條條大路通長安：因為交通而發達（上）_風聞

    北極的愛斯基摩人，以及南非、澳洲的土著居民，他們的文明都不繁榮。並不是因為這些地方的自然資源貧乏，而在於他們遠離世界的交通大道，被人類的進步所遺忘。人類的文明或者就具體而言文化，説到底是人類全體合作的產物。某個地方的發明，因為交通，成為全人類的共同財富。受到刺激的其他地方，往往又能做出更新的發明。

    文明與文化的發展，雖然時而出現波折，但總體上不停向前發展，只要看一下紙、火藥、羅盤等發明的傳播路線便可一目瞭然。然而，與世界交通疏遠的地區，其居民無法均沾人類先進文明所帶來的利益，反而因為文化差距的日益加大，他們在意識上更加抗拒外來事物，從而進一步加深了自身社會的封閉性，與外界的交流變得越發困難。

    文化因為交通得以發達。交通所帶來的利益，並不一定在交換知識以後才產生的。人們對外來的稀奇的東西所產生的驚異和熱愛，便足以成為推動歷史發展的巨大原動力。南海所產的香料，是如何刺激歐洲人的味蕾，從而激發起他們的勇氣，毅然投身於海上冒險的？中國的茶葉，是如何受到北方遊牧民族的熱愛，從而促使他們聯合起來，發展成為“茶葉故鄉”的心腹之患的？難道不正是中國古人對玉器的偏好，才激發了他們孜孜以求的精神，終於成功地燒造了質堅如玉的瓷器嗎？

    説一個地區的文化發展水平與交通的流量成正比，這或許稍有些誇張。但是，不容置疑的，脱離了對外交通而自我封閉，文化發展必然出現停滯，難免成為世界的落伍者，也就難免要捱打。

    對交通便利的地區來説，要想取得文化的發展，單有物質的流通是不夠的。自古以來，處於世界交通要衝的地區，文化不一定繁榮。原因就在於文化是從這兒通過了，但沒有在這兒積累起來。草原沙漠地帶的遊牧民族，他們在文化傳播和交通拓展上所起的作用，要比我們曾經想象的重要得多，這一點在近年來的東西交通史的研究中已經很清楚了。然而，他們的文化至今仍不繁榮，究其原因，遊牧的生活習性與物資的積累難以相容。文化的積累，只有依靠定居的農耕民族才能實現。

    文化的積累無法離開物質，只有在物質上有所積累，才能實現文化上的積累。由於分散的積累效果並不理想，因此，為了發揮更大的威力，積累就有必要集中起來。從這一點上來講，在分散的鄉村，文化的積累並不充分，只有商業密集的都市，才能為文化的積累提供很好的土壤。歸根到底，文化的母體是都市。

    物質也好，文化也好，其實都是很脆弱的，它們會趨利避害，選擇最安全的地方生根發芽。政權所在的大都市是它們的首選。即使這些地方的自然地理原本對交通來説並不便利，但為了取得權力的庇護，物資逐漸向這裏集中，交通路線也因此向這裏延伸。條條大路通長安，這就是貫穿人類文明發展歷史的一般現象。

    五代北宋時期，中國捨棄了交通不便的長安、洛陽，把都城移向了當時的交通樞紐和商業都會開封。這一舉措正反映了那一時代的鮮明信息，同時也揭示了宋代社會的近世性質。

    從秦漢統一到唐代，中國的都城主要設在長安，間或設在洛陽。長安位於今陝西渭水盆地，即所謂的“關中”，其所憑藉天然的山河之險。當時，有一條世界性的交通大幹線，通過天山南路的孔道，貫穿亞洲東西，長安則是控扼從西方延伸而來的交通路線進入中國東部大平原的關口。也就是説，長安是對西方貿易的內陸中心港，中國的特色商品首先積聚在此，然後轉賣到西方商人之手，同時，外國進來的商品也在這裏卸貨，然後轉運至全國各地。

