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訴楊永信的周齊,停在谷底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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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觸樂

“為了有尊嚴地活着。”
杭州,晚上8點,我到了黃牛肉火鍋店。剛下車,手機就響了,我掏出手機,便看到了打電話的人——周齊,他舉着手機正盯着我。
去年5月,我們和周齊聊過一次,那時,他正準備起訴楊永信。1年過去,“起訴楊永信”仍然是一件“快要成了,但又不知道什麼時候能成”的事。起訴停頓了,周齊卻變化很大。我見到周齊時,他穿着一件沾了不少褐色污點的黑色上衣,右手抓着手臂,我們一坐下,他掏出手機,想要點單,被我拒絕後,揮手喊服務員“來兩瓶啤酒”,沒等我開口,他拿手機付了錢。等這兩瓶啤酒喝完,他又要了兩瓶。

周齊吃得很少,大部分時間在喝酒
從網戒中心出來後,周齊喝出了酒癮。他像抽煙一樣凶地喝酒,去年2月起,連續8個月,他每天喝6到8瓶啤酒,一個月“花下去千八百塊”。他不知道為什麼想要喝酒,只是“覺得心裏空洞洞的一片,只能用酒澆灌”。在見我之前,他為了工作,戒了一段時間酒,最近又喝上了,説不出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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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也許和錢有關。2018年,周齊宣佈要起訴楊永信,得到了很多關注——這點可以用數據證明,他把手機塞到我手裏,裏面是他寫的一篇控訴楊永信的博文,閲讀量有1300多萬,“因為報警了楊永信,一晚上有十幾個記者找上門”。
他對兩個人印象很深。第一個人是“搞自媒體”的,微博聯繫上週齊,寫了一篇公眾號文章,文章中,他自稱是周齊的朋友,轉載了周齊關於網戒中心的描述。文章閲讀量“瞬間超過了10萬”,最後,他給周齊轉了3000元,周齊沒收。
第二個人是記者。去年5月,山東臨沂的公安局聯繫了周齊,告訴他“歡迎回本地報案”。從杭州到臨沂,從買票到吃、住,周齊花了幾千,到臨沂後,他又請本地的朋友吃飯,總共花了2000多元。
報案後,周齊回到杭州“等消息”,一等就是1個多月,臨沂那邊沒有進展,記者也沒發報道。這時,周齊身上只剩下幾百元。
周齊暫時放下起訴楊永信的念頭,開始努力找工作,想辦法掙錢。他的第一份工作在食品廠,幹了3天,從貨車上卸白糖,100斤一袋,他“身體有點弱,搬得慢”,很快沒幹了。第二份工作是租房中介,“一天到晚蹲在中介處,盡是發小紅書,還沒提成”。幹了兩天,他主動走了。

曾經有人給周齊介紹工作
那段時間,周齊戒了煙酒,靠在一款網絡遊戲裏打金掙錢,每天從中午12點打到凌晨1點,每個月能收入4000多元,幹了3個月,他把掙到的錢又投回遊戲,計劃囤某種升級道具——他發現往年這款遊戲都會在年底舉行嘉年活動,是賣道具發財的機會,於是準備在年底“大幹一場”。結果他“倒了黴”,年年都有的活動,唯獨去年沒有,錢都賠進去了。
這時,周齊算是徹底沒錢了。2024年4月11日,我剛聯繫上週齊時,他就對我説:“這些年收入很低,比較窮。”不過,比起錢,他更擔心沒熱度。就在我們見面的前一天,周齊才接受完一場採訪,和去年3月不同,今年找他的記者很少,他把這場採訪看得很重。同時,他向法院提交了起訴資料,還在等受理回覆,這一個星期的空隙,是他最懷有希望的時候。
在電話裏,他説:“如果(法院)能受理,應該大家就很關注了,甚至都不用説等開庭,對吧?”他反問我,沒等我回答,又説:“現在真的手頭緊。”

