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治通鑑》啓示錄：唐德宗的無奈與王安石變成雞、豬_風聞

《資治通鑑》第二百三十三卷，記載了一個貞元三年（公元787年），唐德宗李適外出打獵，遇見農民趙光奇的故事：

自興元以來，是歲最為豐稔，米鬥直錢百五十、粟八十，詔所在和糴。庚辰，上畋於新店，入民趙光奇家，問：“百姓樂乎？”對曰：“不樂。”上曰：“今歲頗稔，何為不樂？”對曰：“詔令不信……愁苦如此，何樂之有！每有詔書優恤，徒空文耳！恐聖主深居九重，皆未知之也！”上命復其家。

這段話翻譯過來就是：這是自興元年間以來年景最豐熟的一年，米一斗值一百五十錢，粟一斗值八十錢，唐德宗頒詔命令在豐收的地區由官府和糴。十二月庚辰（初一），德宗在新店打獵，來到農民趙光奇的家中。德宗問：“老百姓高興嗎？”趙光奇回答説：“不高興。”德宗説：“今年莊稼頗獲豐收，為什麼不高興？”

趙光奇回答説：“詔令沒有信用。以前説是兩税以外全沒有其他徭役，現在不屬於兩税的搜刮大約比兩税還多。以後又説是和糴，但實際是強行奪取糧食，還不曾見過一個錢。開始時説官府買進的穀子和麥子只須在道旁交納，現在卻讓送往京西行營，動不動就是幾百裏地，車壞馬死，人破產，難以支撐下去了。百姓這般憂愁困苦，有什麼可高興的！每次頒發詔書都説優待並體恤百姓，只是一紙空文而已！恐怕聖明的主上深居在九重皇宮裏面，對這些是全然不曾知曉的吧！”德宗命令免除他家的賦税和徭役。

唐德宗在遇到千年少有的大膽農民趙光奇後，因惻隱之心免除了他家的賦税和徭役，但並沒有停止搜刮民財的步伐，這種荒唐的行為背後，其實是因為中唐時期朝廷嚴重的財政困境。

唐德宗自大曆十四年（公元779年）五月繼位以來，鑑於唐初的“租庸調”制難以為繼，朝廷財政面臨着極大的危機，任用宰相楊炎於建中元年（公元780年）正月開始推行“兩税法”。他還信用賢臣、疏斥宦官，着手削弱藩鎮，當政初期頗有一番中興氣象。

建中二年（公元781年），成德節度使李寶臣去世後，李惟嶽假託軍中推舉，上疏請求唐德宗允許其承襲父位，志在削藩的唐德宗不答應。李惟嶽於是聯合魏博節度使田悦、淄青節度使李正己、山南東道節度使梁崇義起兵反叛，淮西節度使李希烈在奉命擊敗梁崇義後，梁崇義自殺。公元782年，擁兵自重的李希烈也反了，並自號建興王、天下都元帥。

唐朝在安史之亂後本就國力空虛，唐德宗面對四起的節度使反叛，不得不求助於還沒有反叛的節度使們。可是這位好大喜功、志大才疏的帝王，迎來的是再一次叛亂。建中四年（公元783年）十月，趕赴前線平叛的涇原軍，因在滻水駐紮時遭遇了“糲食菜啖”，馬上調轉槍頭浩浩蕩蕩殺向長安。

禁軍逃散的唐德宗只好棄城西逃，然後逃到奉天（今陝西乾縣）時被叛軍圍困，遭遇了歷史上有名的“奉天之難”。興元元年（784年）正月，唐德宗李適下罪己詔以安撫人心，並採納宰相李泌的建議，任用大將李晟、渾瑊等人平亂，才終於在七月回到長安。

對於其後的貞元三年（公元787年）打獵事件，司馬光評論“甚矣唐德宗之難寤也”，並認為唐德宗應該“洗心易慮，一新其政”。而唐德宗考慮的一直是強軍，鑑於唐肅宗、唐代宗時期，全國發生的農民起義中江淮地區佔了約44%，唐德宗為了穩定“職税所辦者，惟在江東”的江浙，在浙江西道建立了鎮海軍，同時他還要厚養長安的神策軍以穩定朝堂，這個背景下就只能再苦一苦老百姓了，所以只能免除趙光奇一家的賦役。

無獨有偶，北宋宋神宗時期王安石主持“熙寧變法”，除了朝堂上一片反對之聲以外，民間對其痛恨也可謂怨聲載道。宋話本《京本通俗小説•拗相公》篇，記載了這麼一個故事：

王安石微服赴江寧，遇一老嫗餵雞豕，喚“囉，囉，王安石來！”雞豕俱來就食。問其故，老嫗曰：“自王安石為相公，立新法擾民。妾孀居二十年，也要出免役、助役等錢，錢既出而差役如故。妾本以桑麻為業……今桑麻失利，只得蓄豬養雞，等候吏胥裏保來徵役錢，或準與他，或烹來款待他，自家不曾嘗一塊肉。故此民間怨恨新法，入於骨髓。”

老嫗家本來從事桑麻種植就夠苦了，只好辛辛苦苦豢養雞豬來應付徵役錢的吏胥裏保，辛辛苦苦之中所有收成都因為變法被搜刮一空，老百姓焉得不對變法者恨入骨髓。如果這位老嫗知道面前的問話者就是王安石，那就不是用“王安石”作為代號來喚雞餵豬了，她應該把王安石抓撓成滿臉血的豬頭。

中國古代封建王朝的改革，大多是在生產力水平低下背景下的地方和朝廷利益調整，朝堂根據自己的願望“許願式”制定偉光正的政策，貴族豪強按照經濟規律執行政策竭澤而漁讓老百姓斷子絕孫，這種改革的結果大多是引發各地的農民起義，從而導致朝代更迭和週期律換皮上演。

到底怎樣的改革才會引領社會的發展？答案其實在馬克思的演講和著作中。

1856年4月14日，英國倫敦，由厄•瓊斯創辦的英國憲章派的週報——《人民報》舉辦創刊四週年宴會，邀請卡爾•馬克思作為流亡外國的革命人士代表，參加這次集會並發表演説。馬克思在演説中曾經説過幾句特別有深意的話：

其一，蒸汽、電力和自動走錠紡紗機甚至是比巴爾貝斯、拉斯拜爾和布朗基諸位公民更危險萬分的GM家。

其二，財富的新源泉，由於某種奇怪的、不可思議的魔力而變成貧困的源泉。

其三，我們的一切發明和進步，似乎結果是使物質力量成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則化為愚鈍的物質力量。

也就是説，科技的發展和推廣推動生產力發展，但在畸形的生產關係特別是分配體制下，科技GM卻被異化為“貧困的源泉”，廣大的底層人民需要從“愚鈍的物質力量”地位中掙脱出來，具有前瞻性和民主意識的先驅們推動社會改革，以求解決物質生產相對過剩和人民相對貧困的問題，這種背景下誕生的分利式的改革，往往走得遠、行得成功，甚至有可能造就文明的燈塔。

潤之先生詩有言：“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間正道是滄桑。”馬克思這次演説6個月後，英、法聯軍發動了對中國的第二次鴉片戰爭(1856年10月—1860年10月)，當時清朝在位的是咸豐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