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員是如何看待日本的？_風聞
温伯陵的烟火人间-温伯陵的烟火人间官方账号-读历史、谈世事、阅人物51分钟前
作者：温伯陵
前段時間，蘇州高新區發生了一起持刀傷人事件，致使3人受傷，其中2人是日本籍。
事件發生以後，網上又出現了“抗日鋤奸”、“核平日本”等極端言論，鬧得沸沸揚揚，以至於網易、騰訊等平台都要出公告、開啓淨網行動來打擊相關內容。
如何正確對待日本，始終是中文互聯網的老大難問題，既然當代某些網友不清楚這個問題的界限，那不如瞭解一下，教員是如何看待日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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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員對日本的態度，排在第一位的自然是抵抗日本侵略，抗戰到底。
早在湖南一師讀書的時候，教員就訂閲了北京、上海、湖南的報紙，每天在讀報上花費大量時間，潛心研究國內外的軍事政治事件，所以他斷定，中日之間必有一戰。
1916年7月，教員在給蕭子升的信裏寫道：
“思之思之，日人試我國勁敵。感以縱橫萬里而屈於三島，民數號四萬萬而對此三千萬者為之奴，滿蒙去而北邊動，胡馬駸駸入中原，況山東已失，開濟之路已為攫取，則入河南矣。二十年內，非一戰不足以圖存，而國人猶沉酣未覺，注意東事少。愚意吾儕無他事可做，欲完自身以保子孫，止有磨礪以待日本。”
那年，教員年僅24歲。
此後二十年，日本侵略者步步緊逼，不僅侵吞了富饒的東北三省，還在上海等大城市駐兵，把全中國變為殖民地的意圖已經十分明顯。
於是在中央紅軍長征結束後的1935年12月，教員開始分析抗日戰爭的具體問題，陸續寫出《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為爭取千百萬羣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反對日本進攻的方針、辦法和前途》、《抗日遊擊戰爭的戰略問題》、《論持久戰》等一系列分析指導文章。
為了抗戰大局，我黨放棄了堅持十年的“反蔣”口號，並呼籲中國的所有軍隊，用“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的精神，團結起來共同抵抗日本侵略者。
此外，民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等社會階層，只要願意為抗日服務，教員也歡迎他們加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總而言之，“抗日”是個大熔爐，只要願意參加的都是自己人，至於以前和我黨、紅軍有什麼芥蒂，都不重要了。
即便到了1945年召開“七大”的時候，教員做的開幕詞裏，最後都是態度鮮明的三句話：“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中國人民解放萬歲！中國共產黨萬歲！”
可以説，抵抗日本侵略者，是教員一以貫之的態度，也是他們那一代人的人生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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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教員看來，抵抗日本侵略者不是單純的軍事行動，同時也是實現革命理想的機會。
在日本侵華之前，中國是一片散沙的狀態。
蔣介石、閻錫山、馮玉祥、劉湘、龍雲等軍閥們擁兵自重，經常為了搶地盤而爆發大規模內戰。
國民黨、共產黨、青年黨為中國該走哪條路而爭論不休，口頭不能説服對方便用手裏的武器交流。
資本主義者、社會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鄉村建設運動者在中國各地進行試驗，想以此證明自己信奉的主義，是中國的正確方向。
百花齊放卻混亂無常。
甚至是中國普通人民都因為缺乏強有力的政府、沒有達成共識的意識形態、沒有共同的經濟利益而不能團結起來，呈現出一種“不認同國家只謀求個人生存”的面貌。
