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 姜景奎：中國的印地語教育究竟怎麼樣？想報南亞小語種專業的看過來！_風聞

印地語是《印度憲法》確定的印度官方語言（Official Language），是狹義而言的印度語。廣義的印度語包括印度的所有語言或南亞地區的所有語言。①**印度語言繁多，有22種“表列語言”（Scheduled Languages）和99種“非表列語言”（Non-scheduled Languages），另有數百種“其它語言”（Other Languages），“表列語言”使用人口占印度總人口的96.71%，②“非表列語言”和“其它語言”使用人口占印度總人口的3.29%。印地語屬於“表列語言”，母語人口5億多，加上第二語言和第三語言使用人數，使用人口占印度總人口的57.1%，是印度最大的語言；**英語屬於“非表列語言”，是《印度憲法》規定的聯邦輔助官方語言（Additional Official Language），母語人口25萬多，加上第二語言和第三語言使用人數，使用人口占印度總人口的10.6%。不過，由於印度娛樂產品，特別是寶萊塢電影及其副產品印地語歌舞的風行，絕大多數非印地語人聽得懂印地語，可以用印地語進行簡單交流。從某種意義上説，印地語是全體印度人的語言。

中國的印度語教育歷史久長。公元67年，漢明帝“夜夢金人”，隨後官使迎印度僧人攝摩騰和竺法蘭於洛陽，建白馬寺。兩位高僧收徒傳道譯經，開始了某種意義上的中國印度語教育。**漢傳佛教佛經所用語言主要是梵語，彼時的印度語教育指的也主要是梵語教育。**之後的鳩摩羅什、法顯、玄奘、義淨等是佛學大師，也是梵語大師，甚至是梵語教育大師。此是古話，也非學院式外語教育，不在本文探討之列。就現當代印度語教育來説，中國已開設有梵語、巴利語、印地語、烏爾都語、孟加拉語、泰米爾語、尼泊爾語等印度“表列語言”，另有與“非表列語言”相關的“印度英語”課程。但依上文所述，印地語既是印度最大的語言，也是其官方確定的最權威、最有地位的語言。因此，本文僅議論印地語，不涉及印度其他語言，更不涉及僧伽羅語、普什圖語等南亞地區的其它語言。另外，本文只論印地語本科教育，不議研究生教育。

一、中國印地語教育簡史

中國的印地語教育發端於1942年，到目前為止，可以分為“1949年之前”“1949～1965年”“1966～1978年”“1979～1999年”和“2000年之後”五個發展階段。

（一）

1949年之前的印地語教育

**1949年之前的印地語教育誕生於抗日戰爭的戰火之中，意義非凡。**1940年，日軍開始染指東南亞；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席捲東南亞，並把矛頭指向印度。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教育界的有識之士呼籲以孫中山遺訓“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的精神，成立專門高校，從速培養東方語言人才，聯絡周邊國家共御侵略者。**1942年7月，國立東方語文專科學校（以下稱“東方語專”）應運而生，校址在今雲南省昆明市呈貢區。**東方語專初設印度、越南、暹羅和緬甸四個語科，印度語科即今印地語專業，暹羅語科即今泰國語專業。學校於1945年遷重慶，1946年遷南京，1949年落户北京，成為北京大學東語系的一部分。東方語專共招生四次，即1942年四個語種70餘人，1943年四個語種100餘人，1944年四個語種90餘人，1945年六個語種171人，③學制初為2年，1945年改為3年。**1944年畢業31人，1945年畢業34人，④除第一屆4人和第二屆2人留校任教以外，其餘畢業生均奔赴軍事一線，參與抗日。**在此期間，中國的印地語教育以印度語科名錄出現，是東方語專外語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東方語專規定學生必須修習兩門外語，其中印度語科和緬甸語科學生兼修英語，越南語科學生兼修法語，暹羅語科學生兼修英語或法語。**後世印地語專業印地語和英語並重的教學傳統便源於此。兩門外語之外，學生們的公共課程有國文、中國通史、外國通史、中國地理、世界地理、社會學、人類學、民族學、語音學、政治學、經濟學、倫理學等，另有各語言對象國的概況課和歷史課以及經常性的專題講座。值得一提的是，當時昆明雖地處邊遠，但抗戰期間除國立雲南大學外，還有一所傳奇性的由國立北京大學、國立清華大學、私立南開大學組成的國立西南聯合大學，這兩所大學名師薈萃，學者雲集，成為新生的東方語專的萬有資源庫。可以説，東方語專名微位重，在當時的昆明與雲大、西南聯大形成鼎力之態，影響不小。“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東方語專的學子們為抗日戰爭乃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做出了貢獻。他們中有的做戰地翻譯，為“飛虎隊”⑤打擊日軍提供服務，有的乾脆投身空軍，親自駕駛戰機與日寇激戰藍天。抗日戰爭結束後，特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他們紛紛走上新的工作崗位，有的成為學者，有的成為外事工作者，有的成為律師，為國家的建設和社會的發展做出了自己的努力。