嘉峪關

    清楚了這條如今被稱作陸上絲綢之路的交通大幹線的存在，也就能解開這樣一個疑問：萬里長城真的有必要一直延伸到那麼遙遠的西部嗎？

    答案很簡單。那並不是因為長城西部的南側居住者數量不多的而需要特別保護的漢人，而是為了保護這條世界交通大幹線的。因此，以今日的眼光來看，長城向西的延伸似乎還可以更為遙遠。

    這條橫斷亞洲大陸的交通路線，從長安伸向更遠的東方，經過洛陽，沿黃河出渤海灣，沿中國東北和朝鮮海岸，到達日本的九州北岸。日本民族一開始就充分利用這條交通路線，與大陸之間展開了貿易。

    連接東亞和西亞的交通路線，除上述陸上大幹線外，還有南方的海上航路以及很少被今人提及的喜馬拉雅山道絲路。中國沿海的航路，按理可以通往任何地方，但實際上由於長江以北沿海缺乏良港，海岸離陸地上的聚落相對較遠，航海的風險較大，因此長期以來未見有所發展。長江以南的浙江、福建沿海，海岸線比較曲折，有不少天然的避風良港，並且自東漢以來時有運送大軍的記載，可見從古代開始就在一定程度上加以了利用。而大規模的海上交通，則是以廣東為起點的南海航路。從廣東出發，趁着冬季貿易風的航船，途中在佔婆補羅（簡稱占城，今越南中南部）沿岸停靠，取得燃料、飲水和糧食的補給，再一路南下，自然可以到達馬來半島的南端新加坡一帶。

    從新加坡開始，航路一分為二，轉往東南，則經爪哇（今印尼爪哇島一帶）可以到達香料諸島。很多中國商船以爪哇為終點，滿足於從爪哇人那兒購得所需商品。轉而往西，則經馬六甲海峽，出印度洋，橫渡孟加拉灣，可以到達錫蘭島。中國商船大多在此與印度、波斯及阿拉伯商人交易大宗貨物，然後折回，繼續往前達到波斯灣口的商船非常罕見。流入波斯灣的有兩條大河，底格里斯河與幼發拉底河，溯兩河而上，就能與北方的陸路大幹線交會。幼發拉底河的西岸就是敍利亞，這裏東面地中海，從海岸的任何一個地方都可以出航歐洲。

    這樣，貫穿亞洲東西的南北海陸兩大交通路線，其西端在西亞會合，但東端就沒有這麼簡單了，這是由中國的地形決定的。

    儘管中國擁有廣闊的平原，但其主要的河流均為東西流向，這有利於東西之間的交通，但南北的交通卻受到阻礙，由長安往廣東，必須數次橫渡寬廣的江河，翻越橫亙這些流域的崇山峻嶺，既艱辛又危險。

    為了消除以上的不便，中國自古以來就嘗試着在平原上開鑿運河。大河從西往東，則在這些大河下游的平地上開鑿南北向的運河，並不是一件特別困難的事。古運河在中國各地早就存在，隋煬帝對之進行了大規模的整治，成為系統性的運河網。這個水路網絡，北自白河，貫通了黃河、淮河、長江，直達南方的錢塘江口。

    史上罕見的暴君隋煬帝留下的遺產大運河對後世的恩惠，不應該僅從中國歷史的角度評價它，它在促進中國內部交通的同時，還將橫斷亞洲的南北海陸兩大幹線的東端貫通了起來，這是一項連“暴君”本人都沒有預見到的、具有世界史意義的偉大事業。

    正是因為大運河的開通，從此，由長安出發沿黃河而下先達開封，在這裏換乘進入運河，可直達錢塘江口杭州，再沿浙江、福建海岸南下，不必冒太大的危險就可以到達廣東。中國自此不再是亞洲東西交通線終點的死衚衕，而成為世界循環交通路網中的關鍵環節。

