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美國的親密戰友到最大死敵？薩達姆和美國之間的恩怨情仇丨大伊萬私貨_風聞

前幾天，大伊萬得到了這樣一個問題：美國為何在海灣戰爭，乃至在海灣戰爭結束之後，一定要置時任伊拉克領導人的薩達姆於死地，薩達姆之前和美國的關係不是不錯嘛？

這問題不問還好，一問勾起了大伊萬許許多多的回憶，那些關於2003年伊拉克戰爭，關於局座張召忠，也關於兩河流域這麼多年來的風風雨雨——當時，大伊萬這麼説，這問題挺複雜的，三言兩語説不明白，需要一篇文章的體量。

既然這樣，今天又是七月份的第一天，也沒有太多的新聞值得一提，今天我們就來談一談薩達姆，這位伊拉克梟雄的往事，他是怎樣成為美國的門下走狗的，又是怎樣在海灣戰爭和之後的歲月裏，被美國狡兔死走狗烹的。

從薩達姆和美國之間的關係來看，可被分為三個階段：

成為美國人的朋友

第一個階段從薩達姆發跡到兩伊戰爭開始之前，約1959年到1979年這20年時間裏，在這一階段中，薩達姆和美國之間的關係，以暗通款曲居多。

當時的伊拉克政府，先後被伊拉克自由軍官組織和阿拉伯復興社會黨控制，伊拉克自由軍官組織偏向於走獨立自主的發展道路，但出於反對帝國主義在伊拉克滲透的需要，主張與蘇聯發展友好往來，也即是在美蘇爭霸中倒向蘇聯一方，這深深地危害到了美國在兩河流域的戰略利益。

而阿拉伯復興社會黨伊拉克分部雖然反對伊拉克自由軍官組織“在一國建成世俗化阿拉伯國家”的主張、力主儘快實現阿拉伯國家的聯合，為此不惜連續發起政變。但在對外交往上，阿拉伯復興社會黨政權和伊拉克自由軍官組織是相對接近的，強調阿拉伯國家外交自主化，在美蘇爭霸中持均衡政策以謀取最大利益。

因此，無論是伊拉克自由軍官組織向蘇聯一邊倒，還是阿拉伯復興社會黨伊拉克分部的均衡外交政策，本質上都在侵犯美國的中東利益，事實上在協助擴張蘇聯在中東的戰略利益，美國為此一直在阿拉伯復興社會黨中尋覓自己的代理人。

1960年在埃及流亡時期的薩達姆

很快，中情局就找到了當時還是復興社會黨青年骨幹的薩達姆·侯賽因，經過背景調查之後，中情局認為薩達姆“此人可用”，值得投資。如1959年和1960年，阿拉伯復興社會黨伊拉克分部對任伊拉克總理兼武裝部隊總司令卡薩姆將軍實施的刺殺行動中，都有薩達姆等右翼人士的身影，而背後則是美國中央情報局，這些由薩達姆衝鋒在前的政變，也為薩達姆等人積累了相當強大的政治資本。

1968年，阿拉伯復興社會黨發起了第二次政變事件，推翻了卡薩姆將軍的副手阿里夫將軍領導的政府，成為了薩達姆躍上伊拉克政治舞台的絕佳機會——領導此次政變的艾哈邁德·哈桑·貝克爾，既是阿拉伯復興社會黨成員，又是伊拉克軍官團成員，而且還是薩達姆的大舅。薩達姆也在此次政變的洪流中一路狂飆，青雲直上，很快被任命為革命指揮委員會副主席。

1974年薩達姆以副總統身份出訪印度

隨着貝克爾身體狀況每況愈下，薩達姆的地位也越來越高，幾乎成為了伊拉克國內的二號人物，掌管經濟。此時，政變的條件已經基本成熟——1979年初，薩達姆趁貝克爾重病纏身不能視事，果斷髮起政變，強迫貝克爾退位，自己隨後接任阿拉伯復興社會黨伊拉克分部總書記，革命指揮委員會主席，伊拉克武裝部隊總司令，將黨政軍大權集於一身，完成了從一個黃毛小青年到伊拉克最高領導人的轉變。

而這一切，很難説背後有沒有美國中央情報局的支持，但薩達姆和美國中央情報局關係甚佳，維持着長線聯繫，這是確定的事實，甚至有傳言説，薩達姆在政變成功後，立刻宴請了美國中情局駐伊拉克地區分部的領導人，對美國各種許願，表示自己要成為美國在中東地區最好的朋友。

兩伊戰爭的爆發

當然了，光説不練假把式，要看薩達姆是不是美國最好的朋友，還得實際行動中見真章——薩達姆很快迎來了這樣一個機會。

1979年2月，在伊拉克隔壁的什葉派教士霍梅尼領導的伊朗伊斯蘭革命勝利，在伊朗建立了什葉派教士為主導的統治。相比偏重於世俗化的阿拉伯復興社會黨，伊朗伊斯蘭革命無疑帶有濃厚的神棍色彩，霍梅尼毫不猶豫地將“輸出伊斯蘭革命”作為伊朗的立國之本，呼籲伊斯蘭世界的廣大穆斯林推翻世俗政權，建立符合伊斯蘭教法的統治秩序。