**單就東方語專的印地語教育而言，除公共課和英語課之外，印地語教學工作主要由印度籍老師擔任。**外教一般保持在二至四位，如辛哈、許魯嘉、羅易、古馬爾等。⑥彭正篤和殷洪元⑦分別是1944級和1945級學生，他們畢業後均受命留校，並於1949年隨校進入北京大學東語系，繼續從事印地語教育工作。兩位學者對印地語教育孜孜以求，為國家培養了諸多專才。

第一排右起為殷洪元、劉安武、彭正篤。圖源：“南亞觀察”微信公眾號

（二 ）

1949～1965年的印地語教育

**1949年8月，東方語專併入北京大學東語系，其印度語科以印地語專業的名稱出現，開始了新的發展歷程。**新中國建立伊始，受到西方種種刁難和封鎖，國家領導適時做出了與亞非拉國家發展友好關係的戰略決策。**印度於1947年獨立，是第一個與新中國建立正式外交關係的非社會主義國家。⑧由此，中印關係進入了一段時間的蜜月期。**幾乎在整個20世紀50年代，雙方交流頻繁，兩國總理實現互訪，共同參加萬隆會議，聯合創立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並使之成為國家之間發展關係的重要準則。**這給中國的印地語教育帶來了空前的發展機遇。**中國時任總理周恩來曾三次訪印，他告訴北京大學印地語學生，印度是個很重要的國家，中印關係十分重要，希望他們努力學好印地語；印度方面則由印中友好協會介紹，派來了四位印地語老師，印度駐華大使夫人也到北京大學代課。**中國師資方面，除彭正篤和殷洪元之外，金克木也是正式授課教師，力量可謂雄厚。**招生方面，1949、1951（春秋兩次）、1953、1954、1955、1956、1958和1960年有9批學生入學，每屆學生人數不一，多則五六十，少則二三十；其間，1951年春季學期入學的劉安武和1951年秋季學期入學的劉國楠於1954年被選派到印度留學，先後就讀於德里大學和貝拿勒斯印度大學，1958年回國，留校任教。**所以，這一時期的印地語教育相當繁榮，老師們的教學熱情高，學生們的學習興趣濃。**20世紀50年代末，中印關係惡化，導致1962年中印邊界衝突。不過，中國的印地語教育並未因此停止，北大於1961、1962、1964和1965年繼續招生，自力更生，利用原有師資，並讓優秀畢業生如劉安武、劉國楠、馬孟剛、金鼎漢、徐曉陽等留校任教，保持了正常的教學活動。

**在這十多年中，印地語教育雖然只在北京大學一所地方高校開展，但不論在國內國外環境方面，還是在師資和學習資料方面，都大好於以往；**前後13次入學的學生也很優秀，他們大都學有所成，成為新中國培養出來的第一批印地語人才，畢業後進入北京大學、外交部、對外經濟貿易部、教育部、文化部、新華社、外文局、中國國際廣播電台、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藝術研究院等單位，為國家建設和中印關係發展做出了傑出貢獻。

