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 | 高熙睿：印製造業只要崛起，就會對中國構成安全挑戰_風聞

摘要

比較印度獨立以來不同的學理催生出的尼赫魯模式、新自由主義模式和古吉拉特模式等發展模式，尤其是曼莫漢和莫迪新老兩屆政府在發展理論上的不同的基礎上，可以發現印度主要的社會思潮是以費邊社會主義為代表的左翼，國大黨等中間派和印度人民黨代表的印度教民族主義與新自由主義右翼。在中左翼日漸式微，右翼崛起的當下，**印度人民黨推動的印度教民族主義和新自由主義成為主要社會思潮。**印度教民族主義主導了印度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政治發展，影響了其大戰略和外交政策，**突出表現是印度同美國積極合作針對中國，印日在印太框架下不斷推進合作。**而從印度製造業崛起的安全屬性角度來看，印度製造業或許完全崛起也無法對中國形成嚴峻的產業經濟挑戰，但是隻要崛起就會對中國形成安全挑戰。印度製造業崛起對中國的安全挑戰為一個“黑天鵝”事件，兩個基本問題與三個“灰犀牛”事件。這將是我國未來一段時間在次要戰略方向上的主要挑戰的具體形式。中國應重視和正視印度的製造業崛起，做好長期應對準備。

關鍵詞：印度製造業 國家安全 印度教民族主義 印度人民黨 中印關係

圖源 網絡

在中國提出“中國製造2025”，印度提出“印度製造（Make in India）”的計劃後，中印比較被賦予了濃厚的政策意涵與競爭色彩，為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增添了些許波詭雲譎。根據世界銀行數據顯示，2021年中國製造業增加值按現價美元計算為4.87萬億美元，而印度為4439.1億美元，印度製造業增加值約為中國的9.1%。以製造業驅動、出口為導向的經濟增長擴大了中印經濟體量的差距，但中印製造業上的差距形成並不久遠，直到20世紀90年代差距才明顯擴大。然而中國極快的發展速度造成了兩國認知差異：中國往往站在當下的時間點，認為中印存量不可比；印度從改革滯後中國12年考慮，認為如果採取中國的增長模式，印度未來增量可期。

雖然政治制度不同，**但是中印比較在歷史、現實和現代化路徑上有相似之處。**歷史上，中印作為古老文明都經歷了殖民侵略。獲得民族獨立並建國後都採取了蘇聯模式的計劃經濟，優先發展製造業和重工業。**兩國在經濟制度、農村勞動力轉移、社會矛盾、人口體量等方面的相似性是中印比較研究的現實基礎。**中國共產黨和印度人民黨是世界上唯二擁有近一億黨員規模的政黨。現代化路徑上，中印都要推進市場經濟改革。

中國先於印度12年進行市場經濟改革，所以中國出現在印度的視野裏不足為奇，印度借鑑乃至追趕中國的腳步也是應有之義。印度時任總理拉奧的講話體現了印度迫切的心情，“經濟改革席捲了像蘇聯、中國這樣的大國和東歐的小國，人們的觀點發生了變化”，“如果印度要生存下去——它必須在新的環境下生存下去——印度就不能落在（別國）經濟改革的後面”。

面對崛起的中印，人們自然想要比較：“印度能否取代中國？”**答案在於印度推進改革的能力和增長的潛力。**業界、媒體和自媒體先入為主，在產業經濟視域下討論印度製造業崛起，引發大量經濟學學者參與討論“印度能否取代中國”。

關於“印度能否取代中國”的現有研究實則集中於三個層次的問題。**第一，印度綜合國力能否超越中國？**主要比較中印實力，探討印度的國家實力未來有沒有可能超越中國，屬於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研究範疇。該問題具有新現實主義（Neorealism）的色彩，“實力本來就是相對的。一個國家實力的獲得必然是另一個國家實力的損失，是構成了實力增長不平衡規律及其重要性的基礎”。**市場有助於創造財富，但不能公平地分配財富，所以市場經濟在全球的擴張只能加劇國家實力的差距。****第二，印度經濟能否超越中國？**一般是兩國國內生產總值（GDP）和（或）宏觀經濟的比較。有時涉及經濟增長模式的其他要素，**最重要的應當是全要素生產率的比較。**該問題帶有新自由主義的色彩，即關心經濟增長的絕對收益。可以參考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等機構的預測，本文不予贅述。**第三，印度製造業能否取代中國製造業？**此問題指，中印兩國在國際價值鏈分工中，中國是否會被印度替代。其智力淵源汲取糅合了16、17世紀重商主義者的主張、19世紀40年代以李斯特為首的德國曆史學派的觀點、20世紀80年代美國戰略貿易學説（新重商主義）、德國與日本的產業政策以及萊茵模式和東亞模式。雖然上述大部分研究都認為印度不太可能取代中國，但許多研究預設了否定結論。

首先，要釐清“取代”的含義。“取代”在新華字典中的解釋是“推翻他人或排除同類的事物而自己代替其位置”。“印度製造業能否取代中國製造業”的題中之義是：在中國沒有完成向世界價值鏈上游移動和產業升級，並且不會主動放棄中低端和勞動密集型製造業時，印度能否完全擠佔中國的地位？轉移的一種表現形式為在中國投資的產業鏈轉移到印度，**但轉移不一定等於“取代或被取代”。**以下情況即不屬於“取代或被取代”，而屬於產業升級的經濟規律：中國完成了產業升級，戰略上不再需要中低端製造業和勞動密集型產業，轉向高端製造業和資本密集型產業，資本和跨國企業轉向印度，使得印度承接了這部分中低端製造業和勞動密集型產業。雖然產業轉移到了印度，但是並非因為印度的比較優勢或者其他因素所導致，而是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且中國實現了自己的戰略目標。**一個重要推論是，印度製造業崛起對中國製造業最具威脅的產業經濟挑戰不在尖端芯片製造等高端產業，而在於中國仍然需要中低端製造業和勞動密集型產業時，印度製造業崛起對中國的可能衝擊。**中國目前仍然需要中低端製造業和勞動密集型產業也是本文的基本假設。

**其次，要釐清“完全取代”和“部分取代”。**若將由“部分取代”到“完全取代”看作一個連續統，毋寧説供應鏈多元化（Supply Chain Diversification）等戰略就已是一種程度較輕的“部分取代”。中國產業若真的轉移出去，或許不會再出現一個相當於中國體量的“世界工廠”，而是分散於印度、越南、墨西哥和孟加拉國等國家，也即每個國家都“部分取代”了中國。但以目前的規模上述國家顯然無法對中國形成嚴峻的產業經濟挑戰。一些學者認為印度不可能取代中國之後，就將目光匆匆移開，説明了一種非黑即白式的戰略思維。該思維的潛在假設為：只有印度製造業能完全取代中國，才構成產業經濟挑戰。卻忽略了另一種更現實的可能，即印度製造業崛起會帶來政治、安全、經濟等多方面的挑戰。