    在大運河時代的唐朝，西方的阿拉伯（大食）人、波斯人的目的地也不再是單純的長安或廣東，他們來到長江與運河交匯處的揚州，在這裏建立起來繁華的居住地，從事商業活動，其人數按十世紀的阿拉伯歷史學家馬蘇第留下的百科全書《黃金草原》記載，據稱有數千人之多。

    唐朝正值西亞信奉拜火教、將中世紀的貴族文化推向頂峯的波斯王朝趨於滅亡，信奉伊斯蘭新宗教的大食人興起的時期。象徵着阿拉伯勢力大獲全勝的阿巴斯王朝在底格里斯河畔的巴格達建都，致力於吸收和翻譯古老的希臘、波斯、印度等各種文化，社會很快呈現了令人目眩的文藝復興現象。伊斯蘭文化在本質上具有極其濃厚的近世色彩，而國土被阿拉伯人侵佔的波斯貴族及其民眾，不甘處於阿拉伯人的統治，他們通過海陸亡命中國。不久以後，作為征服者的阿拉伯人也接踵而來，進入中國。他們分別被稱為波斯人和大食人，又合稱為胡人（或色目人）。

    胡人善於經商，他們在中國的活躍令人驚訝。他們沒有選擇像中國近世貴族那樣成為大土地所有者，而是作為商業資本家積累流動財產。唐人李義山（約813—858）在其《雜纂》的“不相稱”篇中羅列了“窮波斯”，這恐怕是部分波斯貴族後裔淪落的真實寫照，同時可見當時人在談到波斯時聯想到最多還是富人。中國近世興盛的動產資本，一般可以追溯到唐代，因為這種大資本商業的經營方法是流入的波斯人傳授的，與此前中國人所普遍崇信的“千金散盡還復來”的理財觀截然不同。

    在大唐帝國的統治下，國內市場開發進入了快車道，但唐中期以後由於北方民族侵擾，中原陷入了軍閥割據的局面，這種勢頭也因此受到了頓挫。五代以後，長江以南地區不僅與北方分離，而且內部也處於四分五裂的狀態，南唐、吳越、荊南、蜀、楚等政權割據自立。這些國家或佔據了海岸線，或佔據了內陸交通路線的一部分，五代的分裂是交通路線的割裂，同時也意味着國內市場的分割，也造成了通貨的阻隔，於是，各國內部的通貨以及劣質的鉛錢、鐵錢等紛紛出現。

    這種情形阻礙了自由交換經濟的發展，是不爭的事實；另一方面，又對後世產生了某些有益的影響。五代分裂時期，各國都設定了國界線，過去的國內商業一下子變成了國際貿易，為了實現富國強兵，各國競相通商，努力振興產業，開發國內閒置不用的資源，各地特有的產業因此取得了發展。其中，蜀地及江南地區製茶業的發展甚是令人矚目。茶作為中國的特色商品，長期以來博得了良好的世界聲譽，而它的生產及其在經濟中的穩固地位，實際上是在五代分裂時期確定下來的。此外，造紙業、制瓷業、雜品雜貨等輕工製造業生產出了優良的商品，也都充分呈現出不同地域的特色。

    北宋結束了五代十國的分裂局面，政治上的統一，同時也是經濟上國內大市場的再度形成。分裂時期的國際貿易在此還原為國內商業。五代時期混亂的通貨經宋朝政府的積極整治得到完善，除特定地域外，全國的法定貨幣統一為銅錢和習慣上通用的銀子。各地的優良特產經由以運河為大動脈的水路網販運到了全國各地。五代時期各國的都城雖然失去了政治意義，但作為商業積聚之城繼續發展着，尤其是唐代以來運河沿岸的商業都市發展速度更是驚人，財富的不斷積累促使了近世文化的發展。這種現象必然會導致宋代社會不得不傾向於一種資本主義式的集權統治。（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