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發展，越需要外資外企和外國人_風聞

6月24日，蘇州高新區塔園路新地中心公交站台發生暴徒襲擊日本母子，並導致中國同胞遇難的惡性刑事案件，造成了極其重大的海內外影響。

而就在悲劇發生一週前的6月15日至18日，由省委書記率領的江蘇省代表團剛剛對日本奈良、京都、東京、福岡等地進行了考察訪問。期間還在福岡市天神公園舉辦了一場“水韻江蘇”文旅嘉年華，全方位展示江蘇獨特的人文魅力。

今年是福岡縣與江蘇省結好32週年（注：結好：交結，親近，出自《周禮·春官·典瑞》）。幾十年來，在江蘇的日企累計已超過6800家，總規模在中國保持前列。光是蘇州一市，就累計引進了3000多家日企。

像這次發生襲擊案的蘇州高新區，上世紀90年代初還是一片農田，當時的市長章新勝一趟趟往日本跑，在各地舉辦大型招商會。在蘇州政府的盛情邀約下，1993年，首家日資企業蘇州日電波電子工業有限公司入駐蘇州高新區。

此後30多年，松下、佳能、愛普生、富士膠片等知名日企相繼落户蘇州高新區，並不斷增資擴產，比如日電波公司就先後6次增資。高新區逐漸成為蘇州日資日企最集中的區域之一，共有768家日企，佔蘇州全市的四分之一，其中包括18家世界500強日企。日企貢獻了全區20%的工業總產值、25%的進出口總額。

可以説，正是在包括日資日企在內的各類外資外企的助力下，沒有任何政治光環、優先政策的蘇州，才得以崛起為GDP全國第六、地級市第一的經濟強市。

當然，受惠的不只有蘇州。作為一衣帶水的近鄰，日本在中國改革開放的過程中，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1978年10月，鄧小平應日本政府邀請訪日。在大阪，鄧小平一行冒着細雨參觀了松下電器公司茨木工廠，83歲高齡、已經退休的松下幸之助親自到工廠門口迎接。訪問中，鄧小平對松下幸之助説：“松下老先生，你能否為中國的現代化建設幫點忙？”松下當即允諾：“願為中國實現現代化提供協助。”

隨即，松下電器開始在中國投資，成為第一家進入中國的外資企業。

此後，日立、三洋、東芝等日企陸續登陸中國。到2005年，中國商務部更是把中日合資運動寫進了報告裏。

多年來，中國一直是日本最大的貿易伙伴國，而日本則是次於東盟、歐盟和美國的中國第四大貿易伙伴。日資日企遍佈全國各地。

根據2023年3月公開的中國本土法人登記信息，光是松下控股一家，在華僱員數便達到74128人，其中位於蘇州的松下新能源（蘇州）有限公司就有約1.8萬名員工。而日產、豐田、本田等幾大日本車企在華僱工人數也都在4萬人左右。

**我統計了下，目前在華的前20大日企，總共僱傭了近46萬名員工。**另外在我們可以切身感知的零售、餐飲領域，幾大日資連鎖品牌，如羅森在全國開了近6000家門店，711開了3300多家……這些門店同樣提供了大量就業崗位。

被譽為“蘇大強”的江蘇，不僅是日資日企在華的重鎮，也是外資第一大省。

數據顯示，中國共有外資企業45萬家，其中江蘇一省就高達21萬家，佔了全國外資的將近一半。光是一個縣級市崑山，當地的外資企業就達到3萬家，而蘇州全市的外資企業則有9萬多家。

2023年，江蘇實際利用外資253.4億元，是全國唯一超過250億的省份。利用外資前10大城市中，江蘇一省就佔了3席，分別是蘇州，69.05億，全國第5；南京，49.4億，全國第8；無錫，41.2億，全國第10。