**一國的經濟方略（Economic statecraft）日益成為地緣政治的一個重要因素。****一方面，**經濟學研究忽略了印度製造業崛起作為地緣事件的政治和安全屬性。當擴展到政治和安全視閾時，印度製造業崛起產生的不僅是經濟挑戰，還有安全挑戰；產生挑戰的條件閾值也不再是“完全取代”般嚴苛。**另一方面，**針對印度的安全研究關注印度的大戰略（Grand Strategy）與外交政策，較少討論製造業崛起的安全影響。而結合霸權國基於霸權體系對中國發動的戰略打壓，印度的製造業崛起對中國的安全挑戰並非臆想。

或許印度製造業崛起的經濟後果在當下看來並不嚴重，但其政治和安全後果是什麼？國際與地緣政治的哪些因素會影響該進程？應當通過觀察印度的哪些宏觀、中觀和微觀層面的特徵、後續政策以及改革舉措來研判其取代的可能？

**本文采用政治經濟學視角，結合安全理論，分析印度製造業崛起的戰略選擇、政策制定及對中國的安全挑戰。**關於印度能否崛起的問題，先後有現代化理論、革命化理論和國家—社會關係理論等理論視角。印度經濟體量比中國小，目前及未來處於中高速發展階段，所以相對變化速度比中國快。而製造業決定了國家實力，因此印度製造業崛起不僅是產業經濟問題，更是安全問題。既不能低估印度崛起作為次要戰略方向上主要挑戰的重要性和優先級，也不能忽視印度製造業崛起作為一個地緣政治事件對世界“一超多強”的多極化格局的塑造和地區安全的影響。無論其戰略意圖是否友善，對中國客觀上的安全挑戰都已形成。

要回答上述研究問題，印度的內因應成為核心變量，而國內既有研究又較少或較膚淺地關注印度的內因。許多分析從經濟學和國際關係一般理論出發，缺乏印度研究的知識積累，因果推斷和研究結論的普適性較強，而疏於國別的“情形條件”，因此短於預測印度的發展趨勢。通過梳理印度的主流意識形態，本文通過考察不同的意識形態如何影響製造業的發展理論與戰略選擇，從宏觀、中觀和微觀三個層次分析印度製造業崛起的戰略選擇與政策制定。同時，以印度公共政策與改革的出台作為指標，研判印度製造業的發展趨勢和對中國的安全挑戰，並提出應對思路。

一、印度製造業的發展理論與戰略

當下，產業鏈從中國轉移到印度有政治和經濟兩重動因**。政治動因是****企業母國政府的行政命令，**即“友岸外包”；**經濟動因是在國際競爭中印度更具比較優勢。**二者都服務於生產供應鏈安全考慮。逐利的跨國公司與追求生產供應鏈安全的母國政府之間的分歧會導致不同的投資決策。對於美國等資本主義國家來説，如果政治決策損害了經濟利益或者二者相左時，經濟理性決策和市場選擇往往比行政命令更持久。目前中國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資（FDI）較為穩定 , 既歸因於中國的比較優勢，也體現了經濟與政治安全考量的邏輯差異。但即便流入中國的FDI減少，也不一定導致流入印度的FDI增加，因為仍有越南、墨西哥和孟加拉國等熱門投資目的地。只是相較於這些國家，印度承接產業的空間和規模更大。**但印度只有採取行之有效的發展理論與戰略才能兑現規模潛力。**否則，轉移到印度只是“友岸外包”的政治產物，卻不是市場的經濟理性決策。

（一）

印度製造業的發展理論之爭

美國印度裔領軍學者們的辯論為管窺印度發展模式之辯提供了很好的案例。**在學術界和媒體上的公開經濟政策辯論越來越多地走進人們視野，**成為了當下印度政治的一個特色，也反映出印度的意識形態和社會思潮分歧。

印度當下的意識形態和社會思潮可分為三類：**社會主義及其變體，民族主義及其變體，以及自由主義及其變體（見表1）。**莫迪政府以印度教民族主義指導政治、社會、文化和語言政策，以新自由主義指導經濟政策。印度左翼則在政策落實過程中以官員不配合、學者批評和羣眾示威遊行的方式進行反對。

圖源：《南亞東南亞研究》

**製造業發展理論的辯論不僅是學理之辯，更是政策之辯。學理之間尚且因意識形態莫衷一是，應用到公共政策則分歧更甚。一類辯論發生在新老兩屆政府班子之間，另一類是與對當下政策的反對聲音的辯論。**哥倫比亞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阿爾温德•巴納格利亞（Arvind Panagariya）串聯起了兩類辯論。首先是莫迪與辛格兩屆政府班子之間的辯論，也被稱為“莫迪經濟學v.s.曼莫漢經濟學（Modinomics v.s. Manmohanomics）”。這類辯論主要是巴納格利亞和高希格•巴蘇（Kaushik Basu）之間的辯論。其內容看似是莫迪與辛格改革對於印度經濟增長貢獻的爭論，實質是做大蛋糕和切蛋糕之爭，有兩派觀點：****一派以帕戈瓦迪和巴納格里亞為代表，認為經濟增長最重要，沒有經濟增長其他無從談起；另一派在經濟上以哈佛大學教授阿馬蒂亞•森（Amartiya Sen）及其學生巴蘇為代表，主張公平分配優先。支持自由貿易的巴納格利亞對尼赫魯模式背後的蘇聯模式與費邊社會主義持批判態度。具體到政策上的辯論則主要圍繞發展模式展開。巴納格利亞所持的觀點是“印度應該製造業和服務業兩條腿走路”，主要駁斥的觀點是“印度應倚重服務業作為經濟增長的引擎，複製中國的製造業模式窗口期已過”。考慮到其官方背景，他作為印度政府諮政源的可能性較高。但就落實轉化情況而言，則有難度。

反對聲音涉及政治、經濟等多方面的公共政策。巴納格利亞與美國經濟學家薩勃拉曼尼亞（Arvind Subramanian）關於印度的改革是親商業（Pro-business）還是親市場（Pro-market）的辯論值得關注。**巴納格利亞與阿圖勒•科利（Atul Kohli）的一個分歧在於對市場改革的看法。**科利基於不同的定義將印度的改革分為親商業和親市場兩種，並以此批評印度的改革。巴納格利亞則反駁和質疑了這兩種定義和分類方法，認為親商業和親市場改革是一致的，都是新自由主義改革的應有之義。**他們的另一個分歧在於對尼赫魯時期的看法。**巴納格利亞等學者批評尼赫魯和英迪拉時期的緩慢增長，推崇1991年自由化改革後的經濟增速。而科利認為儘管該觀點有大量擁躉，他們卻未能考慮當時的政治和社會情形所帶來的歷史侷限性，因此結論是錯誤的。

