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 在我看來, 就是1945年的中國”｜文化縱橫_風聞

生態文明與糧食問題

——在“生態文明與新質生產力”

學術論壇的演講

✪  許準

中山大學嶺南學院

中國的生態文明建設在過去的二三十年取得了輝煌矚目的成就，但面向未來，這一工作任重而道遠，如何將生態文明建設做得更好是我們當下及未來必須要解決的問題。作為一名經濟學研究者和教育者，我想更多的從經濟學角度對這個問題進行思考並提出自己的看法。

**▍**工業文明與兩次綠色革命

我讀大學的時候用的多是美國學者編寫的教材，這些教材向我們展現了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所謂偉大之處。入門的教材裏面充斥着“想象一下你在美國的紐約，早上起來之後就能喝到非洲產的咖啡，拉美產的水果”這種對繁榮景象的想象和描述。但是，用生態的眼光去看，這種市場經濟的無序繁榮本身就藴含着毀滅的種子。高度發達的市場經濟包含着高密度的遠距離貿易，藴含着當地的勞動力和土地的肥力，非洲的咖啡和拉美的水果運到紐約、歐洲後成為消費品，而後營養轉變成當地的垃圾。對於發達市場經濟的城市來説，這些是最後淪為垃圾的產品。但是，在傳統農業社會里這些人糞尿之類的物質並不是垃圾，反而是非常寶貴的東西。在一個沒有遠距離貿易、沒有頻繁的物資跨區域流動的情況下，這些營養成分會流動到原來的地方，並不斷循環。從這個意義上來説，我們可以認為循環的經濟和生態，就是一個閉環的系統。但是在當代，尤其是過去兩百年全球化、市場化高度發達的條件下，出現了一個巨大的矛盾，那就是土地的肥力以產品的形式被運輸到其他地區，其產出的營養永遠沒有辦法回到原產地，進而導致產出地的肥力越來越少，長此以往走向不可持久與毀滅，這被稱為新陳代謝的斷裂。

幾百年來，這種模式反映出來的，其實就是所謂的工業文明問題。習近平總書記在談及生態文明時曾指出，人類文明經歷了多種歷史形態，從原始文明，農業文明、工業文明，還有未來的生態文明。生態文明和工業文明的區別究竟是什麼？究其本質，從生產關係上來説，工業文明的主要特點和決定性特點並不在於工業，而是人與自然、人與環境的高度不平衡、不和諧的關係。人類自從有階級社會以來，城鄉矛盾始終存在，過去兩三百年，這種不和諧到達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難以為繼。因此，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在這種深刻矛盾的情況下，必需要搞生態文明。**生態文明的特點是要修復人與自然、人與環境之間的矛盾關係，有沒有工業並不是關鍵，關鍵在於多大程度上解決了人與自然、人與環境之間在過去幾百年形成的高度緊張的關係。**肥力從一個地方集中到城市變成垃圾的現象就是當代城鄉矛盾的物質基礎。

過去兩百年，針對這個問題，世界上出現過兩種解決方法，但二者來自同一種基於工業文明的思路，其解決方法與西醫一樣，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寄希望於通過化學的方式對缺失的肥力進行補充，從李比希到布勞格，都主張培育人工的肥料補充土壤肥力。在19世紀，由於有機化學工業尚未出現，所謂的肥料就是鳥糞。美洲散佈着很多小島，鳥類在此棲息並留下很多鳥糞，為了挖掘鳥糞，很多華工被當作苦力運往該地區，當時歐洲美洲農業革命的基礎就是這些廉價的華工。進入20世紀後，通過對氮磷鉀等各種元素進行不同配比，複合肥被廣泛應用於農業生產中。但這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反而使得農業愈發依賴化石燃料和複合肥。

