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訴楊永信的周齊，停在谷底_風聞

來源：觸樂

“為了有尊嚴地活着。”​

杭州，晚上8點，我到了黃牛肉火鍋店。剛下車，手機就響了，我掏出手機，便看到了打電話的人——周齊，他舉着手機正盯着我。

去年5月，我們和周齊聊過一次，那時，他正準備起訴楊永信。1年過去，“起訴楊永信”仍然是一件“快要成了，但又不知道什麼時候能成”的事。起訴停頓了，周齊卻變化很大。我見到周齊時，他穿着一件沾了不少褐色污點的黑色上衣，右手抓着手臂，我們一坐下，他掏出手機，想要點單，被我拒絕後，揮手喊服務員“來兩瓶啤酒”，沒等我開口，他拿手機付了錢。等這兩瓶啤酒喝完，他又要了兩瓶。

周齊吃得很少，大部分時間在喝酒

從網戒中心出來後，周齊喝出了酒癮。他像抽煙一樣凶地喝酒，去年2月起，連續8個月，他每天喝6到8瓶啤酒，一個月“花下去千八百塊”。他不知道為什麼想要喝酒，只是“覺得心裏空洞洞的一片，只能用酒澆灌”。在見我之前，他為了工作，戒了一段時間酒，最近又喝上了，説不出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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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也許和錢有關。2018年，周齊宣佈要起訴楊永信，得到了很多關注——這點可以用數據證明，他把手機塞到我手裏，裏面是他寫的一篇控訴楊永信的博文，閲讀量有1300多萬，“因為報警了楊永信，一晚上有十幾個記者找上門”。

他對兩個人印象很深。第一個人是“搞自媒體”的，微博聯繫上週齊，寫了一篇公眾號文章，文章中，他自稱是周齊的朋友，轉載了周齊關於網戒中心的描述。文章閲讀量“瞬間超過了10萬”，最後，他給周齊轉了3000元，周齊沒收。

第二個人是記者。去年5月，山東臨沂的公安局聯繫了周齊，告訴他“歡迎回本地報案”。從杭州到臨沂，從買票到吃、住，周齊花了幾千，到臨沂後，他又請本地的朋友吃飯，總共花了2000多元。

報案後，周齊回到杭州“等消息”，一等就是1個多月，臨沂那邊沒有進展，記者也沒發報道。這時，周齊身上只剩下幾百元。

周齊暫時放下起訴楊永信的念頭，開始努力找工作，想辦法掙錢。他的第一份工作在食品廠，幹了3天，從貨車上卸白糖，100斤一袋，他“身體有點弱，搬得慢”，很快沒幹了。第二份工作是租房中介，“一天到晚蹲在中介處，盡是發小紅書，還沒提成”。幹了兩天，他主動走了。

曾經有人給周齊介紹工作

那段時間，周齊戒了煙酒，靠在一款網絡遊戲裏打金掙錢，每天從中午12點打到凌晨1點，每個月能收入4000多元，幹了3個月，他把掙到的錢又投回遊戲，計劃囤某種升級道具——他發現往年這款遊戲都會在年底舉行嘉年活動，是賣道具發財的機會，於是準備在年底“大幹一場”。結果他“倒了黴”，年年都有的活動，唯獨去年沒有，錢都賠進去了。

這時，周齊算是徹底沒錢了。2024年4月11日，我剛聯繫上週齊時，他就對我説：“這些年收入很低，比較窮。”不過，比起錢，他更擔心沒熱度。就在我們見面的前一天，周齊才接受完一場採訪，和去年3月不同，今年找他的記者很少，他把這場採訪看得很重。同時，他向法院提交了起訴資料，還在等受理回覆，這一個星期的空隙，是他最懷有希望的時候。

在電話裏，他説：“如果（法院）能受理，應該大家就很關注了，甚至都不用説等開庭，對吧？”他反問我，沒等我回答，又説：“現在真的手頭緊。”

法院給周齊的回覆

一週過去，法院沒回復，兩週後，法院通知周齊，起訴沒能被受理。在這段時間裏，他的希望在消失，打了好幾遍政府求助熱線，他把希望都放在報道上，報道也一直在審稿，拖着還沒發。