**關於改革與發展政策的爭辯本質是關於以下理論的分歧：**幼稚產業保護理論，以及由此引申出的戰略貿易學派、東亞模式與產業政策等一系列理論政策與發展模式辯論；比較優勢理論引發的關於印度比較優勢的分歧；新自由主義與費邊社會主義、印度教民族主義的分歧。雖然上述學者都不反對新自由主義，但在具體經濟政策上各不相同。

（二）

印度製造業的發展戰略選擇

從尼赫魯到莫迪時期，基於上述學理，新德里以一些政治價值取向和政策指導為核心，採取了不同的發展戰略模式。發展戰略模式既有領導人的個人色彩，也由當時印度面臨的發展任務所決定。

當1947年獨立後，印度面臨國家建構的諸多矛盾。**主要矛盾是國家建設的發展需要同落後的物質水平和生產能力之間的矛盾。**重工業缺乏、印巴分治帶來的經濟失調、通貨膨脹、糧食短缺等現實問題非常緊迫。大量借鑑蘇聯模式的尼赫魯模式應運而生。消除貧困、自給自足和國防是該模式的三個基本目標。**尼赫魯模式以重工業為經濟引擎，以輕工業提供非農就業，通過最小限度依靠外資實現自給自足。****選擇重工業的首要原因是重工業才能快速完成工業化。**尼赫魯指出：“如果要發展，就必須有鋼鐵，並且有自己製造機械設備的能力，這是一個基本事實。”**其次，**沒有重工業，印度生產設備和交通運輸都要依靠進口，就會在附加各種條件的進口和外國援助中逐漸喪失獨立自主。同時，印度需要重工業發展國防。

尼赫魯模式的形成有多重因素。一是尼赫魯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政治抱負與不結盟主張導致印度拒絕通過附加了大量不平等條約的外國援助來發展。二是費邊社會主義為學習蘇聯模式提供了理論基礎。尼赫魯在英國留學時期接觸到了費邊社會主義。在殖民地經濟中誕生的國大黨秉持階級和諧理念、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運動都與費邊社會主義不主張階級革命的調和理念相契合。三是蘇聯模式具有優越性。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西方經濟危機與蘇聯高速發展的對比使得國際學界在發展經濟學理論上推崇蘇聯模式。四是印度的社會現實與對殖民的痛恨。尼赫魯本人痛恨進口，認為依賴從資本主義工業國進口物資會使得印度在政治上依附於帝國主義，所以具有較強的貿易保護與進口替代傾向。

**尼赫魯模式有諸多影響。首先，**影響了後來印度政府對資本密集型產業的偏好，阻礙了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發展。印度資本的相對缺乏又制約了資本密集型的重工業進一步發展。**其次，**對自主獨立的堅持形成了進口替代的傳統。**再次，**費邊社會主義強調保護工人權益，在勞動法的保護下，大規模的企業辭退工人較為困難，同時工人罷工也經常發生。**最後，**尼赫魯反對關鍵部門私有化，對關鍵產業和領域設立了許可證制度。**尼赫魯模式為印度奠定了工業化基礎，但路徑依賴導致後來的印度政府不夠重視投資勞動密集型產業，進一步減少了非農業就業機會的創造，限制了印度發揮勞動力豐富的比較優勢。**不過尼赫魯必須選擇產業門類發展也是印度缺乏資本積累的客觀原因造成的。

尼赫魯去世後，**國大黨左派和秉持“社會主義”的左翼力量逐漸式微。**在英迪拉•甘地時期的綠色革命後，農業發展的短板被逐漸補上，**但經濟發展難有起色。**英迪拉•甘地時期仍可以看作是尼赫魯模式的延續。

蘇聯解體，冷戰結束，印度進入改革時期。印度經歷1991年財政危機後，拉奧政府改弦更張，推進了基於華盛頓共識的自由化、市場化和全球化改革。正是這一時期，自由貿易與全球化理論在國際盛行，**拉奧政府啓用了大量持該主張的西式精英，社會思潮也轉變為民族主義抬頭和左翼式微。**總理拉奧任用曼莫漢•辛格為財政部長，辛格自此成為了拉奧改革的主要設計師和執行者。在辛格看來，印度改革的方向應當是：“努力把印度從一個管制型約束的內向型經濟轉變為適應市場需要的外向型經濟。”辛格的戰略判斷得到了拉奧的肯定：“在當今世界，自力更生(आत्मनिर्भर,Aatmanirbhara)並不意味着我們製造所有需要的東西。它意味着賺取外匯，支持進口的能力。”**拉奧改革使得印度經濟加速發展，同時也帶來了深遠的政治、經濟與社會影響，製造業崛起正是其中之一。****進行改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有蘇聯解體與大環境變化的原因。**其次，**印度的財政危機和長期緩慢的經濟增速現 實讓印度高層思考改變。**除此之外，**當時的國際理論主張自由貿易與全球化，印度起用了大量認同該主張的西式精英。而社會主流思潮的變化也導致民族主義抬頭與左翼的式微。

經歷改革時期後，尼赫魯模式雖然仍有影響，但當今印度經濟學家對於尼赫魯的評價則更多傾向於負面。除了他們大多是新自由主義的支持者外，**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他們基於發展經濟學理論數十年的迭代，站在前人總結的經驗與歷史的基礎上批判，卻沒有認識到歷史人物的歷史侷限性。**他們迫切地想要“撥亂反正”，以至於矯枉過正，在私有化和新自由主義道路上走得更遠，導致了印度左翼的不滿。

“自力更生”成為印度製造業崛起最響亮的口號，但“自力更生”的思想、戰略和政策可追溯到拉奧改革之前。尼赫魯對“自力更生”的理解是自給自足、進口替代，那麼莫迪對“自力更生”的理解則偏向於賺取外匯、支持進口的外向型經濟。二者最顯著的區別在於對外資的態度：尼赫魯從“獨立自主”出發，限制外資以最大限度減小對外資的依賴；而莫迪則歡迎外資進入。

同時，還有一些地方特色的邦運行模式，如科利對西孟加拉邦、卡納塔克邦和北方邦的比較研究。莫迪執政以後，喀雷拉模式、班加羅爾模式也出現在人們的視野裏。最具代表性的則是莫迪的古吉拉特模式，表現為其主政古吉拉特邦時的設立工業特區、提升工業用地供給、發展電力等基礎設施等政策措施。

在莫迪主政全國後，被推廣到全國的古吉拉特（邦）模式又被稱為“莫迪經濟學”或莫迪政府經濟政策。古吉拉特模式的定義莫衷一是，“莫迪經濟學”也值得商榷。或許莫迪的政策還不足以被稱為一種經濟學，但是確實可以作為一種政策和發展模式來研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印度製造”、生產關聯激勵計劃（PLI）等。