（三）

1966～1978年的印地語教育

**由於“文革”的影響，1966～1976年，中國教育遭到嚴重破壞，印地語教育發展失常，教和學都極不規範。**在這一時期，北京大學印地語專業先後招生7次：1970年招生兩次，第一次招收近60人，為正常學習班，第二次招收近100人，為短期培訓班；1971年招生兩次，第一次招收20餘人，為正常學習班，第二次招收不到10人，為短期培訓班；1974年招收10餘人；1975年又招生兩次，第一次招收10餘人，為正常學習班，第二次也招收10餘人，為短期培訓班。七次共招收200餘人，從每次招生數量上可以看出，不符合教學規則；學校還響應號召，讓學生集體赴京外他省農村再造，邊種地邊學習。鑑於特殊的時代背景和學生入學前的學養狀況，教學效果很不理想，學生畢業後很少從事教學與科研工作。

（四）

1979～1999年的印地語教育

北京大學印地語專業於1979年招收了“文革”後的第一屆學生，共11名學生。**也許由於中印關係仍然沒有起色的緣故，1985年才再次招生，也是11名同學，筆者就是其中之一。**隨後，1988、1991和1996年三次招生，名額均在十一二人之數。**相比起來，1979和1985年兩屆學生運氣更好，因為給他們授課的老師是20世紀50年代的畢業生，大多已近退休年齡，老師們有學問有熱情，認真，嚴謹，聽他們的課，能感受到他們那種搶時間的氣息。**筆者常得他們“小灶”，更能體會到他們之前的失落和當下的熱情。季羨林、金克木那時候還可以隨意走近，無需預約；筆者就常借“送信”之由擅闖兩位先生居所，看季先生抱貓傾聽之沉默如金，聽金先生談古論今之滔滔不絕。劉安武是筆者的導師，走動更多更頻，他那信口背誦《茶花女》片段以及教導筆者“時間只有前後沒有左右”的音容至今猶在耳目。**遺憾的是，由於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在中國高等教育蓬勃發展的時期，印地語依然是冷門專業之一，或者説，除英語、法語、德語以及日語、朝語等有利於經濟發展的西方語言和東方語言得到較大發展以外，印地語類的外語均處於某種半死不活，甚至瀕臨消亡的邊緣。**實際上，在20世紀90年代的中國，非發達國家語言教育大多處於十分尷尬的狀態，師資老齡化，教師待遇低，年輕人不願意從事教育工作等現象普遍存在。北京大學仍然是全國唯一一所教授印地語的地方高校，至20世紀90年代初，第一、二代印地語教育者大多已經退休，語言教學領域僅有一位中年教師在職堅守。

1985級印地語班合影。圖源：“南亞觀察”微信公眾號

20世紀80年代中國印地語教育的短暫輝煌主要得益於20世紀50年代中國印地語教育的真正繁榮，優秀畢業生是20世紀80年代的主體師資。**這也是20世紀90年代前半期印地語教育呈現凋零甚至遇到生存危機的原因所在。好在1996年有三位年輕人⑨畢業留校，中國地方高校的印地語教育才得以為繼。**不過，這期間的幾屆畢業生都得到了較好的發展機遇，國家逐漸富強，中印關係向好，北京大學、外交部、中聯部、文化部、中國國際廣播電台以及出國深造乃至工作等都是發展選項。他們的學術視野和工作範圍較之前人更加開闊，在相關領域的貢獻也更值得關注。

（五）

2000年之後的印地語教育

進入21世紀以後，中國的整體情況改觀很多，物質條件大大改善，國家對“知識是生產力”的認識愈加清晰，對知識分子愈加倚重，對教育愈加重視。**就外語教育而言，非通用語教育逐漸為人認識和接受。由於印度的逐漸崛起，印地語開始“浮出水面”。21世紀前5年，北京大學仍是全國唯一一所有印地語教育的地方高校。**2000、2003和2005年相繼招生，2003年之後，改為奇數年招生，即每兩年招生一次，也就是説，北京大學於2007、2009、2011、2013、2015、2017和2019年持續招生，學生人數保持在每屆十三四位。**教師面貌也已完全更新，20世紀80年代和20世紀90年代的學生成為教學主力，21世紀入學的學成者稍晚也加入了教學行列。**值得一提的是，北京大學的印地語教師全部擁有博士學位，**這對非外語專業和大語種專業來説不新鮮，但在中國的印地語教育領域卻是空前的。**不僅如此，出於學緣考慮，北京大學不再招聘自己的應屆博士學位獲得者，只擁有北京大學印地語學緣的應屆博士畢業生不能加入母校的印地語教育者行列。經過幾十年的努力，北京大學印地語專業在國際上已頗有聲名，影響不小；目前中國高校的印地語教師大多出自北京大學，涉印度研究的工作者也大多出自這裏。