2024年5月17日，晚上，周齊忽然找我，對我説，自己欠了網貸，21日要還1700元。今年以來，周齊從網遊中得到的收入少了很多，每個月只收入兩三千元，還貸很吃力，他在發愁。他覺得沒了希望，又開始喝酒。他説：“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混到現在這個地步，我感覺是，父母做的種種事情把我腦子影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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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鍋店的人逐漸多了，熱氣蒸騰，周齊很少吃東西，總是在倒酒，給自己倒酒，給我倒酒，他的眼睛總是眯着的，眼神很少凝聚在我的身上，大部分時候都是分散的。在舉杯那一刻，他的眼睛會睜開點，像是努力思考什麼。喝完第3瓶酒，他拍了拍袖子，説自己以前“很有錢”，就是父母一直在打壓他，“打得我這個人腦子有點問題”。

發愁才喝酒，沒錢才發愁，周齊説，自己“腦子有問題”才沒錢。

他願意讓人知道自己沒錢，但很少和人説自己欠了網貸。他欠的最早一筆網貸在10個月前，也就是説，去年囤積道具時，他不僅把之前的積蓄都投了進去，還投了網貸，加上因為網上維權的事，幾個月沒工作，他欠下了一筆錢，每個月要還兩千。頭幾個月，他還能用自己掙到的錢一點點還上。隨着遊戲更新，收入下降，他不得不靠借錢來維持生活，他找親戚借錢，前後幾萬塊，他不願意提到這點，覺得有點羞恥。因為這錢他不用還，親戚會找他父親要。此外，他還從網上借錢。

周齊每個月發愁3次，分別在7日、17日和21日，這幾天是還貸日。在我們見面的兩天前，他從“抖音”裏借出了1000元，很得意地和我説“自己還有額度”，可以用來還6月8日的370元，“這樣的話，下個月這個日子，就只需要還170元了”。他和我算數，在6月17日，還要還525元，6月21日要還1200元，他的應對方式是“到時候看嘛，想辦法”。

到6月13日為止，周齊總共欠了近4萬元。在他心裏，這都是在“倒黴”。在過去，這種倒黴總是和父母有關係。

父母是周齊反覆提起的話題

小時候，父母把周齊丟在家，作為留守兒童，周齊覺得自己天生比別人矮一頭，既營養不良，也沒有自信。和父母“面對面吃飯，直接一雙筷子就丟我臉上，什麼原因也沒有”。初中時，有一天晚上，他“不知道為什麼”跳起來往窗户衝去，像是想要跳樓，他的意識很清楚，但無力阻止自己，有人把他攔下來，“出現幻覺了”。

後來，他把這件事看作最早“腦子出問題”的徵兆。年齡大一些後，他開始戀愛，戀愛為他帶來自信，但他總“不知道為什麼”忽然和女孩分手。有一次，他遇到一個女孩，女孩願意帶他回家，請他吃飯，結果他還是和她分手了，覺得“太粘人了”。事後，他又後悔，恨自己“太情緒化”。

這種“情緒化”被周齊解釋為“忽然覺得沒意思了，不重要了”。周齊相信，是父母對他的拋棄、打壓導致了這種不正常。被送到網戒中心前，周齊還能出於情緒化和父母吵架，或者逃跑。

網戒中心的經歷，讓周齊不能逃離父母。

從網戒中心出來後，周齊完全不敢對抗父母，只能把精力用在掙錢上，2021年到2016年是他事業的上升期，他開網店，靠着獨特的營銷方式迅速火了起來，收入很高。與此同時，他覺得，父母在用各種方式給他找麻煩。

生意上，父親建議他“搞個辦公地點，多請點員工”，周齊同意了，最後虧了不少錢；感情上，周齊和女友選好的小房子，母親不同意，退了以後，買了户型更大的爛尾樓，買房的錢導致生意的資金鍊斷了，收入大不如前。

更讓周齊無法忍受的，是父母對他的一種打壓式的態度。他把這種態度形容為“性格惡劣，總是試圖找我的麻煩，靠看我出醜為樂”。有一次，周齊手下的員工利用支付平台的漏洞轉走他的錢，他的父親站在員工角度罵他，捱罵時，周齊感到痛苦和困惑，但等他抬起頭，他清楚地看見父親正“頭搖來搖去，很陶醉”。

從理性上，周齊認為父母並不愛他，因為他們不只他一個孩子，不用靠他養老，他以此解釋父母處處要和他作對的困惑；從感性上，他相信父母也“腦子有問題”，他記得母親有一次吵架，差點把大媽（周齊家鄉方言中對親戚的稱呼，指“父親的哥哥的妻子”）的耳朵咬掉，沒人願意和他父親當朋友、吃飯。