早在湖南一師讀書的時候，教員就在讀書筆記裏寫道：“人民與國家之關係，不過訟獄、納賦二者而已。惟無關係也，故缺乏國家思想、政治思想。”
這就是中國舊社會的積弊。
辛亥革命以來，那些英雄豪傑們不論有什麼主張，歸根到底是希望在地域、思想、軍事、政治、思想層面整合中國，讓中國成為“國民融為一體”的現代國家。
之所以沒有成功，根本原因在於，中國沒有遭遇亡國滅種的危機，各派勢力要麼認為還有時間可以徐徐圖之，要麼想在混亂中謀取最大的利益，導致始終不能團結起來形成合力。
但日本侵華開始以後，中國真正面臨亡國滅種的危機，中國各派勢力立即擁有了共同的敵人，而這個危機也倒逼所有人團結起來，為保衞中國而戰。
“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戰之責”，成為所有中國人的共識。
所以在危機和希望並存的抗戰時期，教員看到了實現革命理想的機會，他要利用這次危機，推動改造中國的事業，就像他在《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裏寫的：
“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賣國賊的任務，是變中國為殖民地。我們的任務，是變中國為獨立、自由和領土完整的國家。”
隨後，教員又提出了一系列具體的方案。
例如在《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裏説：
“中國必須立即開始實行下列兩方面的民主改革。第一方面，將政治制度上國民黨一黨派一階級的反動獨裁政體，改變為各黨派各階級合作的民主政體。第二方面是人民的言論、集會、結社自由。沒有這種自由，就不能實現政治制度的民主改革，就不能動員人民進入抗戰。”
例如在《新民主主義論》裏説：“大銀行、大工業、大商業歸這個共和國的國家所有。這也是國共合作的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的莊嚴的聲明，這就是新民主主義共和國的經濟構成的正確的方針。”
但在大銀行、大工業、大商業收回國有的同時，教員承諾：
“在無產階級領導下的新民主主義共和國的國營經濟是社會主義的性質，是整個國民經濟的領導力量，但這個共和國並不沒收其他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產，並不禁止‘不能操縱國計民生’的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
“沒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給無地或少地的農民，實行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口號，掃除農村中的封建關係。”
也就是説，土地一定要重新分配，大資本一定要收歸國有，中下游民營企業一定要保護，構建全新的中國經濟格局。
此後直到1945年，中國人民第一次團結起來完成一件保家衞國的偉業，中華民族有了抵禦外侮的共同記憶，遍佈各省的解放區也按照教員的計劃，完成了新民主主義改造。
而這就是4年後成立新中國的前提條件，後面的抗美援朝、工業化建設、社會全面改造，其實都是建立在這種基礎之上的。
如果沒有抗日戰爭，這些都是很難完成的。
所以在1956年，教員和訪華的前日軍中將遠藤三郎説：“你們是我們的先生，我們要感謝你們。是你們打了這一仗，教育了中國人民，把一盤散沙的中國人民打得團結起來了。”
所謂的教員感謝日軍侵華，就是來源於此。
有些人不能從改造中國的角度來看問題，抓着教員感謝日本的話不放，説他無視中國人民的苦難，歌頌美化侵略者。
但其實站在教員的立場來看，用中國百年革命的歷史進程來看，教員説的其實是對的。
歸根到底，教員是用辯證法看待日本，既動員中國人民抵抗日本侵略，也利用日本侵略改造中國。
危機危機，危中有機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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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教員是用辯證法來看待日本和中日關係，那麼和日本侵略者作戰，同樣不是單純的軍事行動，更不是和所有日本人為敵。
教員認為，日本不是一個整體，日本侵略者也不是一個整體，他們都是由無產階級、壟斷財閥、右翼軍國主義者組成的。