2005年4月，時任中國總理温家寶訪問印度，兩國宣佈建立中印面向和平和繁榮的戰略合作伙伴關係，簽訂了《關於解決中印邊界問題政治指導原則的協定》。**這表明，中印兩國互為戰略伙伴，邊界問題的解決也向前邁進了一大步。受此影響，印地語開始成為國內諸多高校新專業佈局上的一點，西安外國語大學於2006年、北京外國語大學於2007年、中國傳媒大學於2008年⑩、雲南民族大學於2011年、廣東外語外貿大學於2012年、上海外國語大學於2013年相繼開設印地語專業並招生。**2013年，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一帶一路”倡議，該倡議旋即成為國家戰略及中國與周邊國家發展關係的指針之一；同時，國別與區域研究成為國家發展的新需求，發展中印關係和加強印度研究受到重視。**西藏民族大學於2015年、天津外國語大學於2017年、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於2017年、雲南大學於2018年、新疆教育學院於2018年、四川外國語大學於2019年相繼開設印地語專業並招生。**此外，深圳大學於本世紀初、西華師範大學於2015年、河北外國語學院於2017年起開設印地語二外課程。**至此，國內已有18所高校教授印地語。**西安外國語大學、雲南民族大學和廣東外語外貿大學等高校每年招生，每屆招收20～30人。其它高校或隔年招生一次，或三四年招生一次，招生規模15～30人不等。就全國看，印地語本科在校生大致在400～500名之間，規模空前。新時期新氣象，從畢業生去向看，外交部、商務部、中央廣播電視總枱、新華社、邊防邊檢、高校和科研院所等均有涉及；企業更多，如各類新媒體、華為技術有限公司、VIVO移動通信有限公司、OPPO廣東移動通信有限公司、阿里巴巴網絡技術有限公司、北京字節跳動網絡技術有限公司、中國鋼鐵集團、中興集團、創維集團有限公司、三一重工、長城汽車、上海電氣、北京首都航空有限公司，等等。另有不少畢業生選擇繼續學習，北京大學以及印度的德里大學和尼赫魯大學、美國的芝加哥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英國的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和牛津大學等均有學生深造。不難想象，21世紀的印地語學生不僅具有中國情懷，還具備國際視野，在諸多方面均會超越前輩，未來可期。

**二、**中國印地語教育者及其主要成就

自1942年到2020年的近80年時間裏，中國印地語共有五代教育者，他們相互成就，共同推動並發展了印地語教育事業。

（一）

第一代教育者

中國印地語的第一代教育者出生於20世紀一二十年代，是中國印地語教育的開創者，以彭正篤、殷洪元和金克木為代表。

如前文所述，彭正篤和殷洪元是東方語專的印度語科學生，畢業後留校任教；1949年8月，兩人入北京大學東語系繼續任教。**彭正篤長期從事詞典編纂工作，參加了《印地語漢語詞典》《漢語印地語詞典》《印地新聞詞彙集》等油印類詞典的相關工作，他投入大量時間和精力編寫的《印地語漢語詞典》於1960年出版，1972年再版，受到印地語界的歡迎。**彭正篤還發表有《玄奘與那爛陀寺》《封建習俗和種姓制度是束縛印度婦女的枷鎖》《偉大的旅行家法顯》《印度的牛》等多篇論文，並有《雅西巴爾短篇小説集》等短篇小説和文學論文翻譯十餘篇。1988年退休之前，殷洪元一直工作在教學第一線，他是中國印地語語法研究領域最資深最權威的學者，教授的主要課程是“印地語語法”“印地語詞彙學”和“印地語修辭學”，發表有專著《印地語語法》和譯著《印地語語法》。除語法外，殷洪元工於辭書，他參與了國內所有印地語辭書的編寫工作，含早年的油印材料和之後的出版詞典。他是《印地語漢語詞典》《印地語漢語大詞典》的主要編寫者以及《漢語印地語大詞典》的主編。此外，他還出版了編著《印地語課本》和譯著《佔西女王》《托缽僧的情史》《羅摩的故事》等。值得一提的是，在2020年的今天，殷洪元仍然筆耕不輟，每天堅持工作6～8個小時，沉浸於編寫《新編漢語印地語大詞典》之中。