這不僅威脅到了在阿拉伯復興社會黨控制下的阿拉伯世俗國家的利益，還威脅到了與伊朗什葉派格格不入的遜尼派阿拉伯國家的利益，而伊拉克由於國內有超過六成人口都是什葉派，薩達姆為代表的遜尼派反而是少數派，對於伊朗煽動的什葉派伊斯蘭革命更是十分警惕，這成為了薩達姆領導的伊拉克和伊朗之間矛盾的伏筆。

同時，伊拉克和伊朗還有諸多其它矛盾。比如兩國在民族問題上，伊朗一向插手伊拉克北部的庫爾德人事務，支持庫爾德人分離主義組織在伊拉克境內搞事，試圖制衡伊拉克政府。伊拉克對此早有不滿，兩國之間的邊界線也長期未定，矛盾衝突不斷，由於牽扯到伊拉克敏感的出海口問題，伊拉克對伊朗的行為更是深惡痛絕。

湊巧，伊朗在伊斯蘭革命之後，對外擺出了一副“油鹽不進”的態度，霍梅尼在對外政策上，公然宣佈“不要美國，也不要蘇聯，老子我就自成一極，美蘇都給我滾邊兒去”！

要知道，伊朗之前的巴列維王朝是美國的鐵桿跟班，美國更難以容忍自身在伊朗戰略影響力的瞬間歸零，而1979年發生的蘇聯入侵阿富汗事件，蘇聯在中東地區採取戰略攻勢，更是刺激到了美國敏感的神經。為此，美國迫切需要一位強人去遏制伊朗的影響力，那麼，還有哪位強人比薩達姆更為合適呢？

因此，薩達姆很快迎來了一個證明自己是美國“親密戰友”的機會，1980年9月22日清晨，薩達姆領導下的伊拉克軍隊向伊朗發起突然襲擊，兩伊戰爭爆發。

1980年入侵伊朗前薩達姆慰問伊拉克士兵

由於薩達姆打出的旗號，是為整個阿拉伯世界“弔民伐罪”，將這些伊朗的什葉派教士集團擋在兩河流域以東，因此得到了阿拉伯國家——無論是世俗化的阿拉伯復興社會黨政權還是教權派的沙特教權集團的一致支持。

美國也宣佈對伊拉克進行支持，甚至在伊拉克軍隊戰事不利的情況下，向伊拉克運輸化學武器前體、默許伊拉克軍隊使用化學武器來扭轉戰局，伊拉克的化學武器風波由此開始。

搞笑的是，蘇聯也在對伊拉克進行支持。畢竟，伊朗的對外政策“不要美國，也不要蘇聯”一樣侵犯了蘇聯的利益，反而是以色列在偷偷摸摸支持伊朗神權政府——以色列不想看到阿拉伯社會興起一個新的軍事強人，來威脅自己在中東的戰略存在，這從側面反映出中東地區混亂邪惡的程度。

1980年，在兩伊戰爭中肩扛鐵鍬的薩達姆

但無論如何，一場持續九年之久的兩伊戰爭，薩達姆雖然打的難看至極，倒也為美國出了一口惡氣，成功將伊朗伊斯蘭革命的勢力擋在了兩河流域以東。此時的薩達姆，倒是用行動證明了一把自己是美國在中東“最好的朋友”，而美國也投桃報李，給薩達姆政權的諸多倒行逆施大開綠燈。

2003年，力主對伊拉克開戰的美國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在1983年12月和1984年3月還兩次到訪伊拉克，和薩達姆親切握手，並向薩達姆傳達了美國白宮和伊拉克改善關係、默許伊拉克使用化學武器對付伊朗的戰略意圖，薩達姆和美國之間的關係進入了蜜月期。

因此，這薩達姆執政的頭十年，可以被認為是薩達姆和美國之間關係的第二階段。

​****薩達姆的落幕

但是，薩達姆和美國之間的蜜月期，到這裏也就基本告一段落了，兩伊戰爭結束之後，伊拉克債台高築，遂希望科威特、沙特等國免除一部分伊拉克的外債。

兩伊戰爭期間的薩達姆

畢竟，在薩達姆看來，伊拉克為你們遜尼派王爺打了這麼多年的仗，你們也該有點感恩之心，免除點債務是應該的，沒想到遭到了遜尼派教權國家的拒絕，薩達姆隨後又希望租借科威特的出海口以提升伊拉克的石油出口量，但也被科威特拒絕。

