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影節創投，直面市場的殘酷_風聞

“我不是一個很擅長演講的人，所以我的短片多放了2分鐘，這樣我就不用多講了。”在上海國際電影節SIFF PROJECT電影項目創投的講演現場，《寒江別》導演張新陽在台上有些緊張，坦言上台前喝了一瓶酒“壯膽”。

面對他50萬的資金需求，評審梁琳和陸川當場表示會給予支持，“這50萬我給了。”聽到這句話時，張新陽當場落淚。

年度推薦人選擇項目《寒江別》（圖源：上海國際電影節官方）

兩天後的媒體羣訪，再談到《寒江別》這部作品，陸川直言，“投他也不是因為他有什麼商業性，恰恰是他沒有商業性。”在眾多的項目中，《寒江別》強悍的個人風格和獨立表達打動了陸川，在他看來這正是當下青年導演所稀缺的，“這一類作品註定是沙龍電影，最後的發行結果我們也都知道，但我覺得創投不就是為了讓這樣的人被看到嗎？”創投的意義是什麼？這幾乎是每一年每一位創投參與者都會不斷追問的一個問題。而這個問題的本質，實則是在向現實叩問：青年導演之於電影的意義是什麼？在當下的環境裏，我們需要怎樣的創作者和作品？在當下缺乏確定性的電影市場中，青年導演面臨着更嚴峻的考驗。而作為青年導演與市場之間的關鍵橋樑，創投某種意義上肩負着更艱鉅的責任。

自2007年設立以來，上影節電影項目創投已走過17個年頭，見證了98個項目進入製作，76部參與國內外各大電影節展，68部影片實現國內外院線上映。項目高落地率的背後，得益於上影節搭建完善的“6+1”階梯形新人培育體系。它始終在思考和觀察：創作者需要什麼，創投能提供什麼，以及市場會帶來什麼。

當青年導演觸碰市場 

“我們要做一個商業電影。”《幸孕日》的導演李惠妃非常堅定地向毒眸強調了自己的作品定位。這是今年入圍項目中少有的商業項目。然而，在去年，《幸孕日》的定位還沒有如此清晰。李惠妃回憶道，去年在完成《幸孕日》的劇本創作後，她和編劇劉然對未來推進的方向有些迷茫，於是來到了上影節的創投訓練營想要尋求幫助。在訓練營，導師們的建議讓李惠妃的想法發生了變化，“他們覺得這是一個有商業可能的劇情片，是有機會抵達更多觀眾的。所以，在訓練營結束後，我們的劇本也有了明確的方向。”

最佳訓練營項目與導師、合作方（圖源：上海國際電影節官方）創投訓練營是上影節階梯型新人孵化體系的重要環節之一，自2017年設立以來，針對性地幫助不少電影新人完成了第一部、第二部長片的拍攝。在今年創投亮相的不少作品，都是出自創投訓練營的項目。其中，有6個項目來自創投訓練營的歷屆學員，3個曾在劇本階段入圍的項目亮相了今年的“製作中項目”單元。訓練營提供給創作者的不僅是意見指導，還有實際的拍攝資源。《幸孕日》在獲得了“最佳訓練營項目”後，得到了開心麻花等公司的短片拍攝資金和後期支持，開始了短片製作環節。在李惠妃看來，這次短片製作經歷對於新人導演來説非常有必要，“我們可以在有限的時長裏給資方展示故事，讓他們更加明確我們的主題方向，與此同時，我們重新思考了人物關係。短片對創作者來説，是一次覆盤和總結，作為一位新人導演來説，也有了磨合新團隊的機會。”然而，成體系的創作支持背後，一個更現實問題是青年導演不得不面對的——對市場的瞭解程度不足，讓他們的作品在劇本環節就會受限。“應該有什麼樣的商業元素，什麼樣的內容受歡迎，社會情緒是什麼樣的，一線觀眾的感受是什麼樣的，大家對什麼樣的命題會抗拒或接受，我們都不知道。我們離市場太遠了。”李惠妃説道。同樣的焦慮和顧慮也發生在其他創作者身上，這讓創作者們會以一種更審慎的態度對待商業向的作品。《一個夜晚和三個夏天》的導演崗珍告訴毒眸，自己其實寫過一個文學作品改編的故事，也給萬瑪才旦導演看過，很多人也説這劇本有類型氣質，很適合做成一個類型片，但她還是決定先放下。