殷洪元及其編著《漢語印地語大辭典》。圖源：“南亞觀察”微信公眾號

**金克木是一位著名的印度學研究者。他於1941～1946年在印度求學，學習了印地語、梵語和巴利語。**1946年回國任武漢大學教授，兩年後受聘於北京大學，任東語系教授。金克木是北京大學東語系首任印地語教研室主任，與殷洪元、彭正篤一起擔任印地語教學工作。**不過，他的興趣主要在傳統印度學方面，印地語師資得到補充後，他便離開了印地語課堂，專攻傳統印度學研究。**所以，金克木的貢獻主要在梵語、巴利語方面，專著《梵語文學史》《印度文化論集》、譯著《雲使》《伐致呵利三百詠》《摩訶婆羅多•初篇》《摩訶婆羅多的故事》等是他的代表性成果。他的著述共有漢字500餘萬，大多收錄於《金克木文集》（八卷）。儘管如此，金克木仍為中國印地語教育做出了重要貢獻，他的引領和鼓勵一直是中國印地語教育者的精神食糧。

金克木及其專著《梵語文學史》。圖源“南亞觀察”微信公眾號

（二）

第二代教育者

**中國印地語的第二代教育者出生於20世紀三四十年代，以劉安武、金鼎漢和薛克翹等為代表，劉安武和金鼎漢是薛克翹的老師，他們師生共同開拓了印地語學科的研究領域，在印地語文學、中印文學比較、翻譯等方面影響巨大。**劉安武主要教授“印地語文學史”“印度文學”“印度兩大史詩研究”等課程，出版有專著7部、譯著19部、編著20部、論文40餘篇。他的代表著述有《印度印地語文學史》《普列姆昌德評傳》《兩大史詩研究》等，另有譯著《印地語文學八十年》《新婚》《如意樹》《割草的女人》《普列姆昌德短篇小説選》《普列姆昌德論文學》以及編著《泰戈爾全集》《印度古代文學史》等。劉安武的成果大多收錄於《劉安武文集》（12卷）⑪。

劉安武及其專著《普列姆昌德評傳》。圖源：“南亞研究”微信公眾號

**金鼎漢是1951年秋入學的印地語學生，畢業後留北京大學任教直至退休。**譯著《羅摩功行之湖》和編著《印地語漢語成語詞典》是他最重要的成果，**其編著《基礎印地語教程（1～2）》影響了兩三代印地語學習者。**他先後獲得國際印地語最高成就獎“喬治•格里森獎”和印度國家文學院榮譽院士席位，為中國的印地語教育贏得了國際聲譽。**薛克翹是1964年入學的印地語學生，雖然畢業後供職於中國社會科學院，但他課程講座與論文指導並舉，和北京大學的印地語教育一直沒有分開過。**印度文學文化是他的研究重心，14卷本《薛克翹文集》是他的成果體現，其中《中印文化交流史》《中印文學比較研究》《印度密教》等是他重要的代表著述。

金鼎漢及其譯著《羅摩功行之湖》。圖源：“南亞觀察”微信公眾號

實際上，第二代教育者是一個羣體，馬孟剛、徐曉陽、劉國楠等也都是北京大學印地語教師，與劉安武、金鼎漢等是同學，他們有的重教學，有的重研究，對中國的印地語教育也做出了重要貢獻。

（三）

第三代教育者

**中國印地語的第三代教育者出生於20世紀五十年代。****唐仁虎是1970年入學的工農兵大學生，畢業後留北京大學印地語專業工作。****他一直堅持教學，20世紀90年前半期更是勤苦支撐，在劉安武等第二代印地語教育者的支持下度過了北京大學印地語教育的最艱難時期。**他參加了《基礎印地語教程》第一冊的編寫工作，是專著《泰戈爾文學作品研究》的第一作者，譯有《戈拉》《眼中沙》《辭職》等，發表論文數篇。**鄧兵是這代人中少有的突出者，現供職於雲南大學。**他一直工作在教學與研究的第一線，有不少著述發表，如編著《印度研究》《南亞國家歷史與政治制度研究》《印地語文學作品選讀》以及譯著《印度現當代短篇小説選》《印度文學史》《中國短篇小説選》（漢譯印）等。鄧兵是《標準印地語（1～6）》的副主編之一、第六分冊的主編，還主編了《印地語閲讀教程》（二冊），並參與了《新編印地語漢語大詞典》的編寫工作。