古吉拉特模式的出台是多重因素的疊加：一是印度教民族主義的崛起。“印度製造”“自力更生”幾乎都受到印度教民族主義這種教派民族主義的影響而傾向於貿易保護、進口替代等政策。二是中國的成功與產業政策的潛力。古吉拉特模式無法被歸類於任何一派的經濟理論，因為它既有新自由主義、芝加哥學派的政策，也有費邊社會主義、凱恩斯學派的政策，更像是一個雜糅的政策體，而且處於改革期，政策變動極大，不僅需要系統評估而且需要拆解分析影響該模式的社會現實與政治思潮。

**印度生產關聯經濟計劃代表了印度政府推進印度成為製造業大國、強國的願景。**尼赫魯模式及蘇聯模式遺產（偏愛資本密集型產業）、不充分就業、缺乏大中企業（導致的生產力低下與產業生態問題）、高層心態（“產業婆羅門心態”、單引擎、貿易保護）和法律法規（歷史、勞動法、罷工）是影響和制約印度生產關聯經濟計劃的五個主要因素。**印度生產關聯經濟計劃是否能夠順利執行，取決於改革者能否在經濟層面上推行正確的經濟政策，並且在政治層面上避免經濟政策政治化的同時平衡各利益集團。**印度戰略界認為印度是承接移出中國的製造業的首選，但是印度生產關聯經濟計劃強調資本密集型產業而忽略勞動密集型產業的佈局有可能使印度無法如願以償。而工業化能否解決不充分就業並且帶動外貿出口型經濟決定了印度經濟能否超越日本並且進一步成為大型經濟體。**大量的勞動力是一把“雙刃劍”，**如果政策得當，可提供充分的勞動力稟賦，如果政策不得當，隨着農業產出佔印度GDP比重的進一步下降，大量農業人口被困於第一產業，將帶來一系列不利影響，例如：拉低人均GDP、抬高貧困率及基尼係數，甚至帶來社會動盪。

（三）

印度製造業的改革政策

莫迪在2014年就任後理順了決策機制、重啓一大批改革項目、改善營商難度，整體上重啓了印度改革。在該背景下，莫迪政府為推動製造業發展改革涉及多個重要領域（見表2）。

戰略選擇的辯論或有主觀因素，但印度想要繁榮製造業需要進行五個方面的改革。

圖源：《南亞東南亞研究》

第一，外資准入審批改革。“產業婆羅門心態”導致印度高層鍾愛技術和資本密集型產業，因此要發展必須吸引大量FDI。而印度現有的FDI准入審批流程需要簡化，對外資的門檻和限制也要放寬，但這又與政府內的左翼理念相左。印度政府針對高科技、資本密集型和高端產品的計劃會讓資本本不充裕的印度更加缺乏資本。

**第二，生產關聯激勵計劃拓展改革。生產關聯激勵計劃覆蓋的十四個產業中，只有紡織業屬於勞動密集型產業，不足以拉動滯留農業的勞動力，不能充分發揮印度的比較優勢，也不能解決龐大的農村剩餘勞動力轉移問題。以紡織業、鞋類服裝等產業為代表的低端製造業將是重要的政策指標。中國紡織業的地位固然難以撼動，“產業婆羅門心態”則是印度不屑於從紡織業開始追趕的原因，**這與所謂的“經濟民族主義”有關。前者偏好資本密集型高端製造業，後者導向進口替代陷阱。**紡織品作為相當大的市場是印度製造業崛起的潛力所在，**但印度紡織業僅佔國內生產總值的2%，出口額的11.4%，世界紡織市場份額的4%。而處在同樣區位、要素稟賦不如印度的孟加拉國都可以發展出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紡織業，**佐證了印度高層的產業偏好是一個重要因素。**儘管歐美消費疲軟會影響服裝出口，但服裝需求的剛性較大。更重要的是，人口在增長。1999年，中國的服裝和配飾僅超過印度250億美元。這一差距在15年內擴大到1090億美元。2022年中國紡織品服裝出口分別增長2%和3.2%，達到3233.4億美元。

從經濟體量上來講，如果跨國公司和中國公司想在中國境外投資，孟加拉國和越南等小型經濟體由於勞動力有限，無法佔據全部份額，印度是最佳的承接地，但事實上沒有。所以有觀點認為印度遠離世界生產網絡的任何一極。這看似站得住腳，但有兩個誤區。**一是****沒有考慮向度。**歐洲美國東亞是異質的三極，印度要替代的不是資本密集且佔據高附加值的歐美，因此，印度只要比東亞一極更靠近美歐就不會有地理區位上的劣勢。況且，鄰國孟加拉國的出口主導了歐美市場至少證明該地理區位並不會給印度帶來劣勢。孟加拉國可以發展低端製造業並對歐美出口，印度也同樣可以。二是靜止看問題。“遠離任何一極”是一種靜止的觀點。“能否取代中國”這個問題本來討論的就是印度成為世界新一極、中低端製造業從中國這一極轉移到印度的動態過程。不宜拿現在的狀況否定未來的可能。印度撐起第四極的難度仍然由其戰略選擇和公共政策決定，而非地理區位。即便運輸成本真的更高，只要該成本低於屆時中印兩國的勞動力差價，跨國公司仍有利可圖，可能也會選擇遷往印度。

**第三，《勞動法》改革。**印度勞動法賦予工人比企業家更大的議價權，罷工時有發生，導致僱主難以大規模招聘。此外，《勞動法》規定如果公司僱用超過300人就不能裁員（後來門檻下降到100人）。這也是企業家很難投資於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原因。

**第四，《土地徵用法（2013年）》改革。**印度私人收購土地程序繁瑣，土地流轉不夠靈活，進一步壓縮了土地供應，土地侵佔侵蝕了印度的土地供應。這些因素都限制了土地供應，無法滿足需求。**因此，市場均衡導致房地產價格偏高。**這些因素抬高了土地價格和製造業的成本。城市的低容積率和高房價迫使許多農民工進入非正式部門，居住在貧民窟。他們不會出售農村的土地，因為需要在農作物的播種和收穫季節遷移回農村，使得農村地區的製造業徵地也很困難。

二、印度製造業的政策制定

印度國家政策受到宏觀、中觀、微觀等三個層面因素的影響。近現代以來，教派民族主義者一直是遊離於傳統左右翼之外的第三股力量。因此要進一步分析國民志願服務團、財團和地方勢力等社會各階層和羣體的影響。他們可能沒有系統的政治理論，但與各階層有清晰的利害關係，因而可以在政治光譜上定位其主張。這些本土勢力選擇維護其自身階級利益的意識形態和主張，並通過罷工抗議、代理人和庇護主義、政治動員等方式影響政府決策。