所以當八路軍俘虜日本軍人之後，教員的處理方式不是誅殺，而是通過改造，讓日本戰俘和八路軍站在一起，成為抗日統一戰線的一部分。
1940年10月，日本共產黨領袖野坂參三給教員寫信，提議在延安成立一所學校，專門用來改造日本戰俘。教員非常高興，給這所學校取名為“日本工農學校”，並在開學的時候親筆寫下題詞：
“中國人民和日本人民是一致的，只有一個敵人，就是日本軍國主義和中國的民族敗類。”
日本工農學校緊鄰抗日軍政大學、馬列學院，教室是200多平米的平房，選派了能講日語的王學文、李初梨等人做教師，學制一年，戰俘們要學習社會發展史、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等課程。
日本戰俘的生活待遇也很好，上午是一菜一湯，下午兩菜一湯，日常主食是小米飯，但一週能吃一次大米、一次餃子。而且日本戰俘在學習期間，每人每月有3元的津貼，相當於八路軍連長的標準。
有了科學的教育，日本俘虜便知道了正義在哪方。有了豐厚的物質待遇，日本俘虜便不想回到原部隊，做任打任罵的作戰工具。
可以説，日本俘虜經過一年的改造，覺醒了，從牛馬變成人了。
改造完成之後，這些日本俘虜還編排了話劇《島田上等兵》，在延安進行公演，主人公島田用台詞替日本底層士兵説了一句：“我們反對虐待士兵，我們要求結束戰爭，早日回國與家人團聚。”
百團大戰中被俘的梅田照文，在話劇中扮演了日軍中隊長的角色。
但在最初的時候，梅田照文是拒絕的。
因為經過改造學習，梅田照文感受到八路軍和老鄉的魚水情，再回想日軍姦淫擄掠的惡行，感覺到非常噁心，便轉變為堅定的反戰分子，和八路軍一起抵抗日本侵略者。
所以梅田照文覺得“日軍中隊長”的角色很不光彩，不符合自己現在的正面身份。
最後還是魯迅藝術學院的指導老師，勸他從藝術的角度考慮，為藝術獻身，梅田照文才扮演了日軍中隊長的角色。
而看到日本俘虜的表演，以及表演過程中的真情流露，坐在觀眾席第一排的教員非常高興，他知道，改造日本俘虜已經初見成效。
此後數年，延安相繼成立了“在華日本共產主義者同盟”、“在華日本人民反戰同盟”、“日本人民解放聯盟”，山西的日軍俘虜也成立了“日本士兵覺醒聯盟”，並在華北各地設立支部，在日軍中發展反戰力量。
這些經過改造的日本俘虜，就是教員在分析日本和日軍的情況後，分化出來的統戰力量，而他們也為中國抗日戰爭做出一定的貢獻。
例如他們利用侵華日軍的思鄉情緒，通過陣前喊話、發傳單、送信、送慰問品等方式，宣傳八路軍不殺俘虜的政策，鼓勵侵華日軍繳械投誠。
如果侵華日軍實在不願意投降，他們就退而求其次，給基層士兵講官兵平等的道理，鼓勵基層士兵反抗軍官，製造侵華日軍的官兵矛盾，進而削弱戰鬥力。
有個叫宮川英男的日本戰俘，甚至因為工作積極有成效，當選為冀魯豫邊區的參議員，最後在山東和侵華日軍作戰時犧牲。
對於這些日本戰俘的貢獻，朱老總都評價説：“日寇在華北最害怕的東西之一，就是日本反戰同盟。”
而因為日本戰俘的工作頗有成績，以至於在抗戰勝利之後，仍然有大量的醫生、教師、軍官不願意回國，非要留在中國為解放戰爭服務，僅在東北，留下來的日本人就有將近三萬。
想想看，如果教員和同志們把日本視作整體，把侵華日軍都當作敵人，又何談分化瓦解侵華日軍，壯大自己的力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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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成立後，教員在處理外交問題時，同樣是把日本的社會力量區分開來。
因為在二戰結束後，美軍進駐日本，並保留了天皇制、財閥和右翼軍國主義勢力，美軍就是通過這些日本舊勢力來控制日本。
於是教員認為，日本存在一個以美國為首、壟斷財閥和右翼軍國主義為次的反動勢力，也存在一個希望趕走美國、日本人民決定日本命運的進步勢力。
在這樣的背景下，**美國便成為中國和日本進步勢力的共同敵人，**教員便不斷的釋放信號，希望和日本進步勢力結成統一戰線，驅逐美國這個共同敵人。
1955年10月，日本的國會議員組團訪華，教員在接見他們的時候，做了一次深度長談，其中一段説的就是：
“我們兩個民族現在是平等了，是兩個偉大的民族。**我們兩國有個共同的問題，就是有一個國家壓在我們的頭上。**你們以為中國是獨立的國家，是不是？中國現在沒有完全獨立，和你們的情況一樣，你們也不是完全獨立的，這是共同點。”