嚴酷的現實逼迫薩達姆鋌而走險，決定侵佔科威特，一方面打着所謂的“阿拉伯民族主義”的旗號實現地區一體化，另一方面意圖直接把外債賴掉。

1990年8月2日，伊拉克共和國衞隊突然越過伊拉克、科威特邊境線，向科威特發起全面入侵，科威特國小力弱，很快被伊拉克全部吞併，科威特埃米爾外逃。

在入侵科威特之前，薩達姆曾試探過美國的態度，並對美國的態度產生了誤判——薩達姆認為美國將如同當年默許他使用化學武器對付伊朗一樣，來默許他佔領科威特。最壞的結果，也不過是伊拉克軍隊將憑藉人力優勢，和美國的中東駐軍長期對峙，靠時間來拖垮美國軍隊，迫使美國承認既定事實。

但是，萬萬沒想到的是，美國卻翻臉了，雖然薩達姆完全誤判了形勢，但美國的翻臉倒並不令人感覺意外：

一方面，對於美國來説，既然伊朗對外輸出革命的勢頭被暫時遏制住了，那麼伊拉克的戰略作用也就到此為止了，對於美國不再那麼重要。伊拉克的侵略擴張政策，可能導致中東地區出現一個地區強國，反而侵犯到美國的中東利益。

另一方面，我們都知道美國中東政策的核心是以色列和沙特兩個國家。前者掌握着中東地區的槍桿子，後者則掌握着中東地區的錢袋子，同時還是伊斯蘭教教權的控制者，而伊拉克實施擴張政策，令沙特感受到了巨大的危機，也危害到了美國的石油美元戰略，美國不可能坐視不管。

三方面，1990年的蘇聯已經顯現出戰略頹勢，政權搖搖欲墜，美國已經基本預料到後冷戰時代自身將成為國際秩序的主導者。在此情況下，美國也有必要為自己建立的國際新秩序打個樣板，既然要打個樣板，就必須找個國家出來立威。

此時的伊拉克，不幸成為了美國的打擊目標，“侵略別國，以大欺小”，這是一個多好的展現出美國自身實力，也展現出以美國為主、塑造國際新秩序的原則和願景的機會啊，美國絕對不可能放過！

一場海灣戰爭，伊拉克軍隊被美國為首的多國部隊揍了個一敗塗地，薩達姆的阿拉伯民族主義和建立大阿拉伯國家的願景變成了徹頭徹尾的小丑，和美國的關係自然也就破裂了。

當然，1990年的老布什政府還是頗有戰略手腕的，他明確意識到——伊拉克國內依然呈現出什葉派人數較多，遜尼派是少數派的宗教教派特徵，一旦薩達姆的統治失序，那麼伊拉克必然陷入什葉派教派佔據主導地位的局面，這隻會便宜了隔壁同為什葉派國家的伊朗。

因此，老布什政府只是將伊拉克軍隊趕出了科威特，隨後對薩達姆實施長期制裁，但並未想過直接推翻薩達姆政權。但不管怎麼講，此時美國和伊拉克，美國和薩達姆之間的關係已經完全破裂，“美國最好的朋友”薩達姆已然成為過眼雲煙。其後的伊拉克國勢震盪下滑，薩達姆的統治也不再穩固。

直到2001年911事件之後，又被美國想了起來。有所不同的是，此時的美國總統，已經換成了頭腦簡單的小布什，相比他那當過情報人員、老謀深算的老子，小布什一腦子美國西部牛仔式的想法，想的全都是把薩達姆這個“邪惡頭目”幹掉，然後在中東地區鋤強扶弱，以伊拉克為基地建立一個“民主樣板房”。

結果，一切不出所料——薩達姆被推翻之後，什葉派迅速在伊拉克佔據了主導地位，而且是完全符合美國式代議制民主原則被票選上來的，而伊朗的勢力也迅速進入伊拉克，直接讓伊拉克的什葉派民兵部隊成為了伊朗革命衞隊領導下“抵抗之弧”的一員，這是美國完全始料未及的。

但是，此時已經沒有薩達姆什麼事了，薩達姆在伊拉克戰爭結束後被美國抓獲，並被送上了絞刑架，結束了他作為伊拉克梟雄的一生。只是不知道在多年之後，面對行刑隊，薩達姆·侯賽因上校會不會回想起那個他初見美國中央情報局在伊拉克的官員、對美國人發誓要成為美國在中東地區“最好的朋友”的下午。

所以，説一千，道一萬，薩達姆是不是美國人的朋友，後來又為何成為了美國的階下囚，歸根結底，只有一句話——為了美國的國家利益。在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時，比如在重建美國在伊拉克的戰略影響力，抵抗伊朗對兩河流域的滲透時，薩達姆就成了美國人的朋友；而等到薩達姆試圖在兩河流域建立一個地區強權，威脅到美國在中東的戰略存在後，那麼他就變成了美國的敵人。

這就是摩根索現實主義所説的——國際政治的核心是權力和利益，薩達姆究竟是美國的朋友，還是美國的敵人，為何最後又被美國送上絞刑架，只是為美國的利益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