（一）

宏觀層面：意識形態分歧與政治實體偏好

印度主要的社會思潮由費邊社會主義為代表的左翼、國民大會黨（國大黨）等中間派和以印度人民黨（印人黨）為代表的印度教民族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組成。在中左翼日漸式微，右翼崛起的當下，印度教民族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無疑居於主流地位。意識形態分歧造成了宏觀層面的意識形態對抗。

印度的主流思潮是印度教民族主義，他們的經濟和產業政策取向主要是新自由主義和民族主義的結合，同時政治上受到費邊社會主義的影響。即**一方面，推進市場化、自由化和私有化改革，另一方面，施行針對中國的貿易保護、進口替代和產業政策。**由於其多黨制、代議制民主的政治體制，利益多元化，導致博弈複雜，妥協困難，直接體現是改革推進多有反覆，效率低下。但這絕不意味着印度的改革無以為繼。**目前印度經濟政策制定上的一個重要分歧仍然是左派和以新自由主義為代表的右派之間的矛盾難以調和，**主要表現為反對右派私有化關鍵領域國有資產，例如針對鐵路私有化的抗議。

**國際社會對教派色彩濃厚的印人黨政府持批評態度，**以及對國民志願服務團與日俱增的政治與社會影響力非常擔憂，這也是對於民粹主義和民主倒退（Democratic Backsliding）的擔憂。他們認為印人黨的政策違反了多元世俗等代議制民主的應有之義。

（二）

中觀層面：社會運動的影響

開國總理賈瓦哈拉爾•尼赫魯及其領導的國大黨在領導印度獨立的民族運動中積攢了大量民意支持和政治資本，通過相對保守的政策和庇護主義建立了跨階級聯合後，尼赫魯和國大黨鞏固了統治。英迪拉•甘地任內國大黨分裂為兩派，導致了權力真空。印度教民族主義勢力和種姓政黨等次區域民族主義的崛起填補了國大黨留下的權力真空。

印度教民族主義抬頭，催生了買辦資產階級、地主階級、小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的內部分化，他們的民族自豪感和獨立意識都更強，長期的印度教徒式增長使得一部分人不再甘於之前的生產分工模式，**印度的製造業和經濟應與印度的大國地位相匹配。**如果少數人掌握了大量的生產資料和社會財富，必然會在經濟、文化、法律和整個的社會生活中產生重大的影響。那麼大資本家為了維護和發展他們自己的經濟利益，就必然地在政治上尋求自己的代理人。

印度獨立後沒有徹底改造買辦和地主階級代表的殖民和封建制度安排。但民族主義要求去殖民化，資本主義要求反封建。同樣的道理，發展民族資本主義工業自然催生了兩大任務：去殖民化與反封建。

**去殖民化可以利用印度教民族主義動員來完成。**國民志願服務團的印度教民族主義意識形態源於印度長期被外族殖民的歷史。因此，以國民志願服務團為核心的團家族是當下印度影響力最大的社會運動（Social Movement）。

**反封建主要通過行政手段。**印度土地受到地主階層和土地法的雙重製約，供給嚴重不足。對於印度不同路線的支持者來説，**土地問題一直都是核心。**激進左派認為當下印度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需要徹底的土地革命；印人黨右派和新自由主義右派都認為搞民族工業需要增加土地供給。而印度地主階級（जमींदार，柴明達爾）收攏土地和資本流轉，制約了機械化大規模農業生產的發展，同時也束縛了勞動力進入低端製造業，使得印度無法發揮人口上的比較優勢。**對從尼赫魯到莫迪這些主張工業化的領導人來説，**印度地主階級代表着舊的土地所有制度，是禁錮流動資本、阻礙大工業化進程的落後階級。除非有尋租空間或者政治讓渡，不然地主階級沒有動力歡迎土地流轉，允許政府在私有土地上建造工廠。**對於右派來説，**土地流轉限制了工業用地的供給，因而是發展民族製造業的阻礙，因此必須反封建。**但反封建必定會激起既得利益階層的反彈。**莫迪嘗試強硬改革最低收購價格，觸碰了地主階級和代理人階層的利益，因此遭到極大反彈。

（三）

微觀層面：貧困選民悖論（Poor Voter Paradox）

印人黨的效用偏好（Utility Preference）存在內部矛盾。政治上，莫迪需要平衡底層貧困選民與大財團的利益，而這二者本來就是相悖的。**考察莫迪政府的政策需要思考兩個根本問題：****一是為了扶貧還是為了選票？二是靠政府還是靠市場？**因此，國家層面的分析可以在印度教民族主義的視域下，以扶貧或選票和政府或市場兩個基本問題為線索進行。如果印度民族獨立意識比較強烈的買辦資產階級、地主階級、小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聯合起來，希望在政治上崛起，那麼如何爭取廣泛的社會底層大眾顯得至關重要。**這也就是吸引貧困選民的策略，也即貧困選民悖論，**指的是貧困選民會投票給不符合他們經濟利益的、親富人的精英政黨。

**印度教民族主義和新自由主義兩大思潮支撐着印人黨的民族資本主義路線，但印度教民族主義和新自由主義也存在矛盾，**這在國民志願服務團與印人黨間有所體現，兩者的角色功能導致政策偏好不同。例如團家族和印人黨在最低收購價格上的分歧，團家族認為應當優先保障農民的利益，顯示出了對底層和弱勢羣體利益的關心。由於全球化時期印度拉大的貧富差距，去殖民化動員起來的印度教民族主義選民很可能導致右翼抬頭，轉向保守，進一步反對新自由主義和全球化。這對於想要走民族資本主義的莫迪來説是一個兩難局面，產生了一個選民層面的問題：如何讓社會上中下層的選民也投票給右翼精英政黨？只能通過其他手段來彌補選民對於未能分享全球化發展成果的不滿，**從而帶來了一個看似矛盾的現象：右翼政黨與右翼社團卻採取了左翼政黨慣常使用的社會政策，**例如提供社會服務。

**有觀點認為宗教和種姓是印度發展製造業的劣勢。****首先，**該觀點認為印度的宗教讓印度人民消極出世，創造財富的進取心比儒家文化圈的中國、越南更弱。可印度亞洲富豪、初創公司、獨角獸、輸出到歐美的人才的數量都不遜於中國，經濟體量更遠超越南。即便是“同屬儒家文化圈”的中國和越南創造財富的能力也並不相同。**事實上創造財富與遵守印度教的四行期並行不悖。**印度教經典《摩奴法典》中家居期和“法、利、欲、解脱”中的“利”和“欲”正是對於財富的追求，舉一個代表案例，提出積極進取的“印度製造”的莫迪總理本身也是一位印度教徒。