“美國的手很長，它抓住我們的台灣，也抓住日本、菲律賓、南朝鮮。亞洲這樣大的地方它都想抓。這件事情終究不能持久的。這裏是我們的地方，這裏的事情應該由我們的人民來管。”
“我們兩個國家，需要相互幫助，互相之間也不搗亂。各辦各的事情，在友好的關係底下辦事，對你們有好處，對我們也有好處。”
**不提以前的矛盾，尋找當前的共同痛點，團結起來反對共同的敵人，**這是教員處理外交問題的一貫思路。
到了六十年代，中國和蘇聯交惡，面臨美國和蘇聯的雙重壓力，和現在的國際環境非常相似，於是教員對日本的策略更奔放了。
1964年1月26日，日本爆發了大規模的反美示威，27日教員便和日本亞非團結委員會常務理事鈴木一雄、西園寺公一、日本共產黨的機關報《赤旗報》駐京記者高野好久談話，並整理成文章發表在28日的《人民日報》上，表示對日本反美示威的支持，標題是《中國人民堅決支持日本人民偉大的愛國鬥爭》。
其中一段話是這樣寫的：
“美帝國主義是日本民族的最兇惡的敵人。”
“中日兩國人民要聯合起來，亞洲各國人民要聯合起來，全世界一切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要聯合起來，一切愛好和平國家要聯合起來，一切受美帝國主義侵略、控制、干涉和欺負的國家及人士要聯合起來，結成反對美帝國主義的廣泛的統一戰線，挫敗美帝國主義的侵略計劃和戰爭計劃，保衞世界和平。”
這篇文章團結了反美示威的日本人民，還把“反對美國”提高到“保衞世界和平”的高度，讓中國站在絕對正義的層面，簡直是一箭雙鵰。
同年7月，日本社會黨的佐佐木更三、黑田壽男、細迫兼光等人訪華，教員也接見了他們並進行深度談話。
佐佐木更三説：“中國已經完成了社會主義革命，而日本今後才搞革命、才搞社會主義。要使日本革命成功，就必須擊敗事實上控制日本的政治、軍事、經濟的美國。因此我們不僅不怕美國，而且必須同它鬥爭。”
教員鼓勵道：“你説你們日本要革命，將來要走社會主義道路，這個話講的很正確。全世界人民都要走你講的這條道路，把帝國主義、壟斷資本埋葬到墳墓裏去。”
這番話是教員借佐佐木更三之手，向日本的進步勢力，傳遞了自己支持日本革命的態度，並希望和日本的進步勢力結成更深的統一戰線，反對美國。
談到蘇聯的時候，日本社會黨的人問：
“日本北海道旁邊的千島羣島，被蘇聯佔領了，我們長期同蘇聯交涉，要求歸還，但是沒有結果，很想聽聽您對這個問題的想法。”
教員非常明確的表態：
“蘇聯佔的地方太多了。在雅爾塔會議上就讓外蒙古名義上獨立，實際上受蘇聯控制。我們曾經提過把外蒙古歸還中國是不是可以，他們説不可以……蘇聯領土已經夠大了，有兩千多萬平方公里，而人口只有兩億……所以你們的千島羣島，對我們來説是不成問題的，應當還給你們。”
教員的這番話傳遞了一個意思，即在領土問題上，蘇聯是中國和日本的共同敵人。中國支持日本收回千島羣島，日本也應該支持中國收復外蒙古。
可以説，雖然教員沒有忘記日本侵華的罪行，但他更務實，沒有因為日本曾經的罪行，就把日本一棍子打死，反而能冷靜的分析中日情況，不斷的分化瓦解日本，尋求合作的可能，最終壯大中國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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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員如何對待日本的故事講完了，我們可以總結一句，要把日本人民和日本政府區別開來，要把日本親美勢力與日本和平勢力區別開來，要把日本右翼和反戰羣體區別開來。
矛頭要對準真正的敵人。
歷史的經驗證明，情緒高漲的時候，進行無差別攻擊是不能解決問題的，冷靜下來分析問題，抓住主要矛盾才有可能解決問題。
最後，教員在《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裏，提到了關門主義和統一戰線的區別：
**“組織千千萬萬的民眾，調動浩浩蕩蕩的革命軍，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進攻的需要。**關門主義’為淵驅魚、為叢驅雀‘，把千千萬萬和浩浩蕩蕩都趕到敵人那一邊去，只博得敵人的喝彩。關門主義在實際上是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賣國賊的忠順奴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