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治通鑑》啓示錄:唐德宗的無奈與王安石變成雞、豬_風聞
百年津渡-百年津渡官方账号- 困难时这是树洞,有了炬火和太阳,就风乎舞雩吧!45分钟前
《資治通鑑》第二百三十三卷,記載了一個貞元三年(公元787年),唐德宗李適外出打獵,遇見農民趙光奇的故事:
自興元以來,是歲最為豐稔,米鬥直錢百五十、粟八十,詔所在和糴。庚辰,上畋於新店,入民趙光奇家,問:“百姓樂乎?”對曰:“不樂。”上曰:“今歲頗稔,何為不樂?”對曰:“詔令不信……愁苦如此,何樂之有!每有詔書優恤,徒空文耳!恐聖主深居九重,皆未知之也!”上命復其家。

這段話翻譯過來就是:這是自興元年間以來年景最豐熟的一年,米一斗值一百五十錢,粟一斗值八十錢,唐德宗頒詔命令在豐收的地區由官府和糴。十二月庚辰(初一),德宗在新店打獵,來到農民趙光奇的家中。德宗問:“老百姓高興嗎?”趙光奇回答説:“不高興。”德宗説:“今年莊稼頗獲豐收,為什麼不高興?”
趙光奇回答説:“詔令沒有信用。以前説是兩税以外全沒有其他徭役,現在不屬於兩税的搜刮大約比兩税還多。以後又説是和糴,但實際是強行奪取糧食,還不曾見過一個錢。開始時説官府買進的穀子和麥子只須在道旁交納,現在卻讓送往京西行營,動不動就是幾百裏地,車壞馬死,人破產,難以支撐下去了。百姓這般憂愁困苦,有什麼可高興的!每次頒發詔書都説優待並體恤百姓,只是一紙空文而已!恐怕聖明的主上深居在九重皇宮裏面,對這些是全然不曾知曉的吧!”德宗命令免除他家的賦税和徭役。
唐德宗在遇到千年少有的大膽農民趙光奇後,因惻隱之心免除了他家的賦税和徭役,但並沒有停止搜刮民財的步伐,這種荒唐的行為背後,其實是因為中唐時期朝廷嚴重的財政困境。
唐德宗自大曆十四年(公元779年)五月繼位以來,鑑於唐初的“租庸調”制難以為繼,朝廷財政面臨着極大的危機,任用宰相楊炎於建中元年(公元780年)正月開始推行“兩税法”。他還信用賢臣、疏斥宦官,着手削弱藩鎮,當政初期頗有一番中興氣象。
建中二年(公元781年),成德節度使李寶臣去世後,李惟嶽假託軍中推舉,上疏請求唐德宗允許其承襲父位,志在削藩的唐德宗不答應。李惟嶽於是聯合魏博節度使田悦、淄青節度使李正己、山南東道節度使梁崇義起兵反叛,淮西節度使李希烈在奉命擊敗梁崇義後,梁崇義自殺。公元782年,擁兵自重的李希烈也反了,並自號建興王、天下都元帥。
唐朝在安史之亂後本就國力空虛,唐德宗面對四起的節度使反叛,不得不求助於還沒有反叛的節度使們。可是這位好大喜功、志大才疏的帝王,迎來的是再一次叛亂。建中四年(公元783年)十月,趕赴前線平叛的涇原軍,因在滻水駐紮時遭遇了“糲食菜啖”,馬上調轉槍頭浩浩蕩蕩殺向長安。
禁軍逃散的唐德宗只好棄城西逃,然後逃到奉天(今陝西乾縣)時被叛軍圍困,遭遇了歷史上有名的“奉天之難”。興元元年(784年)正月,唐德宗李適下罪己詔以安撫人心,並採納宰相李泌的建議,任用大將李晟、渾瑊等人平亂,才終於在七月回到長安。
對於其後的貞元三年(公元787年)打獵事件,司馬光評論“甚矣唐德宗之難寤也”,並認為唐德宗應該“洗心易慮,一新其政”。而唐德宗考慮的一直是強軍,鑑於唐肅宗、唐代宗時期,全國發生的農民起義中江淮地區佔了約44%,唐德宗為了穩定“職税所辦者,惟在江東”的江浙,在浙江西道建立了鎮海軍,同時他還要厚養長安的神策軍以穩定朝堂,這個背景下就只能再苦一苦老百姓了,所以只能免除趙光奇一家的賦役。

無獨有偶,北宋宋神宗時期王安石主持“熙寧變法”,除了朝堂上一片反對之聲以外,民間對其痛恨也可謂怨聲載道。宋話本《京本通俗小説•拗相公》篇,記載了這麼一個故事:
王安石微服赴江寧,遇一老嫗餵雞豕,喚“囉,囉,王安石來!”雞豕俱來就食。問其故,老嫗曰:“自王安石為相公,立新法擾民。妾孀居二十年,也要出免役、助役等錢,錢既出而差役如故。妾本以桑麻為業……今桑麻失利,只得蓄豬養雞,等候吏胥裏保來徵役錢,或準與他,或烹來款待他,自家不曾嘗一塊肉。故此民間怨恨新法,入於骨髓。”
老嫗家本來從事桑麻種植就夠苦了,只好辛辛苦苦豢養雞豬來應付徵役錢的吏胥裏保,辛辛苦苦之中所有收成都因為變法被搜刮一空,老百姓焉得不對變法者恨入骨髓。如果這位老嫗知道面前的問話者就是王安石,那就不是用“王安石”作為代號來喚雞餵豬了,她應該把王安石抓撓成滿臉血的豬頭。
中國古代封建王朝的改革,大多是在生產力水平低下背景下的地方和朝廷利益調整,朝堂根據自己的願望“許願式”制定偉光正的政策,貴族豪強按照經濟規律執行政策竭澤而漁讓老百姓斷子絕孫,這種改革的結果大多是引發各地的農民起義,從而導致朝代更迭和週期律換皮上演。
到底怎樣的改革才會引領社會的發展?答案其實在馬克思的演講和著作中。

1856年4月14日,英國倫敦,由厄•瓊斯創辦的英國憲章派的週報——《人民報》舉辦創刊四週年宴會,邀請卡爾•馬克思作為流亡外國的革命人士代表,參加這次集會並發表演説。馬克思在演説中曾經説過幾句特別有深意的話:
其一,蒸汽、電力和自動走錠紡紗機甚至是比巴爾貝斯、拉斯拜爾和布朗基諸位公民更危險萬分的GM家。
其二,財富的新源泉,由於某種奇怪的、不可思議的魔力而變成貧困的源泉。
其三,我們的一切發明和進步,似乎結果是使物質力量成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則化為愚鈍的物質力量。
也就是説,科技的發展和推廣推動生產力發展,但在畸形的生產關係特別是分配體制下,科技GM卻被異化為“貧困的源泉”,廣大的底層人民需要從“愚鈍的物質力量”地位中掙脱出來,具有前瞻性和民主意識的先驅們推動社會改革,以求解決物質生產相對過剩和人民相對貧困的問題,這種背景下誕生的分利式的改革,往往走得遠、行得成功,甚至有可能造就文明的燈塔。
潤之先生詩有言:“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間正道是滄桑。”馬克思這次演説6個月後,英、法聯軍發動了對中國的第二次鴉片戰爭(1856年10月—1860年10月),當時清朝在位的是咸豐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