**其次，****類似觀點認為印度宗教的這種“出世精神”和“種姓制度帶來的階層固化”會阻礙經濟發展。該觀點與印度的社會現實不符，也沒有實證研究檢驗假設。**印度建國後在法律層面廢除了“種姓制度”，該變量在印度進行市場經濟改革前後沒有變化，為何印度經濟卻在改革後從“印度教徒式增長”一下子進入了中高速增長？如果印度教讓人出世，不追求創造財富，那麼為何存在商人階層種姓吠舍？印度有三千多種亞種姓，高種姓佔總人口比例不高。假設種姓制度限制了階級流動，那為何有佔印度人口比例較高的中產階級出現？

種姓（Caste）是一種社會分工**。印度社會的問題在於基於市場和現代教育制度的社會分工方式沒有在全部的社會空間中完全替代種姓分工。**這種按照血統出身而非個人的天賦決定社會分工的模式仍然存在，是造成低效率（Inefficiency）的原因之一。社會分工模式的經濟基礎是歧視等上層建築的副產品賴以生存的土壤。反例則是在美國的硅谷仍然有種姓歧視，但是並沒有影響他們向上流動。種姓與社會階層並不完全對應。低種姓表列種姓（Scheduled Castes, SC）、表列部落（Scheduled Tribes, ST）和其他落後階層（Other Backward Classes, OBCs）也有不同的配額政策來改變。在今天的印度，吠舍經商比婆羅門更加富有也並非不可能。

如果**從種姓制度的經濟發展的視角出發，**將印度製造業能否取代中國簡化為一個經濟問題，並將此經濟問題歸因於社會文化，在沒有對錶列種姓、表列部落和其他落後階層分情況討論的情況下，不可過度外推，讓“種姓制度”成為解釋印度一切政治經濟社會發展問題的“萬金油”自變量，不然“種姓制度”反而失去了解釋力。

“宗教文化落後論”不符合經濟學研究中的理性人假設。**印度教作為一種社會實踐與生活方式，與追求財富增長並行不悖。**除行為經濟學，（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其他分支在分析經濟問題時一般遵循經濟理性人假設。即便引入微觀層面的文化因素，也需要説明宗教對微觀層面的個體影響如何影響宏觀的經濟增長。

三、對中國的安全挑戰

印度的經濟方略驅動了製造業崛起，併為國家安全服務。**因此，印度製造業崛起屬於安全研究的範疇，**應當將其作為一個安全因素來考察其帶來的安全挑戰。

（一）

印度大戰略的變化

印度的大戰略源於考迪利耶在《利論》中提出的六合策略（Six-fold policy）。六合策略指國家間的六種狀態，即“和平（संधि）、戰爭（विग्रह）、中立（आसन）、接近（यान）、結盟（संश्रय）、雙面策略（द्वैधी भाव）”。

**新德里的戰略制定者們受四種思潮的影響：尼赫魯主義、現實主義、印度教民族主義和自由主義。**尼赫魯主義認為中國是可以合作的對象；現實主義將中國視作經濟上的競爭對手和安全上的威脅；印度教民族主義羨慕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取得的經濟成就，但也警惕中國在南亞和印度洋地區日益擴大的影響力；自由主義重視中印貿易和經濟相互依存。隨着尼赫魯主義的式微，印度教民族主義成為了印度的主流思潮，左右着新德里的外交政策。新的“不結盟戰略”基於印度古代的六合策略，注重對沖平衡。戰略的內容是：“接觸美國，制衡中國，深耕歐洲，安撫俄國，借力日本，拓展鄰國（Engage America, manage China, cultivate Europe, reassure Russia, get Japan into play, expand neighborhood）。”中國將是印度戰略的重點，而“接觸”和“借力”説明美日是戰略新變量。

**印度有比中國更寬鬆的外部環境，而這種外部環境是由地緣政治、國際政治與意識形態構成的軟實力集合所決定的。**外部環境的變化催生了印度傳統不結盟戰略的變化。**首先，****印度有親西方的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與政治體制。**蘇聯解體後，費邊社會主義同樣式微，新自由主義和印度教民族主義成為社會主流思潮。儘管印度與俄羅斯有着特殊的關係，但新自由主義和民主政體塑造了改革後的印度與美西歐先進工業國家的關係。印度被認為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與西方國家共享“普世價值觀”。西方學界和政界都稱印美是所謂“世界上兩個最大的民主國家”。西方發動基於價值觀外交的“制裁”和貿易戰的藉口較少，也沒有和平演變的必要。**其次，****印度有寬鬆的國際環境。**由於其意識形態和政治體制，冷戰後印度不容易被資本主義陣營國家制裁和脱鈎的原因是無鈎可脱。由於美國政策重視短期效益，無暇顧及印度長期形成的挑戰，因而目前放鬆對印度的戰略打壓，美國亦可能認為長期來看，去戰略自主化的印度崛起可能性不大。同時，美國戰略支付能力也不足以支撐其同時打壓中國和印度。

**因此，印度的大戰略在印度教民族主義者的影響下調整為對中國的平衡戰略（Balance Against），具體的手段則是威懾（Deterrence）。**比如近年來的“印度不再 是1962年的印度”等錯誤聲音體現了印度大戰略轉向威懾戰略。

（二）

印美合作與嫌隙

**印美合作是中國主要戰略方向上的主要挑戰與次要戰略方向上的主要挑戰合流。**印美合作是印度試圖通過多樣化、試圖通過多樣化的戰略來平衡中國崛起的必然選擇。

要研判印美合作的前景，就要分析印美合作的性質。許多學者認為印美合作損害了印度的“戰略自主”，但卻很少對印美關係定性。國際關係理論認為讓渡“戰略自主”的戰略有僕從和追隨（Bandwagoning）兩種。印度有完全的主權，顯然不屬於美國的僕從國；追隨國是指面對崛起國，選擇追隨而非平衡崛起國以避免衝突的策略。美國顯然是單極霸權國而非新興崛起國，同時印度也是崛起國，追隨國的概念也不適用。因此，印美合作屬於對中國的平衡。平衡戰略不損害“戰略自主”，而恰恰是“戰略自主”的結果。

**印美也並非盟友。首先，**如果印美結盟，需要考察：結盟的收益與成本分別是什麼；在無政府和多極化的國際大環境下結盟的結構性動機是什麼；結盟的非結構性動機是什麼，例如軍事實力、利益衝突等；決定結盟主動權歸屬的是什麼；如何決定盟友間收益與成本的分配。以此考察，印美合作中，印太戰略是主次合流的樞紐，但是存在邏輯缺陷：美國能用於“印太戰略”的成本與其預期收益之間存在着嚴重的不適配 , 美國現階段總體實力和可用於“印太戰略”的成本支付能力也存在着巨大的落差。該邏輯缺陷限制了該戰略的執行效果。**印度對美方的不信任既來源於該缺陷，也來源於印美之間的分派模式。**在分配中，美國的戰略文化往往傾向於最大化收益，最小化成本。而印度恰恰想利用美國來最大化自身收益，最小化成本。**其次，**印度如果和美國結盟，就需要支付違反“不結盟策略”的觀眾成本，導致國內不滿和在第三世界國家中的地位下降。這種分配模式上的分歧也體現為印度對於喪失戰略自主和偏離“不結盟政策”的擔心。

