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過去了，我們為什麼必須再提和平共處五項原則_風聞

我們中國外交常講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這一外交原則從提出到發表至今已有70年，伴隨着共和國闖過了無數複雜的國際鬥爭，可謂是頗具指導精神和實踐價值，經受住了嚴峻的考驗。

1953年底，周恩來總理在會見印度政府代表團時，第一次提出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1954年4月29日，中印雙方簽署《中印關於中國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間的通商和交通協定》，在文件的序言中明確寫入了五項原則，並使其成為指導兩國外交關係的原則。同年6月28日、29日，中印、中緬雙方總理在聯合聲明中，正式倡議將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作為國際關係的準則。

回看50年代的國際局勢，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對新生的社會主義政權，具有極高的外交指導意義。一方面這可以向外界表明中國是愛好和平的國家，希望能與全世界熱愛和平的國家建立平等的外交關係。社會主義理念自誕生以來，就不斷遭到帝國主義國家妖魔化。為了突破這種意識形態上的封鎖，我們要告訴廣大“第三世界國家”，我們在道德水準上遠高於帝國主義者。

另一方面是，50年代是舊帝國的秩序瓦解，新秩序逐步建立的時代。全世界各族人民為實現民族自決，發起了轟轟烈烈的解殖運動。我們希望新的世界秩序是能夠以和平、平等為基調的，而不是新的帝國崛起，再次帶來剝削和壓迫。所以我們也希望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能成為周邊新興的國家的外交準則。

然而時過境遷，與我們共同發表聯合聲明的印度，早已放棄了和平共處五項外交原則。如今執政的莫迪印人黨政府，更是不屑於繼承這種尼赫魯時代的外交遺產。印度內部有不少學者甚至稱莫迪治下的印度是“第二共和”，與尼赫魯“王朝”做全面切割。就算不提現在，實際上從尼赫魯執政末期開始，印度就不斷以武力肢解周邊國家、侵佔領土、破壞他國主權完整。完全變成了不顧國內薄弱的經濟基礎，硬要搞對外干涉的“窮鬼”帝國主義。

真正踐行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大國，只剩下我們中國了。那麼可能就有朋友要問了？別人都不認這一套了，為什麼我們自己還要堅持這些原則呢？這不是在給自己徒增負擔，束手束腳嗎？再進一步講，你遵守原則而別人不遵守，不等於是別人可以佔你便宜，你得一直忍氣吞聲、吃虧麼？

首先，和平共處並不代表在主權受損時我們不反抗。我們從來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過去跨越國境線的對印、對越南自衞反擊戰，以及如今對海洋和陸地邊境主權的保衞，我們講究的都是使用有限度的武力，落實明確且有限的戰略目標。

而在使用武力的選項上，正是因為我們尊重他國主權希望和平互惠，所以不打侵略戰爭，能合作發展就合作發展，能擱置爭議就擱置爭議。我們不像美國或蘇聯那樣大搞“意識形態十字軍”，和以意識形態先行的地緣戰略擴張。

現代戰爭成本過高，維持佔領的成本過大，過度擴張極易引起有核國家間的衝突。近20多年來，北約在東歐實施的陣營擴張，最終也因為過度壓縮俄羅斯的戰略安全空間，點燃瞭如今曠日持久的俄烏戰爭。而美國也因為中東和歐洲的負面地緣政治局勢而飽受拖累。

最終我們不難發現，對於中國這樣一個已經將命運牢牢把握在自己手中的大國來説，能夠維持和平發展是多麼的重要。而正是因為我們70年以來踐行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使得我們在國際上能夠做大多數人的朋友。即便有少部分的國家把我們當敵人，我們也不會像帝國主義國家那樣，成為大多國家的敵人。這便賦予了我們極大的外交政策靈活性，以及與全球南方國家良好的經濟合作關係。

説到底，遵循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本質原因，是我們不想當帝國，也不會當帝國。帝國不但不把其他國家的人當人，也不把自家的一般民眾當人。遙想一戰，歐洲列強分贓不均導致一代年輕人幾乎在大戰中死光，戰至全歐大兵變才不得不停火。而美國近些年來的對外干涉戰爭，不提給受害者帶來了多少苦難，就是對內分肥也沒給一般民眾剩下幾口，主要還是分給了國會老爺們和華爾街。

對於我們中國來説，不對外濫用武力，尋求和平發展，互惠共贏，合作建設命運共同體，不單單是對於已經延續了70年的和平共處原則的堅持，也是不把人民綁上戰車，不對外血腥壓迫的大國文明之舉。在後冷戰單極霸權即將落幕，新的全球化秩序正在形成的當下，希望能有越來越多的國家，領略到和平共處的可貴，並遵循這一精神制定國家外交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