法院給周齊的回覆
一週過去,法院沒回復,兩週後,法院通知周齊,起訴沒能被受理。在這段時間裏,他的希望在消失,打了好幾遍政府求助熱線,他把希望都放在報道上,報道也一直在審稿,拖着還沒發。
2024年5月17日,晚上,周齊忽然找我,對我説,自己欠了網貸,21日要還1700元。今年以來,周齊從網遊中得到的收入少了很多,每個月只收入兩三千元,還貸很吃力,他在發愁。他覺得沒了希望,又開始喝酒。他説:“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混到現在這個地步,我感覺是,父母做的種種事情把我腦子影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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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鍋店的人逐漸多了,熱氣蒸騰,周齊很少吃東西,總是在倒酒,給自己倒酒,給我倒酒,他的眼睛總是眯着的,眼神很少凝聚在我的身上,大部分時候都是分散的。在舉杯那一刻,他的眼睛會睜開點,像是努力思考什麼。喝完第3瓶酒,他拍了拍袖子,説自己以前“很有錢”,就是父母一直在打壓他,“打得我這個人腦子有點問題”。
發愁才喝酒,沒錢才發愁,周齊説,自己“腦子有問題”才沒錢。
他願意讓人知道自己沒錢,但很少和人説自己欠了網貸。他欠的最早一筆網貸在10個月前,也就是説,去年囤積道具時,他不僅把之前的積蓄都投了進去,還投了網貸,加上因為網上維權的事,幾個月沒工作,他欠下了一筆錢,每個月要還兩千。頭幾個月,他還能用自己掙到的錢一點點還上。隨着遊戲更新,收入下降,他不得不靠借錢來維持生活,他找親戚借錢,前後幾萬塊,他不願意提到這點,覺得有點羞恥。因為這錢他不用還,親戚會找他父親要。此外,他還從網上借錢。
周齊每個月發愁3次,分別在7日、17日和21日,這幾天是還貸日。在我們見面的兩天前,他從“抖音”裏借出了1000元,很得意地和我説“自己還有額度”,可以用來還6月8日的370元,“這樣的話,下個月這個日子,就只需要還170元了”。他和我算數,在6月17日,還要還525元,6月21日要還1200元,他的應對方式是“到時候看嘛,想辦法”。
到6月13日為止,周齊總共欠了近4萬元。在他心裏,這都是在“倒黴”。在過去,這種倒黴總是和父母有關係。

父母是周齊反覆提起的話題
小時候,父母把周齊丟在家,作為留守兒童,周齊覺得自己天生比別人矮一頭,既營養不良,也沒有自信。和父母“面對面吃飯,直接一雙筷子就丟我臉上,什麼原因也沒有”。初中時,有一天晚上,他“不知道為什麼”跳起來往窗户衝去,像是想要跳樓,他的意識很清楚,但無力阻止自己,有人把他攔下來,“出現幻覺了”。
後來,他把這件事看作最早“腦子出問題”的徵兆。年齡大一些後,他開始戀愛,戀愛為他帶來自信,但他總“不知道為什麼”忽然和女孩分手。有一次,他遇到一個女孩,女孩願意帶他回家,請他吃飯,結果他還是和她分手了,覺得“太粘人了”。事後,他又後悔,恨自己“太情緒化”。
這種“情緒化”被周齊解釋為“忽然覺得沒意思了,不重要了”。周齊相信,是父母對他的拋棄、打壓導致了這種不正常。被送到網戒中心前,周齊還能出於情緒化和父母吵架,或者逃跑。
網戒中心的經歷,讓周齊不能逃離父母。
從網戒中心出來後,周齊完全不敢對抗父母,只能把精力用在掙錢上,2021年到2016年是他事業的上升期,他開網店,靠着獨特的營銷方式迅速火了起來,收入很高。與此同時,他覺得,父母在用各種方式給他找麻煩。
生意上,父親建議他“搞個辦公地點,多請點員工”,周齊同意了,最後虧了不少錢;感情上,周齊和女友選好的小房子,母親不同意,退了以後,買了户型更大的爛尾樓,買房的錢導致生意的資金鍊斷了,收入大不如前。
更讓周齊無法忍受的,是父母對他的一種打壓式的態度。他把這種態度形容為“性格惡劣,總是試圖找我的麻煩,靠看我出醜為樂”。有一次,周齊手下的員工利用支付平台的漏洞轉走他的錢,他的父親站在員工角度罵他,捱罵時,周齊感到痛苦和困惑,但等他抬起頭,他清楚地看見父親正“頭搖來搖去,很陶醉”。
從理性上,周齊認為父母並不愛他,因為他們不只他一個孩子,不用靠他養老,他以此解釋父母處處要和他作對的困惑;從感性上,他相信父母也“腦子有問題”,他記得母親有一次吵架,差點把大媽(周齊家鄉方言中對親戚的稱呼,指“父親的哥哥的妻子”)的耳朵咬掉,沒人願意和他父親當朋友、吃飯。
這些都是周齊後面分析出來的。在2018年之前,他只能憑情緒知道父母在給他帶來痛苦,卻無法真正否定父母,不僅是網戒中心讓他服從,更是傳統的孝道觀念讓他“想不到太多”。
對周齊來説,2016年是個分水嶺,那時,他的生意開始走下坡路。之後,他心裏積累的怨氣在2018年的一天終於爆發:又一次被父母罵了一頓後,周齊覺得“憋屈”,想要出口氣,於是回到房間,寫了《開網店被送楊永信的網戒中心,離開後這十年》的文章,發出去後熱度很高,最後又被他刪了,但他從評論中意識到了自己的處境,尤其認清了父母的問題。

