞動黨最終在2011年與其他左翼政黨合併。後來成立的韓國左翼政黨力量依舊薄弱，也並不把經濟分配作為最主要的政治綱領。

**其次，財閥壟斷與經濟全球化的影響疊加，不斷弱化政府經濟政策的實施效果，致使選民對選舉中的經濟議題逐漸失去興趣。**財閥壟斷和外向型經濟是韓國經濟的兩個基本特點。2021年，十大財閥企業的銷售額佔韓國國內生產總值(GDP)的58.3%，財閥對國內市場的投資、技術升級、勞動力價格、原材料價格、股市走向、景氣指數以及外貿出口影響巨大，廣泛涉足媒體和金融產業，通過“旋轉門”間接影響政府和司法機構，通過支付廣告費和捐款等途徑間接影響媒體、高校、研究所和市民團體。進入21世紀後，經濟全球化進一步提升了財閥的全球競爭力，韓國國內消費市場卻持續低迷，財閥與中小企業之間的兩極分化現象日益嚴重。政府既無力改善財閥壟斷的經濟結構，對中小企業的扶植和對就業的刺激措施也難見成效，很多政策的實施還有賴於財閥的積極配合。例如，盧武鉉政府為增強僱傭穩定性，曾出台《非正規職保護法》，規定企業僱傭“非正規職”達到一定年限後必須將其轉化為正規職。該政策發佈後，企業卻選擇在規定期滿前與勞動者中止勞動合同加以應對，《非正規職保護法》成為“非正規職解僱法”。

**韓國民眾在選舉中找不到心儀的代言人，只能滿足於通過參與選舉活動發泄不滿情緒，從投票活動中甚至“政治家飯圈”活動中獲得個人價值感。**因此，韓國出現了這樣的現象———選民厭惡候選人卻積極參加投票。自1987年開始民主化轉型至今，韓國的總統投票率除2007年之外都在70%以上。2000年後總統選舉投票率曾經一度下滑，但進入21世紀第二個10年，隨着政治極化現象日益凸顯，投票率再度上升。2022年的總統選舉中，46.7%的韓國選民認為這次選舉最嚴重的問題是“候選人的道德與資質欠缺”，23.8%的受訪者認為這次選舉最嚴重的問題是“候選人不進行政策討論只熱衷於爆對方黑料”。在投票給尹錫悦和李在明的選民中，49.3%的選民對自己選擇的候選人感到“不滿意”，但這並不妨礙二人各得到了48.6%和47.8%的選票。

**▍**總結與思考

(一) 走向非理性對抗的韓國身份政治

韓國身份政治是政治家通過話語構建而成的，最初是選舉工具，後來發展成跨政治系統和社會文化系統的“文化部落”。“情理陣營”的選票動員力如此強大，政治家們難以放棄，必定持續進行相關話語構建。冷戰思維與財閥經濟壟斷深刻嵌入韓國的政治經濟結構中，難以改變。這兩種結構的存在使得韓國人在代議民主制度內難以找到專注於推動經濟分配的代言人，從而間接地促使他們被動地接受身份政治，滿足於身份政治提供的情感價值。因此，儘管韓國社會對身份政治的反思從未停止，韓國還是在身份政治的道路上越走越遠。在這條道路上，危機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三個系統之間相互轉換並不斷積累，政府治理能力難以滿足國民需求，政黨間對抗日趨白熱化，全社會的受害意識、怨恨情緒不斷滋長，協商與妥協變得愈加困難。特別是朴槿惠被彈劾下台後，兩大陣營的情感對峙被進一步激化。政治家們紛紛放棄穩健形象，許下難以兑現的政治承諾，炒作具有社會爭議的話題，試探已經形成共識的“政治正確”。與此同時，政治兩極對抗與社會撕裂正形成共振。

**韓國的這種對抗性身份政治的破壞力勢必向國際社會外溢，****表現為在其外交中進一步遠離理性思維和實用主義，受制於偏激的意識形態對抗和民族主義情緒。這種不理性對中韓關係的影響已經出現。**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後，青瓦台網頁上一份題為“文在寅是中國總統”的留言貼迅速點燃了反華情緒，因疫情陷入生活困境的部分韓國人以中國為對象發泄負面情緒，與在韓中國人有關的負面假消息在社交媒體上氾濫，街頭也出現了反華遊行示威。在這樣的氛圍中，一些中韓合作開發的觀光項目被叫停。在2020年的國會議員選舉和2022年的總統選舉中，都出現了候選人無視中韓之間巨大的經貿合作利益，利用和煽動反華輿論的現象。一些韓國學者指出，這種非理性的反華現象不符合韓國的國家利益，並對這種脱離實用主義的現象表示擔憂。但就目前韓國的政治生態來看，反華恐將反覆成為政治家們在選舉中博取眼球的話題，成為韓國社會怨恨的發泄口之一。