**印美合作只會損害印度的國防等自主能力。**因為印美不是盟友，沒有聯合防禦條約約束，印度轉變姿態甚至解套的成本低，儘管美國可以施加壓力，但是綁架印度也並非易事；而一旦印度大量採購美製成熟和尖端武器，則國產尖端武器的研發就會受到衝擊，損害國防自主。美國向印度轉讓技術是在扶持印度的同時讓印度去國產化，這也是避免印度在軍事上成為“下一個中國”的預防性措施。同時，向印度出售美式裝備可以加強雙方裝備的適配程度，減少美印軍事合作的後勤難度。向印度輸出戰鬥機發動機生產線也有助於將印度打造成美軍的後勤基地，降低美軍在南亞開展軍事行動的難度。

但無論印度之後是否選擇與美國結盟、印美合作是否“同牀異夢”，**與美國合作針對中國的收益對莫迪政府仍具有吸引力，對華強硬也是印美不多的共同議程。**中印在邊境問題上缺乏戰略互信，中國逐年增長的軍事實力導致印度陷入了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在印度看來中國增長的軍事實力對其而言是安全威脅。印度政府一再主張“解決邊境問題是中印關係正常化的前提和基礎”，將其作為同中國發展關係和解決其他問題的前提，相較於同中國全方位合作的長期利益，無疑莫迪政府更加關注的是邊境問題的短期安全利益。

**此外，海外印度人羣體和組織充當了印度與西方國家的潤滑劑，推進了印度同西方國家的關係。****一方面，**海外印度人為母國帶來大量僑匯、技術投資與人脈。**另一方面，**龐大的海外印度裔羣體疊加高投票率和政治參與率使得美國等代議制民主國家的政客都爭相拉攏其選票。印人黨和 RSS 的海外組織都積極地遊説對象國政府並充當母國和對象國之間的交流橋樑，而美國議會也組建了“印度連線”等組織來推進兩國關係。

（三）

印日關係與發展

印日合作是中國主要戰略方向上的次要挑戰與次要戰略方向上的主要挑戰合流。“自由印度”超越並且早於美日印澳框架，QUAD不過是印日關係中的一個新階段。長期以來，印度的民族主義者基於民族主義對二戰秩序有不同的理解，其中核心的人物和實踐就是我國印度研究較為忽視的蘇巴斯•錢德拉•鮑斯及其影響。在印度民族主義者看來，鮑斯是可以比肩聖雄甘地和尼赫魯的民族英雄。他們以“反英獨立”為主線，強調英殖民的無情統治，卻忽略了日本法西斯的殘酷，渴望藉助日本法西斯的力量幫助印度從英國手中獨立。

雖然印度最後這段歷史隨着鮑斯殞身台北而很快為主流歷史所忽略，但對當今印度政治仍有極大的影響。譬如，歷任印度總理到訪日本都參拜過鮑斯。RSS也表達了對於鮑斯的肯定。鮑斯作為前國大黨領導人，卻受到了超越黨派的紀念。這反映了**無論是發端於民族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聯合的國大黨，還是走民族資本主義路線的印人黨，都將民族主義作為其意識形態建構的核心。**因此，在他們眼中，民族矛盾是印度與英國之間的主要矛盾。印度是對二戰後秩序的建立與反法西斯的影響有限的國家。整個二戰期間印度都是英屬印度，這就賦予了印度獨立後建立與日本關係時具有極大的靈活性，而鮑斯又成為導向印日合作的民族主義符號。無法理解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與二戰中貢獻的緊密關聯性的印度，自然認為其有資格要求入常。

**民族矛盾能夠衍生出對殖民的仇恨。****但由於印度二戰期間沒有遭受日本法西斯的大規模侵略，因此印日之間尚無尖鋭的民族矛盾，**印度無論在主觀意願還是共同經歷上都難以理解日本法西斯侵略給中國人民和亞洲人民帶來的深重災難。**因此，印度在發展同日本關係時也不會顧及中國的民族感情。**印度積極發展同日本關係以平衡中國，在中國看來只會降低中國人民對於印度的好感，將印度同日本畫上等號。而兩個信奉新自由主義的政權進一步開展價值觀外交，即所謂“世界最大民主國家”與“亞洲歷史最悠久民主國家”之間的交往，甚至印度還可能會進一步支持日本政府“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等錯誤政策和言論。

**同時，印日合作由於可以互補短板，還有可能進一步深化。**例如，印日針對日本較弱的網絡安全能力開展合作，幫助日本提升網絡安全防禦和進攻能力，或者共享網絡情報。日本可能會保持甚至擴大在印投資，尤其是技術性資本。印日可能還會就印度高鐵等基礎設施項目展開合作。

（四）

對中國的安全挑戰與應對

中國在21世紀中葉需要面對和研究的很可能是一個作為有核國家、人口世界第一、經濟總量世界第三、常規軍事規模世界第四且旨在主導印度洋並輻射亞太的印度。中國對印的戰略衡量、政策制定與學理討論不應也不能以此問題的非黑即白之答案為轉移。倘若僅因為一時的“能”而過度傾斜投入本屬於其他戰略方向的資源，或因“不能”而減少關注和投入，都不恰當。誠然，印度製造業或許完全崛起為“世界工廠”才能對中國形成產業經濟上的嚴峻挑戰，而且印度只有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逐漸向資本密集型產業轉移，以製造業和服務業“兩條腿走路”，發展出口導向型經濟，才有可能取代中國。**但是印度製造業只要崛起，無論其戰略意圖是友華、反華或左右逢源，客觀的安全挑戰都會形成。這仍將成為中國本世紀上半葉面臨的重大長期戰略挑戰之一，**若僅將其看作經濟事件而忽略其政治與安全屬性，將成為誤判。

**因此應該重視和正視印度的製造業崛起，做好長期準備，經營和應對次要戰略方向。**需根據印度改革推進的實際情況與國際局勢的變化，整合和建構對印度硬實力、軟實力、巧實力、國家能力和政府能力的綜合分析框架，並由此推演一定時間段內的地緣戰略形式。

針對這種形式的政策評估和推演多采取“最壞情況法”（Worst Case Scenario），以免低估挑戰。**若在對中國最不利的情況下印度的製造業也無法取代中國，則可以排除其他情況下取代的可能性。**在目前的國際政治形勢下，印度作為中國次要戰略方向的主要戰略對手，或將與主要戰略方向上的主要戰略對手和次要戰略對手合流，繼而成為中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之路上最大的戰略挑戰，因此應考慮次要戰略方向呼應與跟隨主要戰略方向同時對中國發起挑戰的情形。**如果將東亞與南亞地區安全狀況對比，假如美日台激化台灣海峽矛盾，則南亞地區安全狀況更高，國際資本往往會考慮去南亞投資或者回美國避險。**因此中國有必要做兩手準備：一方面站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背景下和“世界35%人口的獨立現代化道路”的高度上去思考和應對印度的製造業崛起，歡迎和鼓勵印度採取非零和博弈策略，另一方面充分考慮其他博弈情形。