（四）

第四代教育者

**中國印地語的第四代教育者出生於20世紀六七十年代，姜景奎、郭童、冉斌、姜永紅等是主要代表，他們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印地語學生，是中國改革開放之後的新生代大學生，均有博士學位。**他們翻譯、研究、編寫並行，沿着前幾代教育者的足跡，在文學、翻譯、文化、詞典、教材等諸多方面已做出並正在做出貢獻。

姜景奎是這代人中的年紀較長者，供職於北京大學，對印地語教育在中國的傳播起到了關鍵性作用，目前中國國內的印地語教師大多是他的學生。他著述頗多，已出版《印度文學論》《印地語戲劇文學》等專著六部、《蘇爾詩海》（三卷本）《印度與中國》等譯著三部、《漢語印地語大詞典》辭書一部、《中國學者論泰戈爾》《多維視野中的印度文學文化》等編著20餘部，另有學術論文70餘篇。姜景奎是《標準印地語（1～6）》的主編，他主持的“中印經典和當代作品互譯出版項目”是國家“十三五”重點出版項目。他是中國第一位印地語文學博士學位獲得者，1999年獲得北京大學優秀博士學位論文獎，2007年獲得印地語言文學貢獻獎“國際印地語獎”，2015年獲得印度國家文學院阿南德•古馬爾斯瓦米院士席位，2018年獲得國際印地語最高成就獎“喬治•格里森獎”和印地語海外學者獎“卡米耶·布爾克獎”，為中國印地語教育獲得國際聲譽做出了貢獻。

姜景奎及其專著《印度文學論》。圖源：“南亞觀察”微信公眾號

**郭童和姜永紅是北京大學的印地語教師，冉斌是上海外國語大學的印地語教師，他們均是國內印地語領域少有的博士學位獲得者，都參加了上述提及的“中印經典和當代作品互譯出版項目”和《標準印地語（1～6）》的編寫工作。**郭童翻譯出版了《謝克爾傳》，是《標準印地語（1～6）》的副主編之一、第一分冊的主編。姜永紅翻譯出版了《鹿眼女》，是《標準印地語（1～6）》副主編之一、第三分冊的主編。冉斌翻譯出版了《普拉薩德戲劇選》，是《標準印地語（1～6）》的副主編之一、第五分冊的主編。

上述四位或已過“知天命”之年，或已近“知天命”之年，屬於目前中國地方高校印地語教育的“老一輩”學者，正在持續為中國印地語教育辛勤工作着。

（五）

第五代教育者

中國印地語的第五代教育者主要出生於20世紀80年代，出生於20世紀90年代的也有一些。由於21世紀之後印地語教育的空前發展，不像前四代教育者以十以內數計，**第五代教育者人數眾多，目前已有四五十位之多。王靖、賈巖、張忞煜、李亞蘭、巢巍、任婧、陳澤華等是這一代教育者的代表，他們均是博士學位獲得者，供職於不同高校。**他們中的絕大多數參加了上述提及的“中印經典和當代作品互譯出版項目”和《標準印地語（1～6）》的編寫工作，並有相關學術論文發表。

王靖和賈巖是北京大學的印地語教師，均是助理教授，講授“基礎印地語”“中級印地語”等課程，前者是《標準印地語（1～6）》第四分冊副主編，後者是第二分冊副主編。****王靖是《蘇爾詩海》（三卷本）的譯者之一、《班迪》的獨立譯者。賈巖是《蘇爾詩海》（三卷本）和《印度與中國》的譯者之一，以及《拉默古馬爾·沃爾馬戲劇選》的獨立譯者。張忞煜也供職於北京大學，是助理教授，從事印地語文學、印度宗教及南亞區域問題的研究工作，參與翻譯了《蘇爾詩海》（三卷本）和《印度與中國》，獨立翻譯了《格比爾雙行詩集》和《剩飯》等。