(二) 引發身份政治對抗的是文化嗎？

既有的身份政治理論把“為承認而鬥爭”的激情視為身份政治的原初動力，把族裔、宗教等先天或半先天的文化差異視為身份政治對抗的起因，在文化差異和身份政治對抗之間畫了一條因果鏈。而韓國有着不同於歐美的歷史文化土壤。如果説歐美社會在共同體意志與個人自由之間經歷了否定之否定後走向了身份政治，那麼在韓國，共同體意志與個人自由之間的矛盾並不突出。韓國社會並不鼓勵個人自由主義，其社會文化心理中也不存在“為承認而鬥爭”的激情。**韓國曆史上未經歷因文化引發的大規模衝突，今天仍以單一民族國家為榮。**福山曾對朝鮮半島以及中國、日本擁有發展完好的民族身份表達羨慕，他認為，民族凝聚力以及精英們為國奉獻的情懷推動了這些國家在現代化道路上的快速發展。然而福山沒有發現，隨着以選舉為中心的競爭性政黨制度在韓國運行，韓國也出現了身份政治集團。政治家在單一文化族羣內部構建了“文化部落”，同時把政黨間的對抗輸入社會文化系統。韓國的案例促使我們提出這樣的假設———文化可能僅僅是一箇中間變量，導致身份政治衝突的自變量其實是競爭性政黨。文化導致衝突的這一因果關係或許是錯誤的，至少是不全面的。**韓國的案例提醒我們，在身份政治研究中至少要同時關注文化差異、政黨競爭模式以及關注經濟分配的政黨的影響力這三個自變量。**韓國的身份政治現象還支持了阿瑪蒂亞·森的判斷———政治實踐如此複雜，文化衝突論或者文明衝突論這種簡單抽象的概括本身不符合事實，卻被構建成話語，被政治權力所利用，成了一種自我實現的預言。

**當我們把競爭性政黨視為身份政治的主體就會發現，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無論是現代社會的道德反思還是政府都難以完成統合多元文化族羣的任務。**左翼哲學家們從“主體間性”概念出發，相信現代社會的理性會指引不同文化身份羣體通過闡述各自需求的合理性，走向多元文化共存且相互尊重的政治共同體。福山等人希望政府能夠積極統合文化族羣，走向“信條國家”。這兩種認識的出發點都是把文化族羣視為衝突的主體。但如果政黨也是身份政治的當事人，我們就會發現，競爭性政黨之間是零和關係，彼此無法通過協商達成共識。政治授權與治理的不同步性使得政治家們把選票作為目的，寧可為此破壞社會團結。**在大資本壟斷的資本主義制度內，政治系統對經濟系統的影響力較弱，政黨難以通過改善民生獲得支持，轉而從怨恨、分裂、對抗的身份政治中獲取政治資源。**歐美國家寄希望於政府承擔起文化統合的責任，可能是南轅北轍。即便政黨在執政後會為彌合文化族羣間衝突做一些努力，但總體上競爭性政黨是文化族羣的離散力而不是凝聚力。

**韓國的身份政治案例説明，文化差異引發身份政治鬥爭的論斷缺乏普適性。**本研究的侷限性在於僅僅展示了韓國的經驗，要釐清身份政治的動力機制，檢驗文化衝突論，應該在後續研究中開展更多的跨文化比較。例如，日本由自民黨長期執政，不存在激烈的政黨間競爭，也不存在多元文化族羣。美國既存在兩大政黨長期對峙的現象，也存在多元文化族羣矛盾。一些歐洲國家雖然存在多元文化族羣間的矛盾，但政黨競爭呈現多頭局面。如果把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政黨結構同時納入自變量，對更多的國家進行案例比較，將有助於我們釐清身份政治的動力機制，重新認識導致文化族羣走向身份政治衝突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