“父母”和“楊永信”總是連在一起的
上面提到的父母的過錯,都是他在那之後開始總結的。最終,周齊在2023年逃離了餘姚,他曾經和父母一起生活的地方。“離開他們還有可能發生好事,不然,就算好起來也會慢慢沒的。”
飯桌上,周齊告訴我“雖然現在收入低”,但“煩惱比以前少”,其中就包括父親不再來煩他了,因為“我過得底層,他覺得找我沒什麼意思”。四五年前,母親老年痴呆的消息傳來,周齊沒露出什麼表情,他沒直言恨父母,只是重複説父母讓自己“腦子有問題”。
我問:“你覺得如果父母向你道歉,會讓你情緒更穩定些嗎?”
周齊搖了搖頭,眼睛沒有看我:“他們不會承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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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齊對楊永信持同樣態度,但這並不代表他會“放過楊永信”,因為他覺得“沒有了楊永信,才能真的遠離父母”。所以,周齊想“讓楊永信坐牢”,不僅是因為想“出一口氣”,也是想讓自己沒有後顧之憂。一天天過去,“抓楊永信”成為他習慣性的動作。
3周前的一天,凌晨1點,周齊照常下機,出門吃飯、喝酒。沒多久,他喝醉了,清醒時眼前站着警察,才想起自己報了警。警察看到醉醺醺的周齊,只能送他回家。周齊第一次坐警車,他覺得“很難忘”。
“(杭州)警察還是很好的”,他對我説,就是對“抓楊永信”沒幫助。因為周齊報警,只有一個目的,就是“抓楊永信”。一開始,他還用小程序報過警,報完,他躺下睡覺,才閉眼,電話就打過來了,對方態度很和藹地問他“是不是網上報警了”,然後告訴他,要回臨沂報警。6月初,他給臨沂公安法院打電話,但對方一聽是他,“消息也不回了”。
6月6日,還貸前一天,周齊忽然説要請我吃飯。那天,他做了網戒中心相關的短視頻,配上字幕,發到抖音,拿下了20多萬的播放量,很多人給他評論,他覺得“這不算啥”,琢磨要怎麼把賬號“做大”。
周齊向我展示過他的微博的收益頁面:“每天只有幾毛錢,從註冊微博到現在,只有幾百塊收入。”他今年37歲了,身體瘦弱,不願意、也很難再通過體力勞動掙錢。因為 “在互聯網方面有經驗”,他把起訴楊永信的希望,一部分寄託在抖音。而在抖音,播放量並不能帶來收益,要靠粉絲。我們喝酒時,周齊會忽然低頭撥弄手機,然後把手機遞給我,讓我看抖音粉絲數,他覺得漲粉太慢了。