李亞蘭是北京外國語大學的印地語教師，她譯有《燈焰》《劍橋現代印度史》（合譯）等，是《標準印地語（1～6）》第二分冊副主編。巢巍是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的印地語教師，著有《瑜伽文化小史》、譯有《普拉薩德短篇小説》。任婧是廣東外語外貿大學的印地語教師，譯著《鳥》和《烏鴉與黑水》是她近年的主要貢獻。陳澤華是西安外國語大學的印地語教師，主編有《現代印地語（1～2）》等。

第五代印地語教育者正值青春，已經成長起來，是中國印地語學科現在和未來的支柱型團隊。他們正和前輩一起努力，謀求中國印地語教育的新發展。

**三、**影響中國印地語教育的因素

從當初的抗日戰爭到當下的新時代發展，中國印地語教育已然走過了近80個春秋，究其發展跌宕，自有諸多因素值得考察。

**一般而言，中國因素是首要的。**自身發展得好，外語教育自然受到重視。1978～2000年，中國處於改革開放的起步和發展階段，印地語教育只維持在北京大學一所地方高校，雖然教學者有熱情有幹勁，但社會不重視，學生不感興趣，這是第四代教育者數量少的主要原因。進入21世紀之後，中國硬實力大大提升，加之“一帶一路”倡議的穩步實施，國別和區域研究作用的凸顯，印度研究成為必然和必須，印地語教育也就逐漸為人所認識，為社會所接受，為國家所重視，其順利發展也就成為一種當然。

**印度因素也很重要。**如果印度實力雄厚，也能支撐起國外的印地語教育。這方面日本和韓國是很好的例證。長期以來，日本和韓國一直支持中國的日語教育和韓國語教育，以致當下中國的日本研究團隊和韓國研究團隊比印度研究團隊大得多，水平也高得多。亦或，印度發展水平高，有中國可學，對中國改革開放有利，是中國經濟發展的某種必需之一，如德國和法國，中國也會重視起來，印地語教育不致出現存亡之憂的狀況。遺憾的是，在中國發展相對滯後的年代，印度也沒有什麼起色，雙方追求發展追求富強的目光和步伐一致向西，沒有交叉沒有重疊，互無吸引力。這也是中國第四代印地語教育者偏少的主要原因之一。

**中印關係是中國印地語教育的又一影響因素。**兩國關係好，雙方會重視相關研究，重視對方的語言教育。**比如20世紀50年代，中印關係一度處於蜜月階段，兩國官方同時關注，使中國印地語教育處於某種“亢奮”狀態，培養出了一大批語言專才。**如果沒有這批人才，“文革”之後21世紀之前的印地語教育不可想象，20世紀下半葉的印度研究也不可想象。而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中印關係幾近冰封，加之中國高考制度遭到破壞，直接導致了第三代教育者的嚴重缺失。進入21世紀之後，中印對對方有了更加多元的認識，並相對積極地發展國家層面關係，帶動雙方各領域相互往來，從而促進了中國的印地語教育和印度的漢語教育，中國的印地語教育由此步入新時期，擴大了整體規模，加快了發展步伐。

**還應該提一下師資、教材和工具書問題，這也是影響中國印地語教育的重要因素。**囿於上述諸多原因，中國的印地語教育長期侷限在北京大學一所地方高校，主要教育者來源於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畢業生；在1966～1999年的30餘年中，印地語教育幾乎沒有任何吸引力，**社會冷落，國人不屑。在這幾十年中，師資不僅沒有補充，反而有所流失。**由此引發了20世紀90年代的教師荒和青黃不接的狀況，這對印地語教育產生了頗為消極的影響。