這些都是周齊後面分析出來的。在2018年之前，他只能憑情緒知道父母在給他帶來痛苦，卻無法真正否定父母，不僅是網戒中心讓他服從，更是傳統的孝道觀念讓他“想不到太多”。

對周齊來説，2016年是個分水嶺，那時，他的生意開始走下坡路。之後，他心裏積累的怨氣在2018年的一天終於爆發：又一次被父母罵了一頓後，周齊覺得“憋屈”，想要出口氣，於是回到房間，寫了《開網店被送楊永信的網戒中心，離開後這十年》的文章，發出去後熱度很高，最後又被他刪了，但他從評論中意識到了自己的處境，尤其認清了父母的問題。

“父母”和“楊永信”總是連在一起的

上面提到的父母的過錯，都是他在那之後開始總結的。最終，周齊在2023年逃離了餘姚，他曾經和父母一起生活的地方。“離開他們還有可能發生好事，不然，就算好起來也會慢慢沒的。”

飯桌上，周齊告訴我“雖然現在收入低”，但“煩惱比以前少”，其中就包括父親不再來煩他了，因為“我過得底層，他覺得找我沒什麼意思”。四五年前，母親老年痴呆的消息傳來，周齊沒露出什麼表情，他沒直言恨父母，只是重複説父母讓自己“腦子有問題”。

我問：“你覺得如果父母向你道歉，會讓你情緒更穩定些嗎？”

周齊搖了搖頭，眼睛沒有看我：“他們不會承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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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齊對楊永信持同樣態度，但這並不代表他會“放過楊永信”，因為他覺得“沒有了楊永信，才能真的遠離父母”。所以，周齊想“讓楊永信坐牢”，不僅是因為想“出一口氣”，也是想讓自己沒有後顧之憂。一天天過去，“抓楊永信”成為他習慣性的動作。

3周前的一天，凌晨1點，周齊照常下機，出門吃飯、喝酒。沒多久，他喝醉了，清醒時眼前站着警察，才想起自己報了警。警察看到醉醺醺的周齊，只能送他回家。周齊第一次坐警車，他覺得“很難忘”。

“（杭州）警察還是很好的”，他對我説，就是對“抓楊永信”沒幫助。因為周齊報警，只有一個目的，就是“抓楊永信”。一開始，他還用小程序報過警，報完，他躺下睡覺，才閉眼，電話就打過來了，對方態度很和藹地問他“是不是網上報警了”，然後告訴他，要回臨沂報警。6月初，他給臨沂公安法院打電話，但對方一聽是他，“消息也不回了”。

6月6日，還貸前一天，周齊忽然説要請我吃飯。那天，他做了網戒中心相關的短視頻，配上字幕，發到抖音，拿下了20多萬的播放量，很多人給他評論，他覺得“這不算啥”，琢磨要怎麼把賬號“做大”。

周齊向我展示過他的微博的收益頁面：“每天只有幾毛錢，從註冊微博到現在，只有幾百塊收入。”他今年37歲了，身體瘦弱，不願意、也很難再通過體力勞動掙錢。因為 “在互聯網方面有經驗”，他把起訴楊永信的希望，一部分寄託在抖音。而在抖音，播放量並不能帶來收益，要靠粉絲。我們喝酒時，周齊會忽然低頭撥弄手機，然後把手機遞給我，讓我看抖音粉絲數，他覺得漲粉太慢了。

周齊在抖音發了很多相關視頻

酒喝完，桌上熱氣稀薄，有10來分鐘，周齊沉默了。然後，他問我“一個月掙多少錢，做不做視頻”。他覺得發視頻才能熱度大，有熱度，才能讓更多人關注這件事、關注他。但關鍵在於“怎麼搞”，一開始，他嘗試口述，後來覺得“要真人出鏡”。6月23日，他開了直播“講楊永信相關的事情”。一個小時後，直播間被封了，“可能是涉及到了電擊之類的違禁詞”。

周齊很在乎自己的個人形象。從我們第一次接觸起，他一直對我維持着一種“體面”。見面第二天，他給我發了家自助餐店：“這家自助只要16元，菜品非常不錯。”我沒看消息，10分鐘後，他説：“本來想請你吃飯的，下次吧。”