周齊在抖音發了很多相關視頻
酒喝完,桌上熱氣稀薄,有10來分鐘,周齊沉默了。然後,他問我“一個月掙多少錢,做不做視頻”。他覺得發視頻才能熱度大,有熱度,才能讓更多人關注這件事、關注他。但關鍵在於“怎麼搞”,一開始,他嘗試口述,後來覺得“要真人出鏡”。6月23日,他開了直播“講楊永信相關的事情”。一個小時後,直播間被封了,“可能是涉及到了電擊之類的違禁詞”。
周齊很在乎自己的個人形象。從我們第一次接觸起,他一直對我維持着一種“體面”。見面第二天,他給我發了家自助餐店:“這家自助只要16元,菜品非常不錯。”我沒看消息,10分鐘後,他説:“本來想請你吃飯的,下次吧。”
有一段時間,周齊還嘗試過節食減肥,瘦了10斤,去理髮店,有人説他看起來二十七八歲,讓他很高興。每天晚上睡前,他都會看最近的新聞,因為“不想和社會太脱節”。
他喜歡反覆看關於自己的文章。一篇文章提到了他的家人,讓他很生氣,他覺得“沒得到他同意就找家裏人,既是打擾,也是在繞過他,是沒有遵守約定”。他擔心之後有熱度了,會有記者去找他親戚,那些不瞭解他的親戚會“胡亂説話”。還有一篇文章的評論區裏有人“黑”他,他私下覺得因為記者不夠“有水平”。他對外界眼中的自己十分執著,他相信,總有一天會開庭,那時,自己的一切都會被放在聚光燈下,“可能會有人黑我”。
後來,周齊的想法又變了。一天晚上,他打電話給我,説:“只要有熱度就行,不能全是正面評論,要有一些負面評論。”
即便臨近還貸期限,他也不想被人指責“利用受害者身份收錢”。他聽説了“胖貓”的事,不想在“開庭”前造成負面影響。“你只要火了,就有人説你,對吧?你是不是為了博眼球?對我來説,最理想的是,到時候可能有賠償。”
對周齊來説,每次記者來訪都是個機會。好壞都有,他懷疑有些記者來出來採訪是在“掙外快”,因為他們“採訪完,不寫東西”,他又為了禮貌“最少請他們一頓飯”,還有些記者“虐氣很重”。周齊認為,重點在於辨別哪些記者值得配合,他很後悔之前沒有好好把關,選好記者。但是,關於自己過去的敍述,包括網戒中心、楊永信、父母,周齊也不是從一開始就清楚明瞭,而是在不斷地採訪和自述中逐漸完善。
周齊知道關注者和來訪者愛聽什麼。我們蹲在杭州的一條街道的台階上,夜風從左手邊吹來,周齊抬起手,指着街道盡頭的方向説,那是他的家。“你看起來這條街很繁華,但那邊就是農村了,住着其實很不錯的。”過了會,他補上一句,“讓我替你想想有什麼新鮮、沒説過的料,我們爭取寫好點。”
在周齊的生活中,圍繞着楊永信發聲是最重要的事情,他只有這一件事能抓住。他把“起訴”看作意義很大的目標,相信只要能“起訴有進展,甚至不用成功,能開庭就行”,他的生活會發生巨大的改變,而不是像現在這樣,過得很差。

周齊在經常微博表達自己的憂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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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周齊現在的人生,他的憂愁來自於“過得不好”,也就是沒錢。讓他“腦子出問題”的父母“比起讓自己過得更好點,(他們)不是很重要了”。在剛剛離開臨沂四院那段時間,他把掙錢當作生活的唯一目標,讓自己慢慢忘記楊永信。收入對他很重要,直到現在,他仍然為沒有收入感到羞恥,覺得自己墮落了,“在車、房子賣了以後,我是慢慢自甘墮落了,收入很低”。
周齊逃離家庭、起訴楊永信、欠債,驅動他做這麼多的,是他想要過上正常人的日子,“掙錢,買房,有個老婆”,不然“眼前的生活沒有盡頭,熬不下去”。
楊永信是阻礙他“向上爬”的最關鍵一環,當起訴楊永信沒有進展時,他便停在了人生的低谷。
周齊恨楊永信,這種恨是樸素的,因為楊永信讓他過得不好,但他知道,絕不能因為恨楊永信而讓自己過得更不好。
周齊的網名是“為了有尊嚴的活着”,活得不好,就沒有尊嚴。周齊心裏,“告倒楊永信”和“活得有尊嚴”是一件事,不僅是要出一口氣,更關鍵的是要生活好點,走出低谷。
他希望“起訴楊永信”能有進展,在起訴過程中,既告倒楊永信,也讓自己翻身、得到幫助。現在,他的希望和打官司一起停頓了,這讓他有點憂愁,有些焦躁。
杭州的郊外潮濕、悶熱,酒瓶已經見底了。周齊摸着酒瓶,看了看我,我搖頭,他把最後一點酒倒在杯裏,一手撐着下巴,一手舉起酒杯:“我以前有段時間生活很好的,現在生活卻這樣差。”他説,“我只要吃得好一點,住得好一點,就這麼點要求了,不要有債。”他把杯裏的啤酒一飲而盡,又重複了一遍,“不要外面有債”。
(文中周齊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