創投訓練營（圖源：上海國際電影節官方）在她看來，考慮到自己這個年齡段的駕馭能力，還是先做跟自己生命體驗有關的片子會比較穩妥。《一個夜晚和三個夏天》這種講述“友情”“自我尋找”的，比較輕體量的作品，是她更能把握的。身為藏族導演，崗珍對於藏地故事的挖掘始終帶有一種使命感，她想要探索宗教和道德層面的故事，但她也坦言，這些更沉重的創作母題，還是需要再歷練一下。可以看出，當下的新人導演越來越尊重市場，也已經具備類型意識，可是他們對市場的陌生，讓他們在當下競爭殘酷的環境中變得更加被動，進而影響到他們的創作。“新導演也想尊重市場，但是我們如果沒辦法推進的話，就只能做一些我們能把控的作品，這是一種被迫選擇。”李惠妃告訴毒眸，如果這次項目難以推進，可能會影響到她對商業項目的信心，下次項目就會轉向更小成本更可控的項目。“有一個項目的導演，之前作品就是商業項目，但是沒有融到錢，所以今年就帶着一個純作者向的作品來了。”面對當下不景氣的電影市場，創作者原本就有的創作焦慮，積累成了更重的生存焦慮。崗珍也表示，如果項目不順利，自己可能會多拍幾部短片，寫寫東西，讓自己處於一個創作的狀態當中。

無論是哪一種方式的轉向，都是青年創作者們不想放棄電影夢想不得已而為之的選擇，面對殘酷的市場，青年創作者們還有太多要學習和歷練的。

市場的殘酷性

在談到今年的創投作品時，陸川、姚晨、梁琳三位評審不約而同提到了一個詞，“遺憾”。

年度推薦人梁琳、陸川、姚晨（從左向右）（圖源：上海國際電影節官方）“這次創投我們比較遺憾的是，大家都在描寫小人物，切入點是一樣的，敍事結構是一樣的，甚至類型的疊加都是一樣的。這種千篇一律其實是不需要作為電影來出現，他們也不是我們需要的人才。”梁琳説道。當下青年創作者失去鋒芒與鋭利的創作態度讓陸川難掩失望，“當評委老師説你的電影很工整的時候，其實是一句壞話，因為年輕人不需要工整，年輕人需要頭上長角，心中帶刀。創投需要的是那種支楞八翹的東西，那種不工整的，像岩漿一樣炙熱的東西。”在姚晨看來，或許是這兩年環境對創作者的影響，雖然今年大量作品在探討個體性困惑以及對老年困境的關注，但是整體偏保守的作品丟失了直擊現實的勇氣。這樣的作品無法打動評審，亦無法打動觀眾，更遑論抗得過市場大浪淘沙的殘酷競爭。

姚晨（圖源：上海國際電影節官方）

正因如此，在今年的評審現場，真切、犀利的評價時常發生。“青年導演項目”評審現場，陸川舉起散架的劇本對導演説，“你們這劇本‘皮兒’太厚了，我翻着看，特別漫長，看着看着就散架了。進入主線有點兒遠，也有點兒繞。”直擊劇本問題弊病所在，是對作品的負責，也是對創作者負責。而面對那些沉溺於個人表達的作品，陸川直言，情懷無法解決電影的問題，“這片子我覺得特別陳舊，這個影視語言、運鏡角度、表演方式這些都有問題，如果這些問題不解決，無從談發行。電影行業特別殘酷的地方在於，他完全不以你的意願、夢想、情懷為主，它是一個完全結果導向的行業。”

陸川（圖源：上海國際電影節官方）

身為製片人，梁琳更在乎作品與市場的關係，預算問題往往是她“拷問”的重要環節。“2000萬是不負責任的預算，你們真的要轉五次城市去拍嗎？”“你剛才提到預算來自未來投資人給你組多大的盤子，錯，預算不是來自於盤子，預算來自於你對這個項目的預判，以及你想要往什麼方向去。”“在我看來，一個新導演的片子花錢就要特別精準，我覺得你的錢花的有點不明不白。”

梁琳（圖源：上海國際電影節官方）

在羣訪環節中，三位評審對這種“直接”進行了更深入的闡釋，“為什麼這幾天我們三個有時候比較嚴厲？其實就是在告訴他們，他們現在其實在温室的狀態下，如果真的把這些項目丟到商業公司的話，可能真的連看都不會看。這是一個很殘酷的市場。”在梁琳看來，現在的創投就像一場“考前輔導”，這些青年導演還沒有真正進入到市場上，他們需要在創投認識市場，理解市場。

今年是陸川第一次參與創投，他能明顯感受到創投給予青年導演的幫助，尤其很多投資人帶着極大的熱枕在那兒排隊等待洽談，讓他非常感動。“其實我這次在上海國際電影節明顯感覺到，電影熱度回來了，投資人回來了。現在是很難，但是大家都在往前看。年輕導演其實永遠不缺真正熱愛電影的投資人在支持他。”

