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vs特朗普辯論所揭示的真正災難不是年邁、失智_風聞

拜登vs特朗普的辯論來得快去得快，但餘音還在繞樑，估計三個月都消停不了。

人們的注意力集中在拜登的老邁和失語，都在質疑民主黨為什麼不換人，還出了各種讓拜登“意外”掛掉的餿主意。特朗普其實也老了，還官司纏身，在辯論中一如既往地滿嘴跑火車，或許共和黨也應該換人。

這都是關注錯了重點。

拜登的老邁不是問題，特朗普的不靠譜也不是問題。如果這些是問題的話，換人還真能解決問題。而且不必等外人熱心，美國早就自己解決了。Deep State要是連換個人都解決不了，還算什麼Deep State？

問題在於美國政治已經迷失了方向，拜登和特朗普代表的是兩個相悖但同樣問題多多的政治路線，Deep State也不知道如何是好了。

拜登代表美國霸權路線，還在盡力裱糊Pax Americana，這是基於美國依然是世界唯一超級大國的認知。

特朗普代表孤立主義路線，美國第一，世界其他地方哪管他洪水滔天，這是基於美國實力已經只管得了自己的認知。

從某種意義上説，兩人都都道理，否則問題就簡單了。美國人還是有基本的理智的，明顯的荒唐還是看得清的。問題就在於兩條路線都似乎有道理，但又都似乎有好大的問題。

美國依然是世界唯一超級大國，這是因為中國拒絕做超級大國，尤其是在世界上管天管地管空氣那種超級大國。但美國要管到任何涉及中國的事情，就管不下去了，而中國的投影面積在世界上越來越大，Pax Americana越來越難以維持。美國這個超級大國越來越不超級了。

拜登不是沒有注意到美國實力在衰落，喇叭吹得很響的IPEF把什麼調都吹一遍，唯獨不提自由貿易。貿易架構不提自由貿易，那還算什麼？

問題出在美國的“不再超級”和中國的“實際超級”本質上來自於相對經濟實力的此消彼長。按照匯率GDP，美國依然領先，甚至差距還有所拉大。但美國窮得只剩錢了。

在美國的錢可以調動世界上的一切的時代，這不是問題。但美國要打壓中國崛起，美國在世界上是管買東西的，中國在實際上是管造東西的。買東西的要與造東西的脱鈎，造東西的有便秘之苦，買東西的就有餓死之災了。

拜登想投巨資，重建美國製造業，但美國體制就與國家拉動八字犯衝。國家拉動的核心不在於國家投資，而在於國家激發，後面還是要靠民間資本才能持續發展的。但美國民間資本已經高度金融化了，投資的目的就是為了收割，而且宜早不宜遲，使得國家拉動難以退出。由於這樣的前景，民間投資愈發不願進入基礎設施、基礎工業等收效慢的領域，使得美國再工業化舉步維艱。

即使像馬斯克這樣熱衷投資製造業和科技的異類，也是隻管播種，不管精耕細作和持續發展，特斯拉的產品型號都在第一代之後再也不更新了，最早的Model S竟然已經12年之久，Model 3也已經7年了。

眼下美國指控中國“產能過剩”的最新領域是塑料。這是美國的傳統強項，強在原料成本超低。豐富的天然氣資源使得天然氣裏含有的“液態雜質”（主要成分是乙烷，還有些更高碳的烷烴和芳香烴）成為最佳化工原料，工藝路線的設備和運作成本大大低於更加常見的石腦油裂解，加上化工產品量大價低，遠道海運不划算，這是北美化工發達的基礎。

但中國化工做到成本更低，加上海運成本都把北美化工打得氣喘吁吁，日韓就不提了。現在的北美化工vs中國化工好比70-80年代北美汽車vs日韓汽車，現狀還過得去，但苗頭已經不對了。只要看看北美化工的設施，不難理解為什麼，大量產線還是40-50年代遺留的，70-80年代都不算老舊了，00年以後那是妥妥的“拆刮新”，與中國設施和工藝就不能比了，中國式的極限降本增效更是沒法比的。