如果説，80年代的鄉鎮經濟是蘇南模式的1.0版，那麼進入90年代以後，以新加坡蘇州工業園、“中國德企之鄉”太倉為代表的外資經濟，則是蘇南模式的2.0版。它不僅助力蘇南實現了經濟騰飛，也是改革開放40多年，整個中國得以快速崛起的秘訣之一。

尤其是在改革開放初期，當時的中國要技術沒技術，要資金沒資金；當時的國營工廠，既不懂管理，也不懂市場，一切都得打開國門向外國學習。所謂改革開放，顧名思義就是對內改革，對外開放，而對外開放的重點則是對外資外企開放。

當然，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利用外資的形式也經歷過一個轉變。最開始，我國主要通過對外借款的形式來引進外資。1979至1991年，中國合計對外借款525.6億美元，佔實際利用外資的65%，而外商在華直接投資額僅有250.6億美元，佔比31%。

但是從80年代中期開始，隨着改革開放大局基本確定，特別是各種鼓勵性優惠政策以及相關立法的出台，比如1986年10月國務院頒佈《關於鼓勵外商投資的規定》（二十二條），外企開始大舉進入中國。

尤其是1992年南方談話，以及十四大確立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後，外商直接投資一路攀升，成為中國利用外資的主要形式。到1994年時，外資佔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的比重一度達到了23.6%的高值。

2001年中國正式加入WTO，這要求中國進一步開放市場，不斷擴大外資的准入領域，增加政策透明度。在此框架之下，國內投資環境持續改善，龐大的內需潛力不斷釋放，中國逐漸成為世界上最具吸引力的投資目的地，實際利用外資額也逐年攀升。

2010年，中國實際利用外資首次突破1000億美元大關。到2022年更是達到了1.2萬億元人民幣（以美元計是1891億美元）的巔峯。

與此同時，中國的對外開放也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2014年，《外商投資項目核准和備案管理辦法》出台，外商投資項目管理開始由全面核准制轉向普遍備案和有限核准。

2015年召開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要形成對外開放新體制，全面實行“准入前國民待遇+負面清單”制度，有序擴大服務業對外開放。之後修訂的《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中，對外資禁止和限制的產業種類進一步減少。

時至今日，外資外企已經從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經濟復甦的助推者，變成中國發展的共舞者和發展成果的分享者，內外資之間早就形成了一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水乳交融、不分彼此的緊密關係。

看不清這點，就無法正確理解中國的經濟現狀，進而還可能做出親痛仇快的蠢事和暴行。

如今有些人説起外資外企外國人，總覺得他們來中國就是為了來佔我們的便宜，賺我們的錢。把他們趕走，或者人家主動跑路，沒什麼大不了的，反倒可以把市場騰出來，留給民族企業。這種想法無疑是完全錯誤的。

事實上，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外資企業一直作為中國短缺資金和技術的供給者、更高效率的生產組織者、更高水平的企業制度載體和市場體系參與者，以及高質量的就業崗位提供者而存在。

比如今天很多人自豪於中國擁有全世界最完整的工業體系，並將其歸功於改革開放前的勒緊褲腰帶，或蘇聯援助。但且不説蘇聯援助主要集中在重化工領域，即便是當年“援助”的技術，到改革開放時，基本也都已經落伍了。

以蘇聯援建的長春一汽為例，1978年鄧小平訪日時曾前往日產汽車公司參觀，當得知該廠人均每年汽車生產量為94輛後，深有感觸地説，比中國最先進的長春第一汽車製造廠的人均年產量竟多出93輛。

同樣是生產汽車，日本竟是中國的幾十倍，面對巨大的差距，鄧小平陷入沉思，他指出，如果現在再不實行改革開放，我們的現代化事業就會被葬送。

所以後來，當中國與美國通用汽車公司談判重型汽車項目的技術引進，而美方提出希望搞合資經營時，鄧小平當即作出了“合資經營可以辦”的批示。

事實上，改革開放後的中國之所以能快速成長為繼日本之後的新一代“世界工廠”，主要就是得益於外資大量進入汽車、機械以及電子電器、紡織服裝、食品飲料等工業領域，促進了產業效率的提升和產業分工的細化。難怪中國社科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劉建麗在《新中國利用外資70年》一文中直言，是外資外智助力中國形成完整的工業體系。