有一段時間，周齊還嘗試過節食減肥，瘦了10斤，去理髮店，有人説他看起來二十七八歲，讓他很高興。每天晚上睡前，他都會看最近的新聞，因為“不想和社會太脱節”。

他喜歡反覆看關於自己的文章。一篇文章提到了他的家人，讓他很生氣，他覺得“沒得到他同意就找家裏人，既是打擾，也是在繞過他，是沒有遵守約定”。他擔心之後有熱度了，會有記者去找他親戚，那些不瞭解他的親戚會“胡亂説話”。還有一篇文章的評論區裏有人“黑”他，他私下覺得因為記者不夠“有水平”。他對外界眼中的自己十分執著，他相信，總有一天會開庭，那時，自己的一切都會被放在聚光燈下，“可能會有人黑我”。

後來，周齊的想法又變了。一天晚上，他打電話給我，説：“只要有熱度就行，不能全是正面評論，要有一些負面評論。”

即便臨近還貸期限，他也不想被人指責“利用受害者身份收錢”。他聽説了“胖貓”的事，不想在“開庭”前造成負面影響。“你只要火了，就有人説你，對吧？你是不是為了博眼球？對我來説，最理想的是，到時候可能有賠償。”

對周齊來説，每次記者來訪都是個機會。好壞都有，他懷疑有些記者來出來採訪是在“掙外快”，因為他們“採訪完，不寫東西”，他又為了禮貌“最少請他們一頓飯”，還有些記者“虐氣很重”。周齊認為，重點在於辨別哪些記者值得配合，他很後悔之前沒有好好把關，選好記者。但是，關於自己過去的敍述，包括網戒中心、楊永信、父母，周齊也不是從一開始就清楚明瞭，而是在不斷地採訪和自述中逐漸完善。

周齊知道關注者和來訪者愛聽什麼。我們蹲在杭州的一條街道的台階上，夜風從左手邊吹來，周齊抬起手，指着街道盡頭的方向説，那是他的家。“你看起來這條街很繁華，但那邊就是農村了，住着其實很不錯的。”過了會，他補上一句，“讓我替你想想有什麼新鮮、沒説過的料，我們爭取寫好點。”

在周齊的生活中，圍繞着楊永信發聲是最重要的事情，他只有這一件事能抓住。他把“起訴”看作意義很大的目標，相信只要能“起訴有進展，甚至不用成功，能開庭就行”，他的生活會發生巨大的改變，而不是像現在這樣，過得很差。

周齊在經常微博表達自己的憂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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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周齊現在的人生，他的憂愁來自於“過得不好”，也就是沒錢。讓他“腦子出問題”的父母“比起讓自己過得更好點，（他們）不是很重要了”。在剛剛離開臨沂四院那段時間，他把掙錢當作生活的唯一目標，讓自己慢慢忘記楊永信。收入對他很重要，直到現在，他仍然為沒有收入感到羞恥，覺得自己墮落了，“在車、房子賣了以後，我是慢慢自甘墮落了，收入很低”。

周齊逃離家庭、起訴楊永信、欠債，驅動他做這麼多的，是他想要過上正常人的日子，“掙錢，買房，有個老婆”，不然“眼前的生活沒有盡頭，熬不下去”。

楊永信是阻礙他“向上爬”的最關鍵一環，當起訴楊永信沒有進展時，他便停在了人生的低谷。

周齊恨楊永信，這種恨是樸素的，因為楊永信讓他過得不好，但他知道，絕不能因為恨楊永信而讓自己過得更不好。

周齊的網名是“為了有尊嚴的活着”，活得不好，就沒有尊嚴。周齊心裏，“告倒楊永信”和“活得有尊嚴”是一件事，不僅是要出一口氣，更關鍵的是要生活好點，走出低谷。

他希望“起訴楊永信”能有進展，在起訴過程中，既告倒楊永信，也讓自己翻身、得到幫助。現在，他的希望和打官司一起停頓了，這讓他有點憂愁，有些焦躁。

杭州的郊外潮濕、悶熱，酒瓶已經見底了。周齊摸着酒瓶，看了看我，我搖頭，他把最後一點酒倒在杯裏，一手撐着下巴，一手舉起酒杯：“我以前有段時間生活很好的，現在生活卻這樣差。”他説，“我只要吃得好一點，住得好一點，就這麼點要求了，不要有債。”他把杯裏的啤酒一飲而盡，又重複了一遍，“不要外面有債”。

（文中周齊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