再工業化更大的包袱來自美國財政。拜登路線是用大舉增加國債來實現的。美國債務現在已經達到35萬億美元，按照現在的速度，在2035年可望超過50萬億美元，達到預期GDP的114%。在任何正常利率下，債務的利息支出就是不可承受之重，2024年利息支出已經預計達到8700億美元，與軍費相當。而現在5%一級的美聯儲利率其實屬於正常的4-5%範圍，並不算高利率，只是2008年後人們已經習慣於超低利率，正常利率都覺得高了。

更大的債務利息支出必將進一步擠佔政府開支，影響國家拉動和一般支出的能力，拜登路線的可持續性大成問題。

特朗普的孤立主義路線的問題一點不小。

美國之所以還能維持，在不小程度上是靠繼續從全世界收割，孤立主義意味着放棄收割的福利，這是美國不能接受的。特朗普也強力推行減税，從小布什到特朗普，減税從來只惠及有錢人，不惠及中產階級以下。

減税對再工業化也缺乏實際意義。美國資本早就“輕資產化”了，留在國內的製造業越來越少，減税獲益也有限，但重建的投資就不是減税能抵消的，勞動力和環保開支將抵消一切減税帶來的好處。

美國勞動力成本過高是不治之症。製造業曾經是中產階級的最大温牀，去製造業後，一部分中產階級“上升”為上中產階級，在經濟實力方面直逼甚至可能超過“老錢”的有產階級；更大的部分“下沉”到低收入階層，服務業稱為最大的工薪階層的歸宿。為了基本的社會穩定和還上的了枱面的社會公平，服務業（包括零售、家政、醫衞、法律、技術服務）的收費和開支水平提高，但服務性質和品質並不同步提高。

比如説，在上海，60-80人民幣的男子理髮可以得到相當高級的服務，但在美國，30-40美元只能得到很基本的服務。如果以此為比照的話，美國勞動力成本至少是中國的3.5倍。在中國自動化、信息化、機器人化高度發達的現在，美國工人單位勞動生產率更高都不再成立了。服務成本提高導致勞動力成本的全面提高。問題是服務業在很大程度上還是地方性的，美國人不可能特意到上海來理髮。但製造業的產品是全球化的，iPhone不管在哪裏製造，都在全世界銷售。

貿易保護的問題更大。自己和自己玩的封閉經濟圈最終好比是踩着腳背起飛，更何況美國去工業化已經相當深入，在很長一段時間裏，想依靠美國製造來滿足人民生活需要都難。

不管是拜登的國家拉動，還是特朗普的減税刺激，勞動力成本稱為美國再工業化邁不過去的坎。再工業化不成，則美國無望。

然而，減税對減少税入的作用是立竿見影的，而政府開支並不能同步縮減。其結果是進一步舉債度日，同樣加重債負。

特朗普倒是不忌諱中國車企到美國開廠造車，這是拜登絕對不容許的，否則“中國汽車在美國是輪子上的間諜”就難圓其説了。

特朗普要用關税壁壘逼迫美國人減少對進口的依賴，增加美國製造，如果能長期一貫制，比如堅持30年，這或許會有效。其實，拜登的國家拉動要是能長期一貫制，或許也會有效。

問題是，拜登路線和特朗普路線都是美國政治妥協到無可妥協後極端化形成的，拜登和特朗普只是標籤，標籤再換，實質不變。兩條路線是美國精神分裂的結果，走進每一條路都是不歸路。美國現在岔路口，兩邊都不敢、不願走得太深，只能兩邊都試試，導致必然的兩極震盪，使得任一路線在理論上的好處在實際上都成為壞處。

民主政治的核心在於妥協，但久而久之，能妥協的事情都解決了，剩下的都是不能妥協的，接下來怎麼辦，民主政治並沒有答案。齊心協力闖關要求每個人都做出重大犧牲，除非在持之以恆的堅強領導下，這只是理論上的可能性。在現實中，美國人注重活在當下，注重權利而輕視義務，在“容易的路”都走完之後，艱難的路又不能齊心忍痛，怎麼辦呢？

拜登vs特朗普的辯論就是怎麼辦。即使跳入平行宇宙，拜登言辭鋭利了，特朗普謹言慎行了，辯論會更加好看，但問題依在。

美國的真正問題不是沒人了，而是沒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