**▍**帝國主義與紅色革命

**各種對土壤進行補肥的方式往往是所謂“綠色革命”的核心部分，但這不是“綠色生態”的綠色，而主要是為了與“紅色革命”進行區分。**在解放前，洛克菲勒基金曾在墨西哥搞科學實驗、在中國做鄉建社會實驗。帝國主義者試圖探索治理東方欠發達社會的新路徑，但最終以失敗而告終。中國的革命將洛克菲勒及其實驗從中國趕了出去，福特基金會和其他這些組織都把眼光投向了印度，其承接了過去的技術社會實驗，並創造出新的理念，即所謂的“綠色革命”。“綠色革命”的代表人物是布勞格，他因此而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但並不是科學獎，其含義不言而喻。

冷戰早期的福特基金會主席霍夫曼(Paul Hoffman) ，他同時也是馬歇爾計劃的執行者。他曾説道，“如果在1945年，我們就在中國做了這個項目（綠色革命），一年成本可以不超過兩億美元。印度，在我看來，就是1945年的中國”。

▍綠色革命的想象與現實****

“綠色革命”不是簡單的技術，而是帶有明確的冷戰政治內涵的政治項目。

從印度的人均穀物產量來看，1965年後，印度小麥的畝產量上升迅速，而其他重要的作物如大米和高粱的畝產量則上升緩慢。印度糧食人均產量增長速度在這之後沒有出現太大的變化。所謂綠色革命無外乎就是種子、化肥、水利工程等等，這些單純的技術手段並沒有真正改善和提高印度人養活自己的能力。

從世界範圍來看，上世紀60年代到80年代早期的世界人均穀物產量曾經出現過一股上升的潮流，但是在此之後便陷入了長期停滯的狀態。2010年代的世界人均穀物產量甚至一度沒有超過80年代早期的人均水平。因此，哪怕是從世界整體的生產力而言，綠色革命的潛力也已經耗盡了。

來自朝鮮的示例給我們提供了一個重要教訓。朝鮮雖是中國的鄰國，但很多中國人對朝鮮知之甚少，甚至有各種各樣的看法。拋開其他問題，朝鮮實際上展現了一種非常極端的案例，那就是**朝鮮對於綠色革命投入巨大。早在金日成時期，朝鮮就提出農業要實現電氣化，其農業發展一度取得非常好的成效，遠超韓國，但這同樣完全依賴於化肥的使用和投入。**1961年至1991年，其化肥和穀物產出整體上呈現上升趨勢。90年代初期受地緣政治變動的影響，朝鮮的化肥投入下跌90%，直接導致糧食產量大幅下降，進而引發了被朝鮮稱之為“苦難行軍”的糧食困難時期。當時，朝鮮的重工業在東北亞地區已屬首屈一指，但因為完全依賴於工業文明的農業，最後付出了很大的代價，以至於到現在也沒有從困境中完全走出。

相較於前者，韓國、日本的表現如何？從2020年東亞幾國的糧食產量情況來看，朝鮮的化肥強度約為每公頃14千克，產出穀物3496千克，這一表現相當不錯。因為日本、韓國的化肥強度超過朝鮮十幾倍不止，但產出的穀物單產也僅僅為朝鮮的2倍。實際上日韓兩國完全是靠着大量的化學投入加上大量的糧食進口，才能維持現有的局面。兩相對比，朝鮮在條件艱難的背景下能達到現在的程度非常了不起，這其實就是朝鮮努力地走出工業文明下的化學農業、工業化農業的一個縮影。

**▍**在農村建設生態文明的期望與挑戰

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我國積累了大量的科學種田的實踐活動和廣泛的農技推廣網絡，在中國特色的綠色革命當中發揮了基礎性的作用。到了最近這些年，全國很多地方有黨組織領辦合作社的模式，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文化縱橫》2024年6月刊文章《中國農業為什麼必須生態轉型》（丁玲，許準）裏面列舉了一些我國當代生態農業的典型例證。歷史和現實都告訴我們，生態實踐如果沒有黨的領導或者沒有集體力量參與，其難度非常之大。此外，中國歷史上和當代都有眾多的羣眾生態農業實踐，我們當代的生態文明探索應該對這些實踐進行總結並予以發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