搭建內循環體系

在兩天18個項目的公開陳述之後，洽談區的項目洽談正式開啓。據毒眸現場觀察，從上午九點半開始到下午五點半，除了中午短暫的休息時間外，洽談區座無虛席。場區東側的沙發坐席上也坐滿了等待的人。

電影《山中來客》參與了今年創投的“創作中項目”，導演萬波的第一部長片《潮》也在今年的上影節進行了首映。製片人鄭詩怡告訴毒眸，他們的排期早已經排滿，但仍有不少想要加場的資方、投資、發行等公司希望可以進行洽談，所以，他們必須跟現場的工作人員隨時溝通時間，才有可能“搶”出一點兒時間。

《山中來客》這種情況幾乎發生在每一個項目身上，很多項目早在活動開始前的預約階段就已約滿，在洽談現場也不斷要求加場。據上影節數據顯示，此次共有超過150家國內外製作、投資、發行公司參與電影項目創投，兩天內共完成了661輪項目洽談。

特別推薦項目《山中來客》（圖源：上海國際電影節官方）

項目洽談的火熱，一方面得益於上影節作為國內唯一A類電影節，其國際化特質吸引了範圍更廣的資源注目，另一方面在於，上影節創投細分為青年導演項目、國際合作項目、創作中項目和製作中項目四個單元，單元的細分讓資方與項目方能夠更有效、高效地進行洽談。

在評審環節，只有“青年導演項目”和“製作中項目”有上台陳述的機會，兩個項目處於劇本階段和成片階段，都需要更細緻化的指導性意見，這也讓更多的資方有了看到項目機會。

“青年導演項目”公開陳述（圖源：上海國際電影節官方）

而“青年導演項目”和“創作中項目”雖然同處於劇本創作階段，但“創作中項目”並沒有上台陳述環節，考慮到這類作品的創作者普遍具備比較成熟的創作經驗或者創作支持。比如，《甲方爸爸》的導演是雷志龍曾參與《無名之輩》《你好！瘋子》《萬里歸途》等電影作品的編劇工作；《蒼生》是《暴雪將至》的導演董越的新作。“上影節沒有讓相對成熟的競爭者和青年導演一起battle。‘青年導演項目’和‘創作中項目’這種區分是對我們新人導演的關照。”李惠妃説道。細緻的區分對資方等公司而言，也便於更明確的需求洽談。在洽談過程中，不同單元的洽談方向是不同的，“青年導演項目”的洽談更關注導演當下作品的方向，以及劇本的完成情況，而“創作中項目”中，投資方更關心的是導演。導演萬波提到，大部分公司都會比較關注他接下來的創作動向，當知道他第三部計劃拍攝商業類型片時，均表達了未來的合作意向。

正是得益於這種獨特的架構設置，創作者們有了進一步接觸市場的機會，也形成了清晰且理性的市場判斷。當然，創投提供給青年導演的不僅是資源支持，更多的還是完整的成長路徑和成熟的培育。從創投訓練營到電影項目創投，再到金爵亞洲新人單元，這給青年創作者呈現了一條比較清晰的成長路徑。除此之外，大家不約而同看重的還是上影節創投項目的高落地率。萬波表示，自己今年特意看了下這幾年的創投落地作品，幾乎百分之七八十都出來了。而在今年的上影節創投場刊中，已成功的案例介紹佔了場刊三分之一的比重。在萬波看來，上影節創投落地成功率高跟其本身品牌性存在着一定的關係。作為國內A類電影節，能夠匯聚到更多的資源，資源的支持讓新人培育體系能夠得到更好的成長，產出比較優質的作品，而這些作品和導演的成功，也會反哺上影節的品牌性，以此形成一套自己的內循環。

而在這套內循環的體系之中，創投正是核心所在的。新人導演更多地接觸到了市場，也會被市場所矚目，這是創投應該做到的，也是每一位創作者需要的。誠如梁琳在羣訪環節所感慨的，“在這樣一個大環境下，我們其實面臨的不是青年導演和成熟導演的PK，而是電影行業和其他文娛行業的PK，我們怎麼才能夠把消費人羣拉回來，告訴觀眾電影值得看，這是我們整個行業都在面臨的問題。創投需要讓青年導演更快地意識到這個事情，也許我們現在講了很多，他們聽不懂，但是當他們再回想的時候，就會發現，原來種子已經在創投的時候種下了。”種種子，或許就是創投價值的答案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