還是以汽車領域為例，1984年，大眾集團進入中國之初，為了實現零部件的本地化配套，先後動員了全球多家零部件企業來華投資，跟隨大眾而來的國際零部件企業與此後上海大眾培養和帶動起來的國內零部件企業一起，構成了中國汽車工業最初的供應鏈體系。

1985年，上海大眾開始批量生產桑塔納。在大眾集團和上海市的共同努力下，該車的國產化率從1987年的2.7%迅速提升至1989年的60.09%。1996年，上海大眾成為首個年產20萬輛的轎車企業，普桑的國產化率也達到了90%。

又比如在中國成為世界第一外貿大國的道路上，外資外企同樣發揮過重要作用。尤其是在2001年入世之前，外資外企的作用體現得更為明顯。

一方面它們大大推動了中國出口的總量。2001年時，外企出口甚至一度達到全部出口額的50%；另一方面也有力提升了中國出口的質量。1995年，在外企出口的帶動下，中國機電產品出口比重上升到29.4%，首次超過紡織服裝，成為中國出口第一大產品品類。

正因為外資外企在中國改革開放過程中扮演瞭如此重要的作用，所以2018年在慶祝改革開放40週年大會上，中國政府特地向包括松下幸之助、改革開放後第一位“洋廠長”威爾納格里希、美國國際集團（AIG）前總裁莫里斯·格林伯格等外國人頒發了中國改革友誼獎章。

2023年，全國實際利用外資11339.1億元人民幣，相比2022年巔峯期的12326.8億下降了8%。今年前五個月，中國實際利用外資額同比又下降了28%，而這已經是該項數據連續第十二個月出現下滑。

具體到各地，外資前五大省份中，有三地去年實際利用外資出現大幅下降，其中江蘇下降了16.92%，廣東下降了12.5%，而山東則下降了接近四分之一。

另兩大省份上海與浙江，前者不增不減，接近於零，後者的增幅也在5%以內。

而在主要城市中，北京、深圳、蘇州、廣州、天津、青島、成都等都出現了不同程度的下降。其中青島降幅最大，達到31.89%；其次是北京和深圳，也都在20%以上。

這種情況的出現，一方面固然是受當前國際地緣環境的影響，部分外資外企近年來開始向東南亞轉移產業鏈；另一方面也是因為經過40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們的民族產業已經發展起來，外資外企的作用也不像當年那麼大了，中國自身過剩的產能和資本，甚至還需要通過“一帶一路”等形式向外輸出。

但我們不能忘記，外資外企曾經發揮過的積極作用，更應該清醒地認識到，即使是今天，面對AI、半導體等產業領域的激烈競爭，我們仍需要和外資外企進行合作，仍需要參與國際分工，仍需要牢記鄧小平當年的話：“獨立自主不是閉關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

值得慶幸的是，雖然外資入華的總量有下降趨勢，但在某些高端領域，外資仍在加碼中國。以外資第一大省江蘇為例，空客、博世、SK海力士、通用電氣、霍尼韋爾等一批高質量項目的落地，讓江蘇在裝備製造、集成電路、電子產品等新興產業領域不斷積蓄增長動能。

除了向高端化延伸，能源類外資項目密集落户，也是這幾年外資入華的一大顯著特徵。比較知名的有化工巨頭巴斯夫在廣東湛江的一體化項目，以及沙特阿美與榮盛石化、山東裕龍島項目的合作等。

而這些領域或者關乎中國的經濟底盤，或者是中國亟需闖關突圍的。由此我們可以説，雖然外部環境日益嚴峻，但外資外企並非中國的敵人，恰恰相反，善待外資外企和在華外國人，有利於我們團結更多力量，突破技術封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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