美西方和印度對華強硬派在進行議程設置（Agenda Setting）時內嵌了零和博弈邏輯陷阱。如果我們不假思索地接受“印度能否取代中國”的零和博弈思維，就會自然陷入與印度對抗的邏輯和“印度必然是中國的戰略對手”的認知，從而錯誤地左右戰略佈局。而中印作為發展中國家，理想情況下最好的博弈均衡是合作共贏，讓世界35%的人口都享受到現代化的發展紅利，而非對抗。需要警惕這種分化發展中國家並製造對立的傾向，這與美國希望近期將中國定性為發達國家並從發展中國家行列中剔除的願望是一致的，不符合中國的利益。

印度作為一個製造業崛起中的國家，對中國的安全挑戰可以總結為：一個“黑天鵝”事件，兩個基本問題與三個“灰犀牛”事件。

**“黑天鵝”事件為讓中國陷入兩線困局。**印度製造業崛起需要大量的資本尤其是技術性資本流入，而地區安全與穩定度與資本流入呈正相關。中國取消了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QFII）和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RQFII）機制，資本市場進一步開放，增強了資本承接能力，成為世界最大的產業資本集中地，也是產業配套最好的地區。俄烏戰爭導致大量歐洲資本流入中國，因此讓中國成為潛在的戰爭熱點地區，也即霸權國希望在中國周邊製造不穩定因素，甚至是局部戰爭，讓流入中國的歐洲技術性資本和本土資本出逃。**印度的發展需要大量技術性資本流入，那麼擾亂中國周邊地區安全穩定自然也可以獲利。****而最好契機就是參與危機，**以期打擊中國的市場信心，促使投資中國的資本出逃，去印度避險。這種以金融資本獲利需求為動因的安全隱患是不以一國和平的外交姿態和攜手共建的良好願景為轉移的。

**兩個基本問題為：****傳統安全上，**印度製造業崛起在邊界問題上為印度帶來更多底氣，服務於其國防工業、基礎設施和網絡安全等產業；**經濟安全上，**在製造業取代問題，尤其是芯片問題上與台灣合作，給大陸製造些許焦慮和影響，讓大陸產生“地位焦慮”，進而打亂大陸的發展節奏。這更契合了美國豐富產業鏈和與中國脱鈎的戰略意圖，從而增加了其在美國佈局中的戰略價值。

進而帶來三個“灰犀牛”事件：主次合流帶來的印美合作、印日安全合作（導致修正二戰敍事與調整戰後秩序）、印度以所謂“民主—威權”敍事介入台灣、南海和新疆等中國內政。這三個“灰犀牛”事件將是未來一段時間國際鬥爭和國際事務中印度對我國的主要安全挑戰。

雖然主動權在新德里，盡最大努力防止印度完全倒向美國仍然符合中國利益，僅靠印美的嫌隙絕不足以説服印度放棄與美國一同針對中國的共同利益。**中國還需要擴大與印度的共同利益，**如強調發展、鞏固和擴大發展中國家共同利益、加深和強化上合組織、金磚國家合作機制。**對印政策仍應充分考慮印度政策固有的利弊屬性，並且予以利用。**例如，崛起的製造業給印美合作帶來軍工技術轉讓落地生根，短期內會助力印度發展更強的軍工製造業，長期來看損傷印度軍工國產化的能力，且發展路徑受制於人。印度製造業崛起同時需要廉價能源供應，即石油、煤炭和天然氣。由於美國能源價格高昂，印度仍然離不開俄羅斯的能源。因此，中俄印關係短期內仍然是穩定中印關係的抓手。

四、結語

印度針對製造業發展理論有新老兩屆政府和當下政策兩類辯論。不同的學理催生了尼赫魯模式、新自由主義模式和古吉拉特模式等發展模式。背後則是費邊社會主義、新自由主義和印度教民族主義三種不同意識形態的影響。印度教民族主義抬頭，催生了買辦資產階級、地主階級、小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的內部分化。他們的民族自豪感和獨立意識都更強。窮則思變，長期的印度教徒式增長使得一部分人不再甘於之前的生產分工模式，要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讓印度的製造業和經濟與印度的大國地位相匹配。印人黨順應該意識形態，選擇了民族資本主義路線，並面臨兩大任務：去殖民化與反封建。印人黨利用民粹政治和印度教民族主義動員來完成去殖民化，通過行政手段完成反封建。

**但民族主義和新自由主義存在內部矛盾，體現在對待底層和小微企業的態度上。**支持印人黨的大財團希望壟斷市場，社會不平等不是他們的主要考量，而支持印人黨的國民志願服務團強調關注農民、社會底層和幫助小微企業，穩住票倉。印人黨通過組織優勢將吸引貧困選民的任務外包給團家族，同時通過自由化政策確保印度精英的利益不受影響，因此達成了跨階級聯合。印人黨動員起來的印度教民族主義選民導致印度政治右轉，反對全球化和新自由主義，因此印人黨不得不通過團家族向貧困選民提供社會服務以獲得選票。

**印度教民族主義也主導了新德里的大戰略和外交政策。**印度同美國積極合作針對中國，印度同美國積極合作針對中國，希望借力美國削弱中國，美國也可能在中印雙邊關係和爭端上支持印度。印日由於不存在民族矛盾，所以會在印太框架下不斷推進基礎設施、友岸外包、價值觀外交和網絡安全等方面的合作。**印度製造業或許完全崛起對中國不能形成嚴峻的產業經濟挑戰，但是隻要崛起就會對中國形成安全挑戰。**印度製造業崛起導致的一個“黑天鵝”事件，兩個基本問題與三個“灰犀牛”事件將是我國未來在次要戰略方向上的主要挑戰的具體形式。**對待次要戰略方向上的主要挑戰應當一分為二，戰術上，**針對莫迪政府的短期挑戰，做好安全應對；**戰略上，**針對印度長期崛起，站在發展中國家與全球南方的立場上，從“世界35%人口的獨立現代化道路”高度，歡迎印度採取非零和博弈思維，擴大發展中國家和全球南方的合作與共同利益。

**作者簡介：**高熙睿，香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國際關係專業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領域：國際關係、南亞政策與事務。