**眾所周知，語言教學離不開教材，但考察印地語教材建設情況發現，除了1992年出版的《基礎印地語教程（1～4）》和1993年出版的《印地語語法》，⑫在2000年之前，中國的印地語教育幾乎一直處於沒有正式教材的情境之下。**筆者於1985年入學，用的是厚厚的油印教材，一不小心，手上就會粘上黑油；之前的1979級和之後的1988級用的也是同樣的非正式出版物。工具書的情況也差不多，1972年再版的《印地語漢語詞典》已經不見於書店，學生們手中的全是各類厚厚的油印詞彙集，**對於個別既拿着油印課本又帶着油印詞彙集進入教室的同學而言，上課幾近體力勞動。****這對印地語教育也產生了消極影響。**慶幸的是，進入21世紀之後，印地語教材和工具書已大有改觀：2000年，《印地語漢語大詞典》出版；2003年《大學印地語（1～3）》出版；2004年《高級印地語教程（1～2）》出版；2016年，《漢語印地語大詞典出版》出版；2018年，《現代印地語（1～2）》出版；等等。工具書均為上乘之作，教材雖然較為分散，但解決了新世紀開設印地語院校增多、學生規模擴大的問題。2020年，上述提及的《標準印地語（1～6）》由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出版。該套教材集當下全國印地語教育之力，是第一套全國普適性印地語精讀教材，供本科1～3年級學生使用；其出版標誌着中國印地語教育的質的提升。

姜景奎等譯《蘇爾詩海》《印度與中國》。圖源：“南亞觀察”微信公眾號

公元一世紀前後，中國內地與印度的往來開始增多，中印文化交流逐漸步入軌道。**當時梵語是中印文化交流的主體語言，某種非正式的梵語教育代表着中國的印度語教育。**20世紀50年代以來，印度官方語言印地語已然成為印度的主導語言，進入21世紀之後，其影響力得到進一步加大，印地語教育成為實際上的印度語教育。因此，在中國已經進入新時代的當下，作為鄰國，中國理應更加重視印地語教育，並以印地語為工具，對印度開展更廣泛更深入的研究。

**令人滿意的是，21世紀以來，中印兩國都處在發展的快車道上，兩國關係總體平穩向好。**這直接導致了中國印地語教育欣欣向榮、第五代教育者輩出的大好局面。**更加令人滿意的是，中國現在非常重視本科教育，北京大學和廣東外語外貿大學的印地語專業於2019年底獲評首批國家級一流本科專業建設點。**如此，中國的印地語教育及與之相關的印度研究必將更上一層樓。

註釋：

① 中國教育部專業目錄中的“印度語言文學”中的“印度語言”指所有南亞地區的語言，地理範圍大於印度次大陸，相關語言如梵語、巴利語、印地語、烏爾都語、孟加拉語、僧伽羅語、尼泊爾語、迪維希語、普什圖語等。

②相關數據均源於印度2011年人口普查數據，參見http://www.censusindia.gov.in/2011Census，下同。

③ 其中印度語科招生35人。另，1945年東方語專增加了馬來語科和朝鮮語科，1946年又增加了阿拉伯語科，1949年併入北京大學時擁有七個語科。但筆者在相關資料中沒有發現阿拉伯語科招生的記錄，因此未能涉及。

④根據相關資料，第一屆畢業生中有印度語科9人，第二屆畢業生中有印度語科3人。

⑤ 中國空軍美國志願援華航空隊（American Volunteer Group），後改為第14航空隊，又稱飛虎隊（Flying Tiger），由美國飛行教官克萊爾·李·陳納德創建。飛虎隊的主要工作區域以雲南為主。

⑥ 筆者暫時沒有查找到相關詳細資料，因此無法給出全名及外文名稱。

⑦ 彭正篤（1921.10.31-2019.4.17）屬於兩年制學生，1944年10月入學，1946年6月畢業；殷洪元（1925.10.15- ）屬於三年制學生，1945年10月入學，1948年6月畢業。

⑧ 中印兩國於1950年4月1日正式建立外交關係。

⑨ 一位博士、一位碩士和一位學士。

⑩ 中國傳媒大學即原北京廣播學院於1965年首開印地語專業，招過一兩屆學生，主要為中國國際廣播電台培養印地語人才，師資也主要出自中國國際廣播電台。後來停招，至2008年恢復招生。

⑪ 已由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出版六卷。

⑫ 1983年出版的《印地語課本》不是課堂教學用書。

**作者簡介：**姜景奎，清華大學外國語言文學系、國際與地區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